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慧珺行草書法欣賞_周慧珺書法作品欣賞

　　周慧珺，1939年生於上海，浙江寧波市人。當代著名書法家。幼承庭訓，1961年入上海中國書法篆刻研究會所辦之 青年宮書法班 ，得沈尹默、拱德鄰、翁闓運等名家指授。下面小編帶給大家的是周慧珺行草書法欣賞，希望你們喜歡。

　　周慧珺行草書法欣賞

　　周慧珺行草書法欣賞1

　　周慧珺行草書法欣賞2

　　周慧珺行草書法欣賞3

       周慧珺行草書法欣賞4

      周慧珺行草書法欣賞5

　　行草的特點

　　讚賞行草為“筆法體勢之中，最為風流者也”，說明行草的雜糅性，具有審美的多元性;同時對二王父子的書藝成就作了比較，指出了兩人各自的長處，對六朝以來父子“孰優孰劣”問題進行了澄清，從此後書評中再無異議。姜夔是南宋書論中著名的“風神論”倡導者，他認為，行書應“大要以筆老為貴，少有失誤，亦可輝映。所貴乎裱纖間出，血脈相連，筋骨老健，風神灑落，姿態備具，真有真之態度，行有行之態度，草有草之態度。必須博學，可以兼通。”這裡將行書比喻為一位成熟穩健的人，姿態多樣而體現出灑落的風神，在乎博學兼通。當然，宋人受理學家“積學為功”思想的影響，對“天姿神縱”的天才論雖然不反對，但更強調後天的學習，讀書明理，格物明理，貴在“盡其性而知其天”。明代項穆雲：“不真不草，行書出焉。似真而兼乎草者，行真也;似草而兼乎真者，行草也。”與張懷璀所言意同而說法易讓人誤解。劉熙載認為：“行書有真行，有草行，真行近真而縱於真，草行近草而斂於草。東坡謂‘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行豈可同諸立與走乎?”他又明確提出：“蓋行者，真之捷而草之詳。知真、草之於行，如繪事欲作碧綠，只須會合青黃，無庸別設碧綠料也。”可見，行楷是楷書的簡捷和流動形態，行草則是草書的周詳和安靜形態。只要學好楷、草，適當加以變化則能得行書之要領。無論行楷或行草，行書都是文人書法最為注重的書體，有以下幾個特點：第一，行書可以表現韻趣，以體現不俗之人格為尚，超越技巧為高;第二，行書以適意為主，不要太受法度之限制，故有樂趣;第三，行書可以脫略行跡，偶有敗筆亦可，整體要協調;第四，行書變化多端，有“定理無定勢”，新意妙理常見。第五，在行書中“行氣”***或稱“書脈”***更為重要。

　　行草書法藝術

　　行草作為一種特殊的字型，形成於漢代。吐魯番文書中的行草字型多出現在契約和官方文書最後的批文部分，如《高昌延昌年間兵部殘奏》《高昌延昌廿七年某月兵部條列買馬用錢頭數奏行文書》《高昌延昌廿七年四月廿九日兵部條列買馬用錢頭數奏行文書》《高昌延昌廿七年六月某日兵部條列買馬用錢頭數奏行文書》《高昌延昌廿七年六月廿九日兵部條列買馬用錢頭數奏行文書》《高昌延昌廿七年七月十五日兵部條列買馬用錢頭數奏行文書》《高昌延昌廿七年七月兵部條列買馬用錢頭數奏行文書》《高昌延昌廿七年八月十五日兵部條列買馬用錢頭數奏行文書》。這些文書的批文部分所出現的“伯雅”“紹徽”“歡”“僧道”“奇乃”“佛圖”“養生”“患”“樂”“慶儒”“友”，都屬於行草書體，非常具有個性，倚側多姿，形態多樣。在吐魯番所出土的文書中，除了上述字型以外，尚未發現甲骨文、金文、大篆等文字，就是小篆，由於難於辨識，不方便使用，也只是在一些官方文書的印鑑上使用。在這批上奏文書中也沒有發現小篆字型，就連帶有隸書意味的楷書也沒有出現，或許由於出土文書的隨機性，能證明這些的文書還未發現吧，這還有待考古專家們的進一步發掘。

　　這批上奏文書，有的儲存比較完好，書法字型比較清晰，如《高昌延昌廿七年六月廿九日兵部條列買馬用錢頭數奏行文書》《高昌延昌廿七年四月廿九日兵部條列買馬用錢頭數奏行文書》《高昌延昌廿七年六月某日兵部條列買馬用錢頭數奏行文書》《高昌延昌廿七年七月十五日兵部條列買馬用錢頭數奏行文書》等，這些兵部買馬的上奏文書，雖然內容不完整，但整篇的字型和章法還是比較清楚的。但是也有些文書殘損比較嚴重，如《高昌延昌十四年殘奏一》《高昌延昌十四年殘奏二》《高昌時間不詳都官殘奏一》《高昌時間不詳都官殘奏二》等，雖然破損厲害，但從僅存的字型和同墓出土的其他文物，也可以判斷出它們所處的年代。據孟憲實先生研究，這批上奏文書有的通過綰曹郎中和高昌令尹上奏給高昌王，有的直接上奏給高昌王，但從書法藝術的視角看，這批文書不管是否經過綰曹郎中和高昌令尹，最終都是要上呈給高昌王看的，所以書寫這批文書的書寫者的書法功底肯定不低，甚至代表著當時書法藝術的最高水平。所以通過研究這部分文書文字的書法藝術，可以看出當時在高昌官方文書中所使用的書法藝術水平。上至所好，下必行之，也可以說這部分上奏文書的書法藝術水平不但代表著當時書法藝術的官方通用水平，也直接影響著民間書法的價值取向。

　　從出土文書中的字型演變來看，不僅內地字型的演變和書法藝術的發展能迅速及時地影響和傳播到西域地區，而且西域地區的書家所進行的筆法上的探索和創新的嘗試也可能使內地書法家受到啟發。如王羲之被稱為“書聖”，王體書法歷來是書法界的瑰寶，但是從吐魯番出土的文書中看到，類似王體的書法字型在吐魯番地區早已出現，只是後來被王羲之發現，並進一步提高升華而已。試想如果沒有邊疆書法的創新和探索，王羲之這種書體的出現可能還要往後拖延，“書聖”花落誰家，還未可知啊!唐代著名書法家顏真卿曾經在河西任職，河西距離高昌較近。在吐魯番出土的文書和墓磚中有很多與顏真卿書法風格相近的書法作品，尤其是行書作品，所以可以推斷顏真卿也從高昌地區汲取了豐富的營養。高昌地區書法藝術的發展深受內地書法藝術的影響，也一定程度上影響著內地書法藝術的發展，高昌地區與中原內地互相影響，共同發展。

　　在目前所出土的文書中，上奏文書雖然僅有18件，但足以證實行楷書體是麴氏高昌王國時期官方通用的標準書體。除了這18件上奏文書，吐魯番地區還出土了大量的其他文書、碑刻、墓磚和墓表，都儲存了大量的有關書法藝術發展的珍貴資料，所以吐魯番出土的具有書法藝術價值和史料價值的文書是西域地區和中國各族人民寶貴的文化財富。應該繼續深入探尋其中蘊藏的奧祕，深掘它們的審美價值，弘揚中國優秀的書法傳統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