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中國古代的三類刻書業介紹

  古代的刻書系統將書籍刻印分為官刻、私刻、坊刻。這一理論始自葉德輝的《書林清話》。下面是小編為大家精心整理的文章,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古代的刻書系統將書籍刻印分為官刻、私刻、坊刻。這一理論始自葉德輝的《書林清話》。官刻包括中央與地方官府刻書,私刻一般指官員、士人、鄉紳等個人刻書以及寺院、道觀、家族祠堂等刻書***也有將寺院刻書另分一類的***,坊刻指書鋪商人刻書。三者之中,除坊刻以贏利為目的以外,其他兩者都不以贏利為目的,或者只求保本微利。

  官刻

  由國家機構出資或主持的圖書刻印活動。

  官刻開始於五代馮道刻印《九經》,此舉使雕版印刷從民間行為上升為中央政府倡導之事。歷經後唐、後晉、後漢至後周廣順年間總計22年時間,完成刻印。

  《九經》的校刻,是在國子監完成,並由國子監主持,書版也收藏在國子監,所以歷史上稱為“五代監本”《九經》。

  此書的刊刻,開啟了儒家經典大規模刊刻的先河,也標誌著印刷術從民間走入官府。

  宋明兩代都是國子監刻書的興盛時期。宋代國子監刻書內容範圍很廣,遍及經史子集四部,刻書的數量也很大,是當時中央政府的主要刻書機構。明代國子監分為南***南京***、北***北京***兩監,南監多在前人遺留下來的宋、元兩代版片的基礎上進行整理、修補、刷印圖書,以“十七史”最為著名。北監則以翻刻南監本為主,如《十三經注疏》等。

  元代和清代的國子監則很少刻書。

  歷代朝廷刻書的專門機構,除上面說到的國子監外,元代有興文署、明有司禮監,清有武英殿等等。此外朝廷各部門也都可以刻印與自己業務有關的書,如刑部刻律法,太醫局刻醫書。

  由於財力雄厚,歷代官刻本書籍一般品相比較考究,具有字大行疏,開本闊大,紙墨精良,裝潢鋪陳等特點 。許多大部頭的圖書,也是在官府雄厚財力的支援下才得以刊印,如宋代編纂刻印的《大藏經》《冊府元龜》《太平御覽》,清代的《古今圖書整合》等,都是鴻篇鉅製,非以政府之力無法完成。

  在內容取向上,官刻多以正經正史為,強調教化功能,在校勘質量,不同歷史時期與不同刻印機構往往有很大不同。以國子監刻書為例,五代兩宋時期的監本,底本優良,校勘精湛,士人奉之為圭臬,而明代的監本多用前代舊版,字跡不免模糊,故質量不高,南監印書有“大花臉本”之稱,北監本錯謬更多。再如明代的經廠刻書,多出自太監之手,校勘不精,素為後人詬病,但明代的藩府刻書,則在藏書家中享有口碑,人稱“藩刻本”。

  私刻

  私刻中最多的是家刻,所以私刻也往往泛稱“家刻”。這些書籍的牌記多刊自家堂號、宅名或書齋名等。私刻的出版主體多是士人學者,刻書多以學問崇尚,文化推廣、知識傳播為目的,注重青史留名,並不以贏利為動機,所以重視質量,校刻精審。

  私人私宅刻書,唐五代時已發其端,五代毋昭裔所刻印的《文選》《初學記》等都是五代私宅刻書的例項。

  官刻之書,素以經史聞名,然而私家出版的經史,精品也不少,如宋王善夫家塾本《史記集解》,明毛晉汲古閣本《十三經》《十七史》等。

  到北宋開始,私家紛紛出資刊印前代名人集,如北宋穆修首次刊印韓愈、柳宗元的全集等。到明清時期,全國私刻大盛 ,江蘇常熟汲古閣是其中的傑出代表。明清私家出版的書籍品種數量,總的看已遠遠超過官刻。官刻不重視子部與集部之書,大都經明清學者重新校勘整理或作註釋之後,再由私家刊刻,傳承至今。

  利用自己豐富的藏書編印大部頭叢書,是明清私家出版的另一特點。叢書始於宋代,最早的是宋俞輯《儒學警悟》。明代有《唐宋叢書》《格致叢書》等。清代叢書極盛,特色鮮明,文化積累價值很高。著名的有鮑廷博《知不足齋叢書》,黎庶昌《古逸叢書》,馬國翰的《玉函山房輯佚書》等。

  重視書籍的文化價值,是私家出版的傳統。熱衷於私家記的人,比如黃丕烈,一生酷愛藏書,又一生刻書,是版本學桌然名家,再比如阮元,一生從事經學教育與經學出版,是清代著名的經學家。私家出版人中,很少有專業叢事出版的,大都像阮元,黃丕烈那樣,以學者、藏書家的身份兼事出版,他們有強烈的文化傳播意識,他們文化水平高,熟悉學術發展狀況,也熟悉學術界讀者需求,所以刻書的選題有針對性,常能把握別人尚未發現的文化價值。他們深知校勘之理,或親自校勘,或延聘專家代勞,因而質量較有保證,所刻之書,為當時及後人所重。

  但士大夫兼做刻書之事,並非以此為生,只是因為成本太大,不售賣無以為繼,但售賣又往往不懂經商之道。因此罕見從中致富之人,而將家產賠了進去,又樂此不疲的,總是屢見不鮮。實際上中國士大夫一向輕視經商,士人刻書不諳商業經營之道,觀念上又以利潤最大化為可恥。從現代出版觀念考察,這正是私家出版的致命弱點。

  坊刻

  坊刻的出版主體是書商。我國早期印刷品多為坊刻本。在唐代,除寺院刻經之外,大部分是民間坊刻。刻印的圖書中佛經最多,曆書、字書、韻書、占夢、相宅等民間用書次之。

  據《東京夢華錄》記載,產時開封大相國寺附近已經成為書鋪集中之地。古代書鋪有兩種:一是隻售書,不刻書:一類是既售書,又刻書。南宋時的杭州,刻鋪林立,如孫起父子的“書籍鋪”既刻書,又售書,還編書。福建建陽的崇化、麻沙兩鎮的書坊,自宋至明數百年不衰,所刻書人稱“建本”或“麻沙本”。自宋開始,全國出版許多出版中心,如宋有杭州、成都、建陽、平陽,元代有杭州、建陽、明有南京,蘇杭等。這些地方之所以成為出版中心都是因為坊刻興旺。南宋時期我國形成三大坊刻雕版中心,兩漸坊刻***集中在杭州和金華***,福建坊刻***建陽***蜀中坊刻***成都和眉山***。

  坊刻傳播大眾文化的功績最大,小說戲曲自宋至明多是坊間先刊行的。

  出版商採用新技術的積極性,遠比官刻為高,中國歷史上出現在以坊刻為代表的民間出版活動中,如雕版書籍中象鼻書耳的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