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依靠他人成功的例子有哪些
有些人的成功靠的是家庭的資源，而有的人的成功是自己孤軍奮戰而來的，這些人用自己的例子告訴我們不依靠他人也能取得成功。小編精心為大家蒐集整理了不靠他人成功的案例，大家一起來看看吧。
不依靠他人成功的例子篇1：孫紅雷
剛剛憑《潛伏》獲得上海電視節“白玉蘭獎”最佳男演員，緊接著任主角的《人間正道是滄桑》熱播，孫紅雷結結實實地紅了，人氣甚至超過了小瀋陽和劉謙，成為2009年娛樂圈最火的人。他曾被趙寶剛導演說成“你長得太難”，而今卻成為大眾偶像;從當年驚鴻一瞥卻令人印象深刻的配角，到坐穩“黑社會老大”的頭把交椅，再到紅透大江南北的餘則成、楊立青，孫紅雷這個東北爺們兒坦蕩地說:“我靠實力走到今天。”
年少輕狂霹靂時光
1970年，孫紅雷出生在哈爾濱。父母是普通教師，兩人的工資要養活一家七口人。家裡房子總共28平米，小時候的孫紅雷都是睡在吊鋪上的。
孫紅雷至今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母親想借10塊錢給哥哥結婚準備彩禮，去鄰居家敲了半天門人家也不肯開。年少的他覺得一家人生活得沒有尊嚴，自此發誓一定要掙錢改變家裡的生活。
父親希望他和哥哥們一樣，好好學習，讀個理工科大學，找個穩定工作。少年孫紅雷在中學時卻常常晚上逃課去哈爾濱青年宮跳霹靂舞。老師找家長談話，父母才知道他喜歡跳霹靂舞。面對話不多的倔強兒子，父親只好說，你要是能得獎，就繼續跳，否則就乖乖唸書。孫紅雷就借了同學家的錄音機，每天練習邁克爾·傑克遜的太空舞步。
1988年，在全國霹靂舞大賽中，這個初出茅廬的東北小夥子一鳴驚人，獲得了二等獎。最讓孫紅雷高興的是:獎品是一個電冰箱，他立刻把它賣了700多塊錢，寄給媽媽。獲獎後，孫紅雷加入了中國霹靂舞明星藝術團，演出一場能得100元，一個月能演三四十場，算是有了個收入不菲的正當職業。可不久後，霹靂舞漸漸不再流行，孫紅雷也“失業”了。
父親希望他回頭找個正經工作，可孫紅雷沒有回頭。當時，臺灣的“小虎隊”組合非常紅，孫紅雷如法炮製，組成了一個“小狼隊”。走在娛樂前沿的他逐漸成為了哈爾濱娛樂界的“一哥”。
那時的孫紅雷拿著大哥大，戴著金項鍊，演出不斷，錢也掙得不少，卻很迷茫。這一切似乎並不是他想要的。有人說，你那麼喜歡演出，上北京唸書學表演吧。孫紅雷說自己長得太醜。人家說，姜文不也長得不好看嗎。隨意的一句話在他心中掀起了巨大波瀾，他抱定“我比姜文長得好看”的想法，決定報考中央戲劇學院。
1995年5月22日，孫紅雷帶著8000塊錢，到了北京準備考試。一位老師在見過他之後，很不屑地對他說:“回去吧，你太胖，不適合搞表演。”孫紅雷沒有被這句話打發走，他每天圍著操場跑步，在悶熱的房子裡練芭蕾小跳，不吃飯，只吃黃瓜、西紅柿、牛肉湯。剩下的時間，和其他同學一起練臺詞，到了半夜，自己還在樓道里念。一個月後，他減掉了36 斤。
孫紅雷考上了中戲表演系音樂劇班，畢業後分到了中國青年藝術劇院。在劇院，跟他合作過的演員提起他演戲，不約而同用了“玩命”這個詞。有場戲要表達“一個普通的美國家庭，當他們有一天突然有錢了，丈夫知道這筆錢是妻子出賣自己的身體得到的”時的那種情緒，孫紅雷真把自己當成這個丈夫，結果，為了這場戲竟然大病一場。1997至1999年間，孫紅雷主演了4臺話劇，並憑藉《三毛錢歌劇》獲得了話劇界最高榮譽的梅花獎。
中國電影第一壞小子
真正讓孫紅雷家喻戶曉的還是影視劇。在話劇院有人找過他演電影電視劇，但他沒有接。年少時已經見識過“娛樂圈”的他想有一個好的開端，在選擇上比較謹慎。第一部電影他選擇了張藝謀，第一部電視劇他選擇了趙寶剛。
1999年，張藝謀攜劇本《我的父親母親》找到了孫紅雷。孫紅雷看完劇本後非常失望——“這戲我紅不了。”張藝謀說:“這部戲和你配戲的演員都是非職業的，只有你一個人是演員。如果有人認出你，你就失敗了。”聽了這話，孫紅雷當時有點懵，但時隔多年他很感激張藝謀，因為話劇演員演電影時常常表演痕跡過重，而張藝謀第一次讓他學會了不“演”。
電視劇《永不瞑目》則讓孫紅雷第一次嚐到了“星味”。為了這個只有67場戲的大龍套打手“建軍”，孫紅雷等了7個小時接受面試，趙寶剛卻只他一眼說:“你長得太憨厚，演不了這個角色。”孫紅雷有點倔，他走過去拍拍趙寶剛的肩膀說:“不用我演，你會後悔一輩子的。”趙寶剛嚇了一跳，在重新審視了這個“愣頭青”後，孫紅雷得到了這個角色。結果，“建軍”一角給很多觀眾留下了深刻印象。之後，孫紅雷走上了“黑道”，接連在《浮華背後》、《征服》中飾演黑社會人物。
第二次合作時，趙寶剛為孫紅雷量身定做了《像霧像雨又像風》裡的黑社會打手阿萊，這個角色讓他迅速躥紅。從此，孫紅雷憑藉黑社會老大角色樹立起自己在演藝界的獨特地位。2005年參加威尼斯電影節，評委會主席馬克·穆勒稱他為“中國電影第一壞小子”，對他的表演讚不絕口。
硬漢是人們形容孫紅雷用得最多的詞，強悍的外表，讓人們忽略了他內心也有敏感柔弱的地方。2002年接受《超級訪問》採訪時，談到自己成名以前的心酸往事，孫紅雷淚流滿面。2008年做客《魯豫有約》時一場平心靜氣的聊天，讓孫紅雷又一次紅了眼圈。他有些尷尬地極力掩飾，淚水還是奪眶而出。
土匪樣，知識分子骨
無論是螢幕上，還是生活中，孫紅雷給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他身上的霸氣。看著他的臉，似乎就看到了一個頗為凶險的江湖。考慮到周圍人的心情，孫紅雷不得不“裝修”自己，不敢留寸頭，還得時常戴著眼鏡。
雖然長得“凶狠”，而且靠飾演黑社會老大成名，但孫紅雷認為自己骨子裡其實是個知識分子。生在知識分子家庭，看著歐洲古典文學長大，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是他的最愛。喜歡看大師拍的電影，喜歡聽古典音樂，mp4裡放的都是莫扎特、柴可夫斯基。讚美一個人一件事，孫紅雷用得最多的一個詞是“乾淨”。“我從十幾歲就開始在所謂的娛樂圈打拼，看到過太多不乾淨的事情，所以非常向往乾淨。”飾演邱如白時，孫紅雷毫不避諱地告訴周圍的人，“我最迫切的是到《梅蘭芳》這部電影裡把自己洗乾淨了。我骨子裡是個知識分子，雖然長了個土匪樣。”
2007年，陳凱歌找到孫紅雷，請他出演電影《梅蘭芳》中“學貫中西”的文人邱如白一角。身邊人都勸他:“你還是演‘大哥’合適，好不容易到今天這個位置，別再砸了。”起初孫紅雷也猶豫，但劇本里的一句臺詞讓他決定接受挑戰，那句話就是“誰毀了梅蘭芳的孤單，誰就毀了梅蘭芳”。這份孤單他懂得，這個角色是他最需要的。這次嘗試拓寬了孫紅雷內心深處表演的寬度，也讓他成功轉型。
接下來的《潛伏》，孫紅雷更是收斂了“大哥”氣場，成了低調的小知識分子餘則成，平凡、生活化，又有點圓滑世故。有了邱如白的探路，演起餘則成來，孫紅雷更加收放自如。邱如白和餘則成這兩個角色讓父親特別欣慰。父親和兩個哥哥都是知識分子，孫紅雷經常被視為家庭的異類。這兩部戲，父親對孫紅雷說:“你是我兒子。”
從“黑社會老大”到文人邱如白、地下黨員餘則成再到軍人楊立青，孫紅雷讓觀眾看到了他作為演員的多種可能性。對於自己的成長，孫紅雷認為是吸收了很多人的精華。他自喻為“貪婪的海綿”，一直在吸收，一直在學習別人。
成名了，孫紅雷依然保持著以前的生活狀態，坐地鐵，坐公共汽車，在街邊小吃攤吃羊肉串、喝啤酒，打桌球，每天堅持長跑一小時。他在家裡最小，性格卻最倔。他覺得逝去的母親和自己的心離得最近，有空時就回哈爾濱，到母親的墳前坐一坐，揀高興的事兒說給她聽。在北京時，他常喜歡回到中戲去看一看，尋找一種寧靜的心境。心情不好的時候，他不愛說話，有時會叫上一幫朋友去k歌。
“我不是偶像派演員，成天要人捧，我靠實力走到現在。我就喜歡和家人朋友在一起，穿大汗衫大褲衩，在沒包間的大廳吃飯，跟普通人沒兩樣。這樣年齡大了沒有人追捧也不會失落。”39歲的他希望有一個安穩的家，“生活告訴我，生活是最重要的，工作只是一部分。”
不依靠他人成功的例子篇2：孟非
第一眼看到孟非，你一定覺得他很普通——他穿最平常的衣服，剃著光頭，跟大家一起擠公交車。
可是如果你真把他當成平頭百姓，那就大錯了!他是南京人最喜愛的新聞主持人;中央電視臺要他，他敢說“不”;他還作為全國地方臺的主持人唯一入選2004年“中國最新銳十大主持人”……他儼然就是南京不可缺少的一道風景。
不過如果我告訴你，這位主持人只是名高中生;他曾經打過5年工，在流水線上作業時，他的雙手甚至差點被機器捲走，你相信嗎?
在眾人矚目的孟非傳奇的背後，是一個堅強的人不斷超越自我的奮鬥打拼故事!
夢破，落榜生四處打工
1971年，孟非出生於重慶市一個普通市民家庭。他的父母忠厚實在，對兒子寄予了莫大的期望。12歲時，由於父親工作調動，孟非一家遷居南京。此後，孟非先後在南京市第三中學和南京市第一中學和南京市第七中學***現南航附中***讀完了初中和高中，但成績很不理想。1990年高考，他的語文成績僅次於江蘇省文科狀元，可數理化三科總成績卻不足100分，落榜是意料之中的事。孟非想插班復讀，但找了很多學校，人家一看他的高考成績單，就立刻搖頭拒絕。他也想過出去找工作，可一個高中生哪裡有人要。在家裡呆的時間一長，孟非著急了：今後怎麼辦呢?當時正逢南下淘金熱興起，為了尋找出路，他就和一幫同學去了深圳。
然而，深圳殘酷的現實很快粉碎了他的美夢。一連十多天，孟非和同伴馬不停蹄地到處奔走，但一無所獲。眼看帶的錢沒了，孟非只好從小招待所搬出來跟一大群人擠在一間破爛不堪的簡易房裡。在那裡，他一遍遍翻閱著從街邊撿來的舊報紙，尋找著招工資訊;然後一次次去“見工”……在這個陌生的城市，孟非第一次感受到了生活的艱辛一個月後，他終於謀到了一份搬運工的差事。
那種搬運工是臨時的，哪裡有活幹去哪裡。不僅累，報酬也少，而且時常還得忍受工頭的責難與訓斥。一個星期後，孟非終於開始思考自己的未來：真的做一輩子搬運工嗎?他前所未有地懷念起學校生活來。
搬運工只幹了一個月，孟非便義無反顧地回到了南京。在回程的火車上，他安慰自己，從頭做起，一切都不太晚!印刷小工差點兒手殘廢
為了養活自己，一回到南京，孟非就朝人才市場跑。不久，他輾轉聽說南京一家報紙的印刷廠招工人，立刻跑去報了名——當印刷小工雖然薪水不高，但可以免費看報紙，已經逐步務實的孟非看重的就是這個。1991年12月，孟非成了一名印刷小工。
當印刷工人也不容易。孟非所在的那家印刷廠的印報量為每週400萬份，機器需要從週二到週四不斷工作，而真正操縱印刷機的，只有他和另外三名小工。孟非從週二早上8點鐘上班，一直到週四晚下班，平均每分鐘要從機器上取下1112張報紙。在不分晝夜的連續3天工作時間裡，每10個小時，他才能休息一次，時間僅為1個小時。這樣的工作跟打仗沒什麼區別，而且要是手腳稍微慢一點，在規定的時間完不成流水線作業，就會影響下一個環節，會受到班組長的一頓大罵。
第一個月忙下來，孟非拿到了僅為23元的工資，但是他仍然禁不住激動地淚流滿面，不容易啊!
不幹活時，孟非就抓緊時間學習。他在日記本中寫道：“我不能一輩子呆在這個地方，想換好工作，就得有知識。”
孟非選擇了成人高考。再拿起書本，他感到無比的親切，工作強度越大，求學的慾望就越強烈。1992年9月，孟非報名進入了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專科函授班。函授班針對社會在職人員招生，週六、週日上課。孟非十分珍惜這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無論再累再忙，他都會按時聽課。
一邊打工一邊上課，孟非的生活節奏猛然加快，休息時間更是少得可憐，他沒有星期天，更沒有節假日，邊打工邊讀書僅僅2個月，他的體重就減輕了將近8公斤!
但孟非從不叫累，他憋足了勁要把失去的一切找回來!為了學習，他儘量壓縮睡覺時間，一有空就多看書。實在熬不住了，就把頭浸在冷水裡泡一泡……他每天都對自己說：這還只是萬里長征第一步啊!
但是幸運之神並沒有降臨到這個勤奮得不要命的小夥子頭上。1992年下半年的一天，孟非實在太累了，他一不留神，取報紙的時候手竟被機器卷壓進去了!全廠一時驚慌，立刻停止了工作。
後來因為搶救及時，他的手總算保住了，但是這件事卻引起印刷廠領導的極度不滿——這次工傷事故是建廠以來最大的一起事故，印刷車間的領導們因此受到上級批評，因而遷怒於孟非。1993年過新年前，孟非就被印刷廠罵了一頓，然後自己辭職了。
孟非抑鬱地走在南京街頭，欲哭無淚……
電視臺裡的一名臨時工
為了生活，他開始不間斷地打些短工：送水、拉廣告、做保安……後來聽一個朋友說開家超市挺掙錢的，孟非就到處借錢，開起了小型超市。但由於對這一領域並不熟悉，小超市最終還是於1994年初被迫關門。血本無歸的孟非心情沮喪，他覺得彷彿走進了人生的死衚衕。該怎麼辦呢?是坐以待斃還是奮起自救?倔強的孟非選擇了後者。他又一次開始到處尋找招工資訊，他相信，一定能找到自己的天地!
1994年2月，孟非從報紙上看到一則訊息：江蘇電視臺文藝部體育組要一名接待員。孟非眼前一亮，自從在報社的印刷廠工作之後，他一直對媒體心嚮往之。雖然他知道，這接待員的工作最多隻是端茶倒水，接接電話……可還是去報了名。這一次，孟非打工的經歷幫了他，身體強壯能吃苦的他很快被錄用了，從此成了電視臺裡的一名臨時工。
這一干就是一年多，他仍然做著可有可無的工作，是200多名臨時工中最不引人注目的一員。漸漸地，已經24歲的孟非對眼前的工作又產生了困惑，他憂心如焚：難道我這輩子只能端茶倒水嗎?我要做一名記者。
1994年7月，孟非通過兩年的函授班學習，拿到了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專科文憑，此時他萌生了一個大膽的想法：我為什麼只能打雜?我也要做一名記者!
有了目標，孟非的生活裡彷彿灑滿了陽光，他每天早早來到臺裡，利用幫記者們打掃衛生的機會熟悉記者的工作流程。如果一些老記者出去採訪時需要帶一個扛攝像機的，孟非總是爭先恐後地去幹——為這個，他多次被別的臨時工罵成“***”!但是隻要一出去，他都多少有些收穫，或者學會些採訪技巧，或者熟悉攝像機的操作。
在這一過程中，孟非的日記裡多了些內容：記載自己每天學到的東西。為了更快地接近記者這個群體，孟非還開始了“感情”，他跟前跟後，幫記者和編輯們端茶倒水，打掃衛生……時間一長，不少記者跟孟非都熱乎了，孟非扛攝像機的機會也越來越多。
漸漸地，有些小新聞，老記者看不上眼的，就開始交給孟非，做好後加上老記者的名字就成了。每次有這樣的事情，孟非總是非常高興，當成頭等大事來做。
這樣積少成多，孟非的名字在電視上出現的次數漸漸多了。後來，領導便格外開恩，讓他幹好自己的事情後，可以出去跑新聞。得到這個通知的時候，孟非喜出望外——他太珍惜這個臨時記者的機會了。
從此，他每天都要透支體力拼命趕做節目，通宵熬夜更是常事。但看到自己拍出來的片子，全部是自己剪輯、自己寫稿，甚至於自己配音的時候，他的心情就像秋日的藍天一樣明朗極了!漸漸地，有一些比較大的題材領導也開始交給他做了。
終於轉成了正式的記者
1996年8月，孟非作為總攝影參與拍攝了26集專題片《飛向亞特蘭大》。該電視片在全國長篇電視專題片評比中榮獲二等獎，而孟非的敬業精神也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評。這一次，孟非終於堂堂正正地甩掉了打雜的帽子，轉成了正式的記者。這個男人哭了……他在日記中對自己說：“苦難中積聚的力量正一步步地把我引向成功!”
接下來，孟非的事業一帆風順。1995年，江蘇電視臺為了搶佔先機，組建了江蘇電視臺城市頻道，籌備了一檔10分鐘的深度報道欄目《都市傳真》。孟非進入該組後，正式開始了跑社會新聞的歷程。由於文字功底深厚，他在做記者的同時也做起了編輯工作，他的工資則提高到1000多元。
意外的是， 1998年春節過後，由於長期勞累，孟非的頭髮開始大把大把地往下掉，有時候拔一下，就可以掉下一小撮。當年夏天，孟非索性剃成了光頭，還別說，這光頭配著他的笑臉，顯得既聰明又精神。從此這光頭一直陪著他到現在。
感謝苦難，南京人愛上光頭主持人
孟非一直都是個倔強的人，每走一條路，他都不輕言放棄。要麼走到無路可走，要麼就走到最好。從1998年開始，他先後換了不少崗位，還做過一檔不成熟的談話節目的編導……這些，為他以後的成功打下了基礎。
2002年1月，江蘇電視臺為了提高收視率，決定改《南京新聞》為新聞直播節目，起名為《南京零距離》，時間為一個小時，宗旨是“為平民百姓服務”。
南京零距離主持人孟非一切準備就緒，主持人的選擇就擺到了檯面上——是沿用原來莊重型的主持人還是重新選擇主持人?臺領導在這個問題上舉棋不定。最後，大家一致決定打破資歷、學歷限制，在全社會進行公開競選。
孟非用他這麼多年來的經驗分析了自己的優劣：平民節目，當然要求主持人有平民特色;不一定長得帥，關鍵是要有底層生活的閱歷，說百姓關心的話題……而這方面，放眼全臺，有誰比自己更有資格?他敏銳地感覺到：機會來了!這將是他從幕後轉向臺前的一個機會。可是，自己的普通話能過關嗎……孟非只猶豫了一分鐘就做出了決定：普通話可以學習模仿，那些苦難的經歷卻是他難得的寶貴財富，是模仿不來的。人生能有幾回搏?此時不搏，更待何時?孟非搏對了!
那天，孟非用詼諧的語調平靜地講述了自己多次打工的艱難經歷，尤其是關於打工者的生命、尊嚴與價值的問題。他胸有成竹地提出了自己做“平民化主持人”的嶄新設想，並表示會盡量彌補自己的不足。
孟非的一席話抓住了臺領導的意圖，他們敏銳地意識到孟非的氣質與這檔節目非常適宜!
可是孟非到底適合不適合做主持人?他的光頭能播新聞節目嗎?在此之前，主持人都是些俊男靚女，突然間冒出這樣一個人來會不會讓觀眾嚇一跳呢?主考官們議論紛紛。最後，臺長發話了：“行不行，要觀眾說了算。先試試，不行再換人!”
“無知者無畏!”第一次上電視，孟非是穿著最平常的衣服去演播室的。作為一檔新聞直播節目，60分鐘的時間裡，他手上只有一張新聞串聯單，所播內容都是三個小時之內發生的事情。更別說提示器了，沒有!
這麼多新聞怎麼串起來呢?孟非思考再三，作了一個大膽的決定!他放鬆了心情，採取一種誰都想不到的方式播起了新聞：他即興發揮，像拉家常一樣把平時的思考和經歷變成幽默、精到的即興評點，就成了串連詞。臺領導和同事們看得心裡七上八下：這能行嗎?
誰也沒料到，《南京零距離》由於定位準確，第一期就獲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那簡直是電視臺有史以來最壯觀的一夜，攝製組的電話都快被打爆了!觀眾紛紛感嘆從未見過這麼有個性的主持人。
孟非走向了人生的高峰
機遇常常降臨到有準備的人身上。善於把握機遇的孟非從此走向了人生的高峰。
由於關注普通百姓的衣食住行和喜怒哀樂，沒過多久，《南京零距離》收視率就一路飆升，從選稿到播報內容，孟非開始全權負責。他完全顛覆了人們對傳統“新聞主持人”的概念，成功地塑造了另一類平民化的新聞主持模式。2003年7月一個月，《南京零距離》的平均收視率就高達8.3%，最高收視率甚至達到驚人的17.7%，超過了同時播放的央視的《新聞聯播》，創造了收視率的奇蹟。2002年一年，《南京零距離》的廣告收入高達5000萬元，孟非成為《南京零距離》不可替代的核心人物，不少觀眾親切地把孟非稱為“城市平民的代言人”。
由於常常鍼砭時弊，揭發醜惡，孟非也遭到恐嚇，可是他不在乎。他保持著多年來的作息習慣：上班乘公共汽車;平時自己親自上街買菜;不時還找人拉拉家常……這些，後來都成了他的臺詞和思想的來源。
不依靠他人成功的例子篇3：彼得·巴菲特
彼得·巴菲特穿著西服優雅地端坐鋼琴前，微卷的半長髮妥帖後梳，頗有藝術範兒。
臺下，人頭攢動。臺上，巨大的展板中間寫著小小的英文字“彼得·巴菲特的人生選擇”，中文字要大好幾倍，“彼得·巴菲特”換成了“財富之子”。
的確，這位美國知名的音樂人有個更引人注目的身份——“股神”沃倫·巴菲特的小兒子。新公佈的2011年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上，沃倫·巴菲特以500億美元居世界第三位。
3月，彼得·巴菲特帶著自己的第一本書《做你自己》***Life is what you make it***中文版巡遊中國，學會了一個頻頻被提及的新詞——富二代。
無論見“浙商二代少帥”，還是高校普通學生，彼得總在強調，股神父親給他的財富不是金錢，而是鼓勵他追逐自己的人生。但他仍然總被追問“這本書是給富二代看的嗎?”“怎麼做好一個富二代?”或者“我不是富二代，我的父母沒那麼多錢……”“我不一定能像你一樣有機會。”
許多問題太難了，誰也沒法回答。彼得只能微笑著鼓勵：“找到你喜歡的，然後去做吧。”
從19歲離開大學校園起，彼得就不能再用父親的錢，為工作和房貸奔忙多年。2006年，父親把大部分財產約370億美元捐給了比爾與梅林達·蓋茨基金會，留給3個孩子每人10億美元的慈善捐贈基金，只能管理，不能使用。
“也許我符合富二代的條件，但我不是，我和所有年輕人一樣自食其力。”
彼得不在臺上時，總穿簡單的灰黑毛衣和藍牛仔褲。聊到高興時，53歲的他會哈哈笑著比出兩手的食指和中指彎一彎，細細長長，兔子耳朵一般。
父親給彼得的書寫了序言：“彼得的人生全憑他自己打造。他衡量成功的標準不是個人財富或榮耀，而是對廣闊世界所作的貢獻。彼得和我持相同觀點，即這個世界並不虧欠於你，而你應該最大限度地發揮自己的能力來為這個世界做些事情。我為彼得感到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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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學踏上音樂路
美國中西部小鎮奧馬哈，一棟建於20世紀初的普通獨棟小屋，沒有圍牆。1958年，沃倫·巴菲特花31500 美元買下這棟老房子。彼得在這個離外祖父母家只隔兩個街區的房子裡成長，每次步行去看外祖母都可以吃到加了糖果的冰激凌甜筒。
彼得小時候，父親沃倫·巴菲特還不太出名，也不算富有。彼得要給家裡做雜務，才能掙得很少的零用錢。
父親總在家工作，長時間待在書房裡，全神貫注研究大量深奧書籍。“雖然他的‘手稿’中寫的可能是市盈率和管理績效分類等內容，但他卻可以輕鬆達到類似猶太祭司研究卡巴拉聖典或佛教僧人沉思禪經那樣的境界。他常常穿著卡其布褲子和一件破舊的毛衣從書房裡走出來，身上帶著一種幾近聖潔的平靜。”
這種工作態度讓彼得著迷：做自己喜歡的工作，享受工作樂趣，甚至產生一種神聖感。
彼得發現，即使家裡變得越來越富有，父母依然沒有什麼改變。“父親至今還生活在那棟小屋裡，80歲，每天高興地開著用了20年的車去上班。他說自己幸運，不是因為有了巨大的財富，而是開心他可以做他喜歡的事情。如果你現在某天晚上去我父親家，可能跟我8歲時看到的場景是一樣的：父親穿著普通的睡衣，坐在同一把椅子裡，吃三明治和炸土豆片，享受生活。”
彼得問過自己：要在華爾街開始職業生涯嗎?父親應該會幫助他的。他確實考慮過15分鐘，然後否決了。
17歲時，巴菲特的姓氏和一封來自《華盛頓郵報》發行人的推薦信，幫助彼得進入了名校斯坦福大學。他追問自己：“如果不是這些，我有資格和那些平均學分拿4分並擁有完美SAT考試成績的學生在課堂上平起平坐嗎?”他在書裡不無沮喪地說，“我從未真正確信自己有資格進入斯坦福大學。”
但既然來了，還是好好學吧。彼得花了3個學期，把大概20門基礎課全部修了一遍，而別人只是選修其中一部分。選主修的時候，彼得還是猶豫了。“我到底要什麼呢?我一直在尋找的是什麼呢?”
彼得從6歲開始學習彈鋼琴。姐姐蘇茜驚歎，這個小傢伙連樂譜都不會認，竟已經比自己這個上了8年鋼琴課的姐姐還要彈得好。
但彼得並不喜歡第一位鋼琴老師的授課方式。那位嚴厲的老婦人，強調技巧和指法，讓彼得甚至不想學了。媽媽給換了一位老師，喜歡流行樂的彼得還是不大喜歡。一直到大學，彼得換了4位風格不同的鋼琴老師。“他們從不同的側面激發我的創造力和想象力，令我有不止一種彈琴的方式。”
即使一直與音樂相伴，彼得也並沒確定音樂是自己的方向。高中時，他一度愛上攝影，甚至差點為此而退學。
“直到大學二年級的一個晚上，我朋友邀請我到他的宿舍去聽一個吉他手的演奏，這改變了我之前對音樂的看法和我的餘生。我以前認為，我必須技法足夠優秀，才可以從事音樂，但這場演奏雖技法簡單卻如此美妙動人。我當時就想：音樂就該如此，我完全可以做到。”
彼得不記得自己如何離開宿舍，只記得回到公寓就開始在一種狂熱的狀態下創作樂曲。他寫了兩首歌，開啟錄音機，邊寫邊聽邊修改。“我不想要那些浮華的東西，也不希望有張揚的成分在裡面。”
那晚徹夜難眠。第二天早上，彼得坐朋友的車去海灘，帶上了那盤新錄製的磁帶在路上聽，經歷了一生中最奇妙、最震撼的感覺。“我開啟車門，發現自己無法離開，簡直無法移動。我被一種由責任和狂喜混合而成的引力，釘在了座位上。通過土褐色的二手本田揚聲器，我聽到了自己的未來。”
彼得決定了，要嘗試自己去做音樂。“就像廚師一樣，所有的材料都已就位，那麼做菜時間到了!”他退學，放棄名校的學歷。
這在巴菲特家並不稀罕，沃倫·巴菲特的3個孩子，全都從大學中途退學。彼得的哥哥霍華德成了農場主兼攝影師，致力於對抗全球飢餓。姐姐蘇茜在奧馬哈市做家庭主婦。
“我姐姐差五六個學分，離畢業非常近時，決定不修了。在美國修120—140個學分可以畢業。”彼得攤開手說，“我也不知道她為什麼這時候退學。大概學歷對生活不是必需的。學習不是不重要，但有很多學習是從生活中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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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分類廣告到艾美獎
從斯坦福大學退學，不僅意味著沒學歷，也意味著父親不再給彼得生活費。離開大學就得自食其力，這是傳統。一切將靠19歲的男孩自己解決。
幸運的是，這時候彼得繼承了來自祖父的家庭財產，父親把它轉換成了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的股份，當時價值9萬美元，並非鉅額。如果這些股票一直躺在賬戶裡，那麼現在應該價值7200萬美元。
“我知道這是我當時唯一可以得到的財富。”彼得把它們投進了自己的音樂夢裡——搬到舊金山租下小公寓，添置錄音裝置，建成一個小小的錄音室。“當時，公寓裡的錄音室可不常見，很前衛的，但其實它只有很簡單的設施。”
彼得在報紙上刊登分類廣告，為人們提供錄音服務，每小時35美元，每次會錄幾個小時，賺得一兩百美元。
父親的聲名並未像今天這樣顯赫，不能帶給他任何幫助。聽到彼得那特別的姓氏，人們更經常問：“你是歌星吉米·巴菲特的什麼人嗎?”而不是問沃倫·巴菲特。
兩年的時間，為作曲夢想而退學的彼得沒有賣出過一首曲子，只能免費贈送，他卻仍是樂呵呵的。“一開始的想法非常重要，我沒有奢望要多成功，多出名，沒想過成為流行明星，我一開始只是想以做錄音室謀生而已，能賺錢養活自己就挺好了。所以我不會失望，每天有點兒進步，就覺得很開心了。”
機會似乎來得漫不經心。一天，風和日麗，彼得站在舊金山某條路邊洗自己的破舊汽車，一位僅有點頭之交的鄰居剛好路過，閒聊幾句，鄰居知道了彼得是作曲家，就推薦彼得找自己女婿，那是一位總需要音樂的動畫製作人。
彼得有了第一個工作機會——為一個新成立的有線電視訊道設計10秒鐘的超短“插播廣告”，報酬上千美元，一下子就超過了錄音室賺的錢。彼得拿這筆錢多添置了些錄音裝置，這是他從父親身上學到的，用自己得到的禮物作投資。
“我在心裡歡呼，耶!我終於做到了!但也有點失望。10 秒鐘?除了一串叮噹聲，10 秒還能做什麼?”
那時的有線電視還是邊緣媒體，何況是新成立的。但很快，這個頻道大火，被稱為MTV，成了當時最熱門的事物，甚至是20世紀80年代文化現象的代名詞之一。
這10秒鐘大獲成功。其他公司找上門來，邀請彼得為他們作同樣型別的音樂，這次是30秒，1萬美元。“這感覺太棒了!我意識到，我可以依靠作曲為生了。”
然後是4分鐘的曲子，為奧斯卡最佳影片《與狼共舞》精華的一幕“火舞”配樂，為講述美國印第安原住民的劇集《500 部落》創作8小時的音樂。他策劃、編寫、製作音樂舞蹈劇《魂》，並在華盛頓國家廣場盛大演出。他出了數張專輯，獲得了美國電視界最高榮譽“艾美獎”。
3
保守有時，捨棄有時
凡事皆有定期，
天下萬物皆有定時。
生有時，死有時;
栽種有時，拔除有時;
尋找有時，失落有時;
保守有時，捨棄有時。
《做你自己》的最後一章，彼得引用了《舊約·傳道書》，把“捨棄”解釋為“回饋”。
2006年，沃倫·巴菲特宣佈把大部分財產約370億美元捐給比爾與梅林達·蓋茨基金會。此前3個月，彼得已經知道了父親的想法，他的第一反應是打電話過去，告訴父親：我真為你驕傲。
30歲那年，彼得想要換房子，向父親開口借錢，卻被拒絕了。
“金錢會破壞我們純潔的父子關係。”父親說，你應該和其他美國人一樣去貸款買房，然後憑自己的能力將貸款還上。
彼得有些生氣，這是他第一次開口向父親借錢，也是最後一次。
製作音樂舞蹈劇《魂》時，彼得希望能巡迴演出，這是作為一個音樂人的最大夢想。“當時最大的問題是籌款，我去找很多機構和人，他們都說，為什麼你要錢?你跟你爸要不就行了?我很難跟每個人解釋，我爸不會給錢。”父親幫助彼得的方式是，讓他先去籌到90%的款，他出最後的10%。
“這是父親愛我們的方式，他相信和尊重我們，我們可以靠自己成功。”
得到父親給的10億美元基金會後，彼得和太太詹妮弗將它命名為“NoVo”，這個拉丁單詞意為“變化、改變或創造”。
怎麼改變這個世界呢?“我們希望採用我父親長期遵循的一個經營理念：對被低估的資產進行投資。”彼得找到的答案是女孩。今天的女孩就是明天的母親，給女孩的益處會傳遞給後代。
彼得沒想到，基金會的工作竟拓寬了他的音樂視野。“我還是個孩童的時候，遇到不開心的事，就會去彈琴撫慰自己。現在我已經不再是個小孩子了，可是當我去非洲，看到那裡孩子們的生活，感到傷心難過，依然會去彈鋼琴來調整情緒。可是我的音樂已經不只是用來表達個人情緒了，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2009年，他和曾獲“格萊美獎”提名的歌手阿肯一起為非洲孩子寫了歌曲《血入金》***Blood into Gold***，諷刺販賣非洲兒童的人用孩子的血為自己賺取金子，呼籲制止人口販運。這成為聯合國大會的特殊表演節目。
“年歲漸長，就與這個世界的聯絡越來越多，無法只關注於自己的小世界。我們需要學會理解我們之外的世界和人群，就像非洲的人口販賣並非只關乎非洲的孩子，這也是我寫書的原因之一。”
現在，彼得和家人住在離紐約市區兩小時車程的房子裡，那兒也是他的工作室。
在紐約市區，彼得坐地鐵或走路;離家不遠，彼得開一輛跟紐約出租車一個款型的普通車。“有很多人把有什麼牌子和型號的車作為身份的標誌，我覺得能把車裡加上汽油，能去我想要去的地方，就挺好了。”他頓了頓又得意地補充，“我還有一輛車，1958年在高中時買的，一直能開。我留著那輛車，因為它帶給我很多美好的記憶，這很重要。而且，現在美國正好流行復古車嘛!”
他的雙胞胎女兒，30多歲，一個是藝術工作者，和室友一起租住在公寓裡，樸素而快樂，一個剛剛結婚，快當媽媽了。
“一定會是好媽媽!”彼得笑著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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