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鵬山精美散文

　　鮑鵬山，其學術散文文筆優美，思想獨到，自成一家。作品被選入多種文集和全國統編高中語文教材。下面是小編給大家帶來的，供大家欣賞。

　　：生存還是死亡——阮籍與嵇康

　　王業須良輔，建功俟英雄。元凱康哉美，多士頌聲隆。

　　陰陽有舛錯，日月不當融。天時有否泰，人事多盈衝。

　　園綺遁南嶽，伯陽隱西戎。保身念道真，寵耀焉足崇。

　　人誰不善始，鮮能克厥終。休哉上世士，萬載垂清風。

　　這是阮籍《詠懷詩》第四十二首。前四句所述宛然建安時代，俊才雲蒸，可謂一時之盛。“陰陽”以下四句則如百花凋殘，一派蕭瑟。魏明帝曹睿臨死詔命八歲的齊王曹芳繼位，以曹爽與司馬懿夾輔幼主，曹魏政權急劇衰落。正始十年正月，司馬懿發動高平陵之變，從而使大權落入中國歷史上最殘忍的家族之手。曇花一現的建安時代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正始時代。上古名臣“八元”“八凱”式的“建安烈士”不見了，代之而起的是“商山四皓”和像老聃那樣的隱士，保身、念道、服藥、飲酒、佯狂避世的正始名士與竹林名士。

　　正始名士的代表人物是何晏和王弼，竹林名士的代表人物是阮籍和嵇康。他們也代表了當時的知識分子。《晉書》載：

　　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

　　現實逼得他們不能再像他們父輩那樣***阮籍就是“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的兒子***有很大的抱負，而只是喝酒、彈琴、談玄，打發無聊時光。上層統治者矛盾激化，分裂為勢不兩立的兩大派，政治權力之爭演變為最極端的對對方肉體的消滅。偏偏是握有實權的一方***司馬氏家族***最殘忍無道，文人們保曹無術又不願依附司馬氏，從而在政治上無所憑依，失去了“建安七子”曾經有過的那種友朋式的政治後臺。同時，上層統治者對外建功立業的抱負也為對內的爭權奪利所消解，他們不再具有曹操那樣對天下的責任心，而只關注自身的政治地位與權力，這也必然導致文人的精神因無所著落而漸趨頹喪。在現實的無聊賴中，玄談成為他們打發生命、揮霍才華的時髦行為。這種玄談，和高壓政治結合，便流為清談，並以清談代替了建安作家的實際抱負和政治批評、社會批評。比如阮籍，就只是“發言玄遠”而“口不論人過”。唯一敢於“非湯武而薄周孔”，借歷史來進行社會政治影射式批評的嵇康，被棄身東市，時政批評已成為禁區。

　　由此，正始文人已由建安文人的哀社會民生之多艱，而變為哀個人人生之多艱。“哀社會”的建安作家致力於社會改造，要重整乾坤，有廓清天下之志，要建立的是事功;而“哀人生”的正始作家則沉湎於人生的哲學思考，有退避山林或求仙之想，要躲避的，恰恰是政治。政局的黑暗，使得他們從道德上鄙視政治;政局的凶險，又使得他們從自身安危考慮遠離政治。

　　如果說，《古詩十九首》是為生命短暫而痛苦，建安作家為“去日苦多”功業未建而痛苦，那麼，正始作家則是為如此短暫的生命中偏又充滿艱辛與屈辱而痛苦。阮籍的八十二首五言《詠懷詩》，其突出的價值，就在於它對生命荒誕性的前無古人的思考並給出悲觀的結論。在阮籍那裡，生命既不能用來及時行樂***如《古詩十九首》所宣揚***，更不能用來建功立業***如建安作家所表達***，生命的存在，只是體味痛苦，甚至只是恐懼地等待外來的暴力結束這生命：

　　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秋風吹飛藿，零落從此始。繁華有憔悴，堂上生荊杞。

　　驅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凝霜被野草，歲暮亦云已。

　　***《詠懷詩》其三***

　　一日復一夕，一夕復一朝。顏色改平常，精神自損消。胸中懷湯火，變化故相招。

　　萬事無窮極，知謀苦不饒。但恐須臾間，魂氣隨風飄。終身履薄冰，誰知我心焦!

　　***《詠懷詩》其三十二***

　　如此，生命只是以自身的存在為唯一關心，這是生命的墮落，已墮落到連動物都不如的地步!動物的生命比起這樣的生命，尚有兩點尊嚴：其一，動物的生命仍有繁衍後代延續物種的使命;其二，動物並不為生命的死亡而困擾。所以阮籍一方面憂生懼死，另一方面又不免覺得這樣活著太無聊。前者出自生命的自我保護意識，是動物性的;後者出自對生命尊嚴的理性思考，是人性的。所以他發出疑問：

　　人言欲延年，延年欲焉之?

　　***《詠懷詩》其五十五***

　　這樣活著有什麼意義?延續生命為了什麼?人的生命若沒有尊嚴，它怎能自詡有方向與目的?人類的生命若沒有目的，它從哪裡獲得意義與價值?被這些矛盾糾纏，思想在現實與精神的牢籠中衝突而不得出，他焉能不痛苦?痛苦又不能明白地傾訴，焉能不怪誕?焉能不抓住一切可以甚至不可以放聲大哭的機會以一洩胸中塊壘?所以，在《晉書》本傳中的他，才如此怪誕：

　　——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痛哭而返。

　　——母終……舉聲一號，吐血數升。及將葬……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又吐血數升。毀瘠骨立，殆致滅性。

　　——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識其父兄，徑往哭之，盡哀而還。

　　《世說新語·任誕》也有類似的記載：

　　籍鄰家處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與無親，生不相識，往哭，盡哀而去。

　　自由與人的自由意識有關，自由意識越強烈，對自由的追求就越強烈。阮籍就是個自由意識極強的人，竹林人物中，除嵇康外，劉伶也屬於這一類人。劉伶“志氣放曠，以宇宙為狹”，以宇宙之大，尚不足以稱自己自由心靈之意。他脫衣裸體室中，自雲是“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褌衣”***《世說新語·任誕》***。這些略顯變態的行為，正見出自由心靈遭受壓抑後的正常反應。他的《酒德頌》寫大人先生：

　　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須臾，日月為扃牖，八荒為庭衢。行無轍跡，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

　　這是對大空間、大時間的渴望。阮籍《大人先生傳》在這點上與劉伶幾乎如出一轍，他說大人先生是：

　　以萬里為一步，以千歲為一朝。行不赴而居不處，求乎大道而無所寓。

　　空間大到“萬里為一步”，時間大到“千歲為一朝”，猶嫌不足，於是乾脆“不處”而“無所寓”，這樣才能徹底擺脫時空的約束。像阮籍、劉伶這樣對大空間、大時間的追求，凌越莊周而空絕後代，正可以看成是那個不自由的時代心靈受到壓抑產生的過激反應。

　　有意思的是，阮籍在他的散文類作品中簡直是肆無忌憚、張狂萬狀地鼓吹“大”的東西，大人格，大精神，鼓吹狂放無狀的行為做派，但在他的詩歌裡，比如在他的《詠懷詩》裡，他卻小心翼翼，躲躲閃閃，遮遮掩掩，以至於讓人發出“厥旨淵放，歸趣難求”***《詩品》***、“文多隱避，百代以下，難以情測”***《文選》注***的感嘆。如果我們承認，《大人先生傳》之類的散文作品是他壓抑的想象力的爆發或昇華，那麼，《詠懷詩》就是他匍匐精神的寫照——在專制暴力的現實生活中，一切浪漫都不易想象——除非有拼卻一死決不苟且的大勇氣，而這種勇氣，阮籍尚不具備。但他有這樣的朋友，那就是嵇康。

　　嵇康在那個近乎嬉皮士的時代顯得有些特別。他高貴、單純，不願作踐自己，更不願委屈自己的良心與判斷力。所以，他“輕肆直言，遇事便發”，“無萬石之慎有好盡之累”，這種性情固然最終招致殺身之禍，但他的內心卻因這種無所顧忌的宣洩而較為寧靜。王戎說，與嵇康比鄰而居了二十年，不曾見到他的喜怒之色***《世說新語·德行》***。這則記載與嵇康的一貫作風頗為不合，或者是嵇康厭惡王戎的人品，不在他面前流露真性情。

　　有意思的是，與阮籍相比，嵇康把他的想象力表現在詩歌裡，而讓他的散文成為匕首與投槍在現實中衝殺。阮籍在散文裡虛構現實中沒有的自由與自由的人物，而嵇康卻在詩歌裡這樣做。這使得他的一些詩歌成為那個灰暗的詩歌視野裡難得的陽光地帶。我們看他的《贈秀才從軍》：

　　良馬既閒，麗服有暉。左攬繁弱，右接忘歸。

　　風馳電逝，躡景追飛。凌厲中原，顧盼生姿。

　　***其九***

　　息徒蘭圃，秣馬華山。流磻平皋，垂綸長川。

　　目送歸鴻，手揮五絃。俯仰自得，遊心太玄。

　　嘉彼釣叟，得魚忘筌。郢人逝矣，誰與盡言。

　　***其十四***

　　這是寫亂世艱險中的理想生活。他知道在黑暗中仰望光明，在骯髒中嚮往純潔，所以他不頹喪，不隱忍，不苟且，不賴活，不自卑。生活得太不自由，使得他愈加嚮往自由，他不僅是一個自由意識極強的人，他還是一個精神力量極強的人，上引的兩首詩不就是他的一種自由的暢想嗎?生活太沉重，所以他寫輕鬆：“風馳電逝，躡景追飛。”精神太沉重，所以他寫放逸：“俯仰自得，遊心太玄。”這些都讓我們心儀於他風度上的瀟灑飄逸，心靈上的自由舒張。而“目送歸鴻，手揮五絃”的心態，則竹林名士中唯他獨有了。誰的心靈能有他那麼純淨?誰的精神能有他那麼超拔?我們尊敬嵇康，就是因為他的這種骨氣與傲氣，以及由此而派生的逸氣。有此骨氣、傲氣與逸氣，便是司馬昭的屠刀，也不能剝奪他的精神尊嚴。阮籍缺少的正是這種傲氣，他在感嘆命運的強大時忘記了人性的強大。所以，儘管他睜大眼睛，率意獨駕去尋找，他仍然找不到值得追求的東西，以至於他懷疑還有什麼值得堅持。而他身邊最好的朋友嵇康，則有更大的自信：一切美好的價值，就存在於我們自身的堅持之中。只要我們不放棄，不投降，不叛變，正義就不會泯滅，人類就依然擁有美好的未來。當然，這往往需要我們有捨生取義殺身成仁的精神。

　　當嵇康在刑場上顧視日影，索琴而彈時，他是何等孤獨。誰能待在這種孤獨的境地中而仍能瀟灑沉著如嵇康?一曲終了，他長嘆：“廣陵散於今絕矣!”乃引頸就戮，顏色不變。這刑場，就是一種高度。阮籍就到不了這種高度。是的，阮籍有他的深度，但嵇康有他的高度。當時兩位最傑出的思想家、詩人，有這樣不同的取向，很好，這個苦難而卑鄙的時代，卻同時又是風流而浪漫的時代，就是因為有了他們二位：一個代表了時代的深度，一個代表了時代的高度——哲人往往以一己的精神提升了整個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