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羅埃遺址

[拼音]：Tangdai jinyin qimin

唐代日常生活所用金銀質碗、盒、杯、盤之類器物。唐代金銀器皿集中發現於陝西省西安市及其附近地區，絕大部分出於窖藏和居住遺址，出自墓葬者甚少。它們主要應是宮廷和地方官手工業中的製品，專供統治階級上層享用，間或用於君臣之間的賞賜、進奉以及對佛教寺院的施捨。唐代金銀器皿製造業發達，數量大，品類多，其製造中心是首都長安。到唐代後期，長江中下游的一些州，金銀器皿製造也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1949年以前只有少量唐代金銀器物出土。對其進行科學研究，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

唐代金銀器皿的發現

傳世品極其罕見，以日本奈良東大寺正倉院所藏當年遣唐使帶回的一批最為重要。1949年以前出土的唐代金銀器皿，多已流散國外，收藏於世界各大博物館。在英國不列顛博物館有15件，其中一件高足杯上附有僖宗乾符四年(877)刻銘，是流散器物中較為重要的一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各地發現唐代金銀器皿已達260件以上。在西安和平門外、陝西耀縣柳林背陰村、西安東南郊沙坡村、西安南郊何家村（見彩圖）、內蒙古自治區昭烏達盟喀喇沁旗哈達溝門，都曾成批發現（參見附表），西安、咸陽等地也有零散出土。較貴重者有，西安東北郊八府莊附近出土的大小銀盤各一件；西安西北郊坑底村出土的金花銀盤一件（據盤底刻銘，該器系唐德宗時越州刺史裴肅的貢品）；西安東郊韓森塞出土的銀盤一件和天寶四載(745)宋氏墓出土的銀洗一件。

唐代金銀器皿的分期與研究

唐代前期金銀器皿數量較少，器物中有較多的波斯薩珊式金銀器的器形，象八稜帶柄杯、高足杯、帶柄壺、多瓣橢圓形盤等。唐代後期，這些器形已不用或很少用，吸取了中國傳統的銅器、陶瓷器、漆器的傳統器形，常見的器類為碗、盤、盒之類。同一型別的器物，從唐代前期到後期形制也有明顯變化，這種變化同陶瓷器的器形演變表現了同樣的趨勢。與此相適應，器物紋飾由瑣碎、纖細轉向繁縟絢麗，外來紋樣逐漸失去相對獨立的地位，而同中國傳統裝飾圖案融為一體，從而使金銀器裝飾臻於完美、成熟。唐代金銀器皿根據裝飾紋樣的變化可分作5期:第一期，7世紀初至 8世紀初（約當高宗、武則天時期）。花紋主要有兩類:一類以翼獸、寶相花或六瓣花為中心，周圍繞以比較纖細、規整的忍冬紋組成的各種圖案；另一類為傳統的折枝花鳥或狩獵紋。第二期，8世紀初至8世紀中（約當中宗至玄宗時期）。此期花紋沿襲了第一期的基本內容，但寶相花層次增多，結構複雜，顯得更加富麗；忍冬紋枝蔓流暢，花繁葉茂，並同花鳥有機地結合在一起，一些器物上出現了枝葉茂盛、鮮花怒放的花卉圖案。第三期，8世紀中至8世紀末（約當玄宗以後至代宗時期）。圖案多以羽鳥、團花為中心，周圍繞以纏枝花。葉穠花豔，構圖和諧，富於寫實意味。第四期，8世紀末至9世紀中（約當德宗至文宗時期）。此期花紋基本同三期，但構圖趨於嚴整，講求對稱，花卉圖案拘謹而欠生動，羽鳥已趨於抽象化。第五期，9世紀中期（約當宣宗時期）。主要是耀縣柳林背陰村出土的一批銀器。其花紋、鳥獸，都表現出簡單及抽象化的特徵，尤其象塗金刻花銀三足罐，器腹刻人物並附“子路”、“少正卯”、“論語注·靈公問政”等鑄文題名，更是以前不曾有過的現象。

唐代金銀器皿的工藝技術

唐代金銀器皿中，造型精美、結構巧妙，裝飾雅麗者比比皆是。沙波村出土的銀薰球是唐代金銀器工藝的最佳作品之一，其主體是一個直徑僅4.8釐米的圓球，由上、下兩個半球體扣合構成，接合處裝有一小型卡軸，其餘部分磨成扣合嚴密的子母扣，結合牢固，啟合方便。下半球內裝置兩個同心機環和一個焚香盂，各部件以相對稱的活軸關連於器壁，利用同心機環和活軸造成的機械平衡，確保焚香盂在球體無論怎樣轉動的情況下，都能保持常態而不致傾仄或倒覆。該器遍體鏤空，在有限的球面上刻劃了陣列形態各異的花鳥，充分顯示了製造工藝技術的高水平。對何家村窖藏金銀器皿的技術鑑定證實，唐代的金銀細工工藝十分複雜精細，已經使用了鈑金、澆鑄、焊接、切削、拋光、鉚鍍、捶打、刻鑿等，多數器物都是綜合運用多種工藝才製造成功的，而且都達到了很高的水平。如焊接方面，運用了大焊、小焊、兩次焊、掐絲焊等，無論那種焊法，都做到了焊口平直，看不出焊縫。有的小金盒，螺紋同心度強，子母扣扣合嚴密；各種加工件，很少有軸心擺動的現象。所有這些，標誌著切削加工已趨成熟。何家村金銀器皿中，有一件八稜金盃，紋飾用掐絲琺琅作出，填料雖已脫落，僅留一些粉末，仍不失為一件珍貴的掐絲琺琅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