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描寫正確的評價

  漢武帝登基時僅僅十六歲,他是怎麼樣一步一步走向衰竭的呢?以下是小編給大家蒐集的關於漢武帝的評價,歡迎大家參考借鑑!

  漢武帝的評價1

  婕妤益貴幸,號昭儀……帝嘗蚤獵,觸雪得疾,陰緩弱,不能壯發,每持昭儀足,不勝至欲,輒暴起。昭儀常轉側,帝不能長持其足。樊嫕謂昭儀曰:“上餌方士大丹,求盛大,不能得;得貴人足,一持暢動,此天與貴妃大福,寧轉側俾帝就邪?”昭儀曰:“幸轉側不就,尚能留帝欲,亦如姊教帝持,則厭去矣!安能復動乎?”……帝病緩弱,大***太***醫萬方不能救,求奇藥,嘗得眘恤膠,遺昭儀,昭儀輒進帝。一丸一幸一夕。昭儀醉,進七丸,帝昏夜擁昭儀,居九成帳,笑吃吃不絕。扺明,帝起御衣,陰精流輸不禁,有頃絕倒。裛衣視帝,餘精出湧,沾汙被內。須臾,帝崩。

  看了上面的內容,也就難怪清嘉道間人週中孚曾感嘆說,《趙飛燕外傳》“其文固不類西漢體,其事亦不能為外人道也。在文士展轉援引,本屬常事,而司馬公反引其最紕繆之語以入史籍,則失考之甚矣”!我想絕大多數《通鑑》的讀者都會像週中孚一樣,為司馬光采摘這種“不能為外人道”的情色讀物作史料而驚詫不已。

  王禕對司馬光采錄《趙飛燕外傳》這一謬誤的批評,在明代後期,有胡應麟亦秉持同樣看法,感嘆其事“誠怪”;在清代,不僅如上所述,得到了週中孚的認同,在周氏之前,乾隆年間纂修《四庫全書》時,四庫館臣亦完全採納了這一見解,以為其“考證辨別,皆為不苟”。後來袁枚也曾舉例指出:“楊妃洗兒事,新、舊《唐書》皆無之,而《通鑑》乃採唐人小說《天寶遺事》以入之,豈不知《天寶遺事》載張嘉貞選郭元振為婿,年代大訛,何足為信史耶?”因而,這種情況理應引起後世學者重視,審慎對待其源出於正史等基本史料之外的記述,對其可信性有所警覺。

  漢武帝的評價2

  晚近以來,中國專門論述《通鑑》史料價值的學者,如崔萬秋《通鑑研究》、柴德賡之《資治通鑑介紹》等,不僅未能識及於此,而且還往往片面強調司馬光別擇史料精嚴不苟的一面,而完全沒有提及《通鑑》以主觀理念肆意取捨史料的做法。崔萬秋《通鑑研究》稱“《通鑑》僅採正史及稗官之可信者,且參考同異,別為《考異》,以辨正謬誤”,“光自身對於修《通鑑》事,既‘研精極慮,窮竭所有’,且‘抉擇隱幽,校計毫釐’,決不肯稍有假借”。柴德賡《資治通鑑介紹》也認為“《通鑑》這部書之所以寫得好,重要原因之一是它在材料的選擇上很有分寸”;司馬光對史料的選擇“採取了負責任的態度”,所以其“選材基本上是正確的,是比較實事求是的”。其他通論性史料學著述,如王樹民《史部要籍解題》,也稱讚《資治通鑑》的取材“在廣博的基礎上又極為精審,每一史實都是以嚴謹的態度,自多種史料中選定其最可靠者而從之”。此等論著的流行,更容易矇蔽讀者只見其積極的一面,而完全不知道《通鑑》書中還有與其絕然背戾的另一種面目。田餘慶以為“古今史界公認”《通鑑》取捨史料無徵不信,且嚴謹不苟,恐怕也是受此謬說所累而產生的錯誤印象,實際上完全不符合歷史實際。

  漢武帝的評價3

  相比之下,日本學術界的情況,就要比中國好很多。前述市村瓚次郎的《東洋史統》初版印行是在昭和十四年亦即1939年12月,但在此前很久,內藤虎次郎在大正年間的授課講義中,已經專門論述過《資治通鑑》編纂過程中的主觀取捨傾向問題。在內藤氏去世十五年以後的昭和二十四年,亦即1949年,相關講稿以《支那史學史》為題,正式出版發行,在日本東洋史學界,產生了更為廣泛的影響。內藤虎次郎在書中著重指出:

  作為其著述思想的體現形式,與所謂“書法”相比,司馬光更為注重史實。在這一點上,司馬光與宋祁、歐陽修等人有明顯差異……不過,在另一方面,司馬光也有著與歐陽修等人相似的著述思想,這也是當時的史學風尚。在“史略”性著述當中,像《冊府元龜》這樣的著述,儘管是雜陳類聚相關史事,但其擇取材料的物件卻很嚴整,即主要依據正史和實錄,不取野史小說。與這種特色相反,《通鑑》巧妙地利用了野史小說,特別是時代比較晚近的唐朝的野史小說,由於存世數量眾多,更被大量採用。就這一點而言,《通鑑》的編纂依然體現出與《新唐書》和《新五代史》同樣的傾向。有人主張歷史並非案牘和文書的排比,應當以某種象徵性的觀念作為主幹,《通鑑》和《新唐書》就頗能體現這樣的傾向。毋庸諱言,《通鑑》在這一點上往往會導致失誤。例如,《通鑑》在記述漢成帝詔命趙飛燕姊妹入宮而對其加以寵愛的時候,寫道宮中有披衣博士淖方成,稱“此禍水也,滅火必矣!”此說出自《飛燕外傳》,是六朝時代的小說……採錄這一說法,就可以說是一個失誤。不管怎麼說,在實錄和案牘之類的表面材料之外,試圖通過野史小說來反映一個時代的內在生活,這是《通鑑》和《新唐書》共同的著述追求。

  漢武帝的評價4

  清人趙翼撰《廿二史札記》,謂“家少藏書,不能繁徵博採,以資參訂。間有稗乘脞說與正史歧互者,由不敢遽詫為得間之奇。蓋一代修史時,此等記載無不搜入史局,其所棄而不取者,必有難以徵信之處,今或反據以駁正史之訛,不免貽譏有識。是以此編多就正史紀、傳、表、志中參互勘校,其有牴牾處,自見輒摘出,以俟博雅君子訂正焉”。同時人錢大昕讚譽趙翼此語,稱“此論古特識,顏師古以來未有能見及此者矣”,不知所說“顏師古以來”是否暗含有司馬光修《通鑑》時大量援據“稗乘脞說”的做法。讀到司馬光上述論述,尚可清楚知悉,以純客觀的學術眼光來看,《通鑑》援用雜史小說之諸多失當,並非吳縝所說未加精擇的問題,而恰恰是司馬氏自以為“高明”地加以“鑑擇”的結果,即為體現其政治期望而刻意為之,實可謂“別出心裁”。過去高敏曾經撰文指出,司馬光在記述隋煬帝遷都洛陽的原因時,就是刻意擇取唐代初年人杜寶所撰稗史《大業雜記》當中一些頗為片面的說法,而對《隋書·煬帝紀》和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的正確記載視而不見,從而達到全面貶抑隋煬帝的目的。

  漢武帝的評價5

  司馬光本人對《趙飛燕外傳》和《漢武故事》這樣的小說故事“語多妄誕”並非缺乏瞭解,那麼,他又為什麼還要將其寫入《通鑑》呢?這隻能是如“資治通鑑”這一書名所示,編錄舊史中“善可為法,惡可為戒,帝王所宜知者”,用來驚醒當政者,以期有資於世道人心。所謂“女禍”是宮廷政治中最容易發生、而帝王需要時刻警惕的嚴重危險,“禍水滅火”之說,直接關係到江山社稷的存亡,觸目驚心,亦生動異常,從而才被司馬光用它非常自得的“高明”手法,強行採入書中。至於漢武帝之是否“罪己悔過”,亦關係到根本國策的正誤是非,特別是與宋朝的政治現實具有密切關係,同樣也是需要費心處理的重要問題。

  昔胡三省注《通鑑》,已經指出司馬光針對唐代李德裕和李宗閔的黨爭問題而生髮的有關“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的議論,乃是針對當時黨派鬥爭的現實,“為熙***熙寧***、豐***元豐***發也”。實際上,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體現其現實政見的形式,並不僅限於直抒己見的史論,而如同其貫穿全書的基本手法一樣,更多地是把他的施政主張,寄寓於史事的記述之中,亦即所謂陳古證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