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認識論視角下社會道德失範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發展取得了世界公認的成就。然而，一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不僅經濟實力強，物質財富多，更應該是社會和諧、國民思想道德素質較高的精神文明國家。可是，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的道德狀況不僅未達到這一標準，而且近年來多個領域出現了一系列衝擊道德底線的事件，社會道德失範問題比較嚴重。從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視角，探討轉型期中國社會道德失範問題產生的原因，可以為解決問題提供一個有效的途徑。

　　一、社會道德失範問題產生的理論邏輯

　　馬克思主義認為，在認識運動中，有一個辯證的發展的過程，即由實踐到認識，由認識到實踐，再認識，再實踐，不斷深入，永恆發展。據此，社會道德從理論規範轉化為社會實踐存在著一個完整的認識執行系統，並且這一系統正常運轉需要具備一定要素，滿足一定的條件，才能實現實踐——認識——實踐的飛躍。社會道德系統有三大基本要素即社會道德規範、社會道德意識和社會道德實踐[1]。社會道德系統持續執行的條件是三大要素同時存在，相互關聯，連續作用，如圖1所示。

　　圖1展現了社會道德系統的迴圈執行機理。首先，需要在道德實踐活動中總結和確立與當前社會發展要求相符合的道德規範;其次，社會主體要能真正認識和認同道德規範，並能夠在社會實踐活動中主動踐履這種規範;再者，一方面社會主體的道德實踐活動使道德規範的現實效力得到彰顯，促進主體更加主動地去認識和自覺遵守道德規範，另一方面道德實踐活動的不斷豐富和深入，必然會對道德規範提出更高、更廣泛的要求，從而推動道德規範的進一步完善。這樣，社會道德系統就能夠良性運轉，如此便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在社會道德實踐過程中的展現。

　　根據社會道德系統執行的一般機制和原理，我們可以分析社會道德失範問題產生的基本原因。社會道德執行系統出現問題，原因就在於從認識到實踐的執行過程中斷，三大要素無法有效運轉，相互割裂，甚至相互衝突，導致了大量的社會道德失範問題，如圖2所示。

　　圖2 揭示了社會道德失範問題產生的一般邏輯。一是道德實踐與道德規範的關聯中斷，理論規範與社會現實不相符合，甚至相互矛盾，造成理論與實際相脫節，現實表現為無規範可循或行為與規範無法對接等;二是道德規範與主體意識的關聯中斷，造成“供求”矛盾，道德規範無法內化為主體意識，現實表現為對道德規範或者不甚瞭解、或者麻木漠然、或者拒不接受;三是主體意識與道德實踐的關聯中斷，且相互矛盾，導致主體的認知與行為不相一致，現實表現為對待道德規範“說一套做一套”，或知而不為、或知而難為、或明知故犯。

　　二、轉型期中國社會道德失範問題產生的現實原因

　　以上分析了社會道德失範問題產生的一般邏輯。但這只是對現實進行超越時空的抽象簡單化的分析，如只依賴這個邏輯去解釋社會道德失範的根源就缺乏現實性，也不夠全面。因此，針對當代中國社會道德失範問題，欲探究其根源，還需要以現實邏輯作為依據，做進一步的具體研究，搞清楚造成問題產生的真正現實原因。

　　一社會道德失範問題產生的根本原因

　　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首先需要正視社會道德問題的現實大環境和社會背景，這是社會道德失範問題產生的決定性因素，而這個現實大環境和社會背景就是我國正處於社會轉型的特殊時期。

　　中國的社會轉型，既是經濟體制的轉型，也是社會結構的轉型[2]。這種轉型不單是經濟方面的改革，還廣泛體現在政治、文化和道德領域的變化上。也就是說，這種轉型最大的特點就是它的系統性，要充分體現政治、經濟、文化以及思想道德等社會結構的整體性，以各系統協調互動為前提來促進社會的全面發展和進步。具體表現在：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威權政治體制改變為現代民主政治體制;傳統思想觀念向現代文明思想觀念過渡。人類歷史的發展事實表明，經濟、政治、文化和道德等變革，反映了各個領域之間內在的、本質的、必然的聯絡。然而在實踐中，人們往往把轉型等同於經濟領域的變革，而忽視了政治和道德領域的轉變，忽視了轉型的最終目的是為了豐富人們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因此，在很長一段時間，經濟體制改革成為轉型最重要的特點，經濟建設是政府的唯一任務，社會發展的唯一衡量標準就是經濟增長，而政治、文化、道德等其他領域的轉型變革則緩慢得多，甚至停滯不前，結構轉型與社會變革相脫節，從而產生了一系列問題，其中就有社會道德失範問題。

　　二社會道德失範問題產生的具體原因

　　我國社會轉型的特殊性帶來了我國社會轉型期社會道德問題的複雜性。根據社會道德失範問題產生的一般邏輯，可以總結出其產生原因的以下具體表現。

　　1. 道德規範缺失。在當前社會轉型期，新舊體制和結構同時存在，而與之相適應的社會道德規範體系還沒有形成，從而引發大量的道德失範行為。一是規範空缺。一方面，舊經濟體制轉向新經濟體制，與舊體制相適應的一些道德規範失去了適用物件，造成舊道德規範的失效;另一方面，在市場經濟的某些新領域，還沒有形成新的與之相對應的新道德規範，這樣，對於市場主體的許多經濟行為，舊的規範無法制約，而新的道德規範還未形成，從而出現“遊戲已經開始，規則尚未制定”的尷尬局面。二是規範衝突。在建設新的社會道德規範過程中，舊道德規範和新道德規範同時存在、相互矛盾併產生衝突，主要表現為計劃體制道德規範與市場體制道德規範、傳統道德規範與現代道德規範、外來道德規範與中國道德規範的衝突。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作為市場主體，效益是最大的價值目標，在兩種道德規範並存衝突的情況下一些企業採取損人利己、逃稅、投機等違法違規行為。

　　2. 道德認同危機。“”十年把道德高度政治化，造就了人們特有的道德觀念、道德行為和道德習慣，一時間難以改變。長期的道德政治化造就的是個人崇拜和偽理想，破壞了真正的道德理想主義，降低了道德在人們心中的信任度。道德信仰危機影響人們在社會實踐活動中的道德觀念和道德行為，成為社會順利轉型的巨大障礙。改革開放以來，一些領導幹部以權謀私、貪汙腐化、作風敗壞等行為，影響了人民公僕在人民群眾心目中的光輝形象，也給黨和政府所倡導的道德規範帶來了嚴重的負面影響，使新時期倡導的道德規範出現認同危機。

　　3. 道德實踐困境。由於市場經濟體制還未健全，具有公正機制的市場遊戲規則還沒有建立或完善，導致轉型期出現了許多社會不公正現象，一些人的道德理性選擇顯得越來越脆弱。如優質教育資源的分配不均引起的競爭起點不公平，權力和資本介入職業發展造成的競爭過程不公平，社會保障不統一帶來的競爭結果不公平。在這樣的現實面前，道德也顯得無力。

　　一是市場經濟的負面效應凸顯。恩格斯曾經指出：“每個社會的經濟關係首先是作為利益表現出來的。”[3]亞當·斯密創立的市場經濟理論，假設每個人在市場經濟社會中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利己經濟人”。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過程中，民眾的“經濟人”意識開始覺醒，追求自身利益的觀念在經濟活動中迅速表現出來，而實踐中還沒有相應的倫理道德觀念和行為規範加以引導。此外，隨著改革開放的日益深入，人口的跨區域流動成為常態，人與人之間的交往靈活多變，傳統道德規範與社會實際相脫節，日益失去對人的約束力量。

　　二是道德規範的實施機制不力。市場經濟體制是一個追求利益的社會體制，在此社會中如果那些具有嚴格道德自律精神的人無法得到社會的物質或精神補償，就會極大地影響道德的權威性和可遵循性。道德與利益緊密聯絡，在道德實踐中，只有與主體的利益相結合，道德規範才會具有持久效力。對道德覺悟高的人，應該給予獎勵和表揚;自律精神弱的人，通過使其利益受損的機制進行引導。以利益機制為基礎，以獎懲機制為手段，道德規範在實踐中才會真正有效，內化的道德規範才可能外化為社會主體的行為實踐。但是，目前我國的這一機制還不夠健全和完善。

　　三、轉型期中國社會道德失範問題的解決途徑

　　我國轉型期的社會道德失範問題已經成為市場經濟健康發展和社會發展進步的巨大障礙。如果我們不能有效解決這個問題，必然會增加發展成本，甚至將付出慘重代價。鄧小平曾經一針見血地說：“風氣如果壞下去，經濟搞成功又有什麼意義?會在另一方面變質，反過來影響整個經濟變質”[4]。我國的社會轉型不是基於市場經濟的高度發達和自然發展的結果，而是對其他國家的現代化道路和社會實踐的借鑑和利用。所以，與西方市場經濟的那種自然成長和發展不同，我國的社會轉型之路必然會充滿坎坷和易變性。因此，轉型期的倫理道德，發揮其調整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作用，就顯得尤為突出。有效的道德建設對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社會轉型的成功實現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根據上面對社會道德失範根源的邏輯分析，以及對現實中的主要原因的具體探究，尋求針對性的對策，促使“三大要素”相互作用、相互影響，保障道德系統的良性運轉，實現社會道德失範問題的逐步解決。主要對策就是將理論研究、有效教育和法治保障有機結合，三位一體，綜合治理，如圖3所示。

　　一構建新時期的社會主義道德規範體系

　　立足於轉型期的當代中國社會現實，深入進行道德規範的理論研究，構建新時期的社會主義道德規範體系，使理論與實際相符合。黨的十六大提出了要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與社會主義法律規範相協調、與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相承接的社會主義思想道德體系的要求。據此，可以概括出當代中國社會道德規範體系應該包含著三方面基本內容，即傳承中華民族傳統美德、弘揚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傳承中華民族傳統美德，就是要正確認識和處理繼承優良傳統與弘揚時代精神的關係，要立足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實踐，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合中華傳統美德與世界各民族的優秀道德。弘揚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就是要把先進性要求與廣泛性要求相結合，立足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以廣泛性要求為基礎，積極倡導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先進道德。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就是按照市場經濟的執行規律，服務於市場經濟正面作用的發揮，一方面要適應市場經濟的新特點，形成社會主義道德的新內容，正面引導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另一方面要認識市場經濟的負面性，發揮抑制其錯誤傾向的道德內容。

　　二充分發揮教育對增進道德規範認同的重要作用

　　充分發揮教育的應有作用，使道德規範真正深入人心，得到絕大多數人的心理認同。首先，在教育理念上，改變那種重“經濟人”輕“道德人”的錯誤認識，重視馬克思主義的人的終極價值，將人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目的而非手段。其次，在教育實踐上，解決道德規範與主體道德需求之間“供求不一致”的現實矛盾。一方面，重視對主體的“道德規範需求”的認知，在教育實踐中將社會道德規範通過道德教育真正轉化為主體自發的“道德需求”，避免出現道德規範的“供大於求”，以達到道德規範的“供求一致”目標;另一方面，拓寬社會道德教育的覆蓋面，並且形式、內容和範圍要與時俱進，教育手段多樣化，以滿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全體公民的道德需求，避免出現道德規範的“供小於求”，以達到道德規範的“供求一致”目標。

　　三採取道德法治化手段

　　我國正處於社會轉型期，國民道德文明素質普遍有待提高。多年的實踐證明，僅靠道德說教，依賴道德自律效果式微，必須採取道德法治化治理手段，依靠道德他律促使人們在道德實踐中“知行統一”。這一點可從一些後髮型現代化的國家在向工業化、現代化轉變過程的經驗教訓中得到驗證。如新加坡在獨立之後20多年的時間裡，從一個較落後的發展中國家迅速發展為繁榮的現代化國家。它不僅以高速增長的經濟成就令人注目，而且廉政建設和道德建設也聞名遐爾。在20世紀60—70年代，新加坡道德建設的發展與經濟的發展也曾很不相適應。由於工業化浪潮的衝擊和西方一些腐朽的價值觀念、道德觀念的侵蝕，原有的東方傳統道德觀念受到挑戰，人們的道德水準下降，道德生活靡亂，各種失德行為有增無減，與經濟的迅速發展形成明顯反差。在20世紀70年代之後，社會道德建設成為新加坡政府的一項重要任務，被放到政府工作的顯著位置，長抓不懈，並納入制度化、法制化建設的軌道，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就[5]。新加坡的經驗教訓告訴我們：一個民族或國家處在社會轉型的特殊時期，道德建設必須依靠道德法治化手段。另外，從近年來我國的道德實踐來看，最有說服力的就是對“醉酒駕車”的法治化治理，效果非常明顯，這也充分證明了當代中國實行道德法治化的可行性和實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