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朋黨與宦官的歷史

  明末的朋黨,除了東林黨之外,還形成了專門與東林黨作對的浙黨,以及與浙黨聯合的齊、楚、宣、昆諸黨。下面是小編為大家精心推薦的,希望能夠對您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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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大勢力互相傾軋,一般總是借“京察”做文章。所謂“京察”,就是對京官的政績,進行六年一次的定期考核。按規定,凡是在京察中考核不合格而被罷官的,一律不許重新任用。所以,為了利用京察的機會來削弱對手,這兩大勢力圍繞著那些負責京察的職位,展開了激烈的角逐,使黨爭變得越來越勢不兩立,越來越險惡,也越來越白熱化。

  萬曆“梃擊案”

  除了京察之外,東林黨人還以皇位繼承問題為抓手,試圖搶佔政治高地,戰勝對手,以達到最終控制朝政的目的。

  首先是“爭國本”。萬曆皇帝不喜歡王恭妃為他生的長子常洛,而要立鄭貴妃為他生的常洵為太子。於是,朝中那些東林大臣便以祖宗之法為根據,紛紛上書,要求儘快立常洛為太子。他們言辭激烈,不依不饒,表面上是激於對祖宗法制的忠誠,其實卻是想趁機造成聲勢,控制輿論,在政治上擴大自己的勢力,為有朝一日控制朝政而撈取政治資本。這場爭論,前後延續十餘年,直到常洛被立為太子才告結束。

  為了維護常洛的太子地位,東林黨人又不斷髮動攻勢,迫使福王常洵離開京城,回到自己的封地。為此,他們不遺餘力地對萬曆皇帝所寵愛的鄭貴妃及其勢力進行攻擊,而且總是要牽扯到其他政敵。在東林黨人看來,一切圍繞“爭國本”的鬥爭,都能使他們在輿論上佔有優勢,所以最容易克敵制勝。然而,他們的這種做法,也會迫使對手採取更為激烈的手段進行反擊。當常洵被迫回到自己的封地之後,萬曆四十三年,竟有人將一名無賴帶進皇宮,並引導他直闖太子宮,先是用棗木棍擊傷守門太監,然後直趨太子殿前。但是,這無賴很快就被守備制服。

  這件案子,被稱為“梃擊案”。以浙黨為首的非東林黨人,顯然不希望東林黨人通過此案的審理獲益,從一開始就企圖草草結案。而東林黨人,則希望通過此案的審理,擴大事態,打倒對手。萬曆皇帝對東林黨人熱衷此案的目的,是心存疑慮的。他下令迅速結案,並警告東林黨人,不許再挑唆他和太子之間的關係。在萬曆皇帝看來,今後最大的威脅,一定就是朋黨。

  東林黨人的得勢

  萬曆年間,東林黨人與非東林黨人的爭鬥,總體上是以東林黨人的失敗而告終的。但是,在這一過程中,浙黨、齊黨和楚黨也反目成仇。這與一個叫汪文言的人,有很大關係。

  汪文言本為胥吏,後來結交了東林人士,於是進京活動,並出錢為自己買了個監生***太學生***。汪是個很有心計的人,眼觀六路,耳聽八方,對當時各黨人之間的利害關係十分熟悉。在他看來,浙黨、齊黨和楚黨雖為同盟,但他們各自的黨魁都不過是在互相利用;一旦功成,就會為了各自的利益,相互爭鬥。於是,他通過各種各樣的辦法去離間他們,使齊、浙、楚三黨的黨魁們相互排擠、攻訐,相互削弱,而至於分崩離析。這三黨人士的分裂,無形中增強了東林黨人的力量。

  汪文言還是一個很懂得投機的人。他看準了太子常洛的伴讀太監王安將來是可以“濟國事”的,遂傾心相交,希望有朝一日可以通過他來影響皇帝。王安是個頗識得大體的人物。“梃擊案”發生後,東林黨人慾窮追猛打,王安卻建議太子常洛儘快結案。對此,萬曆皇帝非常滿意。

  萬曆皇帝去世,常洛繼位,是為光宗。反對勢力既已分裂,東林黨人因有擁戴之功,而深得光宗皇帝的好感。在這樣的形勢下,那些原來被罷斥的東林人物,因為已任司禮監秉筆太監的王安的建議,又重新回到朝廷。這一切,都與汪文言的暗中活動分不開。據說,當時朝廷起用東林諸人,都是汪文言向王安推薦的。汪文言總是對王安說東林某某人是“清流”,這些人即被委以重任。汪文言那時是王安的中書舍人,負責傳遞朝廷的各項命令,職位雖低,卻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光宗在位只一個月,就去世了。據說,光宗的死,與他過度縱慾,又誤服了臣下進奉的“紅丸”有關。這本是一件講不清楚的事情,卻又成為當時朋黨爭鬥的一個大題目。

  光宗臨終前,遺囑由他的長子朱由校繼位。朱由校那年虛歲16,生母已死,與光宗寵愛的李選侍一起住在乾清宮。為了不使李選侍干政,東林黨人聯合王安,先將朱由校接出乾清宮,到文華殿登基,之後即迫使李選侍搬出乾清宮。這就是“移宮案”。

  因扶立熹宗朱由校有功,東林黨人受到了更多的重用。一時之間,內閣、都察院、吏部、兵部等關鍵部門,都常握在東林黨人手中。但是,東林黨人並沒有藉此機會,真正在治國安民上有所建樹。他們只是一味地忙於起用過去那些遭到貶斥的黨人,再就是打擊業已分崩離析的浙、齊、楚諸黨。這使朱由校對東林黨人很快就失去了興趣,只一味地寵幸自己的乳母客氏和司禮監秉筆太監魏宗賢。

  車馬“填溢戶外”

  王安為人,《明史》上說他“剛直而疏”。所謂“疏”,就是心思不周密。《明史》上還說他“善病”。顯然,他身體也很不好。心思不周密,則不善於爭權。身體不好,則難以獨掌司禮監事務。這就給了魏宗賢以可乘之機。

  魏宗賢曾經為熹宗的母親王才人“腆膳”。後來,他到司禮監,在魏朝手下做事。魏朝是王安的親信,頗得王安的信任。魏朝總是在王安面前讚譽魏忠賢能力強,王安因此也很看重魏宗賢。但到了後來,魏朝跟魏宗賢爭相討好客氏,兩人又變得互不相容。王安為此對魏朝很有看法,就把他調離司禮監。這樣一來,魏忠賢和客氏就越來越得志了。

  熹宗繼位後不久,命王安繼續執掌司禮監事務,王安則按照慣例上章請辭。然而,想不到在客氏的勸說下,熹宗竟接受了王安的辭呈。王安一離任,客氏與魏宗賢就偽造詔命,殺害了王安。他們製造王安案的主要目的,一是不讓他東山再起;二是藉機清除王安在司禮監的人馬。

  王安被殺,汪文言即被革除了監生身份,逐出京城。而他一離開京城,即遭逮捕,但隨後又鬼使神差地被寬大釋放。之後,汪文言居住京城,與公卿大臣們頻繁往來,與東林著名人物更是過從甚密。據說他家院子裡,總是停滿了車馬。有時客人太多,車馬甚至“填溢戶外”。可見,直到此時,東林黨人仍視汪文言為香饃饃。東林黨人葉向高入主內閣後,汪文言又擔任了內閣中書舍人。

  王安死後的第三年,魏宗賢為清除東林黨人,又唆使人狀告汪文言,說東林黨人就是因為汪文言的關係,才能與王安內外勾結的。魏宗賢顯然是老謀深算。他要打擊東林黨人,必須抓到東林與王安內外勾結的罪證,以證明東林就是“朋黨”。而拘捕汪文言,正是關鍵的一著。

  當時,負責汪文言一案的,是鎮撫司的劉僑。據說,在審理汪文言案時,東林黨人御史黃尊素曾囑咐劉僑,說一個汪文言不足惜,重要的是不要因此引起迫害東林人士的“衣冠之禍”。而內閣首輔葉向高,也對劉僑講了相同的意思。顯然,東林黨人一方面棄卒保帥,一方面又想保全汪文言。所以,汪文言雖然被打入錦衣衛大牢,但只是受了梃杖。他的問題未被深究,也沒有牽連他人,最後以削職為民了事。

  對於汪文言案的草草了事,魏宗賢是不甘心的。不久,他就指使人重翻舊案,再度把汪文言投入獄中。這一次,負責審理汪案的,是鎮撫司的許顯純。此人對汪文言動用酷刑,“五毒備至”,並偽造口供,誣陷汪文言曾經行賄楊漣等人。在刑訊中,汪文言曾仰天大呼:“世上豈有貪贓的楊大洪!”大洪是楊漣的字。汪文言即便是在備受酷刑之際,對楊漣還是稱字,可見他對楊漣的敬重。汪文言還對許顯純大叫道,要他不要偽造口供,到時候是要與他當面對質的!當天,汪文言即被許顯純拷打至死。

  楊漣本為朝廷副都御史,因上書言魏忠賢二十四罪,已被削職為民。根據許顯純偽造的汪文言口供,楊漣等東林黨人,竟收受賄賂白銀共17萬兩。於是,楊漣等人又被逮捕入獄。在獄中,許顯純根據這份偽造的口供,對楊漣等人嚴刑逼供。酷刑之下,這些東林書生們個個都承認受賄。他們都天真地以為,到面對法司審判時,自己還有申辯的機會。他們哪裡想得到,此時魏宗賢已偽造了聖旨,不必再把他們送交法司審判了。每隔幾日,魏宗賢就對他們嚴刑逼供一次,一直到把他們拷打至死為止。

  東林黨人的失敗

  從汪文言的行事來看,此人雖屬策士一流人物,卻具有強烈的正義感和堅定的人格,以致“五毒備至”的酷刑都不能瓦解他的意志。對於這樣的一個人物,為什麼當他遭到魏忠賢誣陷和迫害時,東林黨人首先想到的就是跟他劃清界限,以免受他的牽連呢?這與明朝歧視胥吏和講究“資格”,恐怕有極大的關係。

  自從隋唐實行科舉選官以來,讀書人做官,具體的事情卻要由胥吏來做,就成為官場的一種普遍現象。久而久之,“胥吏專政”就成為唐宋以來國家政治的一種特色。明朝,胥吏專政是非常嚴重的。明朝的胥吏,通常是父子相傳。他們對法律很熟悉;對哪些事,習慣上是怎麼辦的,也很熟悉。讀書人做官,胥吏做事,是官場通則。但是,明朝也有一條帶有歧視性的規矩,就是胥吏不許考進士。

  另一方面,明朝的官場,還非常重“資格”。洪武以後,選官重進士。開始時,做大官的一定要用進士。久而久之,凡州、縣以上的官,都只用進士。舉人、監生***國子監學生***,都不能做大官。到了後來,上等州縣官缺員,也一定要用進士。中等州、縣官缺員,任命舉人來擔任。只有下等州、縣官缺員,才任命監生去擔任。舉人、監生若要做知州、知縣,一定是在邊遠的地區。因為講究“資格”,那些進士出生的人,只要看見有舉人、監生身居要職,就會群起而攻之。顧炎武曾經說到,難得有一兩個舉人、監生受到皇帝的欣賞,被提拔做了大官,那些進士出生的人,一定會竭盡全力來攻擊他們,想方設法捏造罪名,要皇帝把他們逐出朝廷,甚至非要置他們於死罪才心甘。

  汪文言出生胥吏,後來出資捐了一個監生。他的這兩種身份,在當時的士大夫中,都是受歧視的。東林黨人雖然與汪文言關係密切,卻也難免為這種歧視胥吏、監生的觀念所影響。儘管汪文言在朝廷重新起用東林黨人的問題上,起了極大的作用,但東林黨人內心是瞧不起像他這種身份的人的。他們對於汪文言,僅僅是利用而已。所以,在他們看來,東林人士既已佔據朝廷要津,要緊的是不要受汪的牽連,因小失大。可以肯定的是,東林黨人與汪文言之間,絕不存在行賄受賄的關係,犧牲汪文言對他們不會有任何危險。正因為如此,他們所迫切想要證明的,就是他們與汪文言並無瓜葛,很清白,也不存在結為朋黨的問題;他們的所作所為,都是出於對朝廷的忠誠,而沒有任何私利可言。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倒掉一個汪文言,又何足惜哉!

  一切權力交給了魏忠賢

  按照魏忠賢的邏輯,王安既然有罪,只要證明東林人士與王安勾結,那東林人士也就有罪;只要抓了汪文言,這個案子就已是鐵定的了。至於汪文言有沒有口供,並無關緊要。口供是可以製造的,“證據確鑿”絕對不是問題。犧牲掉汪文言,對於東林黨人來說,可謂是脣亡齒寒。當時就有人說:“東林諸賢被朝廷起用,都是由於汪文言的推薦,又怎麼可能不受汪文言的牽連呢!”

  魏忠賢的專權,是在明末朋黨之爭趨於白熱化的背景下開始的。魏忠賢消滅了王安,掌握了司禮監。從那時起,明廷中凡是遭東林黨排斥打擊的官員,大多投靠了魏忠賢,形成了非常龐大的“閹黨”勢力,而東林黨人的力量則遭到嚴重的削弱。那時,明廷的內閣、六部官員,以致封疆大吏,幾乎都由效忠魏忠賢的“閹黨”擔任,一片烏煙瘴氣。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東林黨人才意識到,必須與“閹黨”進行鬥爭。但是,在這場鬥爭的一開始,東林黨人由於對魏忠賢追查汪文言一案的退讓,已使自己陷於極大的被動。在很大程度上,魏宗賢正是藉助汪文言案,打倒了東林黨人,並且終於使明朝的宦官專權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

  明朝,自朱元璋廢除宰相之後,逐漸形成了皇帝通過內閣和司禮監,直接掌控朝廷六部的權力約束。在這種權力約束之中,官員的奏章必須經過司禮監審查,並由司禮監秉筆太監向皇帝報告。另一方面,官員奏章除非“留中”***皇帝不予答覆***,否則必須下發內閣,由內閣大學士根據皇帝的批示,另紙擬定具體處理辦法,叫作“票擬”。“票擬”制度,使內閣在皇帝的批示範圍內,掌握了一定的建議權。而內閣“票擬”之後,還須由皇帝用紅筆批覆,才能生效,叫作“批紅”。由於皇帝經常把“批紅”的事情交給司禮監秉筆太監去做,內閣的建議權實際上又受到司禮監的限制。但無論是“票擬”和“批紅”,最終還是受到皇帝控制的。正是在這樣的權力約束中,皇權直接控制了政府。然而,當魏忠賢清洗了東林黨人之後,明朝的內閣和六部,已全部由魏忠賢控制。而熹宗皇帝喜歡騎馬、看戲,又著迷於做木工,把一切權力都交給了魏忠賢。那時,大臣上書一概秉承魏忠賢旨意;魏忠賢甚至可以不經過內閣票擬,就直接以皇帝的名義釋出“中旨”,實際上已經是在代行皇帝之職了。宦官可以這樣毫無約束地行事,這在明史上是沒有先例的。仔細想來,如果不是萬曆以來激烈的黨爭,是決不可能形成這樣強大的閹黨勢力的。而面對強大的閹黨勢力,東林黨人竟幻想以犧牲一個汪文言來求得皇帝的信任,他們的自私與不智也已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