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文化牆創意設計的高清圖

　　枯燥的農村文化，村民也不是特別樂於學習，有創意，新意是吸引村民最原始的動力。下面是小編為你整理的農村文化牆，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農村文化牆的高清圖

　　農村文化牆的設計圖

　　傳播的斷裂：影響農村文化治理的關健

　　“將農村文化建設重心下沉到村，將國家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延伸到村莊內部，在村一級建立綜合性文化活動中心，為農民群眾提供更多、更好、文明、健康的公共文化服務”，被學者們認為“不但很有必要而且迫在眉睫”***吳理財、夏國鋒，2007***。然而，筆者調查發現，增加了投入的農村公共文化資源的使用率仍然相當低。問題的關鍵也許不在於公共文化服務的數量，而在於如何提供這種服務，換言之，在於如何進行文化傳播。那麼，究竟是什麼阻礙了農村公共文化的有效傳播?

　　基於J 市農村的調查，筆者的基本判斷是：當前農村文化建設的問題在於傳播的“斷裂”。 “斷裂”是孫立平***2003***對20 世紀90 年代以來中國社會變遷的概括。在他看來，在一個斷裂的社會中，社會中不同群體的要求的差異有時會達到一種無法理解的程度。也就是說，斷裂是一種人際、群體互動的受阻狀態。“斷裂”二字，同樣適用於描述當前農村文化傳播所面臨的困境。不可否認，農村公共文化資源日益增加，也不乏傳播者、傳播渠道、傳播內容和潛在受眾。但是，斷裂仍然存在於農村文化傳播中，進而影響了構建文化認同、地域認同和政治認同的“符號化過程”。

　　***一***傳播網路的斷裂：關係的弱化與重構

　　按照賀雪峰***2003***的觀點，轉型期的農村是一種“半熟人社會”。雖然賀雪峰所說的“半熟人社會”的概念來自於村民小組之內，但筆者認為，當前農村的幹部與群眾關係也是一種“半熟人”關係，有的甚至是“陌生人”關係。這不僅表明農民與村幹部在公開場合的互動減少，也反映出二者心理上的隔閡。本來，在農村文化傳播中，農民所接觸的直接物件是村幹部，但大多數農民並不在乎村幹部所做的事情——只要不侵犯自身的利益。根據筆者的問卷調查，對於“平時是否關注村幹部工作的情況”，被調查者選擇“毫不關注”的比例為24.9%，“不太關注”的佔34.4%，“無所謂”的佔20.8%，三者之和為80.1%。在訪談中經常聽到村幹部說：“現在老百姓鬧糾紛了才找我們。在他們眼中，中央政府官員都是好人，我們都是惡人。”③而村民則說：“現在各家種各家的地，出去打工也是靠親戚朋友介紹，沒事誰找村幹部啊?村委會基本沒什麼作用，我們也不認識他們，對我們的生活也沒什麼影響。”④這些夾雜著一定程度消極情緒在內的言語無不體現出當前農村幹群關係的弱化態勢。

　　幹群關係的弱化，使得二者難以達成良性的社會互動。據調查，認為“現在的幹群關係不冷也不熱”的比例達80.5%。近年來的村鎮合併尤其加劇了村莊公共文化中集體行動基礎的消解。例如，有的村民說：“現在有很多群眾就是換了村幹部他也不知道，路上碰見了也不認識。比如我們村和隔壁村合成一個村了，我們村的不認識他們村的幹部，他們村的不認識我們村的幹部，路上各走各的，誰也不知道是不是村幹部。我們也沒聽過什麼送文化下鄉活動。”

　　村幹部與農民之間形成的這種弱傳播網路無疑影響了二者的關係。李特約翰***2009***認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動態的，是通過傳播得以形成、維持和改變的。關係的基本單位不是某個人，也不是兩個人，而是互動。村幹部與農民之間互動模式的重構還未能適應農村文化傳播的新需要。

　　***二***傳播過程的斷裂：內容與需求的脫軌

　　文化傳播是一個過程，而傳播的過程是一個具體、動態的雙向互動。農村文化傳播過程的斷裂是作為傳播者的國家及其代理人村幹部與作為受眾的農民之間傳授流向的斷裂。農村文化建設中對農民意願及其主體性的遮蔽，以及農民接近文化資源的自主性的相對提高，是傳播過程斷裂的最主要原因。

　　隨著農民群眾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其文化消費結構、消費觀念都在發生深刻的變化，對文化生活的需要迅速增長，僅僅單向度的輸送電影、戲劇或文藝演出並不能滿足農民的需求***如表1 所示***。於是，一種悖論出現了。一方面，農村文化生活單調、乏味——農忙時幹活農閒時打麻將、打牌，還是許多農民文化生活的真實寫照;另一方面，農民對村莊文化設施的使用率，對文化組織、文化活動的參與率卻相當低，農民的文化活動愈來愈傾向於私人化、小群體化***觀看電視和打牌、打麻將成為農民的首要休閒活動，無疑是最好的明證***。然而，農民對由他們自身發起、組織的文化活動的願望和偏好仍存在較高的情感基礎。據對問卷調查中“您希望村裡多一些村民自己組織的文化活動嗎?”一項的統計，選擇“非常希望”和“比較希望”的分別達46.8%和33.6%。

　　文化傳播既然是一個動態發展的過程，也就不能以為可以一蹴而就地解決農村文化問題。而在不少鄉村幹部的工作視野中，完成上級政府佈置的文化建設任務就意味著此類行動的結束，難免不削弱農村文化傳播的效果。

　　***三***傳播語境的斷裂：村莊記憶與共同體意識的缺失

　　文化作為一種人們認同的意義與價值的來源，是在一定的語境下產生作用的。同時，每一次互動都是在更大範圍的語境下出現的***李特約翰，2009***。換言之，歷時態的社會記憶和共時態的社會經驗都是在分析農村文化建設時需要予以考慮的因素。

　　其一，作為社會記憶的村莊互動影響了農民對村幹部行為的接受與認可。傳播學者認為，人們從社群中吸收和攫取文化特質以形成集體共識，就是透過傳播機制，藉由符號的傳遞與互動而漸次形成。而每一個成員的活動，也經由轉換成各類象徵符號，傳遞和儲存在社群的集體記憶之中，並形成新的認同***林福嶽，2002***。傳播所形成的集體記憶與認同，是生活於社群中的人們的意義與價值的來源。由於歷史的原因以及對農民參與的相對忽視，農村文化建設對於村幹部和村民的意義是大為不同的，這就造成了一種“交流的無奈”。一方面，基於既往的鄉村互動，村民大多已經形成了對幹部行為的刻板印象，甚至質疑他們是否從中撈取個人利益。例如在談及鄉村幹部的服務狀況時，有村民直言：“對他們沒有什麼要求，只要他們少乾點兒壞事就行了。”“讓他們別再浪費公家的錢了，不如干點實事實在。”另一方面，村幹部則認為農民對他們過於挑剔。“現在農村工作不好做，農民對幹部要做的事情抱有敵意，他們總以為幹部是在瞎折騰，或者就是在搞貪汙腐敗。他們現在只相信中央、媒體，不相信幹部。……當然，我也是從小在農村長大的，我能夠理解為什麼會這樣。我覺得，我們現在碰到的這些，都是在為上個世紀90 年代以來，到稅費改革為止，幹部在執行農村計劃生育政策和稅費政策的時候做下的事情還債。……”

　　其二，村莊共同體意識及其經驗的缺失使集體文化表達行動遭遇了困境。雷蒙·威廉斯***1991***認為，人們的心靈是由他們的整個經驗所塑造的，沒有這種經驗的確認，即使是最巧妙的資料傳送，也不能被傳播。任何真正的傳播理論都是一種共同體理論。然而，青壯年人口大舉外出造成的農村文化人才的斷層和缺失，村民的“原子化”和電視的普及對村莊公共文化行動基礎的消解，村民人際關係利益化，無不破壞了村莊共同經驗營造。村幹部基於現實的判斷認為，“現在農村文化活動缺人，搞不起來”，村民則雖期望文化生活更豐富，卻又日漸形成一種集體“不可能”意識：“現在村裡不光年輕人，就是五六十歲的人只要身體好也都出去打工了，哪有閒情搞文化活動啊?年輕人上學的上學，做工的做工，偶爾閒著的上午做做家務，下午打打麻將，晚上看點電視，都是這樣。”

　　無疑，傳播的斷裂影響了共同理解的形成，而一個有效的經驗共同體的欠缺，也使得農民對於農村公共文化建設的主動接受和積極反應難以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