伶官傳序原文賞析

朝代宋代 詩人歐陽修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

  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樑,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為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樑。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

  方其系燕父子以組,函樑君臣之首,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跡,而皆自於人歟?

  《書》曰:“滿招損,謙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作《伶官傳》。

高中文言文 史論 序文

譯文

譯文
  唉!國家興盛與衰亡的命運,雖然說是天命,難道不是由於人事嗎?推究莊宗得天下和他失天下的原因,就可以知道了。

  世人說晉王將死的時候,拿三支箭賜給莊宗,告訴他說:“樑國,是我的仇敵;燕王,是我扶持建立起來的;契丹與我訂立盟約,結為兄弟,他們卻都背叛晉而歸順樑。這三件事,是我的遺憾;給你三支箭,你一定不要忘記你父親的願望。”莊宗接了箭,把它收藏在祖廟裡。此後出兵,就派隨從官員用豬、羊各一頭祭告祖廟,請下那三支箭,用錦囊盛著,揹著它走在前面,等到凱旋時再把箭藏入祖廟。

  當莊宗用繩子捆綁著燕王父子,用木匣裝著樑君臣的首級,進入太廟,把箭還給先王,向先王稟告成功的時候,他意氣驕盛,多麼雄壯啊。等到仇敵已經消滅,天下已經平定,一個人在夜間呼喊,作亂的人便四方響應,他倉皇向東出逃,還沒有看到叛軍,士卒就離散了,君臣相對而視,不知回到哪裡去。以至於對天發誓,割下頭髮,大家的淚水沾溼了衣襟,又是多麼衰頹啊。難道是得天下艱難而失天下容易嗎?或者說推究他成功與失敗的事蹟,都是由於人事呢?

  《尚書》上說:“自滿招來損害,謙虛得到好處。”憂慮辛勞可以使國家興盛,安閒享樂可以使自身滅亡,這是自然的道理。因此,當莊宗強盛的時候,普天下的豪傑,都不能跟他抗爭;等到他衰敗的時候,幾十個伶人圍困他,就自己喪命,國家滅亡,被天下人譏笑。人生中的禍患常常是從細微的事情中積澱下來的,人的智慧和勇氣常常被自己所溺愛的事物所困,難道只有寵愛伶人才會這樣嗎?

註釋
伶官:伶,戲子,或唱戲雜技演員,現代的娛樂人員。伶官:宮庭裡供統治者娛樂表演的人物。可見封建朝代不思於民生,不思於進取,奢華淫樂而痛失天下!伶官尚能使天下易主,可見不居安思危之害!
理:道理。
豈:難道。
人事:指政治上的得失。
原:推究,推其根本,形容詞用作動詞。
世言:世人說。
以:把。
立:即位。
其:語氣副詞,表示期望、命令的語氣,一定。
乃:你的。
廟:太廟,帝王祭祀祖先的宗廟。
從事:這裡指負責具體事物的官員。
少牢:祭品,用一豬一羊。牢,祭祀用的牲畜。
錦囊:絲織的袋子。
前:在前。
負:揹負。
及:等到。
凱:凱歌,打勝仗時所奏的曲子。
旋:歸,回。
方:正在。
系:捆綁。
組:絲編的繩索,這裡泛指繩索。
函:匣子,名詞用作動詞,指用匣子裝。
仇讎:“讎”與“仇”同義,仇敵。
一夫:一個人。
倉皇:急急忙忙的樣子。
及:等到。
斷髮:把髮髻割下扔在地上,表示甘願掉腦袋。
抑:還是。
本:探求,考察。
書:《尚書》,儒家經典著作。
興:使……興旺。
逸豫:安閒快樂。
跡:跡象。
舉:全,所有的。
莫:沒有人。
忽微:極細小的東西。
所溺:沉溺迷戀的人或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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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藝術

  第一,選材與剪裁。

  本文屬於史論性質,而用的主要是歸納論證方法。運用這種論證方法關鍵在於準確地選擇具體事例。本文所用的主要事例是“晉王三矢”的故事,作者對此是下過一番選材和剪裁工夫的。任何歷史家撰寫歷史都會面臨兩項要求,即記事既要全面,又要可信,但二者往往發生矛盾。為了全面最好能“有聞必錄”,但所聞未必可信,所以又要遵守“無徵不信”的原則。“晉王三矢”的故事在當時社會上是有影響的。所以宋初王禹在《五代史闕文》對此作了記錄,以彌補薛居正等人所編的《舊五代史》的缺陷。歐陽修撰寫《新五代史》,如果仍然不用這條材料,恐怕難免被人譏為疏陋;而如果加以引用,卻又無法證明它確實可信。因此他採用了一種巧妙的處理方法:在《新五代史》的《莊宗本紀》中不用這條材料,表現了應有的謹嚴態度;同時卻把這條材料寫進《伶官傳》的“序”中,並且加上“世言”二字,這就恰當地表明瞭這個材料的社會影響及其可信程度。這一處理不但解決了求全與求信的矛盾,而且對《伶官傳序》來說還是一種積極的選材。因為序中如果再拿一些《莊宗本紀》寫過的事來發議論,未免重複無味;而“晉王三矢”故事既是《莊宗本紀》所未記的,用在這裡便顯得新鮮,而且很有助於論證本篇的中心論點。這正是一石二鳥恰到好處。同時作者又通過恰當剪裁來突出這個事例。全文想說明“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寫得比較詳細的只是這個“晉王三矢”的故事,加上興亡兩種不同結果,此外並沒有寫李存勖如何“憂勞”,又如何“逸豫”。然而讀者對他從“憂勞”發展到“逸豫”卻已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這就叫做“存大而略小,舉重以明輕”,表現了相當高的寫作藝術。

  第二,敘事議論的波瀾。

  《新五代史·伶官傳序》篇幅不長,但由於敘事議論配合恰當,行文中又注意了輕重緩急節奏的變化,所以整個文章顯得波瀾起伏,很有厚度。例如“晉王三矢”故事敘述相當充分,筆勢則比較平緩;等到擺完這個生動事例之後,便立即用繁弦促節把文章推向高潮:“方其系燕父子以組,函樑君臣之首,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這兩個長句,一揚一抑,大起大落。前者好像駕機起飛,直指長空;後者又似高山墜石,一落千丈,這就形成了全文中一個很有聲勢的大波。再則兩個長句分別用“可謂壯哉”“何其衰也”兩個分句感嘆作結,也是又唱又嘆,遙遙相對,使人感到筆墨酣暢,痛快淋漓。大波過去以後,下文還有小波與之呼應配合,這就是“故方其盛也”至“為天下笑”各句。這樣便顯得筆有餘力,文不單薄。本文的中心論點在於宣揚“憂勞興國”“逸豫亡身”的道理,因此對李存勖的揚和抑的對比度越大,便越能證明作者所要宣揚的道理。所以文章中出現的波瀾正是為表現中心論點服務的。

  第三,語言的錘鍊。

  錘鍊語言不是為了賣弄詞藻,而是為了準確而充分地表現主題。《新五代史·伶官傳序》為了突出“憂勞”和“逸豫”的對比,很注意使用對稱的詞句。例如“人事”和“天命”、“盛”和“衰”、“得”和“失”、“難”和“易”、“成”和“敗”、“興”和“亡”等等,這些對稱的詞,散見於全篇。再從句子上看,本文更有駢散結合的特點。歐陽修是著名的古文家,原則上是反對駢文的;但他沒有陷入形而上學,而是很善於運駢入散、以散破駢,使句式多彩而富有表現力。本文在這一點上尤其突出,凡是敘事議論吃緊之處,作者都著意錘鍊了四六成文的對偶句,例如“雖曰天命,豈非人事”,“系燕父子以組,函樑君臣之首”,“一夫夜呼,亂者四應”,“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等等,這些句子都是經過錘鍊的,很有助於造成鮮明的對比感。另外本文還比較多用轉折句、疑問句和感嘆句。前人說歐陽修的說理文“一唱三嘆”,富有感情色彩,看來這和用語上的“三多”也不無關係。因為轉折句使語氣委婉,疑問句給讀者留下思索和回答的空隙,這兩種句子用得好都可以增加文章的情致;至於感嘆句更是直接地表露著感情。當然本文之富於感情色彩,根本上是由於作者對北宋封建統治者滿懷忠厚惻怛之情,這是應加識別的。但作為寫作經驗來看,歐陽修能夠把說理文寫得頗有情味,這還是值得研究的。

參考資料:

1、《歷代名篇賞析整合》下冊,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5年版

語言特色

  ⒈語言委婉,氣勢充沛

  本文作為一篇總結歷史教訓,為在世及後世君主提供借鑑的史論,毫無生硬的說教,而是娓娓道來,婉轉動人。即使是在慨嘆莊宗敗亡時,也只是寓惋惜之意而無責難之詞,可謂意正言婉。全文從“嗚呼”起筆,到“豈獨伶人也哉”收尾,一嘆再嘆,以嘆始終,於反覆嘆詠之中顯現委婉的韻致。在議論的文字中,多用反問句、疑問句,使說理委婉而令人深思;多用對稱語句,特別是在關鍵的地方,採用語言凝練、對仗工整的格言式的駢句,造成鮮明的對比感和節奏感;適當運用長句,調節語勢,有張有弛。疑問句、感嘆句與陳述句,駢句與散句,長句與短句,錯綜有致,讀起來抑揚頓挫,一唱三嘆,感情飽滿,氣勢充沛。清代文學家沈德潛認為《伶官傳序》:“抑揚頓挫,得《史記》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後來做史論的人往往學這種抑揚頓挫的筆法。

  ⒉文筆酣暢,波瀾起伏

  文章開篇突兀而起地提出論點,馬上落到立論根據上,再落入“晉王三矢”的敘事,又語勢猛然一升,發出對莊宗之“盛”讚歎,而後語勢陡然一降,發出對莊宗之“衰”的悲嘆,繼而步步緊逼,設疑問、引古語而得出“自然之理”,然後再次評論莊宗盛衰,語勢再升再降,在大起大落之中引出發人深省的教訓,戛然而止,將全文的語勢穩穩地落在結尾上。篇幅雖短小,卻寫得起伏跌宕。全文一氣呵成,淋漓酣暢。

  ⒊平易自然,簡約凝練

  文中沒有佶屈聱牙的措辭,也不堆砌詞藻,用平實的語言生動地敘說事例,深入地說明道理,語言平易近人,自然曉暢。敘事不枝不蔓,議論簡明扼要,其中一些格言式的對稱語句,如“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禍患常積於忽微,智勇多困於所溺”,句式整齊,言簡意豐,發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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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證方法

例證法
  本文屬於史論。寫史論一般都要使用例證法,以論帶史,以史證論。運用這種方法,關鍵在於準確地選擇典型事例。本文第一段就提出以莊宗得天下和失天下的史實為論據,但在具體選材上,卻以“晉王三矢”這一不能確定為史實的傳說作為事例,並加以詳述,體現了作者精於選材的匠心。文章並沒有寫莊宗如何“逸豫”,但通過“晉王三矢”這一典型的、生動的事例,充分地體現了莊宗的“憂勞”,突出了“人事”的作用,再輔之以評論莊宗盛衰時所涉及的點滴史實,就使人對於莊宗的由“盛”而“衰”、由“憂勞”到“逸豫”不言而明,達到了以材料論證觀點的目的,起到了以古鑑今、舉一反三的作用。

對比論證法
  本文的中心論點是盛衰之理,由於人事。這一論點本身就是一個既正反對立又合而為一的命題。作者運用了—組組簡潔強烈的對比,人事與天命、盛與衰、得與失、難與易、成與敗、興與亡、憂勞與逸豫,說明成敗之跡皆出於人事。全文以“盛衰”二字貫穿始終,從“盛”“衰”兩個方面,圍繞著“人事”進行層層深入的對比論述。本文的對比論證在總體上著眼於“盛”“衰”與“憂勞”“逸豫”的因果關係,從中心論點到論據,從論證過程到結論,不論是所用的事例或史實,還是作者抒發的感慨和議論,都是對比性的。通過正反兩方面的鮮明對比,既突出了中心論點,使說理深刻、透徹,也使文章一氣貫通,前後呼應,脈絡清晰,結構嚴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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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析

  北宋初期,薛居正編寫《五代史》(《舊五代史》),認為王朝的更迭是由於天命所致,歐陽修對此不以為然。他自己動手撰寫成了七十四卷的《五代史記》(《新五代史》),以史為鑑,以期引起宋朝統治者的警惕。《新五代史》問世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薛史不再被世人重視。歐陽修發議論喜歡用“嗚呼”。《東皋雜誌》的作者說:“神宗問荊公(王安石)‘曾看五代史否?’公對曰‘臣不曾仔細看,但見每篇首必曰嗚呼,則事事皆可嘆也。’餘為公真不曾仔細看;若仔細看,必以嗚呼為是。”這正說明了歐陽修編寫這部史書的用意。

  這篇序文與其說是寫伶官,不如說是寫莊宗。李存勖是一位英武果斷之人,打仗時勇謀兼備。作者寫他由盛轉衰,教訓十分深刻,十分慘烈。作者先從王朝更迭的原因寫起,落筆有力,足警世人。這正是陸機在《文賦》中講的“立片言以居要”。應該說,歐陽修的歷史觀比薛居正深刻,他認識到了“人事”的重要性。然後,作者回顧歷史,概述了莊宗臨危受命的情景。這段描述,言簡意賅。隨後,作者用對比的手法描述了莊宗由盛轉衰的過程。這是文章的重點。“方其……可謂壯哉!”極言莊宗志得意滿,又為下文張本。“及仇讎已滅……何其衰也”,猶如從萬丈高空跌落下來,與先前形成強烈反差。這樣的對比給讀者的印象極為深刻。作者的目的並不在於描述景象,而是總結歷史教訓。開頭的“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雖然否定了天命之說,但還沒有建立起自己的觀點。當描述完莊宗由盛轉衰的過程後,作者開始總結歷史教訓了。他先引用古書上的話,意在告訴讀者,這個道理古人已經知道,莊宗沒有記住前賢的話。然後作者道出自己的體會:“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讀者至此,會很自然地想起另一位先哲的名言:“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看來,賢明之人都有些相同的見解。

  從莊宗的盛衰史中,我們還可以得出這樣的認識:敵人往往是自己生存的必要條件。有敵人是壞事,但也是好事,因為他能使你警鐘長鳴。莊宗之所以“壯哉”,就是因為敵人存在,激勵他發憤努力,完成先王未竟的事業,告慰先王在天之靈。當敵人被消滅後,天下平定,莊宗就失去了警戒之心,認為可以高枕無憂了,從此便沉溺於聲色之中,在“逸豫”中葬送了自己,也葬送了國家。像莊宗這樣的人,他的敵人被消滅,也就預示著他自己開始走下坡路。

  歐陽修在文章最後寫道:“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莊宗不是一朝而蹈死地的,他也有一個量變到質變的過程,他最後死在自己寵幸的伶人手裡。這個現象啟示我們,打倒自己的,往往是自己身邊的一些人和事,或者就是自己。這些因素由小積大,由少積多,最後來個總爆發。這就啟示我們,要防微杜漸,發現不良的苗頭,立即改正,如此才能保證國家長治久安。歐陽修的這句話,其實是寫給北宋最高統治者看的。北宋王朝是一個積貧積弱的政權,正是因為不能自強,所以最後也落得個“身死國滅”。歷史就是這樣無情,也是這樣驚人地相似。

  沈德潛評論本文:“抑揚頓挫,得《史記》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此言達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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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和結構

  這篇文章是歐陽修為《新五代史·伶官傳》作的序。文章總結了後唐莊宗李存勖得天下而後失天下的歷史教訓,闡明瞭國家盛衰取決於人事,“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的道理,諷諫北宋統治者力戒驕奢,防微杜漸,勵精圖治。

  本文共四段,可以分為三部分。

  第一部分(第一段)提出盛衰由於人事的論點,並提出莊宗得天下和失天下的事例這一立論的根據。

  文章以“嗚呼”的感嘆突兀而起,一起筆就發出對歷史的深沉感慨。接著用轉折關係的反問句,強調人事的作用,提出中心論點:盛衰之理,由於人事。這一嘆一問,一退一進,不僅使論點醒人耳目,而且為全文定下了嘆惋的基調。接著點出莊宗得天下和失天下的事例,說明立論的歷史根據。“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這一“得”一“失”,與論點中的一“盛”一“衰”相應,並領起下文。

  第二部分(第二、三段),論證中心論點。

  第二段承上敘事,詳述莊宗接受並執行晉王遺命的事例。

  上段既然提出莊宗得天下和失天下的事例可以為證,這段接下來自然先寫得天下的情況。關於莊宗得天下的過程已經寫入《新五代史》中的《唐本紀》,此處再寫未免重複,也造成文勢的拖沓,而且不合序論的體制,所以這一段選用了“晉王三矢”的故事。這一故事屬於傳說,不能確定為史實,因此,包括《新五代史》在內的正史均未收入。但這個故事在當時社會有相當的影響,宋初王禹在《五代史闕文》中對此做了記載。這個故事生動而又有典型意義,能給人以新鮮感,其精神也符合晉王和莊宗的情況,所以歐陽修把它選入文中。為了慎重,在前面加了“世言”二字。這一故事是中心論點的主要例證,是支撐中心論點的有力論據,也是下文議論的依據。

  這一段以“三矢”貫穿前後,分兩層來寫。第一層是莊宗接受遺命,先寫晉王賜三矢,次寫晉王遺命,詳細交待賜矢原因,再寫莊宗將三矢“受而藏之”;第二層是莊宗執行遺命,寫莊宗出師、征戰以三矢勵志,大告成功,還三矢於先王。其中著力寫莊宗對三矢的恭謹態度。從莊宗“受而藏之於廟”,以及“其後用兵”的舉動,可以看出他接受遺命,矢志復仇的決心和意志,這正是他得天下的原因。“受”“藏”“遣”“告”“請”“盛”“負”“驅”“納”等詞,描繪出莊宗忠實執行父命的形象,概括了莊宗全盛時期的征戰情況,體現了莊宗的“憂勞”,突出了“人事”的作用,這就為下面的議論做了準備。這一段敘事語勢比較平緩,沒有任何議論,但卻寓論點於敘事之中,以敘事論證了論點,與第一段的“盛”和“得天下”相照應。全段敘事欲抑先揚,為下文寫“抑”張本。

  第三段轉而議論,評論莊宗的盛衰,闡明中心論點。

  這一段由敘事轉入議論。先以飽蘸感情的筆墨讚歎莊宗的成功,用“意氣之盛”迴應文章開頭的“盛”字和“得天下”三字,並順承第二段的敘事;繼而慨嘆他的失敗,用“何其衰也”迴應文章開頭的“衰”字和“失之”二字,並轉承第二段的敘事。這一大起而至大落的轉折,將莊宗極盛和極衰的兩種情形作了極強烈的對照。同是一個人,由“盛”轉“衰”,變化如此巨大、鮮明,究竟是什麼原因呢?下面連用兩個設問句,前一句以反問的形式否定“得之難而失之易”的說法,後一句強調成敗得失“皆自於人”。這樣設問既引人深思,又寓結論於疑問之中。接著引《尚書》中的話作答,並順勢從中引申出“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的道理。這就對莊宗的“成敗之跡”做了概括,點明瞭莊宗得天下和失天下的原因,說明“盛”“衰”異時,截然相反,本源在於“人事”,與開頭提出的論點相照應,是論證所得的結論,揭示了所謂“人事”的內涵。

  第三部分(第四段)進一步議論,引出教訓,總結全文。

  本來行文到第二部分,論點已得到證明,似乎可以結束了,可是作者又進一步議論。用“故”字承接上文,再次評論莊宗的盛衰,以“莫能與之爭”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兩種截然相反的結果,引出“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的教訓,得出具有更普遍意義的結論,強調能使人逸豫亡身的不僅限於溺愛伶人,如果小看“忽微”,沉溺於聲色犬馬的逸樂之中,忘記憂勞興國的至理,同樣會導致身死國滅的下場。作者在這裡含蓄地批評朝政,諷諫北宋統治者不要忘記歷史教訓,意味十分深長。這就使事理更具有現實的針對性,更具有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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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現象

  這是一首把悲秋的感情和哲理的思致結合起來的小詞。但悲秋的感情中結合了對人間的關愛。哲理的思致中也夾雜了一些放不開的執著。

  從上片來看,一般來說古人的詩詞在寫到“夜起”和“倚危樓的時”的時候,都是由於內心有某種難以言說的憂愁鬱悶。那是因為當時國家的命運不容樂觀,所以“夜起倚危樓”雖然可能是在寫實,但“夜起”與“倚危樓”的組合,卻暗示了作者內心也有某種難以言說的憂愁和鬱悶。“樓角玉繩低亞”是登樓之所見。但作者的目光並沒有停留在夜空。而是隨著霜天寒冷的月光轉向對人間的俯瞰。在月光下從城市的高樓向下看,最顯眼的大約也就是一片屋頂。但作者不說“萬家屋頂”而說“萬家鴛瓦”並非只是因為“鴛瓦”這個詞更關麗。因為“萬家鴛瓦”令人想到人間千家萬戶的美好生活。

  下片雖然有“春風亭畔”有“梧桐葉下”。似乎也是寫景,實際上卻是議論,哲理的思致主要表現在下片之中。傷春與悲秋是詩人的傳統,但傷春其實是不願意看到青春和美好歡樂時光的離去,悲秋其實是不願意看到衰老和摧傷打擊的到來。這種感情本來是人人共有的,詩人只是用詩的語言把這種悲哀表達出來而已。而四季的輪換和春秋的代序是自然規律,不可能因人的愁腸而改變。同樣,人的過去和未來也不是自己所能夠完全把握的,一生之中不斷為此而悲傷痛苦豈不是徒尋煩惱。

  正是由於有了這種覺悟,詩人才能夠對春秋的代序和盛衰的交替有一種冷靜的明察,能夠“卻向春風亭醉,數梧桐葉下”。這一句,說得實在很妙。“春風”,是欣欣向榮的春天的象徵;而梧桐是秋天落葉最早的樹木。當梧桐的第一片葉子飄落下來的時候,秋的肅殺便開始一天比一天通近了。所謂“春風亭”,不一定真有此亭,作者只是通過春風與梧桐的對比來表現出這種對哲理的體悟而已。

參考資料:

1、葉嘉瑩.王國維詞新釋輯評[M].北京:中國書店出版社,2006:19-21

寫作藝術

  第一,選材與剪裁。

  本文屬於史論性質,而用的主要是歸納論證方法。運用這種論證方法關鍵在於準確地選擇具體事例。本文所用的主要事例是“晉王三矢”的故事,作者對此是下過一番選材和剪裁工夫的。任何歷史家撰寫歷史都會面臨兩項要求,即記事既要全面,又要可信,但二者往往發生矛盾。為了全面最好能“有聞必錄”,但所聞未必可信,所以又要遵守“無徵不信”的原則。“晉王三矢”的故事在當時社會上是有影響的。所以宋初王禹在《五代史闕文》對此作了記錄,以彌補薛居正等人所編的《舊五代史》的缺陷。歐陽修撰寫《新五代史》,如果仍然不用這條材料,恐怕難免被人譏為疏陋;而如果加以引用,卻又無法證明它確實可信。因此他採用了一種巧妙的處理方法:在《新五代史》的《莊宗本紀》中不用這條材料,表現了應有的謹嚴態度;同時卻把這條材料寫進《伶官傳》的“序”中,並且加上“世言”二字,這就恰當地表明瞭這個材料的社會影響及其可信程度。這一處理不但解決了求全與求信的矛盾,而且對《伶官傳序》來說還是一種積極的選材。因為序中如果再拿一些《莊宗本紀》寫過的事來發議論,未免重複無味;而“晉王三矢”故事既是《莊宗本紀》所未記的,用在這裡便顯得新鮮,而且很有助於論證本篇的中心論點。這正是一石二鳥恰到好處。同時作者又通過恰當剪裁來突出這個事例。全文想說明“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寫得比較詳細的只是這個“晉王三矢”的故事,加上興亡兩種不同結果,此外並沒有寫李存勖如何“憂勞”,又如何“逸豫”。然而讀者對他從“憂勞”發展到“逸豫”卻已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這就叫做“存大而略小,舉重以明輕”,表現了相當高的寫作藝術。

  第二,敘事議論的波瀾。

  《新五代史·伶官傳序》篇幅不長,但由於敘事議論配合恰當,行文中又注意了輕重緩急節奏的變化,所以整個文章顯得波瀾起伏,很有厚度。例如“晉王三矢”故事敘述相當充分,筆勢則比較平緩;等到擺完這個生動事例之後,便立即用繁弦促節把文章推向高潮:“方其系燕父子以組,函樑君臣之首,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這兩個長句,一揚一抑,大起大落。前者好像駕機起飛,直指長空;後者又似高山墜石,一落千丈,這就形成了全文中一個很有聲勢的大波。再則兩個長句分別用“可謂壯哉”“何其衰也”兩個分句感嘆作結,也是又唱又嘆,遙遙相對,使人感到筆墨酣暢,痛快淋漓。大波過去以後,下文還有小波與之呼應配合,這就是“故方其盛也”至“為天下笑”各句。這樣便顯得筆有餘力,文不單薄。本文的中心論點在於宣揚“憂勞興國”“逸豫亡身”的道理,因此對李存勖的揚和抑的對比度越大,便越能證明作者所要宣揚的道理。所以文章中出現的波瀾正是為表現中心論點服務的。

  第三,語言的錘鍊。

  錘鍊語言不是為了賣弄詞藻,而是為了準確而充分地表現主題。《新五代史·伶官傳序》為了突出“憂勞”和“逸豫”的對比,很注意使用對稱的詞句。例如“人事”和“天命”、“盛”和“衰”、“得”和“失”、“難”和“易”、“成”和“敗”、“興”和“亡”等等,這些對稱的詞,散見於全篇。再從句子上看,本文更有駢散結合的特點。歐陽修是著名的古文家,原則上是反對駢文的;但他沒有陷入形而上學,而是很善於運駢入散、以散破駢,使句式多彩而富有表現力。本文在這一點上尤其突出,凡是敘事議論吃緊之處,作者都著意錘鍊了四六成文的對偶句,例如“雖曰天命,豈非人事”,“系燕父子以組,函樑君臣之首”,“一夫夜呼,亂者四應”,“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等等,這些句子都是經過錘鍊的,很有助於造成鮮明的對比感。另外本文還比較多用轉折句、疑問句和感嘆句。前人說歐陽修的說理文“一唱三嘆”,富有感情色彩,看來這和用語上的“三多”也不無關係。因為轉折句使語氣委婉,疑問句給讀者留下思索和回答的空隙,這兩種句子用得好都可以增加文章的情致;至於感嘆句更是直接地表露著感情。當然本文之富於感情色彩,根本上是由於作者對北宋封建統治者滿懷忠厚惻怛之情,這是應加識別的。但作為寫作經驗來看,歐陽修能夠把說理文寫得頗有情味,這還是值得研究的。

參考資料:

1、《歷代名篇賞析整合》下冊,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5年版

語言特色

  ⒈語言委婉,氣勢充沛

  本文作為一篇總結歷史教訓,為在世及後世君主提供借鑑的史論,毫無生硬的說教,而是娓娓道來,婉轉動人。即使是在慨嘆莊宗敗亡時,也只是寓惋惜之意而無責難之詞,可謂意正言婉。全文從“嗚呼”起筆,到“豈獨伶人也哉”收尾,一嘆再嘆,以嘆始終,於反覆嘆詠之中顯現委婉的韻致。在議論的文字中,多用反問句、疑問句,使說理委婉而令人深思;多用對稱語句,特別是在關鍵的地方,採用語言凝練、對仗工整的格言式的駢句,造成鮮明的對比感和節奏感;適當運用長句,調節語勢,有張有弛。疑問句、感嘆句與陳述句,駢句與散句,長句與短句,錯綜有致,讀起來抑揚頓挫,一唱三嘆,感情飽滿,氣勢充沛。清代文學家沈德潛認為《伶官傳序》:“抑揚頓挫,得《史記》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後來做史論的人往往學這種抑揚頓挫的筆法。

  ⒉文筆酣暢,波瀾起伏

  文章開篇突兀而起地提出論點,馬上落到立論根據上,再落入“晉王三矢”的敘事,又語勢猛然一升,發出對莊宗之“盛”讚歎,而後語勢陡然一降,發出對莊宗之“衰”的悲嘆,繼而步步緊逼,設疑問、引古語而得出“自然之理”,然後再次評論莊宗盛衰,語勢再升再降,在大起大落之中引出發人深省的教訓,戛然而止,將全文的語勢穩穩地落在結尾上。篇幅雖短小,卻寫得起伏跌宕。全文一氣呵成,淋漓酣暢。

  ⒊平易自然,簡約凝練

  文中沒有佶屈聱牙的措辭,也不堆砌詞藻,用平實的語言生動地敘說事例,深入地說明道理,語言平易近人,自然曉暢。敘事不枝不蔓,議論簡明扼要,其中一些格言式的對稱語句,如“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禍患常積於忽微,智勇多困於所溺”,句式整齊,言簡意豐,發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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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證方法

例證法
  本文屬於史論。寫史論一般都要使用例證法,以論帶史,以史證論。運用這種方法,關鍵在於準確地選擇典型事例。本文第一段就提出以莊宗得天下和失天下的史實為論據,但在具體選材上,卻以“晉王三矢”這一不能確定為史實的傳說作為事例,並加以詳述,體現了作者精於選材的匠心。文章並沒有寫莊宗如何“逸豫”,但通過“晉王三矢”這一典型的、生動的事例,充分地體現了莊宗的“憂勞”,突出了“人事”的作用,再輔之以評論莊宗盛衰時所涉及的點滴史實,就使人對於莊宗的由“盛”而“衰”、由“憂勞”到“逸豫”不言而明,達到了以材料論證觀點的目的,起到了以古鑑今、舉一反三的作用。

對比論證法
  本文的中心論點是盛衰之理,由於人事。這一論點本身就是一個既正反對立又合而為一的命題。作者運用了—組組簡潔強烈的對比,人事與天命、盛與衰、得與失、難與易、成與敗、興與亡、憂勞與逸豫,說明成敗之跡皆出於人事。全文以“盛衰”二字貫穿始終,從“盛”“衰”兩個方面,圍繞著“人事”進行層層深入的對比論述。本文的對比論證在總體上著眼於“盛”“衰”與“憂勞”“逸豫”的因果關係,從中心論點到論據,從論證過程到結論,不論是所用的事例或史實,還是作者抒發的感慨和議論,都是對比性的。通過正反兩方面的鮮明對比,既突出了中心論點,使說理深刻、透徹,也使文章一氣貫通,前後呼應,脈絡清晰,結構嚴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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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析

  北宋初期,薛居正編寫《五代史》(《舊五代史》),認為王朝的更迭是由於天命所致,歐陽修對此不以為然。他自己動手撰寫成了七十四卷的《五代史記》(《新五代史》),以史為鑑,以期引起宋朝統治者的警惕。《新五代史》問世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薛史不再被世人重視。歐陽修發議論喜歡用“嗚呼”。《東皋雜誌》的作者說:“神宗問荊公(王安石)‘曾看五代史否?’公對曰‘臣不曾仔細看,但見每篇首必曰嗚呼,則事事皆可嘆也。’餘為公真不曾仔細看;若仔細看,必以嗚呼為是。”這正說明了歐陽修編寫這部史書的用意。

  這篇序文與其說是寫伶官,不如說是寫莊宗。李存勖是一位英武果斷之人,打仗時勇謀兼備。作者寫他由盛轉衰,教訓十分深刻,十分慘烈。作者先從王朝更迭的原因寫起,落筆有力,足警世人。這正是陸機在《文賦》中講的“立片言以居要”。應該說,歐陽修的歷史觀比薛居正深刻,他認識到了“人事”的重要性。然後,作者回顧歷史,概述了莊宗臨危受命的情景。這段描述,言簡意賅。隨後,作者用對比的手法描述了莊宗由盛轉衰的過程。這是文章的重點。“方其……可謂壯哉!”極言莊宗志得意滿,又為下文張本。“及仇讎已滅……何其衰也”,猶如從萬丈高空跌落下來,與先前形成強烈反差。這樣的對比給讀者的印象極為深刻。作者的目的並不在於描述景象,而是總結歷史教訓。開頭的“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雖然否定了天命之說,但還沒有建立起自己的觀點。當描述完莊宗由盛轉衰的過程後,作者開始總結歷史教訓了。他先引用古書上的話,意在告訴讀者,這個道理古人已經知道,莊宗沒有記住前賢的話。然後作者道出自己的體會:“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讀者至此,會很自然地想起另一位先哲的名言:“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看來,賢明之人都有些相同的見解。

  從莊宗的盛衰史中,我們還可以得出這樣的認識:敵人往往是自己生存的必要條件。有敵人是壞事,但也是好事,因為他能使你警鐘長鳴。莊宗之所以“壯哉”,就是因為敵人存在,激勵他發憤努力,完成先王未竟的事業,告慰先王在天之靈。當敵人被消滅後,天下平定,莊宗就失去了警戒之心,認為可以高枕無憂了,從此便沉溺於聲色之中,在“逸豫”中葬送了自己,也葬送了國家。像莊宗這樣的人,他的敵人被消滅,也就預示著他自己開始走下坡路。

  歐陽修在文章最後寫道:“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莊宗不是一朝而蹈死地的,他也有一個量變到質變的過程,他最後死在自己寵幸的伶人手裡。這個現象啟示我們,打倒自己的,往往是自己身邊的一些人和事,或者就是自己。這些因素由小積大,由少積多,最後來個總爆發。這就啟示我們,要防微杜漸,發現不良的苗頭,立即改正,如此才能保證國家長治久安。歐陽修的這句話,其實是寫給北宋最高統治者看的。北宋王朝是一個積貧積弱的政權,正是因為不能自強,所以最後也落得個“身死國滅”。歷史就是這樣無情,也是這樣驚人地相似。

  沈德潛評論本文:“抑揚頓挫,得《史記》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此言達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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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和結構

  這篇文章是歐陽修為《新五代史·伶官傳》作的序。文章總結了後唐莊宗李存勖得天下而後失天下的歷史教訓,闡明瞭國家盛衰取決於人事,“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的道理,諷諫北宋統治者力戒驕奢,防微杜漸,勵精圖治。

  本文共四段,可以分為三部分。

  第一部分(第一段)提出盛衰由於人事的論點,並提出莊宗得天下和失天下的事例這一立論的根據。

  文章以“嗚呼”的感嘆突兀而起,一起筆就發出對歷史的深沉感慨。接著用轉折關係的反問句,強調人事的作用,提出中心論點:盛衰之理,由於人事。這一嘆一問,一退一進,不僅使論點醒人耳目,而且為全文定下了嘆惋的基調。接著點出莊宗得天下和失天下的事例,說明立論的歷史根據。“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這一“得”一“失”,與論點中的一“盛”一“衰”相應,並領起下文。

  第二部分(第二、三段),論證中心論點。

  第二段承上敘事,詳述莊宗接受並執行晉王遺命的事例。

  上段既然提出莊宗得天下和失天下的事例可以為證,這段接下來自然先寫得天下的情況。關於莊宗得天下的過程已經寫入《新五代史》中的《唐本紀》,此處再寫未免重複,也造成文勢的拖沓,而且不合序論的體制,所以這一段選用了“晉王三矢”的故事。這一故事屬於傳說,不能確定為史實,因此,包括《新五代史》在內的正史均未收入。但這個故事在當時社會有相當的影響,宋初王禹在《五代史闕文》中對此做了記載。這個故事生動而又有典型意義,能給人以新鮮感,其精神也符合晉王和莊宗的情況,所以歐陽修把它選入文中。為了慎重,在前面加了“世言”二字。這一故事是中心論點的主要例證,是支撐中心論點的有力論據,也是下文議論的依據。

  這一段以“三矢”貫穿前後,分兩層來寫。第一層是莊宗接受遺命,先寫晉王賜三矢,次寫晉王遺命,詳細交待賜矢原因,再寫莊宗將三矢“受而藏之”;第二層是莊宗執行遺命,寫莊宗出師、征戰以三矢勵志,大告成功,還三矢於先王。其中著力寫莊宗對三矢的恭謹態度。從莊宗“受而藏之於廟”,以及“其後用兵”的舉動,可以看出他接受遺命,矢志復仇的決心和意志,這正是他得天下的原因。“受”“藏”“遣”“告”“請”“盛”“負”“驅”“納”等詞,描繪出莊宗忠實執行父命的形象,概括了莊宗全盛時期的征戰情況,體現了莊宗的“憂勞”,突出了“人事”的作用,這就為下面的議論做了準備。這一段敘事語勢比較平緩,沒有任何議論,但卻寓論點於敘事之中,以敘事論證了論點,與第一段的“盛”和“得天下”相照應。全段敘事欲抑先揚,為下文寫“抑”張本。

  第三段轉而議論,評論莊宗的盛衰,闡明中心論點。

  這一段由敘事轉入議論。先以飽蘸感情的筆墨讚歎莊宗的成功,用“意氣之盛”迴應文章開頭的“盛”字和“得天下”三字,並順承第二段的敘事;繼而慨嘆他的失敗,用“何其衰也”迴應文章開頭的“衰”字和“失之”二字,並轉承第二段的敘事。這一大起而至大落的轉折,將莊宗極盛和極衰的兩種情形作了極強烈的對照。同是一個人,由“盛”轉“衰”,變化如此巨大、鮮明,究竟是什麼原因呢?下面連用兩個設問句,前一句以反問的形式否定“得之難而失之易”的說法,後一句強調成敗得失“皆自於人”。這樣設問既引人深思,又寓結論於疑問之中。接著引《尚書》中的話作答,並順勢從中引申出“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的道理。這就對莊宗的“成敗之跡”做了概括,點明瞭莊宗得天下和失天下的原因,說明“盛”“衰”異時,截然相反,本源在於“人事”,與開頭提出的論點相照應,是論證所得的結論,揭示了所謂“人事”的內涵。

  第三部分(第四段)進一步議論,引出教訓,總結全文。

  本來行文到第二部分,論點已得到證明,似乎可以結束了,可是作者又進一步議論。用“故”字承接上文,再次評論莊宗的盛衰,以“莫能與之爭”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兩種截然相反的結果,引出“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的教訓,得出具有更普遍意義的結論,強調能使人逸豫亡身的不僅限於溺愛伶人,如果小看“忽微”,沉溺於聲色犬馬的逸樂之中,忘記憂勞興國的至理,同樣會導致身死國滅的下場。作者在這裡含蓄地批評朝政,諷諫北宋統治者不要忘記歷史教訓,意味十分深長。這就使事理更具有現實的針對性,更具有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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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現象

  這是一首把悲秋的感情和哲理的思致結合起來的小詞。但悲秋的感情中結合了對人間的關愛。哲理的思致中也夾雜了一些放不開的執著。

  從上片來看,一般來說古人的詩詞在寫到“夜起”和“倚危樓的時”的時候,都是由於內心有某種難以言說的憂愁鬱悶。那是因為當時國家的命運不容樂觀,所以“夜起倚危樓”雖然可能是在寫實,但“夜起”與“倚危樓”的組合,卻暗示了作者內心也有某種難以言說的憂愁和鬱悶。“樓角玉繩低亞”是登樓之所見。但作者的目光並沒有停留在夜空。而是隨著霜天寒冷的月光轉向對人間的俯瞰。在月光下從城市的高樓向下看,最顯眼的大約也就是一片屋頂。但作者不說“萬家屋頂”而說“萬家鴛瓦”並非只是因為“鴛瓦”這個詞更關麗。因為“萬家鴛瓦”令人想到人間千家萬戶的美好生活。

  下片雖然有“春風亭畔”有“梧桐葉下”。似乎也是寫景,實際上卻是議論,哲理的思致主要表現在下片之中。傷春與悲秋是詩人的傳統,但傷春其實是不願意看到青春和美好歡樂時光的離去,悲秋其實是不願意看到衰老和摧傷打擊的到來。這種感情本來是人人共有的,詩人只是用詩的語言把這種悲哀表達出來而已。而四季的輪換和春秋的代序是自然規律,不可能因人的愁腸而改變。同樣,人的過去和未來也不是自己所能夠完全把握的,一生之中不斷為此而悲傷痛苦豈不是徒尋煩惱。

  正是由於有了這種覺悟,詩人才能夠對春秋的代序和盛衰的交替有一種冷靜的明察,能夠“卻向春風亭醉,數梧桐葉下”。這一句,說得實在很妙。“春風”,是欣欣向榮的春天的象徵;而梧桐是秋天落葉最早的樹木。當梧桐的第一片葉子飄落下來的時候,秋的肅殺便開始一天比一天通近了。所謂“春風亭”,不一定真有此亭,作者只是通過春風與梧桐的對比來表現出這種對哲理的體悟而已。

參考資料:

1、葉嘉瑩.王國維詞新釋輯評[M].北京:中國書店出版社,2006:19-21

寫作藝術

  第一,選材與剪裁。

  本文屬於史論性質,而用的主要是歸納論證方法。運用這種論證方法關鍵在於準確地選擇具體事例。本文所用的主要事例是“晉王三矢”的故事,作者對此是下過一番選材和剪裁工夫的。任何歷史家撰寫歷史都會面臨兩項要求,即記事既要全面,又要可信,但二者往往發生矛盾。為了全面最好能“有聞必錄”,但所聞未必可信,所以又要遵守“無徵不信”的原則。“晉王三矢”的故事在當時社會上是有影響的。所以宋初王禹在《五代史闕文》對此作了記錄,以彌補薛居正等人所編的《舊五代史》的缺陷。歐陽修撰寫《新五代史》,如果仍然不用這條材料,恐怕難免被人譏為疏陋;而如果加以引用,卻又無法證明它確實可信。因此他採用了一種巧妙的處理方法:在《新五代史》的《莊宗本紀》中不用這條材料,表現了應有的謹嚴態度;同時卻把這條材料寫進《伶官傳》的“序”中,並且加上“世言”二字,這就恰當地表明瞭這個材料的社會影響及其可信程度。這一處理不但解決了求全與求信的矛盾,而且對《伶官傳序》來說還是一種積極的選材。因為序中如果再拿一些《莊宗本紀》寫過的事來發議論,未免重複無味;而“晉王三矢”故事既是《莊宗本紀》所未記的,用在這裡便顯得新鮮,而且很有助於論證本篇的中心論點。這正是一石二鳥恰到好處。同時作者又通過恰當剪裁來突出這個事例。全文想說明“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寫得比較詳細的只是這個“晉王三矢”的故事,加上興亡兩種不同結果,此外並沒有寫李存勖如何“憂勞”,又如何“逸豫”。然而讀者對他從“憂勞”發展到“逸豫”卻已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這就叫做“存大而略小,舉重以明輕”,表現了相當高的寫作藝術。

  第二,敘事議論的波瀾。

  《新五代史·伶官傳序》篇幅不長,但由於敘事議論配合恰當,行文中又注意了輕重緩急節奏的變化,所以整個文章顯得波瀾起伏,很有厚度。例如“晉王三矢”故事敘述相當充分,筆勢則比較平緩;等到擺完這個生動事例之後,便立即用繁弦促節把文章推向高潮:“方其系燕父子以組,函樑君臣之首,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這兩個長句,一揚一抑,大起大落。前者好像駕機起飛,直指長空;後者又似高山墜石,一落千丈,這就形成了全文中一個很有聲勢的大波。再則兩個長句分別用“可謂壯哉”“何其衰也”兩個分句感嘆作結,也是又唱又嘆,遙遙相對,使人感到筆墨酣暢,痛快淋漓。大波過去以後,下文還有小波與之呼應配合,這就是“故方其盛也”至“為天下笑”各句。這樣便顯得筆有餘力,文不單薄。本文的中心論點在於宣揚“憂勞興國”“逸豫亡身”的道理,因此對李存勖的揚和抑的對比度越大,便越能證明作者所要宣揚的道理。所以文章中出現的波瀾正是為表現中心論點服務的。

  第三,語言的錘鍊。

  錘鍊語言不是為了賣弄詞藻,而是為了準確而充分地表現主題。《新五代史·伶官傳序》為了突出“憂勞”和“逸豫”的對比,很注意使用對稱的詞句。例如“人事”和“天命”、“盛”和“衰”、“得”和“失”、“難”和“易”、“成”和“敗”、“興”和“亡”等等,這些對稱的詞,散見於全篇。再從句子上看,本文更有駢散結合的特點。歐陽修是著名的古文家,原則上是反對駢文的;但他沒有陷入形而上學,而是很善於運駢入散、以散破駢,使句式多彩而富有表現力。本文在這一點上尤其突出,凡是敘事議論吃緊之處,作者都著意錘鍊了四六成文的對偶句,例如“雖曰天命,豈非人事”,“系燕父子以組,函樑君臣之首”,“一夫夜呼,亂者四應”,“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等等,這些句子都是經過錘鍊的,很有助於造成鮮明的對比感。另外本文還比較多用轉折句、疑問句和感嘆句。前人說歐陽修的說理文“一唱三嘆”,富有感情色彩,看來這和用語上的“三多”也不無關係。因為轉折句使語氣委婉,疑問句給讀者留下思索和回答的空隙,這兩種句子用得好都可以增加文章的情致;至於感嘆句更是直接地表露著感情。當然本文之富於感情色彩,根本上是由於作者對北宋封建統治者滿懷忠厚惻怛之情,這是應加識別的。但作為寫作經驗來看,歐陽修能夠把說理文寫得頗有情味,這還是值得研究的。

參考資料:

1、《歷代名篇賞析整合》下冊,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5年版

語言特色

  ⒈語言委婉,氣勢充沛

  本文作為一篇總結歷史教訓,為在世及後世君主提供借鑑的史論,毫無生硬的說教,而是娓娓道來,婉轉動人。即使是在慨嘆莊宗敗亡時,也只是寓惋惜之意而無責難之詞,可謂意正言婉。全文從“嗚呼”起筆,到“豈獨伶人也哉”收尾,一嘆再嘆,以嘆始終,於反覆嘆詠之中顯現委婉的韻致。在議論的文字中,多用反問句、疑問句,使說理委婉而令人深思;多用對稱語句,特別是在關鍵的地方,採用語言凝練、對仗工整的格言式的駢句,造成鮮明的對比感和節奏感;適當運用長句,調節語勢,有張有弛。疑問句、感嘆句與陳述句,駢句與散句,長句與短句,錯綜有致,讀起來抑揚頓挫,一唱三嘆,感情飽滿,氣勢充沛。清代文學家沈德潛認為《伶官傳序》:“抑揚頓挫,得《史記》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後來做史論的人往往學這種抑揚頓挫的筆法。

  ⒉文筆酣暢,波瀾起伏

  文章開篇突兀而起地提出論點,馬上落到立論根據上,再落入“晉王三矢”的敘事,又語勢猛然一升,發出對莊宗之“盛”讚歎,而後語勢陡然一降,發出對莊宗之“衰”的悲嘆,繼而步步緊逼,設疑問、引古語而得出“自然之理”,然後再次評論莊宗盛衰,語勢再升再降,在大起大落之中引出發人深省的教訓,戛然而止,將全文的語勢穩穩地落在結尾上。篇幅雖短小,卻寫得起伏跌宕。全文一氣呵成,淋漓酣暢。

  ⒊平易自然,簡約凝練

  文中沒有佶屈聱牙的措辭,也不堆砌詞藻,用平實的語言生動地敘說事例,深入地說明道理,語言平易近人,自然曉暢。敘事不枝不蔓,議論簡明扼要,其中一些格言式的對稱語句,如“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禍患常積於忽微,智勇多困於所溺”,句式整齊,言簡意豐,發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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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證方法

例證法
  本文屬於史論。寫史論一般都要使用例證法,以論帶史,以史證論。運用這種方法,關鍵在於準確地選擇典型事例。本文第一段就提出以莊宗得天下和失天下的史實為論據,但在具體選材上,卻以“晉王三矢”這一不能確定為史實的傳說作為事例,並加以詳述,體現了作者精於選材的匠心。文章並沒有寫莊宗如何“逸豫”,但通過“晉王三矢”這一典型的、生動的事例,充分地體現了莊宗的“憂勞”,突出了“人事”的作用,再輔之以評論莊宗盛衰時所涉及的點滴史實,就使人對於莊宗的由“盛”而“衰”、由“憂勞”到“逸豫”不言而明,達到了以材料論證觀點的目的,起到了以古鑑今、舉一反三的作用。

對比論證法
  本文的中心論點是盛衰之理,由於人事。這一論點本身就是一個既正反對立又合而為一的命題。作者運用了—組組簡潔強烈的對比,人事與天命、盛與衰、得與失、難與易、成與敗、興與亡、憂勞與逸豫,說明成敗之跡皆出於人事。全文以“盛衰”二字貫穿始終,從“盛”“衰”兩個方面,圍繞著“人事”進行層層深入的對比論述。本文的對比論證在總體上著眼於“盛”“衰”與“憂勞”“逸豫”的因果關係,從中心論點到論據,從論證過程到結論,不論是所用的事例或史實,還是作者抒發的感慨和議論,都是對比性的。通過正反兩方面的鮮明對比,既突出了中心論點,使說理深刻、透徹,也使文章一氣貫通,前後呼應,脈絡清晰,結構嚴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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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析

  北宋初期,薛居正編寫《五代史》(《舊五代史》),認為王朝的更迭是由於天命所致,歐陽修對此不以為然。他自己動手撰寫成了七十四卷的《五代史記》(《新五代史》),以史為鑑,以期引起宋朝統治者的警惕。《新五代史》問世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薛史不再被世人重視。歐陽修發議論喜歡用“嗚呼”。《東皋雜誌》的作者說:“神宗問荊公(王安石)‘曾看五代史否?’公對曰‘臣不曾仔細看,但見每篇首必曰嗚呼,則事事皆可嘆也。’餘為公真不曾仔細看;若仔細看,必以嗚呼為是。”這正說明了歐陽修編寫這部史書的用意。

  這篇序文與其說是寫伶官,不如說是寫莊宗。李存勖是一位英武果斷之人,打仗時勇謀兼備。作者寫他由盛轉衰,教訓十分深刻,十分慘烈。作者先從王朝更迭的原因寫起,落筆有力,足警世人。這正是陸機在《文賦》中講的“立片言以居要”。應該說,歐陽修的歷史觀比薛居正深刻,他認識到了“人事”的重要性。然後,作者回顧歷史,概述了莊宗臨危受命的情景。這段描述,言簡意賅。隨後,作者用對比的手法描述了莊宗由盛轉衰的過程。這是文章的重點。“方其……可謂壯哉!”極言莊宗志得意滿,又為下文張本。“及仇讎已滅……何其衰也”,猶如從萬丈高空跌落下來,與先前形成強烈反差。這樣的對比給讀者的印象極為深刻。作者的目的並不在於描述景象,而是總結歷史教訓。開頭的“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雖然否定了天命之說,但還沒有建立起自己的觀點。當描述完莊宗由盛轉衰的過程後,作者開始總結歷史教訓了。他先引用古書上的話,意在告訴讀者,這個道理古人已經知道,莊宗沒有記住前賢的話。然後作者道出自己的體會:“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讀者至此,會很自然地想起另一位先哲的名言:“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看來,賢明之人都有些相同的見解。

  從莊宗的盛衰史中,我們還可以得出這樣的認識:敵人往往是自己生存的必要條件。有敵人是壞事,但也是好事,因為他能使你警鐘長鳴。莊宗之所以“壯哉”,就是因為敵人存在,激勵他發憤努力,完成先王未竟的事業,告慰先王在天之靈。當敵人被消滅後,天下平定,莊宗就失去了警戒之心,認為可以高枕無憂了,從此便沉溺於聲色之中,在“逸豫”中葬送了自己,也葬送了國家。像莊宗這樣的人,他的敵人被消滅,也就預示著他自己開始走下坡路。

  歐陽修在文章最後寫道:“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莊宗不是一朝而蹈死地的,他也有一個量變到質變的過程,他最後死在自己寵幸的伶人手裡。這個現象啟示我們,打倒自己的,往往是自己身邊的一些人和事,或者就是自己。這些因素由小積大,由少積多,最後來個總爆發。這就啟示我們,要防微杜漸,發現不良的苗頭,立即改正,如此才能保證國家長治久安。歐陽修的這句話,其實是寫給北宋最高統治者看的。北宋王朝是一個積貧積弱的政權,正是因為不能自強,所以最後也落得個“身死國滅”。歷史就是這樣無情,也是這樣驚人地相似。

  沈德潛評論本文:“抑揚頓挫,得《史記》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此言達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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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和結構

  這篇文章是歐陽修為《新五代史·伶官傳》作的序。文章總結了後唐莊宗李存勖得天下而後失天下的歷史教訓,闡明瞭國家盛衰取決於人事,“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的道理,諷諫北宋統治者力戒驕奢,防微杜漸,勵精圖治。

  本文共四段,可以分為三部分。

  第一部分(第一段)提出盛衰由於人事的論點,並提出莊宗得天下和失天下的事例這一立論的根據。

  文章以“嗚呼”的感嘆突兀而起,一起筆就發出對歷史的深沉感慨。接著用轉折關係的反問句,強調人事的作用,提出中心論點:盛衰之理,由於人事。這一嘆一問,一退一進,不僅使論點醒人耳目,而且為全文定下了嘆惋的基調。接著點出莊宗得天下和失天下的事例,說明立論的歷史根據。“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這一“得”一“失”,與論點中的一“盛”一“衰”相應,並領起下文。

  第二部分(第二、三段),論證中心論點。

  第二段承上敘事,詳述莊宗接受並執行晉王遺命的事例。

  上段既然提出莊宗得天下和失天下的事例可以為證,這段接下來自然先寫得天下的情況。關於莊宗得天下的過程已經寫入《新五代史》中的《唐本紀》,此處再寫未免重複,也造成文勢的拖沓,而且不合序論的體制,所以這一段選用了“晉王三矢”的故事。這一故事屬於傳說,不能確定為史實,因此,包括《新五代史》在內的正史均未收入。但這個故事在當時社會有相當的影響,宋初王禹在《五代史闕文》中對此做了記載。這個故事生動而又有典型意義,能給人以新鮮感,其精神也符合晉王和莊宗的情況,所以歐陽修把它選入文中。為了慎重,在前面加了“世言”二字。這一故事是中心論點的主要例證,是支撐中心論點的有力論據,也是下文議論的依據。

  這一段以“三矢”貫穿前後,分兩層來寫。第一層是莊宗接受遺命,先寫晉王賜三矢,次寫晉王遺命,詳細交待賜矢原因,再寫莊宗將三矢“受而藏之”;第二層是莊宗執行遺命,寫莊宗出師、征戰以三矢勵志,大告成功,還三矢於先王。其中著力寫莊宗對三矢的恭謹態度。從莊宗“受而藏之於廟”,以及“其後用兵”的舉動,可以看出他接受遺命,矢志復仇的決心和意志,這正是他得天下的原因。“受”“藏”“遣”“告”“請”“盛”“負”“驅”“納”等詞,描繪出莊宗忠實執行父命的形象,概括了莊宗全盛時期的征戰情況,體現了莊宗的“憂勞”,突出了“人事”的作用,這就為下面的議論做了準備。這一段敘事語勢比較平緩,沒有任何議論,但卻寓論點於敘事之中,以敘事論證了論點,與第一段的“盛”和“得天下”相照應。全段敘事欲抑先揚,為下文寫“抑”張本。

  第三段轉而議論,評論莊宗的盛衰,闡明中心論點。

  這一段由敘事轉入議論。先以飽蘸感情的筆墨讚歎莊宗的成功,用“意氣之盛”迴應文章開頭的“盛”字和“得天下”三字,並順承第二段的敘事;繼而慨嘆他的失敗,用“何其衰也”迴應文章開頭的“衰”字和“失之”二字,並轉承第二段的敘事。這一大起而至大落的轉折,將莊宗極盛和極衰的兩種情形作了極強烈的對照。同是一個人,由“盛”轉“衰”,變化如此巨大、鮮明,究竟是什麼原因呢?下面連用兩個設問句,前一句以反問的形式否定“得之難而失之易”的說法,後一句強調成敗得失“皆自於人”。這樣設問既引人深思,又寓結論於疑問之中。接著引《尚書》中的話作答,並順勢從中引申出“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的道理。這就對莊宗的“成敗之跡”做了概括,點明瞭莊宗得天下和失天下的原因,說明“盛”“衰”異時,截然相反,本源在於“人事”,與開頭提出的論點相照應,是論證所得的結論,揭示了所謂“人事”的內涵。

  第三部分(第四段)進一步議論,引出教訓,總結全文。

  本來行文到第二部分,論點已得到證明,似乎可以結束了,可是作者又進一步議論。用“故”字承接上文,再次評論莊宗的盛衰,以“莫能與之爭”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兩種截然相反的結果,引出“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的教訓,得出具有更普遍意義的結論,強調能使人逸豫亡身的不僅限於溺愛伶人,如果小看“忽微”,沉溺於聲色犬馬的逸樂之中,忘記憂勞興國的至理,同樣會導致身死國滅的下場。作者在這裡含蓄地批評朝政,諷諫北宋統治者不要忘記歷史教訓,意味十分深長。這就使事理更具有現實的針對性,更具有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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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現象

詩人歐陽修
      歐陽修(1007-1072),字永叔,號醉翁,晚號“六一居士”。漢族,吉州永豐(今江西省永豐縣)人,因吉州原屬廬陵郡,以“廬陵歐陽修”自居。諡號文忠,世稱歐陽文忠公。北宋政治家、文學家、史學家,與韓愈、柳宗元、王安石、蘇洵、蘇軾、蘇轍、曾鞏合稱“唐宋八大家”。後人又將其與韓愈、柳宗元和蘇軾合稱“千古文章四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