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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音]：Jingjin-guwenxue

西漢末期形成的經學研究中的兩個派別。漢初的經學原無所謂今、古文的區別，哀帝、平帝之際，劉歆爭立古文經傳於學官， 才有派別含義的“古文”名稱。 “今文”則是由於古文家獨樹一幟，迫使原有經師結成一派之後，到東漢時才出現的名稱。它是古文經師對立於學官的經書、經說和經師的別稱。

戰國以來儒生傳經，大都是師徒、父子口耳相傳。到漢代才用當時通行的隸書著於竹帛，故稱為今文經。漢代的今文經學，《詩》有魯、齊、韓三家，魯始於申公，齊始於轅固生，韓始於韓嬰；魯、韓二家文帝時立博士，齊詩則於景帝時立博士。《書》有歐陽氏、大夏侯(勝)、小夏侯（建）三家，同出於伏生；歐陽氏武帝時立博士。大、小夏侯宣帝時立博士。《禮》有大戴（德）、小戴（聖）、慶普三家，同出於高堂生；武帝時立《禮》經博士，宣帝時分立大戴、小戴為博士，一說慶普也立博士。《易》有施氏（讐）、孟氏（喜）、樑丘氏（賀）、京氏（房）四家，同出于田何。武帝時立《易經》博士，宣帝時分立施、孟、樑丘為博士，元帝時又立京氏為博士，一說京氏未立博士。《春秋》有《公羊傳》和《穀梁傳》(崔適《春秋復始》以為《穀梁傳》是古文)，《公羊》有嚴氏（彭祖）、顏氏（安樂）二家，同出於胡毋生和董仲舒；武帝時立《春秋公羊》博士，宣帝時分立嚴氏、顏氏為博士；《穀梁傳》出於瑕丘江公，宣帝時立為博士，一說未立。今文經學解釋經義，主要在於“通經致用”，著重章句推衍，結合陰陽五行災異和刑名學說來發揮經文的微言大義，提倡大一統、尊君抑臣、正名分等思想。漢武帝時，董仲舒的公羊學最適合統治者的需要，有特別尊顯的地位。元帝以後，君權衰落，今文經學也隨著式微。哀帝、平帝之際，讖緯盛行，今文經學又與之結合，經說的內容更為空疏荒誕。

漢代出現的先秦經籍，相傳或出於孔壁，或發自中祕，或獻自民間，經文都用秦以前的古文字書寫，故稱為古文經，其中《易》有《費氏（直）易》，《書》有《古文尚書》，《詩》有《毛詩》，《禮》有《逸禮》和《周官》，《春秋》有《左氏傳》。古文經學解釋經義，主要在於“通經識古”，詳於訓詁，侷限於探索經文字義，在理論上沒有重大發揮。但在認辨解釋先秦文字的過程中，建立了系統的訓詁方法，有一定的貢獻，主要著作有《爾雅》和《說文解字》。

哀帝建平時，劉歆提出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和《古文尚書》於學官，以與今文博士相抗衡。哀帝命他與五經博士討論，但博士們多不贊成，或不肯表示意見，或說《尚書》二十九篇已完備，或說左氏不傳《春秋》。劉歆寫了著名的《讓太常博士書》，指出今文經傳殘缺，古文經傳可靠，正可補充今文的殘缺。措詞激烈，遭到今文家們的怨恨和猛烈攻擊，其主張沒有實現。此後，經學出現了今文和古文兩個派別，雙方爭論前後延續了近兩百年。王莽當權時，由於託古改制的需要，劉歆藉機把《左氏春秋》、《古文尚書》、《逸禮》、《毛詩》立於學官，後又立《樂經》為博士，《周官經》六篇也立為博士。東漢光武帝時，取消古文經博士，復立今文經博士，共十四博士。建武年間，韓歆又提出為《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又引起一場爭論，最後由光武帝決定立《左氏春秋》為博士，遭到今文家的激烈反對，不久廢去。終漢之世，古文經沒有再立於學官。可是由於古文經學在內容上勝過今文，再加上章帝於建初元年（公元76）令賈逵自選《公羊》嚴、顏的高才生二十人教授《左氏》，八年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業《左氏春秋》、《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又任賈逵的弟子為郎官，學者都欣欣嚮慕，古文經學的傳播日益廣泛。東漢最有名的學者，如賈逵、服虔、馬融、鄭玄都是古文家，或兼通今古。在馬融、鄭玄兼採今古文注經的影響下，今古文漸趨於混同。東漢中葉以後，博士人選，亦不如西漢嚴格，古文家可以任今文學博士，如周防以治《古文尚書》為博士，盧植通經今古文學為博士。漢末，董卓之亂以後，博士失職守近三十年，今文學遂日益衰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