慣性導航

[拼音]:fosi

[英文]:Buddhist temple

佛教僧侶供奉佛像、舍利(佛骨),進行宗教活動和居住的處所。

淵源

佛寺在中國歷史上曾有浮屠祠、招提、蘭若、伽藍、精舍、道場、禪林、神廟、塔廟、寺、廟等名;或源於梵文音譯、意譯,或為假借、隱喻,或為某種型別的專稱、別名,到明清時期通稱寺、廟。“寺”原是古代官署名稱,東漢明帝時,天竺僧攝摩騰等攜帶佛教經像來洛陽,最初住在接待外賓的官署──鴻臚寺,後將此寺改建,稱白馬寺,後世相沿以“寺”為佛教建築的通稱。佛教在中國流行近2000年,雖然不同時代、不同宗派的佛寺在建築上存在著差異,但大體都是以佛殿或佛塔(見塔)為主體,輔以講堂、經藏、僧舍、齋堂、庫廚等建築,佈局上沿襲中國傳統的庭院形式。佛寺的宗教活動具有群眾性,因而戲場、集市等相伴出現。建在山林的佛寺則多與風景名勝相結合(見寺廟園林)。中國佛寺雖是宗教建築,卻和世俗生活密切相關,具有一定程度的公共建築性質。

佛寺的沿革和形制

中國佛寺的發展大體可分為三個階段。

東漢至東晉(約1~4 世紀)

此時佛教被看作類似黃老之學。史載漢桓帝時“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浮屠”為梵語Buddha的音譯,也譯作“佛”。佛教剛傳入時其建築曾借用中國傳統的“祠”的名稱,後又稱為“佛圖”或“浮圖”。據《魏書·釋老志》,“自洛中構白馬寺,盛飾佛圖,畫跡甚妙,為四方式。凡宮塔制度,猶依天竺舊狀而重構之,從一級至三、五、七、九。”東漢末笮融在徐州建浮屠祠:“上累金盤,下為重樓,又堂閣週迴,可容三千許人。”說明最初的佛寺以塔為中心,四周用堂、閣圍成方形庭院。屬於這時期的佛寺遺址尚未發現,但可從《洛陽伽藍記》記述的北魏洛陽永寧寺推知大概。此期佛寺數量不多,西晉首都洛陽周圍也只有40多所。

南北朝至五代(約4世紀中葉至10世紀中葉)

這是佛教在中國的鼎盛時期。佛教為統治者所信仰,許多僧徒成為權勢者,擁有政治影響和經濟實力,佛寺的數量和規模都大大超越前代。南北朝時,佛寺主要有兩種型別:一種是前期舊型的延續,以北魏洛陽永寧寺為代表;雲岡石窟第六窟為方型窟室,中心立塔柱,四壁環繞有浮雕的廊院,北面正中雕殿形壁龕,可資佐證。另一種是宮室第宅型。北魏中晚期通過舍宅為寺的“功德”活動,許多王侯的宮室、第宅改建佛寺,以原前廳為佛殿, 後堂為講堂,廊廡環繞,有的還附有花園, 形成與前期迥然不同的風格,成為以後佛寺建築格局的主流。《洛陽伽藍記》記載的約50座重要佛寺中,以塔為中心的浮屠祠型約佔四分之一,前廳後堂的宮室第宅型約佔三分之一。隋唐時期已很少有以塔為中心的佛寺了。從初唐律宗創立者道宣撰《關中創立戒壇圖經》中所繪理想的律宗寺院,敦煌莫高窟唐代壁畫所繪佛寺和有關文獻的描述,可知唐代佛寺是繼承北魏宮室第宅型佛寺發展而定型的。這類佛寺的特點是:

(1)有明顯的縱中軸線,從主要出入口“三門”(由佛經中“三解脫門”的說法得名,也作“山門”)開始,沿軸線縱列數重殿閣,中間連以橫廊,劃分成幾進院落,構成全寺主體部分。

(2)較大寺院在主體殿閣兩側,仿宮殿中廊院式佈局,對稱排列若干較小的“院”,按內容命名,如菩提院、般若院、淨土院、塔院、閣院、律院、庫院等。據記載,五臺山大華嚴寺有15個院;成都大慈恩寺有20多個院;長安章敬寺有48個院,房屋4130餘間,是為皇室專建的特大規模寺院。

(3)主院和各小院均繞以迴廊,廊內有壁畫,有的還附建配殿或配樓。

(4)塔的位置由全寺中心演變為殿前左右置雙塔或於主體殿庭前方兩側分立塔院。中唐以後密宗盛行,多供菩薩立像,所以寺廟後部的講堂或配殿開始建為二層以上的樓閣。唐代僧侶為宣揚宗教所作的俗講已帶有文化娛樂色彩,以後又在佛寺中出現戲場,使佛寺具有公共建築性質。此外,寺中還有供僧徒生活的僧舍、齋堂、庫廚等。大型佛寺還有磨坊、菜園等,有的附設客館。此時期大量光建佛寺,史載南朝僅建康一地就有佛寺500餘所。北魏末年都城洛陽有寺1367所,外地有寺30000餘所。北齊鄴城有寺4000餘所,全境共達40000餘所。唐代更多。唐武宗會昌五年(845)“滅法”,一次拆去佛寺44600所。五代周世宗顯德二年(955)“滅法”,拆毀境內佛寺 30336所。經幾次滅法和自然損壞,唐代佛寺除個別殿宇外,沒有成群成組儲存到現在的。

宋代至清末(約10世紀中葉至20 世紀初)

唐會昌滅法後,佛教始終未能恢復以前的盛況,佛教的社會作用大為降低。北宋和遼代的一些大型佛寺基本上仍沿用唐代的格局,如燕京憫忠寺和開封大相國寺的主體是:前為三門,內有一重至數重殿,後為閣,前方東西側各有塔,主體兩側各有若干個院。《東京夢華錄》載,大相國寺廟會已是一個衣食器用、圖書文玩、醫卜星相、飛禽走獸等無所不包的大市場。“廟會”成為集市的一種重要形式,延續至近代。但它只是利用殿庭和廊廡臨時設攤,並不影響佛寺建築佈局。宋代禪宗興盛,南宋著名大寺“五山十剎”,都是禪宗的寺院。禪宗佛寺佈局有“伽藍七堂”說,具體內容說法不一。宋代史料記載,徑山興聖寺中為正殿、三門,以長廊樓觀連線,前面有鐘樓,下層為觀音殿。另有法堂、方丈、庫堂、雲堂、香積廚等建築。天童山景德禪寺有三門、盧舍那閣、起諸有閣等建築。這兩寺都屬“五山”之列。但從現存元代王蒙《太白山圖》所繪的天童寺看,寺的中軸線上依次為三門、正殿、後殿,以迴廊圍成殿庭。三門為樓閣,內有二樓對峙,後殿也有二樓對峙,疑是鐘鼓樓或藏經閣。殿庭兩側各有數“院”。佈局仍是唐和北宋以來的傳統形式。明代以後佛寺佈局又有變化,主體建築有山門,門內左右有鐘鼓樓,原三門處改為天王殿,內為大雄寶殿、東西配殿,後為藏經閣。自天王殿至藏經閣,以廊廡、配殿圍成殿庭,與唐宋用迴廊者不同。大型寺廟兩側仍有小院,最後部分並列三個院,中央為“大悲閣”,左右為方丈院。現存的山西太原崇善寺(明初建)、北京智化寺(明正統八年建)、北京碧雲寺、臥佛寺都是如此。北宋以來,大寺中多供羅漢。開封大相國寺曾塑五百羅漢,供於三門的上層。明代以後發展為田字形平面的羅漢堂,多在寺側另闢一院,不影響全寺整體佈局。

喇嘛寺的沿革和形制

從元代起出現了佛寺的新型別,它的興建同喇嘛教傳入內地有關。佛教在7世紀中葉傳入吐蕃(西藏),8世紀中葉吐蕃王赤松德贊迎請高僧蓮華生入藏傳教。他在密宗教義的基礎上,融合吐蕃原有的巫教(即缽教或苯教)並吸收印度婆羅門教的某些神祕法術而創新教。因教中高僧稱喇嘛(意為超人),所以這種佛教被稱為喇嘛教。蓮華生又按密宗金剛界曼荼羅(Mandala,又稱曼陀羅)形制建立桑鳶寺(又稱三摩耶廟)。喇嘛教幾經起落,至元代大盛。薩迦寺法王八思巴被元世祖忽必烈拜為國師,主管全國宗教事務,喇嘛教也成為蒙藏兩族的主要宗教。明末清初,宗喀巴所創喇嘛教格魯派(黃教)佔統治地位,受到明、清兩朝特別是清朝皇帝的寵信,勢力更盛。乾隆時以喇嘛教為國教,尊活佛為國師。到清代中葉,黃教在藏族地區已有寺院約4000所,喇嘛達36萬人;內蒙古有寺院約1000所,喇嘛約10萬餘人。

按喇嘛教規,大型寺院實行“四學”制,設四“扎倉”(經學院),分別修習顯宗、密宗、歷算和醫藥。各扎倉都是大型經堂建築,其中修習顯宗的扎倉為入寺喇嘛共用,規模特大,稱為“都綱”(大經堂)。扎倉以外,寺內設有專為供奉各種佛像的“拉康”(佛殿),各級活佛的“囊謙”(公署)、辯經壇、印經院、“嘛呢噶拉”殿或廊、塔(藏經塔或紀念塔)以及大量的喇嘛住宅。藏族地區的喇嘛教寺院一般依山就勢建造,各個扎倉和囊謙相對集中,沒有明顯的整體規劃;蒙古族或鄰近城鎮的寺院,多受漢族傳統建築影響,按縱中軸線佈局,比較規整。著名的喇嘛教寺院有西藏的薩迦寺、布達拉宮、扎什倫布寺、哲蚌寺、色拉寺,青海的塔爾寺,甘肅的拉卜楞寺(見圖),內蒙古的席力圖召、五當召,北京的雍和宮,承德外八廟等。

喇嘛教特別注重修法儀軌。修法、受戒、驅妖時要築曼荼羅。曼荼羅即法壇,又名壇城、闍城,基本上是十字軸線對稱、方圓相間、“井”字分隔的空間。在“井”字分隔成的九個空間或相間隔的五個空間裡,按各種曼荼羅的要求佈置佛菩薩,再現佛經中描述的世界構成形式。曼荼羅運用到建築上,有的成為寺廟總體佈局的構圖,如西藏桑鳶寺,承德普寧寺後部、普樂寺後部等;有的成為佛殿的造型式樣,如北京雍和宮的法輪殿,承德普寧寺的大乘之閣等。

參考文章

鐵佛寺(臨汾)的簡單介紹建築與名勝蘇巴什佛寺遺址的簡單介紹建築與名勝大佛寺石窟的簡單介紹建築與名勝彬縣大佛寺的簡單介紹建築與名勝石佛寺(武功)的簡單介紹建築與名勝石佛寺(吳忠)的簡單介紹建築與名勝張掖大佛寺的簡單介紹建築與名勝臥佛寺名稱的由來中國地理甘肅省酒泉市肅州區金佛寺鎮的歷史沿革專項地理大同的遼金佛寺華嚴寺與善化寺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