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級下冊人教版語文課文朗讀

  語文朗讀教學是語文閱讀教學的一個重要的方式,那麼該怎麼寫呢?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我的第一本書

  前幾天一位詩人來訪,看見我在稿紙上寫的這個題目,以為是寫我出版的第一本詩集,我說:“不是,是六十年前小學一年級的國語課本。”他笑著說:“課本有什麼好寫的?”我向他解釋說:“可是這一本卻讓我一生難以忘懷,它酷似德國卜勞恩的《父與子》中的一組畫,不過很難笑起來。”我的童年沒有幽默,只有從荒寒的大自然間感應到的一點生命最初的快樂和夢幻。

  我們家有不少的書,那是父親的,不屬於我。父親在北京大學旁聽過,大革命失敗後返回家鄉,帶回一箱子書和一大麻袋紅薯。書和紅薯在我們村裡都是稀奇東西。父親的藏書裡有魯迅、周作人、朱自清的,還有《新青年》、《語絲》、《北新》、《新月》等雜誌。我常常好奇地翻看,不認字,認畫。祖母嘲笑我,說:“你這叫做瞎狗看星星。”那些本頭大的雜誌裡面,夾著我們全家人的“鞋樣子”和花花綠綠的窗花。書裡有很多奇妙的東西。我父親在離我家十幾裡地的崔家莊教小學,不常回家。

  我是開春上的小學,放暑假的第二天,父親回來了。我正在院子裡看著晾晒的小麥,不停地轟趕麻雀,祖母最討厭麥子裡摻和上麻雀糞。新打的小麥經陽光晒透得發出甜蜜蜜的味道,非常容易催眠和催夢。父親把我喊醒,我見他用手翻著金黃的麥粒,回過頭問我:“你考第幾名?”我說:“第二名。”父親摸摸我額頭上的“馬鬃”,欣慰地誇獎了我一句:“不錯。”祖母在房子裡聽著我們說話,大聲說:“他們班一共才三個學生。”父親問:“第三名是誰?”我低頭不語,祖母替我回答:“第三名是二黃毛。”二黃毛一隻手幾個指頭都說不上來,村裡人誰都知道。父親板起了面孔,對我說:“把書本拿來,我考考你。”他就地看坐下,我磨磨蹭蹭,不想去拿,背書認字難不住我,我怕他見那本悽慘的課本生氣。父親是一個十分溫厚的人,我以為可以賴過去。他覺出其中有什麼奧祕,逼我立即拿來,我只好進屋把書拿了出來。父親看著我拿來的所謂小學一年級國語第一冊,他愣了半天,翻來覆去地看。我垂頭立在他的面前。

  我的課本哪裡還像本書!簡直是一團紙。書是攔腰斷的,只有下半部分,沒有封面,沒有頭尾。我以為父親要揍我了,沒有。他愁苦地望著我淚水盈眶的眼睛,問:“那一半呢?”我說:“那一半送給喬元貞了。”父親問:“為什麼送給他?”我回答說:“他們家買不起書,老師規定,每人要有一本,而且得擺在課桌上,我只好把書用刀砍成兩半,他一半我一半。”父親問我:“你兩人怎麼讀書?”我說:“我早已把書從頭到尾背熟了。喬元貞所以考第一,是因為我把自己的名字寫錯了,把‘史承漢'的‘承'字中間少寫了一橫。”父親深深嘆著氣。他很瞭解喬元貞家的苦楚,說:“元貞比你有出息。”為了好寫,後來父親把我的名字中的“承”改作“成”。

  父親讓我背書,我一口氣背完了。“狗,大狗,小狗,大狗跳,小狗也跳,大狗叫,小狗也叫……”背得一字不差。

  父親跟喬元貞他爹喬海自小是好朋友,喬家極貧窮,喬海隔兩三年從靜樂縣回家住一陣子,他在靜樂縣的山溝裡當塾師。臉又黑又皺,脊背躬得像個“馱燈獅子”***陶瓷燈具***。

  父親對我說:“你從元貞那裡把那半本書拿來。”我不懂父親為什麼要這樣,送給人家的書怎麼好意思要回來?元貞把半本書交給我時,哭著說:“我媽不讓我上學了。”

  晚上,我看見父親在昏黃的麻油燈下裁了好多白紙。第二天早晨,父親把我叫到他的房子裡,把兩本裝訂成冊的課本遞給我。父親的手真巧,居然把兩半本書修修補補,裝訂成了兩本完完整整的書,補寫的字跟印上去的一樣好看,還用牛皮紙包了皮,寫上名字。元貞不再上學了,但我還是把父親補全的裝訂好的課本送給他。

  這就是我的第一本書。對於元貞來說,恐怕是他一生唯一的一本書。

  父親這次回家給我帶回一個書包,還買了石板石筆。臨到開學時,父親跟我媽媽商量,覺得我們村裡的書房不是個唸書的地方。我父親很清楚,老師“弄不成”***本名馮百成,因為他幹什麼事情都辦不成,村裡給他取了這個外號***,為人忠厚卻沒有本事。父親讓我隨他到崔家莊小學唸書。我把這本完整的不同尋常的課本帶了去。到崔家莊之後,我才知道除了《國語》之外,本來還應該有《算術》和《常識》,因為“弄不成”弄不到這兩本書,我們就只念一本《國語》。

  還應當回過頭來說說我的第一本書,我真應當為它寫一本比它還厚的書,它值得我用崇敬的心靈去讚美。

  我們那裡管“上學”叫“上書房”。每天上書房,我家的兩條狗***一大一小***跟著我。課本上的第一個字就是“狗”,我有意把狗帶上。兩條狗小學生一般規規矩矩地在教室的窗戶外面等我。我早已經把狗調教好了,我說“大狗叫”,大狗就汪汪叫幾聲,我說“小狗叫”,小狗也立即叫幾聲。“弄不成”在教室裡朗讀課文時,我的狗卻不叫,它們聽不慣“弄不成”的聲調,拖得很長,而且沙啞。我提醒我的狗,輕輕喊一聲“大狗”,它就在窗外叫了起來。我們是四個年級十幾個學生在同一教室上課,引得鬨堂大笑。課沒法上了。下課後,“弄不成”把我叫去,狠狠地訓斥了一頓,說:“看在你那知書識禮的父親的面子上,我今天不打你手板了。”他罰我立在院當中背書,我大聲地從頭到尾地背書。兩隻狗蹲在我的身邊,陪我背書,汪汪地叫著。後來老師“弄不成”還誇我的狗聰明,說比二黃毛會念書。

  抗日戰爭期間,二黃毛打仗不怕死,負了幾回傷。他其實並不真傻,只是心眼有點死,前幾年去世了。他的一生受到鄉里幾代人的尊敬。聽說喬元貞現在還活著,他一輩子挎著籃子在附近幾個村子裡叫賣紙菸、花生、火柴等小東小西。

  那位朋友再來我這裡時,一定請他看看這篇小文,我將對他說:“現在你該理解我的心情了吧!”我的第一本書實在應當寫寫,如果不寫,我就枉讀了這幾十年的書,更枉寫了這幾十年的詩。人不能忘本。

  我的母親

  我小時身體弱,不能跟著野蠻的孩子們一塊兒玩。我母親也不准我和他們亂跑亂跳。小時不曾養成活潑遊戲的習慣,無論在什麼地方,我總是文縐縐的。所以家鄉老輩們都說我“像個先生樣子”,遂叫我做“穈先生”。這個綽號叫出去之後,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兒子叫作穈先生了,既有“先生”之名,我不能不裝出點“先生”樣子,更不能跟著頑童們“野”了。有一天,我在我家八字門口和一班孩子“擲銅錢”,一位老輩走過,見了我,笑道:“穈先生也擲銅錢嗎?”我聽了羞愧得面紅耳赤,覺得大失了“先生”的身份!

  大人們鼓勵我裝先生樣子,我也沒有嬉戲的能力和習慣,又因為我確實喜歡看書,所以我一生可算是不曾享過兒童遊戲的生活。每年秋天,我的庶祖母同我到田裡去“監割”***頂好的田,水旱無憂,收成最好,佃戶每約田主來監割,打下穀子,兩家平分***,我總是坐在小樹下看小說。十一二歲時,我稍活潑一點,居然和一群同學組織了一個戲劇班,做了一些木刀竹槍,借得了幾副假鬍鬚,就在村口田裡做戲。我做的往往是諸葛亮、劉備一類的文角兒;只有一次我做史文恭,被花榮一箭從椅子上射倒下去,這算是我最活潑的玩意兒了。

  我在這九年***1895-----1904***之中,只學得了讀書寫字兩件事。在文字和思想***看文章***的方面,不能不算是打了一點底子。但別的方面都沒有發展的機會。有一次我們村裡“當朋”***八都凡五村,稱為“五朋”,每年一寸輪著做太子會,名為“當朋”***,籌備太子會,有人提議要派我加入前村的崑腔隊學習吹笙或吹笛。族裡長輩反對,說我年紀太小,不能跟著太子會走遍五朋。於是我失掉了這學習音樂的惟一機會。三十年來,我不曾拿過樂器,也全不懂音樂;究竟我有沒有一點學音樂的天資,我至今還不知道。至於學圖畫,更是不可能的事。我常常用竹紙蒙在小說書的石印繪像上,摹畫書上的英雄美人。有一天,被先生看見了,捱了一頓大罵,抽屜裡的圖畫都被搜出撕毀了。於是我又失掉了學做畫家的機會。

  但這九年的生活,除了讀書看書以外,究竟給了我一點做人的訓練。在這一點上,我的恩師就是我的慈母。

  每天天剛亮時,我母親就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我從不知道她醒來坐了多久了。她看我清醒了,才對我說昨天我做錯了什麼事,說錯了什麼話,要我認錯,要我用功讀書。有時候她對我說父親的種種好處,她說:“你總要踏上你老子的腳步。我一生只曉得這一個完全的人,你要學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便是丟臉、出醜。***她說到傷心處,往往掉下淚來。到天大亮時,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學。學堂門上的鎖匙放在先生家裡;我先到學堂門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裡去敲門。先生家裡有人把鎖匙從門縫裡遞出來,我拿了跑回去,開了門,坐下念生書。十天之中,總有八九天我是第一個去開學堂門的。等到先生來了,我背了生書,才回家吃早飯。

  我母親管束我最嚴,她是慈母兼嚴父。但她從來不在別人面前罵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錯了事,她只對我一望,我看見了她的嚴厲眼光,就嚇住了。犯的事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睡醒時才教訓我。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靜時,關了房門,先責備我,然後行罰,或罰跪,或擰我的肉,無論怎樣重罰,總不許我哭出聲音來。她教訓兒子不是藉此出氣叫別人聽的。

  有一個初秋的傍晚,我吃了晚飯,在門口玩,身上只穿著一件單背心。這時候我母親的妹子玉英姨母在我家住,她怕我冷了,拿了一條小衫叫我穿上。我不肯穿,她說:“穿上吧,涼了。”我隨口回答:“娘***涼***什麼!老子都不老子呀。”我剛說了這句話,一抬頭,看見母親從家裡走出,我趕快把小衫穿上。但她已聽見這句輕薄的話了。晚上人靜後,她罰我跪下,重重地責罰了一頓。她說:“你沒了老子,是多麼得意的事!好用來說嘴!”她氣得坐著發抖,也不許我上床去睡。我跪著哭,用手擦眼淚,不知擦了了什麼微菌,後來足足害了一年多的眼翳病。醫來醫去,總醫不好。我母親心裡又悔又急,聽說眼翳可以用舌頭舔去,有一夜她把我叫醒,她真用舌頭舔我的病眼。這是我的嚴師,我的慈母。

  我母親二十三歲做了寡婦,又是當家的後母。這種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筆寫不出一萬分之一二。家中經濟本不寬裕,全靠二哥在上海經營排程。大哥從小就是敗子,吸鴉片煙,賭博,錢到手就光,光了就回家打主意,見了香爐就拿出去賣,撈著錫茶壺就拿出去押。我母親幾次邀了本家長輩來,給他定下每月用費的數目。但他總不夠用,到處都欠下煙債賭債。每年除夕我家中總有一大群討債的,每人一盞燈籠,坐在大廳上不肯去。大哥早已避出去了。大廳的兩排椅子上滿滿的都是燈籠和債主。我母親走進走出,料理年夜飯、謝灶神、壓歲錢等事,只當做不曾看見這一群人。到了近半夜,快要“封門”了,我母親才走後門出去,央鄰舍本家到我家來,每一家債戶開發一點錢。做好做歹的,這一群討債的才一個一個提著燈籠走出去。一會兒,大哥敲門回來了。我母親從不罵他一句。並且因為是新年,她臉上從不露出一點怒色。這樣的過年,我過了六七次。

  大嫂是個最無能又最不懂事的人,二嫂是個很能幹而氣量最窄小的人。她們常常鬧意見,只因為我母親的和氣榜樣,她們還不曾有公然相打相罵的事。她們鬧氣是,只是不說話,不答話,把臉放下來,叫人難看;二嫂生氣時,臉色變青,更是怕人。她們對我母親鬧氣時,也是如此。我起初全不懂得這一套,後來也漸漸懂得看人的臉色了。我漸漸明白,世間最可厭惡的事莫如一張生氣的臉;世間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氣的臉擺給旁人看。這比打罵更難受。

  我母親氣量大,性子好,又因為做了後母後婆,她更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大哥的女兒比我只小一歲,她的飲食衣料總是和我的一樣。我和她有小爭執,總是我吃虧,母親總是責備我,要我事事讓她。後來大嫂、二嫂都生了兒子了,她們生氣時便打罵孩子來出氣,一面打,一面用尖刻有刺的話罵給別人聽。我母親只裝做沒有聽到。有時候,她實在忍不住了,便悄悄走出後門去,或到左鄰立大嫂家去坐一會兒,或走後門到後鄰度嫂家去閒談。她從不和兩個嫂子吵一句嘴。

  每個嫂子一生氣,往往十天半個月不歇,天天走進走出,板著臉,咬著嘴,打罵小孩子出氣。我母親只忍耐著,忍到實在不可再忍的一天,她也有她的法子。這一天的天明時,她就不起床,輕輕地哭一場。她不罵一個人,只哭她的丈夫,哭她自己命苦,留不住丈夫來照管她。她剛哭時,聲音很低,漸漸哭出聲來。我醒了起來勸她,她不肯住。這時候,我總聽得見前堂***二嫂住前堂東房***或後堂***大嫂住後堂西房***有一扇房門開了,一個嫂子走出房向廚房走去。不多一會,那位嫂子來敲我們的房門了。我開了房門,她走進來,捧著一碗熱茶,送到我母親床前,勸她止哭,請她喝口熱茶。我母親慢慢停住哭聲,伸手接了茶碗。那位嫂子站著勸一會,才退出去。沒有一句話提到什麼人,也沒有一個字提到這十天半月來的氣臉,然而各人心裡明白,泡茶進來的嫂子總是那十天半個月來鬧氣的人。奇怪的很,這一哭之後,至少有一兩個月的太平清靜日子。

  我母親待人最仁慈,最溫和,從來沒有一句傷人感情的話。但她有時候也很有剛氣,不受一點人格上的侮辱。我家五叔是個無正業的浪人,有一天在煙館裡發牢騷,說我母親家中有事總請某人幫忙,大概總有什麼好處給他。這句話傳到我母親耳朵裡,她氣得大哭,請了幾位本家來,把五叔喊來,她當面質問他,她給了某人什麼好處。直到五叔當眾認錯賠罪,她才罷休。

  我在我母親的教訓之下度過了少年時代,受了她的極大極深的影響。我十四歲就離開她了。在這廣漠的人海里獨自混了二十多年,沒有一個人管束過我。如果我學得了一絲一毫的好脾氣,如果我學得了一點點待人接物的和氣,如果我能寬恕人,體諒人 ------ 我都得感謝我的慈母。

  藤野先生

  東京也無非是這樣。上野的櫻花爛熳的時節,望去確也像緋紅的輕雲,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結隊的“清國留學生”的速成班,頭頂上盤著大辮子,頂得學生制帽的頂上高高聳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辮子,盤得平的,除下帽來,油光可鑑,宛如小姑娘的髮髻一般,還要將脖子扭幾扭。實在標緻極了。

  中國留學生會館的門房裡有幾本書買,有時還值得去一轉;倘在上午,裡面的幾間洋房裡倒也還可以坐坐的。但到傍晚,有一間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響得震天,兼以滿房煙塵鬥亂;問問精通時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學跳舞。”

  到別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

  我就往仙台的醫學專門學校去。從東京出發,不久便到一處驛站,寫道:日暮裡。不知怎地,我到現在還記得這名目。其次卻只記得水戶了,這是明的遺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仙台是一個市鎮,並不大;冬天冷得利害;還沒有中國的學生。

  大概是物以希為貴罷。北京的白菜運往浙江,便用紅頭繩系往菜根,倒掛在水果店頭,尊為“膠菜”;福建野生著的蘆薈,一到北京就請進溫室,且美其名曰“龍舌蘭”。我到仙台也頗受了這樣的優待,不但學校不收學費,幾個職員還為我的食宿操心。我先是住在監獄旁邊一個客店裡的,初冬已經頗冷,蚊子卻還多,後來用被蓋了全身,用衣服包了頭臉,只留兩個鼻孔出氣。在這呼吸不息的地方,蚊子竟無從插嘴,居然睡安穩了。飯食也不壞。但一位先生卻以為這客店也包辦囚人的飯食,我住在那裡不相宜,幾次三番,幾次三番地說。我雖然覺得客店兼辦囚人的飯食和我不相干,然而好意難卻,也只得別尋相宜的住處了。於是搬到別一家,離監獄也很遠,可惜每天總要喝難以下嚥的芋梗湯。

  從此就看見許多陌生的先生,聽到許多新鮮的講義。解剖學是兩個教授分任的。最初是骨學。其時進來的是一個黑瘦的先生,八字須,戴著眼鏡,挾著一疊大大小小的書。一將書放在講臺上,便用了緩慢而很有頓挫的聲調,向學生介紹自己道:

  “我就是叫作藤野嚴九郎的……”

  後面有幾個人笑起來了。他接著便講述解剖學在日本發達的歷史,那些大大小小的書,便是從最初到現今關於這一門學問的著作。起初有幾本是線裝的;還有翻刻中國譯本的,他們的翻譯和研究新的醫學,並不比中國早。

  那坐在後面發笑的是上學年不及格的留級學生,在校已經一年,掌故頗為熟悉的了。他們便給新生講演每個教授的歷史。這藤野先生,據說是穿衣服太模胡了,有時竟會忘記帶領結;冬天是一件舊外套,寒顫顫的,有一回上火車去,致使管車的疑心他是扒手,叫車裡的客人大家小心些。

  他們的話大概是真的,我就親見他有一次上講堂沒有帶領結。

  過了一星期,大約是星期六,他使助手來叫我了。到得研究室,見他坐在人骨和許多單獨的頭骨中間,──他其時正在研究著頭骨,後來有篇論文在本校的雜誌上發表出來。

  “我的講義,你能抄下來麼?”他問。

  “可以抄一點。”

  “拿來我看!”

  我交出所抄的講義去,他收下了,第二三天便還我,並且說,此後每一星期要送給他看一回。我拿下來開啟看時,很吃一驚,同時也感到一種不安和感激。原來我的講義已經從頭到末,都用紅筆添改過了,不但增加了許多脫漏的地方,連文法的錯誤,也都一一訂正。這樣一直繼續到教完了他所擔任的功課:骨學,血管學,神經學。

  可惜我那時太不用功,有時也很任性。還記得有一回藤野先生將我叫到他的研究室裡去,翻出我那講義上的一個圖來,是下臂的血管,指著,向我和藹的說道:

  你看,你將這條血管移了一點位置了。──自然,這樣一移,的確比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圖不是美術,實物是那麼樣的,我們沒法改換它。現在我給你改好了,以後你要全照著黑板上那樣的畫。”

  但是我還不服氣,口頭答應著,心裡卻想道:

  “圖還是我畫的不錯;至於實在的情形,我心裡自然記得的。”

  學年試驗完畢之後,我便到東京玩了一夏天,秋初再回學校,成績早已發表了,同學100餘人之中,我在中間,不過是沒有落弟。這回藤野先生所擔任的功課,是解剖實習和區域性解剖學。

  解剖實習了大概一星期,他又叫我去了,很高興地,仍用了極有抑揚的聲調對我說道:

  “我因為聽說中國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擔心,怕你不肯解剖屍體。現在總算放心了,沒有這回事。”

  但他也偶有使我很為難的時候。他聽說中國的女人是裹腳的,但不知道詳細,所以要問我怎麼裹法,足骨變成怎樣的畸形,還嘆息道,“總要看一看才知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有一天,本級的學生會幹事到我寓裡來了,要借我的講義看。我檢出來交給他們,卻只翻檢了一通,並沒有帶走。但他們一走,郵差就送到一封很厚的信,拆開看時,第一句是:

  “你改悔罷!”

  這是上《新約》上的句子罷,但經托爾斯泰新近引用過的。其時正值日俄戰,託老先生便寫了一封給俄國和日本的皇帝的信,開首便是這一句。日本報紙上很斥責他的不遜, 愛國青年也憤然,然而暗地裡卻早受了他的影響了。其次的話,大略是說上年解剖學試驗的題目,是藤野先生講義上做了記號,我預先知道的,所以能有這樣的成績。末尾是匿名 。

  我這才回憶到前幾天的一件事。因為要開同級會,幹事便在黑板上寫廣告,末一句是 “請全數到會勿漏為要”,而且在“漏”字旁邊加了一個圈。我當時雖然覺到圈很可笑,但是毫不介意,這回才悟出那字也在譏刺我了,猶言我得了教員漏洩出來的題目。

  我便將這事告知了藤野先生;有幾個和我熟識的同學也很不平,一同去詰責幹事託辭 檢查的無禮,並且要求他們將檢查的結果,發表出來。終於這流言消滅了,幹事卻又竭力運動,要收回那一封匿名信去。結末是我便將這托爾斯泰式的信退還了他們。

  中國是弱國,所以中國人當然是低能兒,分數在60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無怪他們疑惑。但我接著便有參觀槍斃中國人的命運了。第二年添教黴菌學,細菌的形狀是全用電影來顯示的,一段落已完而還沒有到下課的時候,便影幾片時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戰勝俄國的情形。但偏有中國人夾在裡邊:給俄國人做偵探,被日本軍捕獲,要槍斃了,圍著看的也是一群中國人;在講堂裡的還有一個我。

  “萬歲!”他們都拍掌歡呼起來。

  這種歡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這一聲卻特別聽得刺耳。此後回到中國來,我看見那些閒看槍斃犯人的人們,他們也何嘗不酒醉似的喝采,──嗚呼,無法可想!但在那時那地,我的意見卻變化了。

  到第二學年的終結,我便去尋藤野先生,告訴他我將不學醫學,並且離開這仙台。他的臉色彷彿有些悲哀,似乎想說話,但竟沒有說。

  “我想去學生物學,先生教給我的學問,也還有用的。”其實我並沒有決意要學生物學,因為看得他有些悽然,便說了一個慰安他的謊話。

  “為醫學而教的解剖學之類,怕於生物學也沒有什麼大幫助。”他嘆息說。

  將走的前幾天,他叫我到他家裡去,交給我一張照相,後面寫著兩個字道:“惜別”,還說希望將我的也送他。但我這時適值沒有照相了;他便叮囑我將來照了寄給他,並且時時通訊告訴他此後的狀況。

  我離開仙台之後,就多年沒有照過相,又因為狀況也無聊,說起來無非使他失望,便連信也怕敢寫了,經過的年月一多,話更無從說起,所以雖然有時想寫信,卻又難以下筆,這樣的一直到現在,竟沒有寄過一封信和一張照片。從他那一面看起來,是一去之後, 杳無訊息了。

  但不知怎地,我總還時時記起他,在我所認為我師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給我鼓勵的一個。有時我常常想:他的對於我的熱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誨,小而言之,是為學術,就是希望新的醫學傳到中國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裡和心裡是偉大的,雖然他的姓名並不為許多人所知道。

  他所改正的講義,我曾經訂成三厚本,收藏著的,將作為永久的紀念,不幸7年前遷居 的時候,中途毀壞了一口書箱,失去半箱書,恰巧這講義也遺失在內了。責成運送局去找尋,寂無回信。只有他的照相至今還掛在我北京寓居的東牆上,書桌對面。每當夜間疲倦,正想偷懶時,仰面在燈光中瞥見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說出抑揚頓挫的話來,便使我忽又良心發現,而且增加勇氣了,於是點上一枝煙,再繼續寫些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惡痛疾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