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問原文賞析

朝代先秦 詩人屈原

楚辭

　　《天問》是屈原的代表作，該作層層設問，用提問的方式表達自己的觀念和價值取向，情理交融，聲情並茂，宛若夢筆生花，令人讀來興趣盎然，絕無枯燥之感。因此，清代學者劉獻庭在《離騷經講錄》中贊其為“千古萬古至奇之作”。

　　《盤花歌》，布依族民間歌曲，通常以四季、十二月為序，青年男女以花寓情，內容以花為核心，相互盤問種花的過程和經驗，涉及各種生產、生活知識，流行在貴州惠水一帶。苗族民間歌曲，借花盤問，或以花比喻對方，兩句為一段，三段成一首，流行在貴州望謨一帶。

　　那麼，楚國廟堂裡真的有壁畫嗎？答案是肯定的。人類開始繪畫的歷史目前已經追溯到數萬年前，我們有理由相信，凡是能夠畫上圖案的材質，當初人們都曾經嘗試過，並由此而形成了種類繁多的繪畫品種。例如人體畫、服飾畫、陶器畫、木器畫、石器畫、金屬器畫、皮畫、帛畫、紙畫（畫面尺寸相對較小），以及巖畫、地畫和壁畫（畫面尺寸相對比較大）。

　　一般來說，古代繪畫內容，一是為了宗教或巫術目的，二是為了記述歷史，三是為了傳播知識。例如，我國畲族有一種古老的歌舞，名叫功德舞，亦稱祭祖舞。每年農曆正月初八祭祖，每三年舉族大祭祖，以及喪葬儀式，都要由年長者主持，請師公（巫師）和祭祖者（喪葬儀式為八人），在祖先畫像前，唱祭祀歌，跳錶現祖先功德的舞蹈，眾人隨之共舞。祖先畫像又稱祖圖，通常為長卷式，繪畫內容為本民族起源與遷徙的傳說。

　　我國巖畫分佈地域非常廣，其中比較著名的有內蒙古的陰山岩畫，寧夏的桌子山岩畫和賀蘭山岩畫，江蘇連雲港的將軍崖巖畫，以及西北地區（新疆、甘肅、青海）巖畫、西南地區（西藏、雲南、貴州、廣西、四川）巖畫和福建臺灣巖畫，此外牡丹江亦發現有巖畫。多少令人有些奇怪的是，在文明發達甚早的中原地區（包括河北省、河南省、陝西省、山西省、山東省、安徽省、湖北省）的太行山、呂梁山、秦嶺、熊耳山、伏牛山、泰山、大巴山、荊山、大別山等山脈卻幾乎不見有過什麼樣的巖畫（吉林、遼寧、湖南、江西、浙江、廣東、海南亦未發現巖畫）。究其原因，可能是因為這裡的人們很早就發展了地畫、壁畫等藝術形式，因此也就不需要在巖壁上繪畫了。

　　在我國，地畫和壁畫（包括牆壁、天花板）是兩種相當古老的繪畫形式，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先夏時期（通常所謂的新石器時代）。我國地畫首次發現於1982年10月，當時考古工作者在甘肅省秦安王營大地灣文化遺址發掘中，在一處房屋居住面上方發現一幅用碳黑顏料繪製的地畫，畫面範圍東西長1·2米，南北寬1·1米，圖案為舞人和陳牲，現存畫面有兩個人物像，畫像人物高約33釐米、寬約14釐米，狀似一男一女翩翩起舞，繪畫時間距今已有5000多。陝西省綏德小官道龍山文化遺址（距今4000多年前），一座半地穴式房屋後室的中央部位的地面上，也發現一幅黑紅色裝飾畫，現存的橢圓形圖飾，東西寬1·3米，南北長1·5米。此外，我國先民還創造有地面擺塑畫，用貝殼或石塊擺塑成動物、人物或星座等圖案，例如著名的河南省濮陽西水坡仰韶文化遺址（距今6000多年前）的墓葬裡出土有貝殼擺塑成的龍虎圖案畫、虎背臥鹿畫、龍頭蜘蛛畫、人騎龍背畫，它們也可以歸入地面畫。

　　我國壁畫最早見於5000多年前的遼寧牛河梁紅山文化“女神廟”遺址，在出土的牆壁殘塊表面繪有幾何形紋圖案畫，系赭紅間黃白色交錯三角形圖案。遺憾的是，由於我國古代建築絕大多數都是土木結構，難以持久存在；因此，隨著古代建築物的坍塌，建築物內的壁畫也隨之煙消雲散，了無蹤跡。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古人不曾在廟堂裡、墓室內廣泛地繪製過壁畫。

　　丁晏在《天問箋·自序》中指出：“何以知其呵壁也？壁之有畫，漢世猶然。漢魯殿石壁，及文翁《禮殿圖》，皆有先賢畫像。武樑祠堂有伏戲、祝誦、夏桀諸人像。”事實上，許多典籍都記載有古代壁畫，《漢書·霍光傳》提到周公負成王圖，《漢書·成帝紀》記有：“元帝在太子宮生甲觀畫堂。”應劭注：“畫堂畫九子母。”《漢書·敘傳》稱：“時乘輿幄坐張畫屏風，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文選》載王延壽《魯靈光殿賦》雲：“圖畫天地，品類群生，雜物奇怪，山神海靈。寫載其狀，託之丹青。”

　　《太平廣記》卷210引《王子年拾遺記》：“秦有烈裔者，騫霄國人，秦皇帝時，本國進之。口含丹墨，噴壁以成龍獸。以指歷地，如繩界之。轉手方圓，皆成規度。方寸內有五嶽四讀，列國備焉。善畫龍鳳，軒軒然惟恐飛去。”這是目前能夠見到的，有關繪製壁畫的有名有姓的畫家的最早記錄。

　　有必要指出的是，《天問》的內容與《山海經》有許多相近相合的地方。《山海經》是由帝禹時代的《五藏山經》、夏代的《海外四經》、商代的《大荒四經》和周代的《海內五經》合輯而成的，相傳《山海經》原本有圖，如其不謬，那麼《山海經圖》也有可能曾經被繪製在上述歷史朝代的廟堂牆壁上（常見的說法是，山海經圖被鑄造在九鼎上）。屈原創作《天問》長詩的時間，沒有留下記載。從作品內容和作者流露的情感來看，當在創作《離騷》、《九歌》、《招魂》之後。這是因為，《天問》既沒有像《離騷》那樣娓娓道來，也沒有像《九歌》那樣全身心的敬天娛神，而是對天意對人事咄咄發問；顯然，當詩人有了《天問》所傳達的精神和認識之後，是不可能再寫出《離騷》和《九歌》那樣的作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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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問》為屈原所作。屈原被逐，心中憂愁憔悴。彷徨於川澤之間，遊蕩在平原丘陵之上。四下游覽之後，身體疲憊，於壁畫下修養精神，抬頭正看到所繪圖案，於是在牆壁上書寫了文字，以抒發心中的憤懣之情。　　

參考資料:
1、（漢）王逸章句；（宋）洪興祖補註；夏劍欽校點．《楚辭章句補註·楚辭集註》：嶽麓書社，2013.01：第83頁

　　《天問》藝術上的獨創，在中國詩歌史上絕無僅有，這首先表現為深沉的理性思考和熱烈的情感相結合。《天問》全詩都由問句組成，表現了詩人對自然、歷史、社會的深思熟慮後的見解、質疑，極富哲理，但它同時是一篇滿含激情的文學作品，是一首激人情志、感人肺腑的長詩。其次，《天問》通過眾多疑問詞和虛詞的運用，不同句式的變化，使全詩錯落有致、疾徐相間，獨具風采。句式、問式的錯綜變化，加上豐富的感情色彩，構成了全詩雄肆活脫、窮極幽渺的風格，取得了奇氣襲人的效果。

　　《天問》是一篇充滿強烈的理性探索精神和深沉的文學情思的經典詩作。郭沫若先生稱：“其實《天問》這篇要算空前絕後的第一等奇文字”。（《屈原研究》）有學者講，它集中反映了屈原的學術思想，可謂切中了屈原那蓬勃湧動的理性思想的脈搏。可以說《天問》一篇，是屈原對宇宙自然、人類社會總體認識的總結與昇華的一種藝術再現，在那個時代，已不啻構建了一座精神和思想的巨峰。還有學者提出，《天問》是屈原在掌握了楚國巫史文獻的基礎上創作而成的一部文學作品，這一點從它涉獵廣泛的170餘個問題上，是完全可以得到印證的。

　　《楚辭》篇名。屈原作。關於“天問”的意思，王逸《楚辭章句》說：“何不言‘問天’？天尊不可問，故曰‘天問’也。”這是一種解釋。另一種解釋是，即自夏殷以來，天被視作萬物之主，是統攝萬類群生的，一切高遠神異不可知之事，都可用“天”來統稱，所以有關萬事萬物的疑問，也可以統稱為“天問”。關於《天問》的寫作背景和緣由，王逸《楚辭章句》說是屈原被放逐後，憂心愁慘，彷徨山澤，他走進楚國的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看到壁上畫有天地、山川、神靈、古代賢聖、怪物等故事，於是當場題辭，寫下此篇，用以排解憤懣、舒瀉愁思。此說不一定可靠。至於《天問》的寫作時間，也不一定如王逸所說在頃襄王之世屈原被放逐以後，也有可能作於懷王之時。

　　《天問》的內容異常豐富，問及天、地、人之事,表達了作者對宇宙、人生、歷史、乃至神話傳說的看法。全詩凡374句，提出了172個問題（統計標準不一，一說116問)。由於存在錯簡或脫漏等情況，其中有一些文理不順的現象。但總的看來，還是有序可循的。王夫之曾經指出：“篇內事雖雜舉,而自天地山川，次及人事，追述往古，終於以楚先，未嘗無次序存焉。”（《楚辭通釋》）自篇首至“曜靈安藏”，以天事為主，雜以與天事有關的神話；自“不任汨鴻”至“烏焉解羽”，以地事為主，包括鯀禹治水傳說；自“禹之力獻功”至篇末，都是史事，夏代事最詳，最後以楚國事為主，憂國情緒在這部分裡頗為明顯，但從文氣上看似乎未完，恐是脫漏所致。全詩表現了作者淵博的學識、深沉的思考和豐富的想象，反映了他大膽懷疑和批判的精神。其中述及天體及歷史傳說，多為先秦時期的齊、魯、三晉北方中原地區產生的諸書所不道，可能出於楚國所傳舊史，即《□杌》及左史倚相所傳的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等典籍。《天問》圖明代蕭雲從作。

　　《天問》在語言運用上與《楚辭》的其他篇章不盡相同，通篇不用“兮”字，也沒有“些”、“只”之類的語尾助詞。句式以四言為主，間雜以三、五、六、七言，大致上四句一節，每節一韻，節奏、音韻自然協調。有一句一問、二句一問、三句一問、四句一問等多種形式，又用“何”、“胡”、“焉”、“幾”、“誰”、“孰”、“安”等疑問詞交替變化，因而儘管通篇發問，讀來卻圓轉活脫而不呆板，參差錯落而有風致。所以前人評論說：“或長言，或短言，或錯綜，或對偶，或一事而累累反覆,或數事而熔成一片。其文或峭險,或澹宕，或佶倔,或流利,諸法備盡，可謂極文章之變態。”（俞樾《評點楚辭》引孫語）這構成了《天問》獨特的藝術風格。

　　此外《天問》也是我國古代樸素唯物主義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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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部分是對自然結構提出問題，自首句“曰遂古之初”，至“烏焉解羽”，共計112句，69個問題。首先對宇宙起源、天體結構和日月星辰執行發問（44句，27問），接下來對大地結構和鯀禹治水、羿射十日等事件發問（68句，42問）。

　　第二部分是對社會歷史提出問題，自“禹之力獻功”，至“卒無祿”，共計244句，96個問題。首先從禹的婚姻問起，對夏代的歷史發出一系列問題（64句，22問），接下來對商代歷史（涉及女媧、堯、舜和吳國的歷史故事）提出一系列的問題（76句，29問），然後對周代歷史直至春秋戰國若干事件提出一系列問題（104句，45問）。

　　第三部分是尾聲，自“薄暮雷電”，至“忠名彌彰”，共計17句，8個問題，內容主要是聯絡自己的遭遇，闡述屈原個人的感慨。

　　有必要說明的是，從目前的《天問》版本來看，同一歷史事件或同一人物的故事，往往分散出現在詩篇的不同段落裡，這就表明《天問》在長期流傳的過程中，可能發生過錯簡，也可能丟失了一些文字。為了方便有興趣的讀者深入瞭解這個問題，作者特意將調整後前後次序的《天問（修訂本）》附錄在後，以供對比查閱。

　　通過這些問題的提出，我們不僅可以瞭解到屈原都在思考什麼樣的問題？而且還能夠了解到他思考問題的深度達到了什麼樣的層次？而提出問題，往往比解決問題更困難，也更偉大，因此也就更需要智慧。

　　眾所周知，中國古代的科學技術非常發達和先進，例如中國人最早開始使用火，最先發明養蠶繅絲技術，最先發現磁性現象，最早進行大規模的地理考察活動，等等。其中，被古代典籍記錄下來的周代以前（包括周代早期）的重大科學技術成果，主要有《尚書·堯典》的天文曆法物候學，《尚書·禹貢》的經濟地理學，《尚書·洪範》的物質結構五行學說，《山海經》的自然地理學、人文地理學、物產地理學，以及《周易》的數理符號學，等等。

　　進入春秋戰國時期，我國學術界的思想異常活躍，諸子百家紛紛提出了各自新的學說。其中有代表性的學說包括，《老子》提出的宇宙物質起源學（有生於無），《墨子》進行的光學（小孔成像原理）、機械學研究，《莊子·天下》記載的各派學說（涉及到物質的微觀結構和巨集觀結構等多方面的數理邏輯思辨課題，諸如原子論、相對論、運動論、多維空間論等等，可惜各學派學者的原著已經失傳），《計倪子》記載的氣候經濟學（根據木星12年繞太陽一週所引起的降雨量週期變化，提前準備開展相應的經濟貿易活動），以及《屍子》記述的平面幾何、測量學，《列子·湯問》等篇關於天地結構、宇宙萬物、遠方異國的種種思考和憂慮（杞人憂天），等等。

　　對比之下，屈原在《天問》中提出的自然科學方面的問題，與春秋戰國其它學者相比，有著許多新的內容和特點；其中有些思考，即使在今天仍然有著現實的價值。

　　1 、提出了資訊傳輸問題：“遂古之初，誰傳道之”？沒有人類的時候，天地形成的資訊是如何傳輸的呢？這個問題今天仍然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

　　2 、提出了認識論的問題：“上下未形，何由考之”？人的思維是一種建立在符號體系上的思維，而符號只能描述具體的有形的事物，難以描述無形的事物，而這正是人類認識宇宙起源的一個重大障礙。

　　3 、關於九天，王逸在《楚辭章句》解釋為：“九天，東方昊天，東南方陽天，南方赤天，西南方朱天，西方成天，西北方幽天，北方玄天，東北方變天，中央鈞天。”古代傳說天有九重，九天是天的最高層。一為中天，二為羨天，三為從天，四為更天，五為睟天，六為廓天，七為鹹天，八為沈天，九為成天。“疑似銀河落九天”中的“九天”就應取此解。《呂氏春秋》曰：天有九野，何謂九野，中央曰鈞天，東方曰蒼天，東北曰變天。北方曰玄天，西北曰幽天，西方曰皓天，西南曰朱天，南方曰炎天，東南曰陽天。不過，這種解釋並不符合屈原所說的天有九重。

　　事實上，我國古人很早就產生了天有九層的觀念，但是最早見諸於文字的是《天問》的“圓則九重，孰營度之”、“九天之際，安放安屬”。這裡涉及到宇宙的空間深度和天上物體彼此之間的距離問題，從視覺直觀的角度來說，古人所說的九重天大體可以分為如下九個層次：距離大地最近的是雲霧雷電（我國古代經常把氣象歸入天文現象），然後是月亮，接下來是內行星（水星、金星，它們能夠出現在太陽之前，形成凌日現象，表明它們比太陽近）、太陽、外行星（火星、木星、土星）、彗星、亮的恆星、暗的恆星，最遙遠的是模糊的星雲。

　　需要說明的是，我國古代天文學非常發達，七八千年前就能夠根據四顆恆星判斷四季（堯典四星），4000年前就已經測定出木星12年繞太陽運轉一週，最早的日食記錄、太陽黑子記錄、哈雷彗星記錄，以及最早的星表（戰國時代甘德、石申編制）都出現在中國。

　　《天問》涉及的地理知識和地理範圍，也有許多值得注意的內容。其一，“東西南北，其修孰多？南北順橢，其衍幾何？”這裡涉及到地球赤道直徑與兩極直徑的長短問題，以及大地的曲率問題，表明當時人們已經有了大地是球體的觀念。其二，“日安不到？燭龍何照？”這實際上描述的是極地（對我國來說是北極）地區每年有半年時間沒有陽光照射的現象。其三，“何所冬暖？何所夏寒？”這可能是我國古代有關南半球情況的最早記錄。

　　有趣的是，在春秋戰國諸子百家中，唯獨屈原的著作出現了許多與《山海經》相同的內容，例如燭龍的故事、巴蛇吞象的故事等；這或許可以表明，自從王子朝攜周室典籍奔楚之後，只有楚國的大臣才有機會讀到《山海經》。

　　《天問》涉及的歷史內容，具有非常高的史料價值。在這個問題上，許多學者都贊成郭沫若的觀點，即凡是《天問》出現的內容，都可相信是先秦的真實資料。

　　姜亮夫在《屈原賦校注》、《楚辭今繹講錄》等書中認為，《天問》講夏代歷史二十多條，商代歷史十二三條，周代歷史八九條，尤詳於禹啟夏初；因為楚是夏的後代，夏起自西北，後分兩支，一支沿黃河東下，至今日西安、鄭州一帶，即周；另一支沿漢水南下，是為楚國；屈原心目的舊鄉，即老家是在崑崙；楚國典籍《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失傳後，北儒所記歷史便成了正統。

　　此言或不無道理，關於楚是夏的後代，可以補充的內容是，鯀死後化為熊，禹治水開山時亦曾化為熊，而楚的先祖則多以“熊”為名，表明他們都是以熊為圖騰的民族部落，並源自黃帝部落聯盟中的有熊氏。需要說明的是，所謂楚國典籍《三墳》等，原本屬於周王室收藏的歷代典籍，於公元前516年被王子朝攜帶到楚國後，北方學者便沒有機會讀到它們了。此外，姜亮夫對《天問》有關歷史朝代的統計數字，不知有何依據和標準。

　　當然，我們還可以換一個角度思考，屈原沒有提出的歷史問題意味著什麼？例如，《天問》裡沒有對炎帝、黃帝、太昊、少昊、顓頊的故事提出問題。顯然，這表明屈原對歷史問題是有所選擇和取捨的。其中，太昊是楚國祭祀歌舞《九歌》的主神東皇太一，顓頊是楚人的先祖，屈原不對它們提出疑問，應當是出於尊重的考慮。由於少昊是巴人的先祖，而屈原出身於巴人家庭，因此不對少昊提出疑問，也是可以理解的。

　　問題是，屈原為什麼沒有對炎帝、黃帝的事蹟置一詞發一問？這多少讓人有些不解。這是因為，屈原已經追問到人類的起源“女媧有體，孰制匠之？”並談到了先夏時期的堯、舜、嚳、簡狄、后稷、彭祖的故事，也提到了崑崙山，然而就是不提炎帝、黃帝，而且在屈原的其它作品裡也沒有提到炎黃二帝（《遠遊》提到軒轅、太昊、炎神，但是《遠遊》並非屈原的作品，而是漢代人所作）。或許，屈原認可的歷史，取自《尚書》，而《尚書》就是以堯、舜時代為歷史的開篇。

　　我們知道，屈原對歷史問題的關注，其核心的疑問在於“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意思是，上天既然授命一個君王治理天下，為什麼又要用別人取代他？這個問題的潛臺詞是，楚國君王受命管理楚國這片土地，已經有許多年了，難道現在是皇天要讓別人（秦國）來取代楚王了嗎？

　　因此，屈原在《天問》的尾聲，盡乎絕望地說：“厥嚴不逢，帝何求？！”意思是，楚國的江河日下已經難以挽回了，我對上天還能再要求什麼呢？也就是說，屈原對祭祀巫術在保佑楚國的作用問題上，已經徹底地喪失了信心。

　　有鑑於此，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楚頃襄王兄弟在讀到《天問》後，會如此地震怒，一定要把屈原放逐江南而後快。這是因為，屈原作為楚國的主祭師（相當於西方的大主教），如果他的宗教信仰產生了動搖，顯然會嚴重威脅到楚頃襄王的統治權的，因此也就不能再繼續擔任三閭大夫之職了。

　　從這個角度來說，在巫風甚濃的楚國，首先覺悟到巫術不能挽救楚國的不是別人，而正是巫師出身並長期擔任楚國主祭師的屈原。在這種情況下，屈原撰寫《天問》的目的，就不僅僅是發洩個人的疑問，而是為了教育楚國的君臣“悟過改更”，放棄單純依賴巫術的心理，改變任人唯親的現象，重新走上革新政治、變法圖強之路。

　　不幸的是，屈原的良苦用心，並沒有得到楚國君臣的理解，反而因言獲罪，受到了更殘酷的打擊，屈原被徹底剝奪了參與國政的權力和機會，並被迫長期離開了郢都，從此踏上流浪沅湘之間的悽風苦雨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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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問》是屈原楚辭中的一篇“奇”文：說它奇，不僅是藝術的表現形式不同於屈原的其他作品，更主要是從作品的構思到作品所表現出來的思想的“奇”——奇絕的內容顯示出其驚人的藝術才華，表現出詩人非凡的學識和超卓的想像力！

　　《天問》是屈原思想學說的集粹，所問都是上古傳說中不甚可解的怪事、大事，“天地永珍之理，存亡興廢之端，賢凶善惡之報，神奇鬼怪之說”，他似乎是要求得一個解答，找出一個因果。而這些問題也都是春秋戰國以來的許多學人所探究的問題，在諸子百家的文章裡，幾乎都已討論到。屈子的《天問》則以惝恍迷離的文句，用疑問的語氣說出來以成此鉅制，這就是屈子所以為詩人而不是“諸子”的緣由。《天問》的天，頗有指一切法象的意味，與道家的“道”字，《易經》的“易”字，都是各家用以代表這些“法象”的名詞，屈原為楚之宗室重臣，有豐富的學識和經歷，以非凡才智作此奇文，頗有整齊百家、是正雜說之意，《天問》的光輝和價值也就很清楚地呈現於讀者面前了！

　　從全詩的結構及內容來看，全詩373句1560字，是一首以四字句為基本格式的長詩，對天文、地理、歷史、哲學等許多方面提出了一百七十多個（一說一百五十多個）問題，這些問題有許多是在他那個時代尚未解決而他又懷疑的，也有明知故問的，對許多歷史問題的提問，往往表現出作者的思想感情、政治見解和對歷史的總結、褒貶；對自然所提的問題，表現的是作者對宇宙的探索精神，對傳說的懷疑，從而也看出作者比同時代人進步的宇宙觀、認識論。《天問》以新奇的藝術手法表現精深的內容，使之成為世界文庫中絕無僅有的奇作。

　　全詩總體看來大致可分兩大部分。每部分又可分為若干小節。

　　從篇首至“曜靈安藏”，這部分屈子問的是天，宇宙生成是萬事萬物的先決，這便成了屈原問難之始，其中從“遂古之初”至“何以識之”問的是天體的情況，“明明暗暗”四句講宇宙陰陽變化的現象。第二小節自“圜則九重”到“曜靈安藏”則是對日月星辰提問：它們何以不會墜落？太陽每日要走多少路？月亮何以有陰晴圓缺？以及有關日月的一些傳說的疑問。從“不任汩鴻”起問的地事，從禹治水過渡到“何氣通焉”說的是古傳說中關於地球的一些情況，而“日安不到”以下六句則就地球上所看到的日的現象發問。第三節從“焉有石林”到“烏焉解羽”一節多為二句一問，都是當時民間傳說中的怪事。

　　以上《天問》的第一大部分，大體是就自然界的事物發問，並聯想到與自然有關的一些神話與歷史傳說，文章富有變化，聯想豐富而有情致，除少數可能有錯簡外（如“河海應龍”二句或為錯簡，或有失誤），不能以後人習慣的文章結構之法去看它，而認為是“與上下文不屬”，雜亂而無章法。

　　從“禹之力獻功”起，對大量的神話故事和歷史傳說與史實提出了問題，這些各種各樣的人事問題構成了《天問》的第二大部分。

　　女岐、鯀、禹、共工、后羿、啟、浞、簡狄、后稷、伊尹……，屈子對這些傳說中的事和人，一一提出了許多問題，在對這些人與神的傳說的懷疑中，往往表現著詩人的情感、愛憎。尤其是關於鯀禹的傳說，表現了作者極大的不平之情，他對鯀治水有大功而遭極刑深表同情，在他看來，鯀之死不是如儒家所認為的是治水失敗之故，而是由於他為人正直而遭到了帝的疑忌，這種“問”，實際上表現了詩人對自己在政治鬥爭中所遭遇到的不平待遇的憤懣，《天問》的思想光輝就應當是這樣來理解的。

　　自“天命反側”起則進一步涉及商周以後的歷史故事和人物諸如舜、桀、湯、紂、比干、梅伯、文王、武王、師望、昭王、穆王、幽王、褒姒直到齊桓公、吳王闔廬、令尹子文……，屈原提出的好多問題，充分表現了作者對歷史政治的正邪、善惡、成敗、興亡的看法，這些敘述可以看成是這位“博聞強志”的大詩人對歷史的總結，比《離騷》更進一步、更直截了當地闡明瞭自己的政治主張，而對楚國政治現實的抨擊，也是希望君主能舉賢任能，接受歷史教訓，重新治理好國家的一種變幻了的表現手法。

　　《天問》的藝術表現手法主要是以四字為句，以問的形式從一個問題聯想到另一個問題。細細讀去還是可以理清脈絡，弄明主腦的。《天問》在語言運用上與屈賦的其他篇章不盡相同，通篇不用“兮”字，也沒“些”、“只”之類的語尾助詞。句式以四言為主，間雜以三、五、六、七言。大致四句為一節，每節一韻，節奏、音韻自然協調。有一句一問、二句一問、三句一問、四句一問等多種形式。又用“何”、“胡”、“焉”、“幾”、“誰”、“孰”、“安”等疑問詞交替使用，富於變化，因而儘管通篇發問，讀來卻圓轉活脫而不呆板，參差錯落而有風致，所以前人評淪說：“或長言，或短語，或錯綜，或對偶，或一事而累累反覆，或數事而熔成一片，其文或峭險，或澹宕，或佶倔，或流利，諸法備盡，可謂極文章之變態。”（俞樾《評點楚辭》引孫鑛語）這構成了《天問》獨特的藝術風格，當然它表現的是屈原的學術思想，問的是實實在在的問題。因此在修辭手法上，自然沒有像《離騷》、《九歌》、《九章》那樣綺麗而富於浪漫色彩，但正如清賀裳《騷筏》所評“其詞與意，雖不如諸篇之曲折變化，自然是宇宙間一種奇文”。

參考資料：

　　《詠柳》是一首託物言志之作，作者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北宋的曾鞏。曾鞏少即見長於文章，他的文風，雍容平易，不露鋒芒，而曲盡事理。他的一些詠物詩寓意很深，如這首《詠柳》，就把春天的柳樹比擬為得勢便猖狂的小人，藉以諷刺邪惡勢力。

　　詩的前兩句是說：當春天剛到來的時候，零亂的柳條還沒來得及轉變為淺淡的青黃色，它就倚仗著東風吹拂而飄忽搖擺，氣勢更加猖狂。詩剛開頭即語帶嘲諷、蔑視，它描寫“亂條”如何倚仗權勢，張牙舞爪，逞性妄為，實際上是在為全詩主旨作準備，亦即古人所謂“蓄勢”。

　　蓄足了氣勢，則必然有力地得出顛撲不破的結論，於是後兩句水到渠成，警語立出：那些柳條只會使柳絮飛上半天，企圖遮蔽日月的光輝，卻不知秋季來臨，天地間還將有一場又一場的嚴寒霜凍，到那時它就要枯萎凋零了。“不知天地有清霜”一句為全詩的畫龍點睛之筆，它對那些得志一時的小人提出了嚴正的警告，振聾發聵，促人警醒。

　　詩中把柳樹人格化的寫法，以及詩人對柳樹的明顯的貶抑與嘲諷，使這首詩不是純粹地吟詠大自然中的柳樹。 詠柳而諷世，針對的是那些得志便猖狂的勢利小人。 將狀物與哲理交融，含義深長，令人深思。

參考資料：

　　《天問》是屈原的代表作，該作層層設問，用提問的方式表達自己的觀念和價值取向，情理交融，聲情並茂，宛若夢筆生花，令人讀來興趣盎然，絕無枯燥之感。因此，清代學者劉獻庭在《離騷經講錄》中贊其為“千古萬古至奇之作”。

　　《盤花歌》，布依族民間歌曲，通常以四季、十二月為序，青年男女以花寓情，內容以花為核心，相互盤問種花的過程和經驗，涉及各種生產、生活知識，流行在貴州惠水一帶。苗族民間歌曲，借花盤問，或以花比喻對方，兩句為一段，三段成一首，流行在貴州望謨一帶。

　　那麼，楚國廟堂裡真的有壁畫嗎？答案是肯定的。人類開始繪畫的歷史目前已經追溯到數萬年前，我們有理由相信，凡是能夠畫上圖案的材質，當初人們都曾經嘗試過，並由此而形成了種類繁多的繪畫品種。例如人體畫、服飾畫、陶器畫、木器畫、石器畫、金屬器畫、皮畫、帛畫、紙畫（畫面尺寸相對較小），以及巖畫、地畫和壁畫（畫面尺寸相對比較大）。

　　一般來說，古代繪畫內容，一是為了宗教或巫術目的，二是為了記述歷史，三是為了傳播知識。例如，我國畲族有一種古老的歌舞，名叫功德舞，亦稱祭祖舞。每年農曆正月初八祭祖，每三年舉族大祭祖，以及喪葬儀式，都要由年長者主持，請師公（巫師）和祭祖者（喪葬儀式為八人），在祖先畫像前，唱祭祀歌，跳錶現祖先功德的舞蹈，眾人隨之共舞。祖先畫像又稱祖圖，通常為長卷式，繪畫內容為本民族起源與遷徙的傳說。

　　我國巖畫分佈地域非常廣，其中比較著名的有內蒙古的陰山岩畫，寧夏的桌子山岩畫和賀蘭山岩畫，江蘇連雲港的將軍崖巖畫，以及西北地區（新疆、甘肅、青海）巖畫、西南地區（西藏、雲南、貴州、廣西、四川）巖畫和福建臺灣巖畫，此外牡丹江亦發現有巖畫。多少令人有些奇怪的是，在文明發達甚早的中原地區（包括河北省、河南省、陝西省、山西省、山東省、安徽省、湖北省）的太行山、呂梁山、秦嶺、熊耳山、伏牛山、泰山、大巴山、荊山、大別山等山脈卻幾乎不見有過什麼樣的巖畫（吉林、遼寧、湖南、江西、浙江、廣東、海南亦未發現巖畫）。究其原因，可能是因為這裡的人們很早就發展了地畫、壁畫等藝術形式，因此也就不需要在巖壁上繪畫了。

　　在我國，地畫和壁畫（包括牆壁、天花板）是兩種相當古老的繪畫形式，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先夏時期（通常所謂的新石器時代）。我國地畫首次發現於1982年10月，當時考古工作者在甘肅省秦安王營大地灣文化遺址發掘中，在一處房屋居住面上方發現一幅用碳黑顏料繪製的地畫，畫面範圍東西長1·2米，南北寬1·1米，圖案為舞人和陳牲，現存畫面有兩個人物像，畫像人物高約33釐米、寬約14釐米，狀似一男一女翩翩起舞，繪畫時間距今已有5000多。陝西省綏德小官道龍山文化遺址（距今4000多年前），一座半地穴式房屋後室的中央部位的地面上，也發現一幅黑紅色裝飾畫，現存的橢圓形圖飾，東西寬1·3米，南北長1·5米。此外，我國先民還創造有地面擺塑畫，用貝殼或石塊擺塑成動物、人物或星座等圖案，例如著名的河南省濮陽西水坡仰韶文化遺址（距今6000多年前）的墓葬裡出土有貝殼擺塑成的龍虎圖案畫、虎背臥鹿畫、龍頭蜘蛛畫、人騎龍背畫，它們也可以歸入地面畫。

　　我國壁畫最早見於5000多年前的遼寧牛河梁紅山文化“女神廟”遺址，在出土的牆壁殘塊表面繪有幾何形紋圖案畫，系赭紅間黃白色交錯三角形圖案。遺憾的是，由於我國古代建築絕大多數都是土木結構，難以持久存在；因此，隨著古代建築物的坍塌，建築物內的壁畫也隨之煙消雲散，了無蹤跡。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古人不曾在廟堂裡、墓室內廣泛地繪製過壁畫。

　　丁晏在《天問箋·自序》中指出：“何以知其呵壁也？壁之有畫，漢世猶然。漢魯殿石壁，及文翁《禮殿圖》，皆有先賢畫像。武樑祠堂有伏戲、祝誦、夏桀諸人像。”事實上，許多典籍都記載有古代壁畫，《漢書·霍光傳》提到周公負成王圖，《漢書·成帝紀》記有：“元帝在太子宮生甲觀畫堂。”應劭注：“畫堂畫九子母。”《漢書·敘傳》稱：“時乘輿幄坐張畫屏風，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文選》載王延壽《魯靈光殿賦》雲：“圖畫天地，品類群生，雜物奇怪，山神海靈。寫載其狀，託之丹青。”

　　《太平廣記》卷210引《王子年拾遺記》：“秦有烈裔者，騫霄國人，秦皇帝時，本國進之。口含丹墨，噴壁以成龍獸。以指歷地，如繩界之。轉手方圓，皆成規度。方寸內有五嶽四讀，列國備焉。善畫龍鳳，軒軒然惟恐飛去。”這是目前能夠見到的，有關繪製壁畫的有名有姓的畫家的最早記錄。

　　有必要指出的是，《天問》的內容與《山海經》有許多相近相合的地方。《山海經》是由帝禹時代的《五藏山經》、夏代的《海外四經》、商代的《大荒四經》和周代的《海內五經》合輯而成的，相傳《山海經》原本有圖，如其不謬，那麼《山海經圖》也有可能曾經被繪製在上述歷史朝代的廟堂牆壁上（常見的說法是，山海經圖被鑄造在九鼎上）。屈原創作《天問》長詩的時間，沒有留下記載。從作品內容和作者流露的情感來看，當在創作《離騷》、《九歌》、《招魂》之後。這是因為，《天問》既沒有像《離騷》那樣娓娓道來，也沒有像《九歌》那樣全身心的敬天娛神，而是對天意對人事咄咄發問；顯然，當詩人有了《天問》所傳達的精神和認識之後，是不可能再寫出《離騷》和《九歌》那樣的作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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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問》為屈原所作。屈原被逐，心中憂愁憔悴。彷徨於川澤之間，遊蕩在平原丘陵之上。四下游覽之後，身體疲憊，於壁畫下修養精神，抬頭正看到所繪圖案，於是在牆壁上書寫了文字，以抒發心中的憤懣之情。　　

參考資料:
1、（漢）王逸章句；（宋）洪興祖補註；夏劍欽校點．《楚辭章句補註·楚辭集註》：嶽麓書社，2013.01：第83頁

　　《天問》藝術上的獨創，在中國詩歌史上絕無僅有，這首先表現為深沉的理性思考和熱烈的情感相結合。《天問》全詩都由問句組成，表現了詩人對自然、歷史、社會的深思熟慮後的見解、質疑，極富哲理，但它同時是一篇滿含激情的文學作品，是一首激人情志、感人肺腑的長詩。其次，《天問》通過眾多疑問詞和虛詞的運用，不同句式的變化，使全詩錯落有致、疾徐相間，獨具風采。句式、問式的錯綜變化，加上豐富的感情色彩，構成了全詩雄肆活脫、窮極幽渺的風格，取得了奇氣襲人的效果。

　　《天問》是一篇充滿強烈的理性探索精神和深沉的文學情思的經典詩作。郭沫若先生稱：“其實《天問》這篇要算空前絕後的第一等奇文字”。（《屈原研究》）有學者講，它集中反映了屈原的學術思想，可謂切中了屈原那蓬勃湧動的理性思想的脈搏。可以說《天問》一篇，是屈原對宇宙自然、人類社會總體認識的總結與昇華的一種藝術再現，在那個時代，已不啻構建了一座精神和思想的巨峰。還有學者提出，《天問》是屈原在掌握了楚國巫史文獻的基礎上創作而成的一部文學作品，這一點從它涉獵廣泛的170餘個問題上，是完全可以得到印證的。

　　《楚辭》篇名。屈原作。關於“天問”的意思，王逸《楚辭章句》說：“何不言‘問天’？天尊不可問，故曰‘天問’也。”這是一種解釋。另一種解釋是，即自夏殷以來，天被視作萬物之主，是統攝萬類群生的，一切高遠神異不可知之事，都可用“天”來統稱，所以有關萬事萬物的疑問，也可以統稱為“天問”。關於《天問》的寫作背景和緣由，王逸《楚辭章句》說是屈原被放逐後，憂心愁慘，彷徨山澤，他走進楚國的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看到壁上畫有天地、山川、神靈、古代賢聖、怪物等故事，於是當場題辭，寫下此篇，用以排解憤懣、舒瀉愁思。此說不一定可靠。至於《天問》的寫作時間，也不一定如王逸所說在頃襄王之世屈原被放逐以後，也有可能作於懷王之時。

　　《天問》的內容異常豐富，問及天、地、人之事,表達了作者對宇宙、人生、歷史、乃至神話傳說的看法。全詩凡374句，提出了172個問題（統計標準不一，一說116問)。由於存在錯簡或脫漏等情況，其中有一些文理不順的現象。但總的看來，還是有序可循的。王夫之曾經指出：“篇內事雖雜舉,而自天地山川，次及人事，追述往古，終於以楚先，未嘗無次序存焉。”（《楚辭通釋》）自篇首至“曜靈安藏”，以天事為主，雜以與天事有關的神話；自“不任汨鴻”至“烏焉解羽”，以地事為主，包括鯀禹治水傳說；自“禹之力獻功”至篇末，都是史事，夏代事最詳，最後以楚國事為主，憂國情緒在這部分裡頗為明顯，但從文氣上看似乎未完，恐是脫漏所致。全詩表現了作者淵博的學識、深沉的思考和豐富的想象，反映了他大膽懷疑和批判的精神。其中述及天體及歷史傳說，多為先秦時期的齊、魯、三晉北方中原地區產生的諸書所不道，可能出於楚國所傳舊史，即《□杌》及左史倚相所傳的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等典籍。《天問》圖明代蕭雲從作。

　　《天問》在語言運用上與《楚辭》的其他篇章不盡相同，通篇不用“兮”字，也沒有“些”、“只”之類的語尾助詞。句式以四言為主，間雜以三、五、六、七言，大致上四句一節，每節一韻，節奏、音韻自然協調。有一句一問、二句一問、三句一問、四句一問等多種形式，又用“何”、“胡”、“焉”、“幾”、“誰”、“孰”、“安”等疑問詞交替變化，因而儘管通篇發問，讀來卻圓轉活脫而不呆板，參差錯落而有風致。所以前人評論說：“或長言，或短言，或錯綜，或對偶，或一事而累累反覆,或數事而熔成一片。其文或峭險,或澹宕，或佶倔,或流利,諸法備盡，可謂極文章之變態。”（俞樾《評點楚辭》引孫語）這構成了《天問》獨特的藝術風格。

　　此外《天問》也是我國古代樸素唯物主義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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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部分是對自然結構提出問題，自首句“曰遂古之初”，至“烏焉解羽”，共計112句，69個問題。首先對宇宙起源、天體結構和日月星辰執行發問（44句，27問），接下來對大地結構和鯀禹治水、羿射十日等事件發問（68句，42問）。

　　第二部分是對社會歷史提出問題，自“禹之力獻功”，至“卒無祿”，共計244句，96個問題。首先從禹的婚姻問起，對夏代的歷史發出一系列問題（64句，22問），接下來對商代歷史（涉及女媧、堯、舜和吳國的歷史故事）提出一系列的問題（76句，29問），然後對周代歷史直至春秋戰國若干事件提出一系列問題（104句，45問）。

　　第三部分是尾聲，自“薄暮雷電”，至“忠名彌彰”，共計17句，8個問題，內容主要是聯絡自己的遭遇，闡述屈原個人的感慨。

　　有必要說明的是，從目前的《天問》版本來看，同一歷史事件或同一人物的故事，往往分散出現在詩篇的不同段落裡，這就表明《天問》在長期流傳的過程中，可能發生過錯簡，也可能丟失了一些文字。為了方便有興趣的讀者深入瞭解這個問題，作者特意將調整後前後次序的《天問（修訂本）》附錄在後，以供對比查閱。

　　通過這些問題的提出，我們不僅可以瞭解到屈原都在思考什麼樣的問題？而且還能夠了解到他思考問題的深度達到了什麼樣的層次？而提出問題，往往比解決問題更困難，也更偉大，因此也就更需要智慧。

　　眾所周知，中國古代的科學技術非常發達和先進，例如中國人最早開始使用火，最先發明養蠶繅絲技術，最先發現磁性現象，最早進行大規模的地理考察活動，等等。其中，被古代典籍記錄下來的周代以前（包括周代早期）的重大科學技術成果，主要有《尚書·堯典》的天文曆法物候學，《尚書·禹貢》的經濟地理學，《尚書·洪範》的物質結構五行學說，《山海經》的自然地理學、人文地理學、物產地理學，以及《周易》的數理符號學，等等。

　　進入春秋戰國時期，我國學術界的思想異常活躍，諸子百家紛紛提出了各自新的學說。其中有代表性的學說包括，《老子》提出的宇宙物質起源學（有生於無），《墨子》進行的光學（小孔成像原理）、機械學研究，《莊子·天下》記載的各派學說（涉及到物質的微觀結構和巨集觀結構等多方面的數理邏輯思辨課題，諸如原子論、相對論、運動論、多維空間論等等，可惜各學派學者的原著已經失傳），《計倪子》記載的氣候經濟學（根據木星12年繞太陽一週所引起的降雨量週期變化，提前準備開展相應的經濟貿易活動），以及《屍子》記述的平面幾何、測量學，《列子·湯問》等篇關於天地結構、宇宙萬物、遠方異國的種種思考和憂慮（杞人憂天），等等。

　　對比之下，屈原在《天問》中提出的自然科學方面的問題，與春秋戰國其它學者相比，有著許多新的內容和特點；其中有些思考，即使在今天仍然有著現實的價值。

　　1 、提出了資訊傳輸問題：“遂古之初，誰傳道之”？沒有人類的時候，天地形成的資訊是如何傳輸的呢？這個問題今天仍然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

　　2 、提出了認識論的問題：“上下未形，何由考之”？人的思維是一種建立在符號體系上的思維，而符號只能描述具體的有形的事物，難以描述無形的事物，而這正是人類認識宇宙起源的一個重大障礙。

　　3 、關於九天，王逸在《楚辭章句》解釋為：“九天，東方昊天，東南方陽天，南方赤天，西南方朱天，西方成天，西北方幽天，北方玄天，東北方變天，中央鈞天。”古代傳說天有九重，九天是天的最高層。一為中天，二為羨天，三為從天，四為更天，五為睟天，六為廓天，七為鹹天，八為沈天，九為成天。“疑似銀河落九天”中的“九天”就應取此解。《呂氏春秋》曰：天有九野，何謂九野，中央曰鈞天，東方曰蒼天，東北曰變天。北方曰玄天，西北曰幽天，西方曰皓天，西南曰朱天，南方曰炎天，東南曰陽天。不過，這種解釋並不符合屈原所說的天有九重。

　　事實上，我國古人很早就產生了天有九層的觀念，但是最早見諸於文字的是《天問》的“圓則九重，孰營度之”、“九天之際，安放安屬”。這裡涉及到宇宙的空間深度和天上物體彼此之間的距離問題，從視覺直觀的角度來說，古人所說的九重天大體可以分為如下九個層次：距離大地最近的是雲霧雷電（我國古代經常把氣象歸入天文現象），然後是月亮，接下來是內行星（水星、金星，它們能夠出現在太陽之前，形成凌日現象，表明它們比太陽近）、太陽、外行星（火星、木星、土星）、彗星、亮的恆星、暗的恆星，最遙遠的是模糊的星雲。

　　需要說明的是，我國古代天文學非常發達，七八千年前就能夠根據四顆恆星判斷四季（堯典四星），4000年前就已經測定出木星12年繞太陽運轉一週，最早的日食記錄、太陽黑子記錄、哈雷彗星記錄，以及最早的星表（戰國時代甘德、石申編制）都出現在中國。

　　《天問》涉及的地理知識和地理範圍，也有許多值得注意的內容。其一，“東西南北，其修孰多？南北順橢，其衍幾何？”這裡涉及到地球赤道直徑與兩極直徑的長短問題，以及大地的曲率問題，表明當時人們已經有了大地是球體的觀念。其二，“日安不到？燭龍何照？”這實際上描述的是極地（對我國來說是北極）地區每年有半年時間沒有陽光照射的現象。其三，“何所冬暖？何所夏寒？”這可能是我國古代有關南半球情況的最早記錄。

　　有趣的是，在春秋戰國諸子百家中，唯獨屈原的著作出現了許多與《山海經》相同的內容，例如燭龍的故事、巴蛇吞象的故事等；這或許可以表明，自從王子朝攜周室典籍奔楚之後，只有楚國的大臣才有機會讀到《山海經》。

　　《天問》涉及的歷史內容，具有非常高的史料價值。在這個問題上，許多學者都贊成郭沫若的觀點，即凡是《天問》出現的內容，都可相信是先秦的真實資料。

　　姜亮夫在《屈原賦校注》、《楚辭今繹講錄》等書中認為，《天問》講夏代歷史二十多條，商代歷史十二三條，周代歷史八九條，尤詳於禹啟夏初；因為楚是夏的後代，夏起自西北，後分兩支，一支沿黃河東下，至今日西安、鄭州一帶，即周；另一支沿漢水南下，是為楚國；屈原心目的舊鄉，即老家是在崑崙；楚國典籍《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失傳後，北儒所記歷史便成了正統。

　　此言或不無道理，關於楚是夏的後代，可以補充的內容是，鯀死後化為熊，禹治水開山時亦曾化為熊，而楚的先祖則多以“熊”為名，表明他們都是以熊為圖騰的民族部落，並源自黃帝部落聯盟中的有熊氏。需要說明的是，所謂楚國典籍《三墳》等，原本屬於周王室收藏的歷代典籍，於公元前516年被王子朝攜帶到楚國後，北方學者便沒有機會讀到它們了。此外，姜亮夫對《天問》有關歷史朝代的統計數字，不知有何依據和標準。

　　當然，我們還可以換一個角度思考，屈原沒有提出的歷史問題意味著什麼？例如，《天問》裡沒有對炎帝、黃帝、太昊、少昊、顓頊的故事提出問題。顯然，這表明屈原對歷史問題是有所選擇和取捨的。其中，太昊是楚國祭祀歌舞《九歌》的主神東皇太一，顓頊是楚人的先祖，屈原不對它們提出疑問，應當是出於尊重的考慮。由於少昊是巴人的先祖，而屈原出身於巴人家庭，因此不對少昊提出疑問，也是可以理解的。

　　問題是，屈原為什麼沒有對炎帝、黃帝的事蹟置一詞發一問？這多少讓人有些不解。這是因為，屈原已經追問到人類的起源“女媧有體，孰制匠之？”並談到了先夏時期的堯、舜、嚳、簡狄、后稷、彭祖的故事，也提到了崑崙山，然而就是不提炎帝、黃帝，而且在屈原的其它作品裡也沒有提到炎黃二帝（《遠遊》提到軒轅、太昊、炎神，但是《遠遊》並非屈原的作品，而是漢代人所作）。或許，屈原認可的歷史，取自《尚書》，而《尚書》就是以堯、舜時代為歷史的開篇。

　　我們知道，屈原對歷史問題的關注，其核心的疑問在於“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意思是，上天既然授命一個君王治理天下，為什麼又要用別人取代他？這個問題的潛臺詞是，楚國君王受命管理楚國這片土地，已經有許多年了，難道現在是皇天要讓別人（秦國）來取代楚王了嗎？

　　因此，屈原在《天問》的尾聲，盡乎絕望地說：“厥嚴不逢，帝何求？！”意思是，楚國的江河日下已經難以挽回了，我對上天還能再要求什麼呢？也就是說，屈原對祭祀巫術在保佑楚國的作用問題上，已經徹底地喪失了信心。

　　有鑑於此，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楚頃襄王兄弟在讀到《天問》後，會如此地震怒，一定要把屈原放逐江南而後快。這是因為，屈原作為楚國的主祭師（相當於西方的大主教），如果他的宗教信仰產生了動搖，顯然會嚴重威脅到楚頃襄王的統治權的，因此也就不能再繼續擔任三閭大夫之職了。

　　從這個角度來說，在巫風甚濃的楚國，首先覺悟到巫術不能挽救楚國的不是別人，而正是巫師出身並長期擔任楚國主祭師的屈原。在這種情況下，屈原撰寫《天問》的目的，就不僅僅是發洩個人的疑問，而是為了教育楚國的君臣“悟過改更”，放棄單純依賴巫術的心理，改變任人唯親的現象，重新走上革新政治、變法圖強之路。

　　不幸的是，屈原的良苦用心，並沒有得到楚國君臣的理解，反而因言獲罪，受到了更殘酷的打擊，屈原被徹底剝奪了參與國政的權力和機會，並被迫長期離開了郢都，從此踏上流浪沅湘之間的悽風苦雨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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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問》是屈原楚辭中的一篇“奇”文：說它奇，不僅是藝術的表現形式不同於屈原的其他作品，更主要是從作品的構思到作品所表現出來的思想的“奇”——奇絕的內容顯示出其驚人的藝術才華，表現出詩人非凡的學識和超卓的想像力！

　　《天問》是屈原思想學說的集粹，所問都是上古傳說中不甚可解的怪事、大事，“天地永珍之理，存亡興廢之端，賢凶善惡之報，神奇鬼怪之說”，他似乎是要求得一個解答，找出一個因果。而這些問題也都是春秋戰國以來的許多學人所探究的問題，在諸子百家的文章裡，幾乎都已討論到。屈子的《天問》則以惝恍迷離的文句，用疑問的語氣說出來以成此鉅制，這就是屈子所以為詩人而不是“諸子”的緣由。《天問》的天，頗有指一切法象的意味，與道家的“道”字，《易經》的“易”字，都是各家用以代表這些“法象”的名詞，屈原為楚之宗室重臣，有豐富的學識和經歷，以非凡才智作此奇文，頗有整齊百家、是正雜說之意，《天問》的光輝和價值也就很清楚地呈現於讀者面前了！

　　從全詩的結構及內容來看，全詩373句1560字，是一首以四字句為基本格式的長詩，對天文、地理、歷史、哲學等許多方面提出了一百七十多個（一說一百五十多個）問題，這些問題有許多是在他那個時代尚未解決而他又懷疑的，也有明知故問的，對許多歷史問題的提問，往往表現出作者的思想感情、政治見解和對歷史的總結、褒貶；對自然所提的問題，表現的是作者對宇宙的探索精神，對傳說的懷疑，從而也看出作者比同時代人進步的宇宙觀、認識論。《天問》以新奇的藝術手法表現精深的內容，使之成為世界文庫中絕無僅有的奇作。

　　全詩總體看來大致可分兩大部分。每部分又可分為若干小節。

　　從篇首至“曜靈安藏”，這部分屈子問的是天，宇宙生成是萬事萬物的先決，這便成了屈原問難之始，其中從“遂古之初”至“何以識之”問的是天體的情況，“明明暗暗”四句講宇宙陰陽變化的現象。第二小節自“圜則九重”到“曜靈安藏”則是對日月星辰提問：它們何以不會墜落？太陽每日要走多少路？月亮何以有陰晴圓缺？以及有關日月的一些傳說的疑問。從“不任汩鴻”起問的地事，從禹治水過渡到“何氣通焉”說的是古傳說中關於地球的一些情況，而“日安不到”以下六句則就地球上所看到的日的現象發問。第三節從“焉有石林”到“烏焉解羽”一節多為二句一問，都是當時民間傳說中的怪事。

　　以上《天問》的第一大部分，大體是就自然界的事物發問，並聯想到與自然有關的一些神話與歷史傳說，文章富有變化，聯想豐富而有情致，除少數可能有錯簡外（如“河海應龍”二句或為錯簡，或有失誤），不能以後人習慣的文章結構之法去看它，而認為是“與上下文不屬”，雜亂而無章法。

　　從“禹之力獻功”起，對大量的神話故事和歷史傳說與史實提出了問題，這些各種各樣的人事問題構成了《天問》的第二大部分。

　　女岐、鯀、禹、共工、后羿、啟、浞、簡狄、后稷、伊尹……，屈子對這些傳說中的事和人，一一提出了許多問題，在對這些人與神的傳說的懷疑中，往往表現著詩人的情感、愛憎。尤其是關於鯀禹的傳說，表現了作者極大的不平之情，他對鯀治水有大功而遭極刑深表同情，在他看來，鯀之死不是如儒家所認為的是治水失敗之故，而是由於他為人正直而遭到了帝的疑忌，這種“問”，實際上表現了詩人對自己在政治鬥爭中所遭遇到的不平待遇的憤懣，《天問》的思想光輝就應當是這樣來理解的。

　　自“天命反側”起則進一步涉及商周以後的歷史故事和人物諸如舜、桀、湯、紂、比干、梅伯、文王、武王、師望、昭王、穆王、幽王、褒姒直到齊桓公、吳王闔廬、令尹子文……，屈原提出的好多問題，充分表現了作者對歷史政治的正邪、善惡、成敗、興亡的看法，這些敘述可以看成是這位“博聞強志”的大詩人對歷史的總結，比《離騷》更進一步、更直截了當地闡明瞭自己的政治主張，而對楚國政治現實的抨擊，也是希望君主能舉賢任能，接受歷史教訓，重新治理好國家的一種變幻了的表現手法。

　　《天問》的藝術表現手法主要是以四字為句，以問的形式從一個問題聯想到另一個問題。細細讀去還是可以理清脈絡，弄明主腦的。《天問》在語言運用上與屈賦的其他篇章不盡相同，通篇不用“兮”字，也沒“些”、“只”之類的語尾助詞。句式以四言為主，間雜以三、五、六、七言。大致四句為一節，每節一韻，節奏、音韻自然協調。有一句一問、二句一問、三句一問、四句一問等多種形式。又用“何”、“胡”、“焉”、“幾”、“誰”、“孰”、“安”等疑問詞交替使用，富於變化，因而儘管通篇發問，讀來卻圓轉活脫而不呆板，參差錯落而有風致，所以前人評淪說：“或長言，或短語，或錯綜，或對偶，或一事而累累反覆，或數事而熔成一片，其文或峭險，或澹宕，或佶倔，或流利，諸法備盡，可謂極文章之變態。”（俞樾《評點楚辭》引孫鑛語）這構成了《天問》獨特的藝術風格，當然它表現的是屈原的學術思想，問的是實實在在的問題。因此在修辭手法上，自然沒有像《離騷》、《九歌》、《九章》那樣綺麗而富於浪漫色彩，但正如清賀裳《騷筏》所評“其詞與意，雖不如諸篇之曲折變化，自然是宇宙間一種奇文”。

參考資料：

　　《詠柳》是一首託物言志之作，作者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北宋的曾鞏。曾鞏少即見長於文章，他的文風，雍容平易，不露鋒芒，而曲盡事理。他的一些詠物詩寓意很深，如這首《詠柳》，就把春天的柳樹比擬為得勢便猖狂的小人，藉以諷刺邪惡勢力。

　　詩的前兩句是說：當春天剛到來的時候，零亂的柳條還沒來得及轉變為淺淡的青黃色，它就倚仗著東風吹拂而飄忽搖擺，氣勢更加猖狂。詩剛開頭即語帶嘲諷、蔑視，它描寫“亂條”如何倚仗權勢，張牙舞爪，逞性妄為，實際上是在為全詩主旨作準備，亦即古人所謂“蓄勢”。

　　蓄足了氣勢，則必然有力地得出顛撲不破的結論，於是後兩句水到渠成，警語立出：那些柳條只會使柳絮飛上半天，企圖遮蔽日月的光輝，卻不知秋季來臨，天地間還將有一場又一場的嚴寒霜凍，到那時它就要枯萎凋零了。“不知天地有清霜”一句為全詩的畫龍點睛之筆，它對那些得志一時的小人提出了嚴正的警告，振聾發聵，促人警醒。

　　詩中把柳樹人格化的寫法，以及詩人對柳樹的明顯的貶抑與嘲諷，使這首詩不是純粹地吟詠大自然中的柳樹。 詠柳而諷世，針對的是那些得志便猖狂的勢利小人。 將狀物與哲理交融，含義深長，令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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