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羅茨基譯唐詩心得
布羅茨基譯唐詩心得
喜歡外國詩歌的讀者，想必知道約瑟夫·布羅茨基（1940—1996）的名字，知道這位俄裔美籍詩人1987年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知道他對中國文化感興趣，寫出過跟中國有關的詩歌作品《明朝書信》；可是未必知道他翻譯過中國詩歌——早期跟漢學家合作，翻譯中國古詩，後來學習漢語，直接依據原作把唐詩翻譯成俄語。
布羅茨基出生在列寧格勒（今聖彼得堡）一個猶太人家庭，父親是海軍軍，曾在中國工作過。布羅茨基15歲時厭倦了學校刻板的教育，自動退學，步入社會，自謀生路，當過醫院太平間看守、勘探隊的勤雜工，從事過各種體力勞動。18歲時他開始寫詩，21歲時結識了著名詩人阿赫瑪託娃，成了她的學生，這對他一生的創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布羅茨基對阿赫瑪託娃的悲劇意識、哀婉凝重的詩風，有深切的理解。他也知道，阿赫瑪託娃翻譯過中國大詩人屈原的《離騷》，翻譯過李白、李商隱的詩歌作品，這是他熱愛中國古典詩歌的一個緣由。
1963年，23歲的布羅茨基認識了另一位漢學家鮑里斯·瓦赫金（1930—1981），此人翻譯出版過《漢樂府》詩集。他十分賞識布羅茨基的才華，正是他建議布羅茨基嘗試翻譯中國古詩。他為年輕詩人提供了原作逐詞逐句的翻譯初稿，讓他加工潤色，完成詩化譯本的最後一道工序。他們倆合作翻譯的詩歌當中有孟浩然的《春曉》。布羅茨基請瓦赫金朗讀他的初譯稿，他聽了以後，沉默了幾分鐘，當場寫出了詩行很長的譯文，回譯成漢語是：
春天，我不想起床，聆聽鳥兒鳴叫，我長時間回憶，昨天夜晚狂風呼嘯，被風吹落的花瓣不知道該有多少。
瓦赫金感到非常驚奇，他還從來沒有見過這樣新穎的譯詩。他高興地說：“約瑟夫，從來沒有人像這樣翻譯中國詩。在你之前所有的譯者都想方設法把詩行譯得簡短，因為中文詞句在俄羅斯人的耳朵裡聽起來出奇地簡短。可與此同時，每個方塊字比一個俄語詞的內在含義卻要多很多。這種漢字與俄語單詞內在容量的差別，是讓翻譯家最感頭疼和棘手的難題。沒想到你以這種方式來解決……能夠以這種長長的詩行翻譯古典詩歌，事情就好辦了……”
此後，瓦赫金還曾鼓勵布羅茨基說：“你最好能多翻譯幾首中國古詩。如果你不譯，許多讀者都還以為中國古詩就像艾德林想象出來的那種樣子——沒有樂感、沒有韻、沒有節奏，什麼都沒有，實際上只不過是光禿禿的逐詞逐句的翻譯初稿……”
艾德林（1909—1985）是享有盛名的學者和翻譯家，他翻譯過陶淵明、白居易的詩歌。遵從他的老師漢學家阿列克謝耶夫院士的主張，他翻譯中國古詩歷來都不押韻，他認為押韻會“以詞害義”。而瓦赫金則認為押韻是漢語古詩的本質性特點，這是他跟艾德林的主要分歧，也是他對艾德林翻譯文字不滿意的原因。不過，客觀地講，他對艾德林譯作的評價有失偏頗。因為艾德林的譯詩雖不押韻，但節奏感還是相當鮮明和嚴謹的。
1964年，24歲的布羅茨基遭遇打擊，被列寧格勒當局以“不勞而獲的社會寄生蟲”的罪名判處五年流放。詩人阿赫瑪託娃、漢學家瓦赫金、作曲家肖斯塔科維奇等文化界名人紛紛出面為他奔走呼籲，一年半以後，布羅茨基終於返回了列寧格勒。但是他寫的詩仍然難以發表，這使他感到精神壓抑，又過了幾年，他終於在1972年離開了蘇聯，成了流亡詩人。1977年，布羅茨基加入了美國籍。
在美國生活期間，布羅茨基結識了漢學家塔吉雅娜·阿伊斯特，她成了詩人的漢語教師。有一次阿伊斯特給布羅茨基講解漢字“道”的結構與含義。她說：“這個字由兩部分組成，一部分的意思是道路，或者說是行走。另一部分是‘首’，像戴帽子的官員的頭，兩部分合在一起的意思就是走人生該走的道路。”布羅茨基問：“為什麼普通農民不能走自己的路呢？”阿伊斯特回答說：“當然可以。”“那為什麼不說是農民的頭，而說是官員的頭呢？”阿伊斯特被問住了，一時不知如何回答。後來她解釋說：“或許是因為從很遠的地方就能看見官員吧？……”她邊說邊笑，以這種方式自我解嘲。不過，她堅持說，“道”不能跟“群眾性”混淆，也不能跟“民主”的概念混淆。
在塔吉雅娜·阿伊斯特的幫助下，布羅茨基開始直接從漢語原作翻譯中國古詩，其中就有李白的'《夜靜思》。詩人遠離祖國，遠離他父母所在的城市列寧格勒，遠離他的詩友萊茵、奈曼、庫什涅爾，心中充滿了思鄉之情。這首詩蘊涵的情緒跟他的心情十分貼近。他把題目譯成了《我懷念親愛的家鄉》，詩行翻譯得比較隨意，加入了自己的感受與想象：
在我看來月光像雪一樣，
寒冷的風忽然從視窗吹來……
我朋友們居住的房子上空
此刻想必也有這樣的月亮。
阿伊斯特肯定了布羅茨基的翻譯，認為他譯得流暢簡練，原作四行，譯作也四行。與此同時，她批評指責另一位翻譯家吉托維奇的《夜靜思》譯文“加詞太多，水分太多”。原來吉托維奇把四行絕句譯成了八行：
在我床頭前面
橫著一道月光。
或許，這是霜？——
自己頗費猜詳。
我把頭顱仰起——
望著窗中月亮，
我把頭顱垂下——
不禁想念家鄉。
塔吉雅娜·阿伊斯特認為，李白是天才的詩人，吉托維奇卻把他的傑作譯成了可笑的“現實主義”小詩。詩人彷彿喝醉了酒，要跟什麼人爭吵似的，眼睛盯著窗戶，卻不清楚究竟要看什麼。隨後在床上做起了體操——抬頭，低頭，不知道他究竟要幹什麼？……翻譯家吉托維奇信守一條原則，總是把漢語詩的一行譯成兩行。在阿伊斯特看來，這種方法很笨拙，並不可取。
阿伊斯特對吉托維奇譯作的評價也不公允，她跟瓦赫金一樣有些偏激，對他們喜歡的人，讚賞有加，而對他們不喜歡的人，則攻其一點，不及其餘。這大概是俄羅斯人愛走極端的性格特點。其實，吉托維奇是個嚴肅認真的詩歌翻譯家，他翻譯過屈原的《離騷》、《九章》、《九歌》，出版過唐朝三大詩人李白、杜甫、王維的譯詩集，他的譯著擁有眾多的讀者，也得到著名漢學家的肯定，比如費德林對他的譯詩就很欣賞。他翻譯中國古詩付出了十多年的心血和汗水，其成就不是三言兩語就能輕易否定與抹殺的。
話說回來，布羅茨基喜歡李白的作品。他在美國大學講課，曾向他的學生推薦李白的詩，建議他們閱讀《長幹行》。他認為李白這首詩以女性的口吻，敘述與丈夫的離別之苦，堪稱哀歌當中的傑作。
布羅茨基不僅喜歡李白，也很欣賞詩人王維，說來有趣，因為他覺得，王維的名字漢語發音很像英語的OneWay。而Way就是“道”，是《道德經》的“道”。王維有一首詩《鹿柴》，在中國幾乎家喻戶曉，婦孺皆知：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布羅茨基很欣賞這首詩，把它譯成了俄語，回譯成漢語如下：
山上無人，不見人影的山。
只聽得見山中溪水流淌的聲音。
月光穿過樹枝茂密的空隙
在紫色苔蘚上留下奇妙的花紋。
除了孟浩然、李白、王維的詩歌，布羅茨基還翻譯過杜牧等詩人的作品。他翻譯的中國古詩大都是唐朝詩人的絕句。從本質上說，他以詩人的眼光與胸懷進行了獨特的體驗，並用另一種文字給予再現，他的譯詩語言富有詩意，具備自己的特色。他的翻譯方法較為自由和靈活，但與原文對照，時有出入，可謂有得有失。
除了唐詩，布羅茨基還喜歡老子的《道德經》。他也渴望訪問中國，想踏上產生了李白、王維等大詩人的土地，可惜他在56歲時一病不起，走到了生命的盡頭。據說他曾收到中國臺灣的約請，可惜未能成行，這大概也是他臨終前的一點遺憾。
莫斯科《文學日報》的主編弗拉基米爾·邦達連科是俄羅斯當代作家、評論家，多次來中國訪問，喜歡中國文化。不久前我從網上看到他寫的一篇文章，題為《布羅茨基受“道”的影響》。他對布羅茨基的中國情結有詳細的描述，使我大開眼界，受益良多。我這篇短文借用和參考了他提供的新鮮資料，特向他表達由衷的感謝。我願意把閱讀的喜悅、發現的驚奇與愛詩的朋友們一道分享，正是邦達連科的文章幫助我進一步瞭解了詩人布羅茨基精神生活的一個側面，使我明白了這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何以能寫出《明朝書信》那樣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