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史學傳統對新聞傳播史研究的啟示***2***
其三，李彬的《全球新聞傳播史》，則可以看到神話史學傳統的影子。該書採用史論結合、夾敘夾議的筆法，既專注媒介發展，亦兼及歷史、哲學、科技、文化和社會生活等領域，論述了公元1500年以來全球化背景下的新聞傳播大歷史。該書以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等經典著作裡揭示“全球化”命題為指導，同時吸取20世紀以來“新史學”的理論、“年鑑學派”和海登·懷特的敘事理論，以及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理論，針對全球新聞傳播的歷史演化、社會動因、專業背景、內在邏輯及發展趨勢等，展開全面系統而不失深入細緻的分析，點面結合、史論結合、歷史與邏輯結合，勾畫一幅有機的而非機械的、整體的而非割裂的、聯絡的而非分離的全球新聞傳播史，體現出廣闊的“全球傳播”視野和視角。”正如神話史學傳統執著追求彼岸世界，探索歷史的終極目標一樣，該書也在不斷追尋新聞傳播的“光榮與夢想”。作者認為新聞傳播史研究，應該像年鑑學派先驅費伏爾呼籲重建歷史與現實的統一時所說的那樣“全身心地投入到生活中去，沉浸在生活之中，沐浴在生活之中”。與神話史學追求上帝存在對歷史行程的決定意義一樣，作者認為人文學科式的新聞傳播史研究及其要義，歸根結底還在於追求某種人生的意義，具體說來就是所謂理想、價值、精神的境界、生命的張力等。與神話史學肯定上帝的終極價值一樣，新聞傳播史研究應該追求、鑄就、張揚一種新聞傳播史的人文價值與理想，賦予看似僵死的新聞傳播史以鮮活的生命、靈動的韻味和高遠的意義。歸結起來，神話史學追尋歷史形成中的上帝意志，李著則力圖展現新聞傳播史鮮活流溢的生命活力，嘗試將醇厚的歷史、深邃的哲學與靈動的文學有機交融，將已逝的過去、變化的現在與生成的未來一脈貫通，從而構建一幅新的活潑潑的洋溢著生意、煥發著魅力的全球新聞傳播史，力圖使作為人類創造的新聞傳播學的著述都折射著一種美麗而神奇的生命意志。
蘭克史學在統治了西方几十年之久。兩次世界大戰造成巨大的災難開始改變了歷史學家的歷史觀念。戰後西方史學出現了多方面的轉變：從傳統的描述性歷史轉向分析性歷史；從注意研究個別的傑出人物轉向研究普通人和社會底層默默無聞的勞動群眾；從政治史和經濟制度史轉向新社會史、新經濟史、城市和地方史以及一些被傳統史學所忽視的領域；在研究方法有重大的創新，從靠個人在文獻中整理資料到自然科學研究的計量分析方法。同時二戰世界大戰造成的世界性影響，使史學家認識到世界歷史走向的整體化和延續性，在法國產生了影響深遠的年鑑學派。1960年代，庫恩提出了正規化理論，年鑑學派與正規化理論嫁接使這種新的史學結構
回顧整個西方史學史，17世紀的啟蒙學者繼承的是文藝復興時期的考證派卻長於敘述，18世紀的伏爾泰理性主義史學家喜好論斷與推理，偏於論證派；19世紀的蘭克科學派明顯偏於敘述派；到了20世紀則更為複雜了，新史學不斷走向極端。20世紀以前，西方的歷史哲學大體都可歸之於思辨的歷史哲學範疇內。最近一個世紀以來，西方歷史哲學的發展趨勢是從思辨的走向批判的、分析。後者有逐漸成為當代顯學的趨勢。批判的歷史哲學產生於19世紀末。這種哲學又具體分為批判的歷史哲學和分析的歷史哲學兩大流派。兩者的研究傾向相同，但是哲學立場卻有明顯的區別，前考入都是唯心主義者，後者則基本止是新實證主義者。批判的歷史哲學的早期重要代表是德國新康德主義的西南學派和歷史哲學家狄爾泰。其後由於義大利的克羅並與英國的柯林武德等人的努力，推動了批判的歷史哲學的進步發展。20世紀60年代末期，後現代主義通過敘述主義歷史哲學進入史學領域，代表人物是海登海特，他們試圖揭示歷史學家在歷史寫作中運用的詩性行為，試圖建立起一種比喻理論，消除歷史與文學之問的界限，在歷史於想象、真實與虛構建立起合理的聯絡。
縱觀西方史學的發展歷程，對新聞傳播史的研究頗多啟發。總結來說，新聞史著述需要社會文化史的視野，政治軍事史的熱情，神話史學的執著信仰和勇氣，年鑑學派的時間概念，世界體系的空間概念，後現代史學的批判眼光。
第一，社會文化史的視野。社會文化史傳統最大的特徵就是廣採博收，全面蒐集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材料，展現歷史全景。當代史學的主要趨勢之一就是擴大歷史學研究的視野，正如歷史學家巴勒克拉夫。在《當代史學主要趨勢》一書中所說：“當代歷史研究中最強大的新趨勢是從研究個別和具體轉向研究普遍規律，是把歷史學學和社會科學都作為最終以人類為研究物件的科學的嘗試，那麼，第二項最重大的變化無疑是歷史學家的視野在時間上和空間上的擴充套件。”新聞傳播史的研究也要緊緊跟隨這種趨勢，在研究中，要有社會文化史傳統的廣闊視野，充分蒐集資料，包括各種文獻，以及口述史學材料，全面展現新聞傳播史的全貌，正如歷史要實現“從社會史到社會的歷史”的轉變一樣，新聞傳播史要實現媒介的歷史向新聞傳播大歷史轉變。
第二，政治軍事史的熱情。現代闡釋學理論證明，我們解釋歷史永遠走不出“闡釋迴圈”，不可能擺脫我們的“先驗”去完全客觀地研究歷史，歷史研究和著述中總是帶有研究者的情感和傾向。歷史研究是站在當代與過去的對話，我們所棲身的當時是在過去與未來的連線點上。總是帶有當代的眼光和知識結構和話語評述歷史。正如克羅奇所說“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新聞傳播史研究，不僅僅是試圖全面客觀地呈現媒介發展史全貌，不僅僅為發現歷史，還要為解釋歷史，並且為此提供與現實的聯絡。我們不能像對待僵死之物一樣毫無感情。面對新聞傳播史中的人物和事業要有評價，有愛憎。面對新聞傳播史的教訓我們要吸取，面對成就我們也要保持冷靜，在冷靜中也要有研究者的傾向。正如梁啟超所說：“筆鋒常帶感情。”
需要注意的是，在飽含熱情進行歷史研究時，同時要避免泛感情化的歷史研究。正如霍布斯“歷史學家發現自己出人意料地扮演了政治演員的角色。我們要對歷史事實負責，而具體地說，我們要擔當批判歷史中政治和意識形態弊端的責任。”史學家們必須牢記自己的責任，這首先要求他們從身份認同政治的激情中退出，即使我們也感受到這種激情，也必須退出。
第三，新聞傳播史研究需要神話史學的信仰和勇氣。神話史學其最重要的特徵就是一種孜孜不倦通過歷史研究證明上帝合法性的精神和勇氣。神話史學代表人物奧古斯丁就是基督教早期神學哲學和政治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正是通過自己的身體力行，改正自己身上的謬誤而成為聖徒，為了證明基督教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他痛改前非，四處求學，花費十餘載，寫成《上帝之城》。奧古斯丁堅定地認為天地之間存在兩個國度，上帝之城是光明善良的象徵，地上之城則是黑暗邪惡的象徵，上帝是地上之城的代表，他試圖在兩城之間試圖建起一種橋樑。竭力使上帝之城在人間實現，歷史在他筆下就是善與惡鬥爭的歷史，也是教會統治取代世俗政治統治的歷史。這種上下分治的歷史觀蘊含是奧古斯丁對羅馬危機的理解。
新聞傳播史研究也需要有神話史學的信仰和勇氣，堅信新聞傳播史將朝著不斷實現新聞自由，新聞媒介不斷和諧發展的方向不斷前進。正如神學史觀堅信歷史由上帝主宰一樣，新聞傳播史研究者也需要有這種信仰和勇氣，堅信“它是人類歷史的敘述。是人的事蹟、人的目的、人的成功與失敗的歷史。”新聞傳播史研究要本著以人為本的信念，探索人在新聞傳播歷史中的角色。
第四，年鑑學派的時間概念。年鑑學派的核心理論就是整體史觀和長時段理論，年鑑學派史學家受其他社會科學家的影響，主張融合地理學、經濟學、社會學、心理學、人類學、語言學等各門社會科學甚至自然科學進行歷史研究。在他們那裡，歷史不再是政治史，而是社會的歷史，是“總體史”。在費弗爾所著《為歷史而戰》中，基本表明了他們的主張：重理論、重解釋、重綜合，認為全面的歷史就是一種“整體的歷史”，強調歷史是包羅人類活動各個領域的“整體”，是在這些領域之間相互關聯、彼此作用所形成的結構和功能關係中得以體現的。新聞傳播史研究需要有整體史觀，運用長時段理論，展現新聞傳播史的來龍去脈，新聞傳播史研究採用多學科的視角，追根溯源，釐清新聞傳播史發展的線索，完整、連續地呈現人類傳播的歷史，探索傳播在人類社會程序中的角色。當然，這並不是鼓勵所有的研究者都投入到新聞傳播通史的研究中，年鑑學派的時間觀念仍然可以運用到個案研究中，研究媒介個案和媒介人物，也應該追根溯源，探討其淵源與流變，展現其內在的發展邏輯。
第五，世界體系的空間概念。20世紀70年代，美國學者沃勒斯坦出版了多卷本專著《現代世界體系》，集中討論了三個主題，即：世界體系的形成、運作及基本趨向，提出了世界體系理論和全球史觀。世界體系理論是一種關於社會現代化的理論，是分析當代資本主義的理論新正規化。該理論以世界體系為基本分析單位，認為人類歷史雖然包含著各個不同的部落、種族、民族和民族國家的歷史，但這些歷史從來不是孤立地發展的，總是相互聯絡形成一定的“世界性體系”。在這一世界體系中，國與國之間存在著等級，少數國家成為核心國，多數國家成為它們的附屬，沒有哪一個國家可以超然於世外。世界體系理論貢獻就在於其整體性、巨集觀性、綜合性的理論視野、“多學科一體化”的研究方法以及一系列巨集闊而敏銳的充滿現實感的獨特觀點。“世界體系”理論深刻地揭示了經濟全球化時代資本主義的危機，標誌著全球化理論開始徹底擺脫了經典方法，以體系代替了國家，真正開創了從全球角度對資本主義這一世界性現象進行系統研究的先河。新聞傳播史的研究也需要借鑑世界體系理論，主要是吸收起廣闊的空間概念，整體性、巨集觀性、綜合性的理論視野和“多學科一體化”的研究方法，將新聞傳播史融入到世界歷史中去，在大歷史觀的指引下，在全球化和現代化的廣闊歷史空間中來研究新聞傳播史的程序。
第六，新聞傳播史研究需要有後現代史學的批判眼光。20世紀60年代，後現代主義思潮在歐美迅速發展，從最初的文藝思潮，逐漸超越文藝領域，擴充套件滲透至哲學、社會學、美學、語言學、歷史學、宗教學，心理學等諸多領域，成為一股頗具聲勢的社會文化思潮。後現代主義作為一種對現代主義的反思和批判，是一種反傳統、反體系、反中心的思維模式，體現出多民族、多中心、反權威、敘述化、零散化、無深度等特徵。後現代主義思潮滲透到歷史學領域，產生了如新歷史主義等史學流派。後現代主義史學意味著反對進步史觀，反對巨集大敘事，也反對文學的自然科學化和傳統史學認識中的那種“客觀事實”，認為歷史是虛構的結果，歷史文字中的主觀性值得稱頌而且十分必要等。主張對正統原則與正統標準進行否定和批判，通過解構的方法企圖揭示歷史多層面的意義。反對二元對抗的立場，強調通過多元化、高度模糊化和凌亂化的方法來達到建立新的功能性的目的。後現代主義通過敘述主義歷史哲學進入史學領域，其代表人物是海登懷特。新聞傳播史借鑑後現代史學主要不是借鑑其理論，反而像碎片化、模糊化等理論是我們需要批判的，我們主要是借鑑其的批判眼光和視野，新聞傳播史研究要突破非好極壞、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辯證地看待歷史上的傳播媒介和人物，批判地看待權威的解釋。霍布斯鮑姆認為歷史可以通過“非革新的方式得以重構”，我們應該通過解構披著歷史外衣的政治和社會神話，運用多元的和多學科的視角，展現新聞傳播史多層面的意義。
正如存在主義的哲學家、歷史學家雅斯貝斯所說“我們永遠在歷史之內，歷史的目標就在於探索人的歷史性存在”。新聞傳播史的研究作為一門史學分支，最終目標就在於探索人在新聞傳播史中的歷史性存在。歷史作為一門“預言社會工程學”。終極的目標還是要發現“我們將位於何處，我們將為何效勞。為了實現這樣的目標，做好新聞傳播史研究，需要不斷借鑑西方史學的優良傳統和優秀成果，展現新聞傳播史的原貌和全景。具體來說，新聞傳播史研究需要繼承西方史學的三大傳統，具備社會文化史的視野，政治軍事史的熱情，神話史學的信仰和勇氣，以及年鑑學派的時間概念，世界體系的空間概念，後現代史學的批判眼光。上世紀八十年代巴勒克拉夫就表示對歷史學的未來充滿信心，認為“從長遠的觀點來看，歷史學家將要依據他在與兄弟學科的合作中以及在利用有關過去的知識為構築將來方面所作的貢獻大小來接受評判，而歷史學則將與之同時接受評判。”新聞傳播史研究同樣願意與多學科合作，接受任何人、任何學科的批判。新聞傳播史有這個自信承受這種批判，有這個能力自立於學術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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