擴張性財政政策論文

　　財政政策是各國政府調節經濟的重要手段，擴張性財政政策通過增加政府支出和減免稅收對經濟形成刺激作用。下文是小編為大家蒐集整理的關於的內容，歡迎大家閱讀參考!

　　篇1

　　淺談當前中國經濟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必要性

　　【摘要】本文從當前中國經濟發展形勢出發，以凱恩斯財政政策理論為基礎，論述了當前中國經濟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必要性。

　　【關鍵詞】凱恩斯財政政策經濟增長

　　一、凱恩斯主義財政政策來源

　　財政政策是政府通過變動政府支出來調節經濟增長的一種政策措施，起源於20世紀30年代，當時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經歷了1929～1933年的經濟大蕭條，當時在西方社會居於主導的古典經濟學倡導自由放任的政策，認為市場自發調節經濟能夠達到帕累托最優，不會出現大規模的經濟危機。危機的出現使得人們既不能運用古典經濟理論進行解釋，也不能運用古典經濟學提出具體的經濟政策來解決這場史不前例的大危機。

　　於是，一些經濟學者通過對現實經濟的密切觀察與思考，開始對傳統經濟理論進行反思，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凱恩斯在他1936年出版的《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一書中，從邊際消費遞減、資本邊際投資率遞減與流動偏好等經濟現實出發，認為資本主義經濟不可避免會出現總需求不足，從而導致經濟增長低於充分就業水平，而解決有效需求不足使經濟重回充分就業的辦法就是實施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擴張性的貨幣政策，而且他認為在經濟處於極度蕭條時，私營企業家投資信心不降，通過降低利率和擴大信貸等擴張性經濟政策提高私人投資的力度有限，而通過政府的行政力量增長公共產品供給的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更能增加經濟總需求，使經濟重回充分就業。

　　二、西方實施凱恩斯主義財政政策的效果

　　面對西方嚴峻的經濟形式，凱恩斯的經濟理論為一些不知所措的西方國家提供了良方，羅斯福總統上臺後，實行了有名的羅斯福新政策，其中很重要的一條就是增加國營經濟成分，擴大公共支出，加強政府對經濟的干預，這些政策措施的實質就是後來凱恩斯提倡的擴張性財政政策，新政的實施使美國在西方世界率先擺脫了經濟蕭條，經濟重新恢復增長。

　　二戰後，凱恩斯主義迅速在西方社會興起並席捲全球，歐美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紛紛淡化傳統自由主義經濟學說，轉而以凱恩斯主義作為國家制定經濟政策的基礎，積極發揮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對經濟的調節作用，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政策也使得西方國家經歷了長達20多年的“黃金增長”時期，1973年西方國家出現了滯脹現象，凱恩斯學說在解決這一經濟問題時面臨二難選擇，西方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研究開始重拾輝煌，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世界經濟聯絡越來越緊，金融創新引起的金融跨國流動越來越迅猛，一國的經濟政策無法消除國外資本流動的影響，這些都為凱恩斯主義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提出了挑戰，但不可否認的是，西方國家並沒有完全放棄凱恩斯主義，經過西方經濟學者改良的新凱恩斯主義正是凱恩斯主義與時俱進的產物，這一理論當前在西方國家制定經濟政策時具有重要影響。2008年一場迅速蔓延至全球的經濟危機之所以能夠被迅速治理，正是主要大國採取凱恩斯主義財政與貨幣政策的結果。

　　三、2011年以來中國經濟整體走勢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經濟快速增長，從1981到2011年，中國年平均經濟增長速度接近10%，但2012年以後，中國GDP增速開始逐年下滑，2015年增速只有6.9%，25年以來，經濟增長速度首次低於7%。據國家統計局初步估算，2016一季度GDP同比僅增長6.7%。社會上一些經濟學家認為，中國經濟經過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長，總量已經相當龐大，不可能在保持9%以上的經濟增速，中國經濟當前是進入了中高速增長的新常態。

　　但中國人口眾多，人均GDP還不到美國的五分之一，近年來，著名的經濟學家林毅夫教授在多個場合經常講，發展中國家可以通過引進發達國家的技術實現經濟快速增長，具有先天的後發優勢，類比日本、韓國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經濟增長規律，他認為當前中國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和人均收入差距至少還能使中國經濟以8%以上的增長速度維持20年，這說明中國經濟還有巨大的增長空間，當前中國經濟並沒有達到潛在增長水平，而是處於週期性衰退階段。因此，政府當前完全有必要採用凱恩斯的財政貨幣政策來促進經濟回到潛在增長水平。

　　四、當前刺激經濟增長的必要性分析

　　在這一輪經濟下滑週期中，我國政府並沒有像2008年一樣出臺大規模的刺激政策，但從經濟發展形勢來看，當前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比2008年更具有必要性，主要有以下幾方面原因：

　　1危機範圍不一樣。

　　2008年源於美國的一場次貸危機迅速蔓延成一場世界性的大危機，世界主要經濟體都受到嚴重影響，中國一些私人資本出於規避風險迅速撤離實體經濟，但資本跨國轉移的趨勢不明顯，因為主要國家經濟形勢都不好，2009年中期以後，全球經濟形勢回暖，這些資本大部分又重回到原有渠道，儘管經濟因為資本劇烈流動增加了短期不穩定性，但從長期看，資本並沒有從中國外流，也就不會改變經濟長期增長趨勢。但本輪中國經濟增速放緩，其它一些發達國家經濟表現穩定，在勞動密集型產業與中國有直接競爭關係的一些東盟國家以及印度經濟發展情況良好，在中國經濟增長預期不明朗的前景下，一部分私人資本和外資流向這些國家，從而影響中國經濟長期增長。

　　2對經濟預期的影響不同，在2008年經濟危機中，中國政府以凱恩斯理論為基礎，迅速採用了強有力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顯示了政府穩定長期經濟增長的決心，這給國內民眾和企業都增強了信心。政府出臺的四萬億投資在乘數效應的作用了成倍增加了GDP，直接帶動了基建、鋼鐵、建材等一批行業發展，穩定了這些行業的就業;並且這一大規模刺激政策給私人經濟發展增強信心，形成經濟快速回暖的良性預期。

　　3經濟下滑時期不同。

　　始於2008年初的經濟危機持續到2009年中期時，西方主要經濟體美國、歐盟以及中國都已經擺脫危機，持續時間不長，但本輪中國經濟下滑週期從2012年算起，已經持續4年時間，並且當前正處於繼續下滑中，仍然看不出有回暖有跡象，特別是今年以來，一些知名國際評級機構以及國際投資大師唱空中國，給中國經濟增長更是蒙上了一層陰影。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政府提出了促進經濟結構性調整，供給側改革等措施，筆者認為，這些措施還遠遠不夠，應該以凱恩斯主義的經濟理論為基礎，用增加政府支出的辦法來彌補私人投入的不足，帶動經濟發展的同時，給人們以穩定經濟信心。

　　參考文獻

　　[1]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M]，商務印書館，1983.

　　[2]王健，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M].經濟日報出版社，2004.

　　篇2

　　論稅收政策的擴張性調整

　　我國經濟自1996年成功實現“軟著陸”之後，出現了“高增長、低通脹”的良好形勢。但自1998年以來國內外經濟環境發生了顯著變化，我國經濟面臨著有效需求不足，投資增長緩慢，消費市場持續處於低迷狀態，出口形勢嚴峻，通貨緊縮等問題。為此，中央果斷採取了積極的財政政策，並配合相應的貨幣政策，綜合運用多種手段來刺激經濟增長，啟動投資、消費和出口等多方面的需求，以保持國民經濟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

　　積極的財政政策手段主要是擴大政府的投資支出和降低稅率。我國在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的初期，主要採取了第一種手段。經過兩年多的運作，這一財政政策取得了初步的成效，特別是1998年1999年我國GDP增長率分別達到7.8%和7.1%，基本實現了預期目標。但是這種經濟回升主要是依靠政府投資來推動的，積極的稅收政策作用不大，現有的一些稅收政策甚至有不利於經濟增長的方面。我國現行稅收政策主要是立足於1994年稅制改革時的治理通貨膨脹、抑制經濟過熱的背景而制定的，這一稅收政策使我國經濟經過近三年的調整後成功實現了“軟著陸”。當前的經濟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通貨膨脹已轉為通貨緊縮，然而我國的稅收政策卻沒有及時做出調整，存在著不少限制消費、抑制投資和出口的作用。

　　第一，我國的小口徑巨集觀稅率自1985年以來持續下降，從當時的20.8%降到了1997年的11%，與國外相比，這一比率屬於低稅率水平。但是從大口徑巨集觀稅率來看，我國1998年稅費合計佔GDP的比重已達到27%左右。這一指標與其他國家相比則處於較高水平，超過了90年代發展中國家的巨集觀稅率和一些發達國家的巨集觀稅率。大、小口徑巨集觀稅率之間的顯著差距表明了我國政府利用稅收槓桿進行巨集觀經濟調控的力度仍較弱，而企業所繳納的稅和“費”已使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背上很重的經濟包袱，抑制了企業正常的發展，甚至導致企業未來納稅能力減退，枯竭了稅源。同時大量的非稅收入的存在，還侵蝕了稅基，減少了稅收收入，進一步削弱稅收的巨集觀調控作用。

　　第二，我國現行稅制中存在大量的優惠政策也降低了稅收的巨集觀調控作用。1994年的稅制改革雖注重稅收巨集觀調控的問題，但為了保持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減少稅制改革阻力，又陸續出臺了一系列臨時性、過渡性和照顧性的稅收優惠政策。優惠過寬過鬆、減免稅過多過濫，不僅減少了稅收收入，而且削弱了稅收的巨集觀調控能力，例如1997年關稅的名義稅率為36%[1]，而實際稅率僅為2.7%.同時過多稅收優惠不但削弱了稅收的正常增長機制，而且也迫使企業改變生產結構，使正常稅源發生轉移，進一步削弱稅收的巨集觀調控作用。

　　第三，消費稅範圍不完善和社會保障體制不健全抑制了消費需求的增長。消費需求作為最終需求，在影響經濟增長的三大需求消費、投資和出口需求中，是拉動GDP增長的最大動力，而在消費需求中居民需求又占主導地位。改革以來，GDP分配不斷向居民收入方向傾斜，個人收入佔GDP的比重從1978年的51.1%上升到1995年的69.1%[2].從下表可以看出，1994年～1998年間，各年居民消費額佔總消費額的比重均在80%左右。但從1996年起，我國巨集觀經濟形勢的變化使居民的消費需求相對萎縮，居民邊際消費傾向開始明顯降低，稅收政策在其中所起的抑制作用主要表現為：

　　首先，消費稅的課稅範圍應主要是針對那些高檔消費品、對人類健康和生態環境等有害的特殊消費品、高能耗產品和不可再生的稀缺資源產品，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不少過去的高檔消費品已成為現在的日常消費品，例如洗髮水、普通化妝品等，但是這些消費品現在仍然屬於消費稅的徵稅範圍，而同時一些新興的高檔消費服務，如高爾夫球、桑拿按摩和高階美容等尚未納入消費稅的徵稅範圍中，在開徵消費稅的社會經濟背景已發生重大變化的條件下，消費稅指向普通消費，必然會嚴重削弱消費稅的巨集觀調控作用。而且，國家把發展家庭汽車作為新的消費熱點，但對小汽車等的稅率一直沒有做出適當調整，再加上各地對汽車行業名目繁多的收費，使得購買小汽車的交易成本仍處於較高的水平，百姓難以承受，這一消費市場的發展仍面臨著重重困難。

　　其次，目前我國的社會保險稅尚未出臺，使社會保障沒有專項的資金來源，造成了在資金支出和管理上比較混亂，保障面窄，籌資渠道少，無法保證社會保障的正常支出。儘管近年我國的國民收入分配不斷向居民個人傾斜，居民收入不斷增加，但畢竟每個家庭都有教育、醫療、養老等方面的預期支出壓力，因而就不可能將所有收入都用於當前消費，社會保險稅尚未開徵和社會保障體系尚不健全也降低了居民的消費傾向，而邊際消費傾向的降低必然會縮小投資乘數的作用。

　　第四，我國實行的是生產型的增值稅，對企業外購的固定資產的價款不予抵扣，這必然造成對固定資產的重複課稅和企業間的不公平稅負，不利於企業特別是高新技術企業、資本密集型企業和基礎產業的固定資產更新和技術改造，不利於整個國民經濟的技術裝備水平的提高。

　　第五，我國目前實行的固定資產投資方向調節稅是在原建築稅的基礎上於1991年開徵的，目的主要是貫徹國家的產業政策，調節投資結構，引導投資方向，體現了政府對固定資產投資行為的結構性調節，這對當時所存在的盲目投資和重複建設的問題的解決、緩解社會總供求之間的矛盾具有積極的意義。當前社會總需求不足，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速度放慢，繼續徵收固定資產投資方向調節稅對投資需求的增長確實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第六，我國目前對內資企業和外資企業仍分別徵收不同的所得稅，根據稅收的國民待遇原則，兩者的稅負應該是基本相當的。儘管目前在所得稅方面內外資企業的名義稅率均為33%，但目前我國三資企業享受的稅收優惠過多，在扣除專案和扣除標準上存在“外資寬、內資嚴”的不合理做法，導致了國有企業稅收負擔重於三資企業，制約了國企投資的積極性。另一方面，我國實施的稅收優惠政策不是以產業為導向，對國家鼓勵發展重點產業特別是高新技術產業的優惠力度不夠，優惠辦法比較單一，難以促進國家產業政策目標的實現。

　　第七，我國目前對股票交易的印花稅率為A股4‰、B股3‰，再加上大約3.5‰的經紀佣金等費用，使投資者一次買賣股票的雙向交易成本達到13‰～15‰，遠高於國際上大多數國家10‰以下的買賣成本。從其他國家看，各國對股票交易大多課以輕稅，不斷調低股票交易的印花稅率。

　　第八，出口退稅是影響企業出口積極性的一個重要因素，我國的出口退稅制度自1985年恢復以來，一直處於不斷的調整變化之中，出口退稅制度頻繁變化和不斷修改，表明我國的出口退稅尚未找出規律，存在許多不足之處。1995年出現了出口騙稅猖獗、出口退稅額驟增的現象，所以國家於1995年和1996年兩次調低了出口退稅率。但這樣又違反了“徵多少、退多少、未徵不退、徹底退稅”的原則，導致了企業的出口退稅資金不足，削弱了部分出口貨物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限制了出口規模的正常發展，並影響了企業出口的積極性。

　　此外，出口退稅工作涉及多部門和多方面的利益，需要稅務、海關和銀行部門的密切配合，以加強管理、提高工作效率。但我國目前的出口退稅程式複雜、手續繁瑣、管理手段落後、政策的操作性差，使得相關部門間的配合難以協調，工作銜接不上，退稅資金不能及時到位，企業資金週轉受到影響，從而國家鼓勵出口、刺激外需的政策目標也難以實現。由上述分析可見，在我國當前施行積極財政政策的大背景下，稅收政策與政府擴大支出的財政政策協調不夠，調整滯後，難以形成合力，可見當務之急是調整現實的稅收政策。

　　第一，調整稅收政策最根本是要提高稅收巨集觀調控能力，為稅收政策的調整和實施創造空間。提高稅收巨集觀調控能力的關鍵在於進行“費改稅”，要徹底改變“費硬稅軟、以費擠稅、費大於稅”的現象。此外，提高調控能力的另一重要途徑是清理和規範各種稅收優惠和減免。

　　第二，調整消費稅的稅目和稅率。如前所述，現行消費稅的稅目和稅率均需做出調整。對於已進入普通居民日常生活的化妝品、散裝啤酒、酒精等專案都應給予取消徵稅或降低稅率，而對於新興的高階娛樂專案，如高爾夫球、桑拿按摩、高階美容等應納入消費稅的徵稅範圍。這樣既能夠實現消費稅抑制高檔奢侈消費和超前消費的作用，又能使消費稅不干擾居民日常生活，並滿足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

　　第三，開徵社會保險稅。我國社會保障制度要完善，就要改革我國社會保障資金的運籌方式，即要從完全的現收現付制向基金積累制轉換，實現這一轉換的關鍵是要建立有效的社會保障基金籌措體制，實現社會保障與企業職能最大限度的分離。要達到這一目標就是開徵社會保險稅。開徵社會保險稅就可以使社會保障資金在收入上得到保障，並使資金的籌措方式公開化、法制化、規範化，加強對社會保障資金支出的管理，遏制在支出上的隨意性、浪費性和隱蔽性。這樣，在建立規範、有效的社會保障制度後，可以使居民的邊際儲蓄傾向降低，把更多的收入用於消費。

　　第四，增值稅轉型。稅收理論及世界各國的稅務實踐均已證明，消費型增值稅對於企業的發展最為有利，因為它允許企業對當期外購的固定資產價款給予扣除。因此，我國要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建立並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就應該逐步開始對增值稅由“生產型”向“消費型”轉換。

　　第五，改革企業所得稅。現在我國分別設立內外資企業所得稅主要目的是根據不同性質的納稅人採取不同的優惠措施。但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這類以企業經濟性質、資金來源和地區特殊性為主的優惠應逐漸減少，我們應主要採取產業性優惠措施，輔之以個別地區的稅收優惠。

　　第六，暫停徵收固定資產投資方向調節稅。如前所述，固定資產投資方向調節稅在抑制我國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實現我國經濟的“軟著陸”方面有著十分積極的作用，但當前的總體經濟形勢是有效需求明顯不足，社會總需求小於社會總供給，如果繼續徵收固定資產投資方向調節稅，對投資需求的增長的確會產生抑制作用，因此國家決定從2000年1月1日起暫停徵收固定資產投資方向調節稅是適時之舉，可以降低投資者的投資成本，增加預期的投資收益，對進一步擴大內需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我們也應當看到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固定資產投資方向調節稅作為調節投資的一個重要工具，仍有存在的必要。我們在暫停徵收這一稅種的同時更要注重從其他方面對投資環境的改善，以保證刺激社會投資需求的增長。

　　第七，降低股票交易的印花稅，隨著我國對儲蓄利息所得恢復徵收個人所得稅，將資金投入證券市場已成為大多數居民的投資選擇。2000年春節過後滬深股市剛開市，新增開戶數就迅速增加，僅滬市A股開戶總數就達到2，300萬戶，並且今年一季度滬深兩市成交額約是去年同期成交額的5倍～6倍。對此，國家應採取多種手段鼓勵居民在證券市場的投資熱情。然而，如前所述，我國目前對股票交易的印花稅率仍過高，所以在國際大趨勢的影響和我國改革開放的推動下，適當調低我國股票交易的印花稅率已是大勢所趨。

　　第八，國務院於1999年年初和7月兩次大幅度提高部分產品的出口退稅率，這是針對我國周邊國家經濟尚未走出低谷，這些國家的進口需求有限而採取的有效措施，降低了部分企業的出口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外貿企業出口的積極性。現在，我國的出口退稅率已簡併為17%、15%、13%和5%四檔，大部分出口產品退稅比較徹底，可見，要繼續促進出口需求的增長，再提高出口退稅率的可能性不大，那麼就要考慮從簡化退稅手續、增強出口退稅的可操作性入手，加快出口退稅的速度，縮短退稅時間，刺激出口額的上升。國家還應加強稅務、海關、銀行等部門在工作上的相互協調，保證退稅程式的銜接和資金的及時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