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大師章士釗的人物簡介
章士釗1881-1973，別名章行嚴、黃中黃、青桐、秋桐，近代著名教育家、政治家，代表作有《徵聘農業專家特告》等。下面小編整理了國學大師章士釗的簡介，歡迎大家的閱讀!
國學大師章士釗的人物生平介紹
幼年時期
1881年，章士釗生於湖南善化縣。其父章錦曾在鄉里為里正，後業中醫。章士釗幼讀私塾，非常勤奮。
13歲時在長沙買到一部《柳宗元文集》，從此攻讀柳文。
16歲在親戚家為童子師。
1901年離家赴武昌，寄讀於武昌兩湖書院，在此結識黃興。後執教於朱啟鈐傢俬塾。
1902年3月，入南京陸師學堂學軍事。次年進上海愛國學社。5月，任上海《蘇報》主筆，由於該報連續登載章太炎等人的反清文章。7月被查封。8月他與陳獨秀、張繼等人又創辦《國民日報》，建立大陸圖書譯印局。同年冬與黃興等組織華興會，從事反清活動。
1903年4月，拒俄運動發生，上海各學校學生罷課，章士釗不顧學堂總辦俞明震勸阻，率陸師同學三十餘人赴上海，加入蔡元培等人組織的軍事民教育會，任軍理教習。不久被聘為上海《蘇報》主筆，經常發表激烈的革命言論，並因此結識了章太炎、張繼、鄒容，意氣相投，結拜為異姓兄弟。四兄弟中，章太炎、張繼、鄒容均有鼓動革命的書籍。於是章士釗將日本人宮崎寅藏所作《三十三年落花夢》編譯成《大革命家孫逸仙》一書，將孫之別名“中山樵”與姓氏連在一起。於是1903年9月用黃中黃的筆名刊行，國內由此書而知重孫中山。1903年7月初，清政府查封了《蘇報》，並先後逮捕了章太炎、鄒容等七人。章士釗因得主辦此案的江蘇候補道、陸師學堂總辦俞明震徇情，未予追究，僥倖得脫。於8月7日又與陳獨秀、張繼等人創辦了《國民日報》，並繼續激烈地鼓吹革命。1903年11月，他與黃興由上海赴長沙，醞釀華興會的籌建工作。
1904年2月，與楊守仁等在上海建立愛國協會，任副會長。楊守仁為會長。1904年8月，華興會決定當年11月6日在長沙舉行起義。章在上海餘慶裡密設機關，暗中接濟。因事機不密，未經發動即遭失敗。10月，黃興赴上海，召集楊守仁、陳天華、章士釗、張繼、楊度等人開會，準備在湖北、南京等地再舉義旗。後因發華興會在餘慶裡的機關遭破壞，張繼和章士釗等十餘人被捕，再起義的計劃未能實現。章士釗等人經蔡鍔託人營救，被關押四十餘天后，得以保釋。出獄諸人恐清吏再行深究，急急東渡日本。
留學時期
1905年流亡日本，入東京正則學校習英語。章回顧過去，認為自己“才短力脆”，連累了同事，感到內疚，一改革命救國為求學救國，乃發憤力學。1905年8月，同盟會在日本東京成立，但堅不入盟，後來亦未入其他政黨。
1907年，赴英留學。
1908年，入英國阿伯丁大學學法律、政治，兼攻邏輯學。1909年4月，他與同盟會員吳弱男在倫敦結婚，婚後入阿伯丁大學學政治經濟兼攻邏輯學。留英期間，他常為國內報刊撰稿，介紹西歐各派政治學說，於立憲政治尤多發揮，對當時中國政壇很有影響。
1911年武昌起義勝利，章士釗攜家眷從英國回國，對孫中山和辛亥革命給予了衷心的肯定和支援。應孫中山邀由英倫回國主持同盟會機關報《民立報》。因視同盟會不合西方政黨標準，主張“毀舊黨造新黨說”，以施行政黨內閣制，遭同盟會員反對，被斥為“保皇黨”。章憤而辭職，應袁世凱之邀北上。袁贈巨宅，委以北京大學校長，未就。
1912年春抵南京，受黃興、于右任之邀，任上海《民立報》主筆，兼江蘇都督府顧問。7月，章在《民主報》上發表了《政黨組織案》，主張將當時國內新有政黨包括同盟會一律解散，在一段時間內各抒已見，然後根據不同政見分為兩黨，出而競選，得多數擁護者，管理國家。這就是著名的“毀黨造學說”。此論遭各方攻擊，同盟會內部大譁，章士釗乃脫離《民主報》，於同年9月與王無生別創《獨立週報》，繼續議論時政，提出了民國政制究取法國制還是美國製等引起國人注意的問題。
1913年3月，袁世凱主使刺殺宋教仁反嫁禍於黃興。章由此看出袁之險惡，乘隙逃離北京，前往上海，拜晤孫中山、黃興，奉孫中山命，聯岑春煊反袁，並草擬了《二次革命宣言》。7月由孫中山任命為討袁軍祕書長。“二次革命”失敗後，章亡命日本。
1914年5月，在東京與陳獨秀、谷鍾秀等人創辦《甲寅》月刊，章在第一期上發表《政本》一文，重申兩黨制的主張，提出執政黨應借反對黨之刺激而維持其進步。章倡言革新，反對專制，提倡共和，反對袁世凱，但反對暴力激進手段。批評革命黨有“好同惡異”之弊，力主調和精神。
任職時期
1914年發表《學理上之聯邦論》等一系列關於政體的文章，宣稱聯邦制可以用輿論力量達到革命的目的，引證西文學說，結合中國政治實際，文法謹嚴，理論充足，為時人重視。7月任歐事研究會書記。
1915年冬，袁世凱公開稱帝，護國軍起。5月，肇慶軍務院成立，章士釗出任軍務院祕書長，併兼兩廣都督司令部祕書長。6月袁死，黎元洪就任總統。章士釗留居北京，任國會議員，並應蔡元培之邀請，受聘為北京大學研究所倫理教授。
1916年5月，肇慶軍務院成立，任祕書長，併兼兩廣都督司令部祕書長;6月黎元洪繼任總統，赴北京與黎洽商善後。
1917年1月，在北京出《甲寅》週刊。1917年11月，應陳獨秀之邀任北京大學文科研究院教授，講授邏輯學。兼圖書館主任，並被選為國會眾議員。章並薦李大釗、楊昌濟到北大任教，以所兼北大圖書館長職薦李大釗繼任。
1918年5月，任護法軍政府祕書長。次年在上海舉行南北和平會議，當選南方代表。
1920年，章士釗當即在上海工商界名流中籌集了兩萬銀元，全部交給了毛澤東。赴法勤工儉學運動中，毛澤東、蔡和森持楊昌濟手書拜見章，求予資助。章當即以二萬元鉅款相贈，毛以一部資助赴法學生，一部用於湖南革命活動。
1921年春，赴歐洲考察政治，在倫敦訪問了英國學者威爾斯、肖伯納、潘悌。章與諸人講座後，認識到農業國與工業國不同。
1922年11月，受北京政府教育部之聘任北京農業大學校長。
1922年，周恩來等在歐洲建立共青團，託章將一部印刷機由法國運至德國，章照辦無誤。
中國共產黨誕生後，章士釗在共產黨人身上看到了中國的前途和中華民族的希望，政治傾向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朋友。
1923年6月離京赴上海。10月曹錕賄選為總統，章時任上海《新聞報》主筆，撰文痛斥受賄議員。
1924年，段祺瑞上臺。章主張譭棄約法及國會之主張正合段的心意，因此段邀章北上。44歲的章士釗投入北洋軍閥集團。段從章建議，以“臨時執政”之名兼任總統與之職，委章為司法總長。
1925年4月，再派章士釗兼教育總長。章受命後，即宣稱要整頓學風，宣佈大學統一考試，合併北京八所大學，引起教育界進步人士及青年學生的反對。4月9日，各校學生聚會請願罷免章士釗。章遂辭職赴滬，後經段祺瑞挽勸，乃復任司法總長之職。7月發行《甲寅》週刊，反對新文化運動。7月底段又派章出任教育總長，要他繼續“整頓”學風。章不顧人們的反對撤換了一批反對他的大學校長。8月1日他又派出武裝警察護送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校長楊蔭榆到校就職，後又下令解散“女師大”，鎮壓愛國學生運動。因章的《甲寅》雜誌作為整頓學風的言論陣地，而《甲寅》封面繪有一虎，當時人們稱之為“老虎總長”。
1926年，“三一八”慘案時，章任段政府祕書長。後被國民軍驅逐下臺，章出走天津，繼續在日租界出版《甲寅》週刊。章利用該刊強調反對新文學運動、新文化運動，反對白話文，反對“歐化”，引得罵聲一片，但章我行我素。魯迅著文痛罵段祺瑞、章士釗為“落水狗”，由是惡名遠播。
1927年4月，李大釗同志在北京被奉系軍閥逮捕，他四處奔走營救。
1928年國民革命軍光復北京後，因章系執政府之高階官員，曾被通緝，乃赴歐洲遊歷。
1930年受張學良之聘回國，任瀋陽東北大學文學院教授，次年任院長，“九一八”事變後，章士釗回到上海，為杜月笙賓客，不久正式掛牌當律師。
1932年10月，陳獨秀等人在上海被國民黨政府逮捕，他自動站出來為陳辯護，請求法庭宣佈陳無罪。其“辯論狀”著力闡述政府應當容忍不同政黨之理論，文氣逼人，震動法庭，中外報紙競相登載。
1934年任上海法學院院長，並先後擔任北京明德大學、北京農業大學校長、上海法政學院院長。岑春煊等西南軍閥排擠孫中山，操縱南方護法軍政府，岑任總裁，章出任祕書長。
1937年4月任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法制委員會主席。
抗日戰爭爆發後，留居上海租界，次年3月，南京“維新”偽政府成立，漢奸梁鴻志誘章入夥，被章拒絕。不久杜月笙派人迎護，章由香港轉赴重慶，國民政府給以“參政員”名義。
1938年6月起，歷任第一、二、三、四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
1943年著《邏輯指要》在重慶出版。
1945年抗戰勝利後，毛澤東主席到重慶與國民黨談判戰後問題;“雙十”協定簽字後，毛因事滯留重慶，毛澤東在重慶與蔣介石會談，徵詢章對形勢看法，章在手心寫一“走”字，耳語“三十六計，走為上”，勸毛速離險境。
解放時期
1946年回上海，在同濟大學法學院任教，並續任律師;同年11月當選為制憲國民大會代表。
1948年行憲後，當選為立法院立法委員。
解放戰爭後期，他作為“上海和平代表團”代表及南京政府和平談判代表團非正式代表，為國共合作奔走。
1949年1月蔣介石下野，李宗仁代總統欲試探與中共和談之可能性，乃請章士釗及江庸、顏惠慶三人。章返上海後，曾專程至南京，會晤長沙綏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潛，向程介紹了與毛澤東晤談的情況，轉達了毛對和平寄予的期望，對程消除“懲辦戰犯”的疑慮起了一定作用。3月25日，李宗仁決定正式成立代表團，派邵力子、張治中及章士釗等五人為和談代表，於4月1日到北平，與中共舉行和平談判。4月22日和談破裂，章士釗與邵、張等乃留居北平。嗣後去香港，同年6月，程潛派程星齡赴港，會晤了章士釗。章託程星齡帶信給程潛，轉達了毛澤東對程和平起義的期待和中共對陳明仁的熱誠態度，勸說程、陳起義。
1949年4月，受李宗仁代總統委派與邵力子、張治中、劉斐同來北平，與中國共產黨舉行和平談判。因國民黨政府拒絕簽訂雙方代表草擬的協定，乃留居北平。繼而去香港;6月致函程潛，勸說程、陳陳明仁起義。9月，他應中國共產黨之邀參加開國大典，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從此定居北京。
新中國成立後
新中國成立後，任政務院政治法律委員會委員，並被推選為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委員和第二、三屆全國委員會。先後當選為第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三屆全國人大。
1951年7月，被聘任為中央文史研究館副館長。
1952年，他與葉恭綽等人聯名上書毛澤東，呼籲保護北京廣東新舊兩義園的民族英雄袁崇煥遺墓，使袁墓古蹟得以儲存。
1955、1958、1960年，三次奉命赴香港，與臺灣方面連絡，會商兩岸統一問題。
1957年，中共整風，章發言中有語“物必自腐而後蟲生”，被責令檢討，經毛澤東干預始得解脫。
1959年10月，任館長。晚年以大部分時間從事文史研究工作，並曾在中國人民大學漢語教研室講授柳文。既而以其研究心得，集為《柳文指要》一書。
1961年，國窮民困之際，毛用稿費以“還錢還利”為名，每年正月初二送二千元給章以解其困，送滿十年。
1963年，毛七十壽辰，設家宴邀章士釗、程潛、葉恭綽、王季範四老到中南海，並各攜子女一人到席。
1965年，《蘭亭集序》真偽之辯，高二適駁郭沫若文章發表受阻，章向毛推薦高文，得以通過。
“”中，當造反派的矛頭直指“劉鄧司令部”時，他對國家前途充滿憂慮，不顧個人安危上書主席，坦誠陳言，意欲力挽狂瀾。“”初期，章遭批鬥抄家，章函告毛，毛要周恩來接章到301醫院予以保護。章對劉少奇命運十分關注，致函毛、劉調解，要劉效廉頗藺相如故事向毛負荊請罪，以求團結共事，卒被殘酷現實打破。從此專心整理《柳文指要》，在毛支援下，於1971年出版，為“”中少有的特例。
晚年最為期盼的是祖國海峽兩岸的和平統一，為此，不顧92歲高齡隻身前往香港為恢復同臺灣的聯絡而奔忙，最終在香港病故，為海峽兩岸和平統一大業作出最後的貢獻。
1973年，章士釗自請第四次赴港，欲與臺灣方面會談兩岸統一事業，功未竟而身先死。享年92歲。在京舉行追悼會時，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等均到會行禮致哀。
章士釗的人物評價
影響因素
縱觀章士釗一生，大體上可以得出這麼一個結論：他在思想史上值得肯定的建樹，大都來自現代西方主流思想的介
紹和堅持;摭拾西方一些偏激之士的牙慧，執意迴歸傳統，往往誤入歧途。這是由三個因素造成的：
缺觀察力
20世紀有幾個影響世界全域性的歷史事件：兩次世界大戰;
1929年開始的世界經濟大危機;蘇聯的出現及其計劃經濟貌似成功。這些事件提供的資訊可以歸結為一句話：資本主義主導的現代化出了大問題，要趕快另謀出路。
章士釗為什麼會出現這麼大的轉變，主要原因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對其思想的巨大震撼。死傷如此慘重，戰後又一片蕭條，任何思想家面對這樣的歷史現象都不能不駐足深思，努力找出原因和對策。1922年到歐洲，目睹尚未平復的戰爭創傷，耳聆對現行制度的強烈抗議，他的思想完成了又一次重大轉折。
他從歐戰疑及現代化的程序。他說：“至於以工業立國者，則事事皆積極進行，故恆至生產過剩，競爭市場，推廣殖民地，因此血戰，前後相繼。”與此同時，他斷言：“蓋文化者，與國民生活狀況息息相關者也。一國生活狀況枯澀紓促之度如何，即可以卜其文化高下真偽之度如何。知歐洲之情事者，可斷言其資本之制不變，文化決無可講。”歐戰和戰後的悽慘，從根本上動搖了章氏對現代社會和現代化的信心。這樣的制度非變不可，而且要改變它的基礎：“資本之制”。
無力抗拒
20世紀中國思想家的一大弱點是原創性不足。章士釗坦率說明他的農國論不是自己的創造發明。歐戰爆發以後，被戰爭及其後果所震驚的西方思想家，正各抒己見，探幽燭微。章氏自己就說過：“以愚所知，今歐洲明哲之士，揚榷群制，思古之情，輒見乎詞。如德之斯賓格勒，英之潘悌，其尤著也。”這些戰後西方非主流文化給他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斯賓格勒的“西方沒落論”固然是他立論的重要基礎;農國論亦取自潘悌。他寫道：“英倫群家潘悌之徒，倡為農業復興之論，識解明通，無可辯駁”。惟一的保留是他認為西方積重難返，農業無法“復興”;中國中毒未深，倒有希望“以農立國”。這是有充分代表性的事例。
非主流的偏門，特別是其中的極端思想，往往成為中國思想家各種千奇百怪主張的智慧淵源。在一個思想自由的現代國家，思想多元增添了文化多樣。而在中國，被那些極端思想裹挾的人們，常常有意無意與權力結合，壓制任何不同的聲音，造成十分嚴重的後果。
民主情緒
這些西方思想家的思路也激活了他的文化民族主義情結。既然西方原路不通，正紛紛另找出路;其思想界非主流派中出現了迴歸傳統的動向;而中國學西方的成績又是如此不堪;於是，順理成章應該回歸本土和固有傳統。中國人因一再受挫而鬱結已久的民族主義情結，正好找到勃發的釋放口。梁啟超、梁漱溟、章太炎、張君勱、章士釗等人在20年代無不在民族文化問題上講了不少不切實際的大話。章士釗反覆宣揚：“西化東漸者何也?乃歐洲挾其資本侵略之淫威，東臨吾國，迫吾不得不放棄農治之本國……洎至今日，吾人棄禮義，毀廉恥，壞田園，鬻妻子，以求合於所謂西化者，仍不得一當。”回頭是岸，“須知中國文化實有其絕大之價值……家有敝帚，享之千金，何反輕視本國文化呢?”
歐戰以後，全世界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都在思考：世界向何處去?答案是多元的。世界性難題難為了中國思想家。在中國，同樣是眾說紛紜。章士釗等人的反現代化理論，是其中影響較大的主張之一。
說到底，是中國的客觀社會環境和文化積累還不足於產生解決世界難題的思想家。一些思想家個人性格的弱點，又加重了上述歷史重負。以章士釗來說，他是梁漱溟青年時代欽慕的人物之一;後來更迭有交往。20年代的《甲寅》雖已為許多知識分子所詬病，仍然個性鮮明。那時的章士釗是獨立的。後來，他先後就食於某些權勢者門下，儘管社會名流的聲威猶在，但廉頗老矣。瞭解這些經歷和品行、性格弱點，對理解一度叱吒風雲的章士釗，何以前後期判若兩人，應該有所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