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江春水向東流

[拼音]：jingdu

中國歷史上統一國家或地方政權的首都。又稱都、都城、國都、京城。京都既是某一王朝的政治中心，也往往是其經濟和文化中心，因此，它的設定應該比較穩定。但隨著國家政治、經濟的發展以及向外拓張形勢的需要，京都常常從舊都遷往更為合適的新地。在中國歷史上，不僅許多政權在自身發展中經歷了京都位置的逐步轉移，而且從整體看，歷代京都還呈現出先以東西向遷移為主，後以南北向交替的位置變換。

京都的遷移還必須考慮各種地理因素：

（1）京都應建立在經濟發達、富饒的地區，以維持統治集團的物質需要；

（2）京都應選擇全國居中的地理位置，或有便利的交通運輸條件，以利政令四達，制內御外；

（3）京都應選擇憑險可守的自然條件，以使其不為外力摧毀，國家長治久安。歷史上任何政權都城位置的選擇都不可能完全符合上述三方面條件，而只能根據當時的主要矛盾，選擇相對有利的地點，所以都城的選定往往反映該時期總的形勢。反之，都城一旦確定，也對整個國家政治、軍事、經濟的發展產生一定影響。

先秦都城

夏代是中國國家形成的標誌，也是中國都城出現的開端。傳說中的夏都有：陽城（今河南登封東南）、平陽（今山西臨汾西南）、安邑（今山西夏縣東北）、斟（今河南登封西北）、帝丘（今河南濮陽西南）、原（今河南濟源西北）、老丘（今河南開封東北）、西河（今河南湯陰東北）等地。分佈在豫西潁河上游、伊洛盆地、豫北和晉南汾河下游、涑水地區，遷移不定。1959年以來，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偃師縣二里頭發現兩個工程量很大的宮殿建築基址，以及普通居址遺址、作坊遺址、窖穴和墓葬群，與夏文化時代相當，可能是迄今為止發現年代最早的一座都城。公元前16世紀商湯（即湯）滅夏，始建都於亳（今山東曹縣東南）。其先，商人都城已有過八次遷徙，此後又有六遷，為囂（今河南滎陽東北）、相（今河南內黃東南）、邢（今河南溫縣東北）、庇（今山東鄆城）、奄（今山東曲阜）、殷（今河南安陽）。盤庚遷殷之後，凡二百七十三年，商都未再遷移，直至晚商帝乙二十年（前1065）移處離宮朝歌（今河南淇縣）。殷是商代鼎盛時期的國都，為研究中國奴隸社會都城提供了最早而且較為完整的例項。

周代的都城也經歷了數次遷移，從黃土高原一步步移到渭河谷地，“作邑於豐”（今陝西西安西南）。周武王繼位，以豐京地狹，遷都於灃河東岸的鎬（今西安市斗門鎮），惟留宗廟於豐京，通稱豐鎬，“周王居之，諸侯宗之”，故鎬京又稱宗周。西周王朝以鎬京為中心，分封諸侯，釋出政令，集各地工匠於此製作，三百年間，是周王朝最大的政治、文化中心和經濟都會。武王克商之際，曾“營周居於雒邑而後去”。管、蔡、武庚謀亂，周公東征，為加強對東方諸侯的控制，成王五年營建新邑於洛水北岸，作為東都，稱作“洛邑”（今洛陽市王城公園）；並於城東營建軍事城堡，監控“頑民”，史稱“成周”（今洛陽市東漢魏故城）。洛邑成周因居天下之中，道里均衡，便於四方諸侯入貢。成王自鎬京移居此城，遷九鼎以示國家社稷，使洛邑逐漸成為全國經濟和禮儀祭祀中心，儼然為西周王朝的陪都。公元前771年，周幽王為犬戎所俘，次年，平王東遷，都於洛邑，稱“王城”，改原成周為下都，二城交替為都。周代推行二都制是中國曆代建都史上的一大創舉，多為後世所效法。

東周列國時期，鐵器的使用帶來農業、手工業生產的發展，商業的分離，以及人口繁聚，從而促進城市的興起。周王室勢力衰微，諸侯爭霸，列國紛紛築城設防，營造都邑，形成一批大大小小諸侯國君居處的列國都城。國都的命運同各諸侯國家的命運緊緊相系，所謂“城破國亡”即此含義。列國都城也有一個選址和遷徙的過程，是各諸侯勢力消長，爭奪更有利於自身發展，欲與外界交往，不安於侷促一隅的反映（列國都城見附表）。

早期中國都城大多選擇平原內的崗丘或兩種地貌景觀(山地、平原)的接觸地帶，而且依附於一條河流。夏、商、週三代相繼，又皆屢次遷都，地望雖難確指，卻未曾脫離黃河流域河谷平原地區，就是早期都城位置的選擇重視肥沃富庶區域之所致。商代後期長期都殷，兩週分別以關中、洛陽盆地為政權中心，奠定了中國封建社會建都史前期以黃河為軸線東西遷擺的格局。

秦至北宋的主要都城

自秦始皇建立統一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國家，直至12世紀初趙宋政權南渡的一千三百多年間，統一政權和統治中國北方較大地區的政權，皆以長安、洛陽、開封或鄴作為都城；建康只在南北分治對立時期作為中國南方政權的都城；而十六國和五代十國割據政權的都城存在的相對時間均不長。這一時期國都的遷移，主要是在中原地區的長安、洛陽、開封、鄴間做東西軸向的擺動。這種局面的形成是上述地區自然環境和全國形勢發展的必然結果。8世紀以前中原地區沃野千里，是全國最富庶、人口最稠密的地區，能為都城提供可靠的經濟倚托。一個政權若能有效地掌握這片地區，就足以控制全國。

長安的建都時間最長，影響也最大。關中盆地，被山帶河，四塞為固，阻三面而守，東出足以制內，有扼拊亢背之勢；當來自西北方面的匈奴、突厥和吐蕃先後構成主要威脅時，擇都關中還便於抵禦外侮，向西北開拓疆土，故西漢、隋唐皆定都長安，於制內御外都屢有建樹。關中之不足，在於脫離人口稠密、經濟發達的黃河下游平原地區，土地有限，物產所出難以滿足京師及西北邊防用度，惟借運河轉漕，勞費不止。唐朝安史之亂以後，河朔聯兵，拒不納賦，京師所需只得取自千里之外的江淮地區，加之長安屢遭兵燹，破敗不堪，作為國都的地位就難維持了。

洛陽，曾為九朝古都。伊洛盆地有關河之固，具備憑險以守的建都條件，土地雖不如關中廣袤，卻靠近物產豐富、經濟發達的黃河下游平原地區，兼有水陸轉輸之便，少有乏糧之憂。隋唐兩代營建洛陽為東都，以居洛為常，被時人戲作“逐糧天子”，正是看重洛陽地理適中，便於集聚貢賦。伊洛盆地的優勢還不止於形勝、居中，更主要的是有利於南進，凡有南窺江漢，欲吞諸夏之勢者（如曹氏、拓跋魏）必都洛陽。但是洛陽偏離西北邊防，難於照應，使東漢、西晉對西北的經略總有鞭長未及之感。

鄴，地處公元8世紀以前全國經濟最發達的“山東”──太行山以東黃河下游平原地區的中心，雖然無險可守，卻得利於兼備經濟優勢和水陸交通之便，而為那些控制山東地區卻不能掩有整個中國的政權看重，選作首都。自曹操攻滅袁紹、平定北方，離開經營多年的兗州、許昌而都鄴，至公元 580年鄴城被隋文帝楊堅焚燬，鄴作過近一百年北方較大地區政權的首都。若把殷商包括在內，則有三百七十年國都的歷史。鄴亦曾是北方遊牧民族政權南下的跳板，並與洛都腹背相倚，關係頗為特殊。倚鄴助洛易圖南進，但據鄴也能制洛，以洛制鄴則難矣。魏晉南北朝的歷史多有反映。

開封為都始於五代。中晚唐以來，全國經濟重心逐漸由黃河下游移向江南，東北契丹的興起使中原政權的主要邊患不再來自西北，依靠江南物資支撐而又漕運不濟的關中屢遭戰火摧殘，日趨衰落，已喪失擇都條件。於是，以北控燕趙、南通江淮、舟車輻輳、人庶浩繁為優勢的開封遂取代長安、洛陽，成為五代後梁、後晉、後漢、後周和北宋的首都。如果包括金朝末年躲避蒙古壓力從中都（今北京市）遷都於此，開封建都歷時二百二十一年。開封之興起主要得利於水陸交通之便，城市盛衰與運河通塞息息相關。開封四野平疇萬里，無險可守，除加強城垣防禦性建設之外，只好悉舉天下之兵宿於畿甸。北宋一代，冗費俱增，國家始終處於積貧積弱之勢，與定都開封，不得不依賴“強幹弱枝”、“守內虛外”的政策是分不開的。

這一時期，分據一方的地方政權大多以所在州(郡)的治所為國都。如十六國時成漢立國益州，以成都為都城；前涼據有涼州，以姑臧為都。各割據政權一般只設國都而無陪都之制。

南宋至清的主要都城

公元12世紀，金兵南下，開封失守，趙宋政權倉惶南遷。幾經奔波，落腳於杭州，升為臨安府，紹興八年(1138)正式以臨安府為南宋都城，但以“行在”稱之（見北宋四京與南宋行在）。金海陵王貞元元年(1153)自上京會寧府(今黑龍江阿城南白城子)遷都原遼南京析津府所在地燕京（今北京），定名中都大興府。宋金南北對峙，開始了中國曆代建都史以都城位置偏於東部近海地區、南北相互演替的時期。

杭州，自吳越錢氏立國定都至南宋滅亡，先後作過兩朝二百餘年的都城。其建都條件既不因位置居中，也無險要地勢可以憑藉，而是由於地處“蘇湖熟、天下足”的全國經濟重心，不愁供給；江南運河的疏鑿使杭州襟江帶河成為東南交通的樞紐，“駢檣二十里，開肆三萬室”；加上將臺、鳳凰、吳山、萬松嶺等一連串岡阜，居高臨下，提供了營造宮室的理想地址。正是雄厚的經濟力量，竟然使擇都杭州的南宋偏安了一百多年。

元、明、清三個統一王朝皆定都北京，歷時六百年之久。至於南京，雖然鄰近富庶的江南地區，又有大江之險為其屏障，足以建都而守其國，然而長江巨防畢竟只能“固天所以隔南北也”，適於保東南半壁江山。東晉南朝擇都建康故能多延歲月，若圖南北一統，則顯得難於駕馭。而北京，南撫中原，北連朔漠，地處華北平原同東北地區和蒙古草原交通聯絡的門戶，依山帶海，形勝可恃。當統一王朝由北方民族建立或外界威脅主要來自東北方向時，定都北京具有維繫祖庭、關係國運的重要意義。因而北京能夠成為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維持時間最長的京都。但是北京也有不利的一面，其遠離富庶的江南經濟區，使元、明、清三代始終為解決都城的供給問題而費盡心力，並因此而產生諸多政治問題。

民國都城

1912年元旦，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定都南京，4月遷都北京。1927年4月國民政府成立，又定都南京。1932年“一·二八”事變後一度遷都洛陽，至同年11月遷回。抗日戰爭爆發後，1937年11月遷都重慶，並定重慶為陪都。抗戰勝利後，1946年5月還都南京，至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見民國都城）。

陪都制度

設輔京、陪都是中國曆代建都史上的重要特點之一。西周於鎬京之外營建東都洛邑，以後歷代繼踵相襲。歷代設立輔京陪都，原因大致有：

（1）作為京都職能的補充，如西周鎬京與洛邑、隋唐長安與洛陽、明代南北二京。

（2）示尊崇興王發祥之基，如唐北都太原府（今太原西南晉源鎮）、北宋南京應天府(今河南商丘)。

（3）南狩避難之地，如唐南京成都府。

（4）中興駐蹕之所，如唐西京鳳翔府。

（5）祖陵故里之區，如明中都鳳陽府（今安徽鳳陽）、清留都盛京（今遼寧瀋陽）。

（6）僅僅作為一種形式，如按方位設東西南北四京四輔，並不都起陪都的作用，其選擇亦隨首都位置的轉移而變換，如後唐同光元年(923)都魏州（今河北大名東北），建東京興唐府，以東原府為西京，升鎮州（今河北正定）為真定府，建北都；後又以太原為北都，以洛陽為西京；遷都洛陽以後，又改東京為鄴都。北宋都開封，則以應天府為南京，河南府（今洛陽）為西京，大名府為北京，與東京開封府合稱四京。遼代以臨潢府為上京（今遼寧巴林左旗南）、遼陽府為東京（今遼寧遼陽）、析津府為南京（今北京市西南）、大同府為西京（今山西大同），又建中京大定府（今遼寧寧城西），號稱遼五京。金朝遷中都大興府（今北京）以後，改遼中京為北京，原北宋都城開封為南京，加上京會寧府亦稱五京。

中國歷史上陪都位置的分佈變化受首都位置遷移的影響，京都位置作東西軸向擺動時，陪都亦呈東西對應分佈；京都東移近海時，京都同陪都位置常常南北互置，以有所照應。輔京則多環置首都四圍以示拱衛。輔京陪都的出現對所在地區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和地方行政區劃的設定與廢離產生一定的影響。

京都的形制

早期的中國都城多由祭祀中心發展而來，宮殿、宗廟、祭祀地等王室起居和禮儀建築占城市很大比重，與普通民居、手工作坊錯落有別。宮城有垣，但整個都城並不以有無城垣為標誌。西周開始有都城事先經過規劃設計而後建的記載。成於春秋戰國之際的《周禮·考工記》代表了早期中國都城規劃的設計思想，其中方形城垣，以坐北朝南為宮殿主體，突出中軸線，左右對稱佈局，是崇拜天神地母、祭祀祖先的禮制原則與中原地區季風氣候環境相結合的產物，從而框定了中國曆代都城建築形制的主導方向和原則。春秋戰國時期列國都城軍事防禦色彩突出，普遍夯築近方形的城垣，整個城市內選擇較高地理位置的宮城和郭城兩部分組成。宮城內為國君所居，建有高大的建築群；官署、民居和手工作坊分佈在宮城之外的郭城內。

秦漢以後，中國都城建築形制逐漸規範化，並向封閉的裡坊制方向發展，唐朝前期達到頂峰。這是這一時期社會等級制度森嚴，人身依附關係加強，城市商業發展緩慢的結果。兩漢都城以宮殿佔據城市主體，並用圍牆將宮殿、閭里、衙署、武庫、作坊、市場等城市功能區隔離，使整個城市趨於密封，體現了既遵守禮制，又適應帝王政治和生活上的需要。魏晉南北朝和隋唐時期都城的宮苑偏於城市北部或西北隅，分建宮城、皇城和外郭三重城垣，以加強防衛；民居、官衙、寺觀被侷限在皇城以外的郭城內，用高大的坊牆圍成若干封閉的長方形或方形坊區，以助於強化對市民的控制。市肆集中在一二個坊內，由官府統一管理，定時啟閉。整個城市呈現棋盤格狀封閉式的格局。

晚唐五代，隨著廣泛實行租佃，人身依附關係鬆弛，城市人口激增。城市民營商業、手工業發展，物資交流頻繁，臨街開店，夜市盛行，新的買賣區出現在官府限定的“市場”以外，這些城市商業活動的加強，開始突破城垣和城牆的限制，從根本上動搖了封閉的坊市制度。北宋都城開封城市平面佈局以開放的縱街長巷一改盛行數百年之久的封閉的裡坊制，是中國封建社會中後期都城佈局形制變革的先聲。開封的宮城位於全城中央，使縱貫全城的中軸線愈加突出。

元代大都城的規劃設計雖然第一次實現了《周禮·考工記》“面朝後市，左祖右社”營建國都的部分原則，但是城市整體佈局仍然是北宋以來逐漸出現的開放式街巷制變革的發展與繼續。明清二代都城北京的建築規劃更進一步突出了宮城在整個城市中的中心地位，南北中軸線與宮城前的橫街形成一個“T”字形宮廷廣場，中央官署依次集中在宮城前的中軸線兩側，是王朝時代皇權至上主題思想在都城規劃的最集中、最典型的表現。而北京城街道和市場的分佈，卻又標誌著中國都城由封閉式向開放式轉變的最終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