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計規律

[拼音]：Zhongguo guji banben

[英文]：editions of Chinese ancient books

中國古籍(指周秦至1911年間成書的圖書)，在千百年的流傳過程中形成了眾多的版本。今存古籍，以雕版印刷文獻為主要形式，“版本”一詞的本義也就是指雕版印刷之書。在雕版印刷出現以前和以後，圖書還曾以手寫、石刻等形式製作和流傳，其中手寫文獻按載體又有竹、木、帛、紙之分；在雕版印刷之後，又有活字印刷的出現，而活字按製成材料又有泥、木、銅、鉛之分。因此，中國古籍版本的範圍，並不侷限於雕版印刷之書，而是包括了各種製作方法所形成的圖書。從簡帛書寫到紙書寫，從石鐫摹拓到雕版、活字排版以至近世鉛字印刷等等而產生的每一種圖書的不同本子的具體情況，都屬於中國古籍版本學的研究範疇。本條旨在對歷代版本的發展情況作一概要介紹。

雕版印刷術發明前的版本

除了甲骨刻辭和青銅銘文外，目前存在最早書本當推戰國以至西漢時代的竹簡寫本和縑帛寫本。自從秦始皇焚禁以後，無論劫後殘存的秦前書本，或者漢代人用漢隸移寫的書本，都已散亂殘缺，不易通讀。西漢時劉向、劉歆父子整理校勘寫定群書，自屬當務之急。關於劉氏校定的具體情況可以從近年來出土的秦漢間簡帛書本中窺見一二。把1959年甘肅武威漢墓出土竹木簡《儀禮》七篇和《服傳》甲、乙本兩卷，與今本(劉向校定之本)核校，異文達1000多字，經考定，除了今古文異字和書手俗寫以外，絕大部分是簡本(即出土本)訛誤，只有20多字確為劉氏誤定而屬於簡本獨善的原文(據沈文倬 《禮漢簡異文釋》，載《文史》33～36輯)。據此一書的校訂，可以推斷劉氏父子從秦火餘燼中校定這麼多的秦前古籍，除了博綜群書的學問和精密校理的識斷以外，還要靠“彙集眾本”才能完成這一工作。

根據今存《列子》、 《管子》、 《晏子春秋》的《敘錄》的記載，可以知道劉向等人在校書時蒐集儘可能多的不同本子，經過讎校，然後才“定著”、“已定”、“相定”而“繕寫”的。當時所羅列的本子，首先有中、外之分。“中”即中祕書，是皇家的藏書。“中書”外有“太常書”，即太常博士所用之書；有“太史書”，即彙集到太史公處的書 (《太史公自序》中有“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的記載);“臣富、參書”、“大中大夫卜圭書”、“臣向書”等都是個人所藏的書，都是徵集來的。《列子敘錄》雲:“中書多，外書少，章亂布在諸篇。”劉氏父子校定群書包括編定卷帙和訂正文字兩部分，縱然未必盡善盡美，但使書皆可讀，成績卓著。後世集眾本以從事校讎之業都可說是按劉氏規範進行的。

兩漢的統治者都是尊經崇道的。對經書的傳抄，比文史類書更為頻繁而訛誤更多。為此，蔡邕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公元175年由蔡邕書寫，刻碑立於太學門外。碑立後，觀視及摹寫者每日車達千輛。因為刻碑時在熹平四年，故稱為《熹平石經》。到魏齊王芳正始年間，又刻了古文石經，立於洛陽太學。因經文以古文(六國)文字為主，附列小篆和漢隸，故《正始石經》又名《三體石經》。這二種石經都起了經書定本的作用，但不久均在戰亂中被毀。殘石成為歷代學者研究物件。唐代經學復興，開成中，鄭覃等奏請“校定六經，立石太學”，刻成十二經，稱《開成石經》或只稱《唐石經》，至今猶存。後人校勘經書，都是“經字取正於唐石”。此後，五代有《蜀石經》，北宋有《嘉祐石經》，以至清代也刻石經。(見石刻文獻)

漢魏石經刻成時，尚無拓墨之法，學者在碑下摹寫，可以稱之為石鐫摹寫本。拓墨之法發明於隋，故隋唐以後的“石本”或“碑本”實是石鐫墨拓本。魏晉以後，竹木簡本已屬殘餘形態，主要用縑帛寫本，而正在過渡到黃紙寫本。書寫的字型或楷書，或行書。今存唐以前寫本主要有：西晉元康六年(298)所寫佛經殘存的卷子本，後涼麟嘉五年(393)所寫經卷，敦煌卷子本佛經中北魏太安四年(454)所寫《戒緣經》卷下一卷，北魏和平二年(461)所寫《考經》，北魏太和十一年(487)所寫《佛說灌頂章句拔除過罪生死得度經》。

唐人寫經，在敦煌發現的有 2萬卷，多用黃麻紙抄，鉛畫界欄。字型都是一樣的，有人稱之經生體。唐代寫經極為鄭重，一再校訂。而寫他書則較潦草，“亻”與“彳”，“木”與“才”，“予”與“矛”等偏旁往往不分。

即使在雕版印刷術發明以後，由於經濟上和藝術上的原因，雕版印刷之書未能迅速取代所有抄寫之本，在以後很長時間裡，二者依然並存。因此中國古籍版本學除研究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的古籍以外，也要研究其前的竹木簡寫本、縑帛(紙)寫本、石鐫摹寫(墨拓)本，以及其後的抄本、校本、稿本等所有的本子。

雕版印刷術發明後的版本

雕版創於何時尚無定論。現存以在敦煌發現的唐鹹通九年(868)所刻《金剛經》為最早（1966年在韓國慶州佛國寺釋迦塔發現的《無垢淨光大陀尼經咒》，可能更早，但學術界尚無定論）。雕版書至宋真宗時開始盛行，雖專指“雕版”，而“版本”一詞也成為慣稱了。

宋刻本

宋版書大約是從真宗時開始發展的。當時刻書有官刻、私刻、坊刻三種。

（1）官刻書屬中央的，以國子監為首；屬地方的以各地公使庫為最盛，《書林清話》列有蘇州、吉州、明州、阮州、舒州、撫州、台州、信州、泉州、鄂州等。撫州公使庫所刻《禮記》鄭注本是很有名的。其次是各路茶鹽司、漕司、提刑司，以及學官如郡、府學，州、軍學，稱為郡齋、郡庠、縣齋的，以及各地書院，凡此等機構經費有積餘，則用以刻書。

（2）私家刻書，據《天祿琳琅書目》載《茶晏詩》所列，有“趙、韓、陳、嶽、廖、餘、汪”七姓。

（3）書坊刻書，有書棚、書鋪、書堂、書肆名目。如“建陽麻沙坊建安堂”、“建寧府黃三八郎書鋪”、“臨安府棚北大街睦親坊南陳解元起書籍鋪”、“西蜀崔氏書肆”等。書坊以建陽麻沙坊為最盛。坊刻牟利為重，草率而多訛奪，故以“麻沙”喻刻板不精。

總起來說，宋刻本中以官刻最善，家刻為精，坊刻為下。以刻地而論，杭州刻最精，蜀刻次之，建刻最下。官刻最善，是由於校勘甚細。初校既畢，送復勘官復勘，校勘畢再送至判管閣官復加點校。刻書事務由國子監管轄，校勘亦由國子監擔任。校勘精細，糾正了訛誤，即為善本。

北宋以後的歷代刻書，亦無非官刻、私刻、坊刻之分。

遼金元刻本

遼金刻書都是受宋人的影響而興起的。武力南侵，文化北溢，也是勢所必然。遼刻極少流傳，1974年在山西應縣木塔中發現的《契丹藏》頗有名。從該大藏經的一篇題記中可以推知它是在遼聖宗統和年間(983～1012)用漢字書寫而雕印於遼的南京(今北京)的。此外還有唐李翰撰的《蒙求》1冊，因“明”、“真”字皆缺筆，知為道宗時期的刻本。金人滅宋，宮中藏書被捆載而去，刻書工匠也被掠騙北行，使平水(今山西臨汾)刻書頗具規模，全屬中原之遺。保藏至今的《劉知遠諸宮調》、《蕭閒老人明秀集註》等是有名的金刻本。

元初官刻，中央由興文署主辦，地方歸各處書院掌管。州縣皆有學田，餘資用以刻書。當時書院所刻的書頗精審。《書林清話》列有興賢書院、廣信書院等17所，而方回虛谷書院、平江路天心橋南劉氏橫溪書院等則是名為書院刻書而實為私刻。私刻多稱某宅，如平陽府樑宅、建安鄭明德宅等。坊刻稱書堂、書肆，如麻沙劉氏南澗書堂、聞德坊周家書肆。

明刻本

明代刻書在宋元基礎上發展，刻書地區不斷擴大，刻書機構不斷增多，品類繁富，精粗不一。明太祖定都金陵後，戎馬倥傯之際，即令成立國子監收繳各地所存書板修殘補缺。當時集宋、元、明三代版印成《廿一史》，人稱之為三朝本。後來成祖遷都北京，另立國子監，稱北監，北監刻書翻刻南監印本。明代官刻有內府和各直省兩類。內府由司禮監領其事，所刻書稱經廠本。《野獲編》稱漢經廠刻四部書(經史子集)、番經廠刻《南本大藏經》和《北本大藏經》、道經廠刻《明道藏》(因於正統十年刻竣，也稱《正統道藏》)。直省所刻，以蘇州府為最多，而徽州、吳興乃屬後起。金陵、吳興、新安三地刻書較精(據謝肇淛《五雜俎》)。蘇州精刻多在嘉靖以前，萬曆間當數徽州。此外，藩府刻書亦盛極一時。鄭藩所刻《樂律全書》、周藩撰輯刊刻《誠齋樂府傳奇》、《東書堂法帖》等最著名。

明代私家和書坊刻書太多，前者尚有精品，如袁褧刻《文選》、郭勳刻《白樂天文集》、葉盛刻《雲仙雜記》、王延喆刻《史記》等；而後者則確多濫惡，例如福建書坊刻書往往任意造成缺卷缺頁來節省工本，以圖厚利。清代學者發現明刻本的另一大弊是常對古籍加以竄改。

清代精校本

清代刻書中出現一大批考據家參加的精校本。考據學家以校勘作最基本的功夫，由於擅長音韻訓詁之學，二者結合起來，糾正了許多古籍在傳抄傳刻過程中所發生的錯誤。其中如盧文弨《抱經堂叢書》、阮元《十三經注疏》、孫星衍《平津閣叢書》、黃丕烈《士禮居叢書》以及顧廣圻代人校勘的《宋撫州公庫本禮記》、《儀禮註疏》、《嚴本儀禮單疏》等，都是著名的精校本。

活字本

在雕版印刷術盛行不久，宋仁宗慶曆間，畢昇發明了泥活字排版。到元代，王禎改用木活字印書。但無論泥活字或木活字，由於受到當時技術上的限制，都未能大量推廣。宋元時活字本很少見，直到明代弘治以後，無錫華氏(蘭雪堂、會通館)、安氏(桂坡館)、南京張氏才有一些活字印本流傳於世。

清代雍正朝對銅活字作了改進，編印了一部《古今圖書整合》，用銅活字排印，計 1萬卷，分裝5000冊。乾隆朝，活字版改名“聚珍版”，將四庫中稀見之書，編成《武英殿聚珍版書》約 100多種，福建、廣東、浙江、江西等省又加以翻刻。

清末，西方印刷術開始傳入中國。最早將鉛字印刷術帶進中國的據傳是英國傳教士馬禮遜，1819年出版的第一部鉛活字印的漢文書是《新舊約聖經》。自此以後，中國書籍的印刷方法、裝訂形式、所用紙張、出版物的型別都逐漸發生了一系列的重大變化。

歷代版本的書體特徵

從書法角度來看，漢字本身就是藝術，用漢字來寫書和刻書，凡竹木簡和縑帛所寫草篆和草隸，歷代石經所刻一體、三體、二體，以及晉唐的寫經，都是藝本品。發明雕版以後，集寫、刻、紙、墨四個環節於一體，表現了更高的藝術造詣。

宋版

宋版寫字有肥(學顏體)、瘦(學歐體、柳體)，評家都稱讚其“肥瘦有則”、“秀雅古勁”、“筆勢生動”。除字型外，還有稱其“紙質瑩潔，墨色青純”、“墨氣香淡，紙色蒼潤”。而且許多宋版書在刻工刀法上也極為精細。

元、明版

元版書多用黑口趙體，有秀逸剛勁之氣。印書用紙有用竹紙，較宋紙稍黑；有用皮紙，紙薄而粗；間或有堅白而極薄的。明初承元時風氣，亦多黑口趙體，論者以為佳者可與宋元比美。正德、嘉靖以後，字型僵硬，刀法笨拙，紙墨亦劣。只有名家寫刻本，如汪一鸞刻《淮南鴻烈解》(顏體)、趙秉忠刻《琪山集》(歐體)、 萬表刻《玩鹿亭稿》(趙體)等較為精美。

清寫刻本

清代的名家寫刻本，繼明人遺風而精詣過之。如張力臣寫顧炎武《音學五書》，林佶寫《漁洋精華錄》等，許翰屏寫胡刻《文選》，鄭燮自寫刻《板橋集》，金農自寫刻《冬心集》等。

抄本

雕版印刷術發明後，由於刻書工本較高，非一般寒士所能負擔，因而他們所需的手抄本仍然能長期存在。還有一些著名的藏書之家，除了收藏宋元版善本以外，作為藝術品的精抄本，仍然在蒐集和傳抄之列。宋元抄本，從清代藏書家記述中，當時還存留不少精品。如述古堂所藏的宋抄本《捫蝨新語》、汲古閣所藏的宋抄本《天文會元佔》等都是稀世之寶。

明清兩代藏書家，也有許多精抄本。汲古閣的影宋精抄本被認為是“古今絕作”。《澹生堂藏書約》的抄本被譽為“校勘精核，紙墨潔淨”。此外，還有謝肇淛的小草齋、馮舒的空居閣、錢謙益的絳雲樓、朱彝尊的潛採堂、惠棟的紅豆齋、吳騫的拜經樓、鮑廷博的知不足齋等多家的抄本。他們的這些抄本不僅抄校精良，而且顯示出各自的獨特藝術風格，豐富了版本學家的研究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