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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音]：Hanyu yufa
[英文]：Chinese grammar
研究漢語結構規律的學科。它包括詞、短語、句子的結構規律。
漢語語法概述
構詞
漢語的詞是用方塊字記錄下來的。有的詞只有一個音節，用一個字記錄，這就是單音詞。有的詞有幾個音節，用幾個字記錄，這就是多音詞。比如“學而時習之”，說出來是5個音節，寫下來是5個漢字，語法上是5個語素，同時又是5個詞。古漢語裡單音詞佔絕大多數，所以古人習慣上把字既當作書寫單位，也當作語言單位，不加分別。從現代語言學的角度來看，就不是這麼簡單了。
古漢語裡的多音詞，主要是雙音詞，所佔比例很小。單純的多音詞多數是所謂聯綿字，由兩個字組成，其中每個字不單獨表示意義，如“玲瓏、造次、披靡、觳觫”。合成的多音詞是由幾個單音語素組合而成的。有多種組合方式：
（1）並列式，有的是近義組合，如“道路、商賈、風雲、犧牲、爪牙”。有的是反義組合，如“長短、存亡、昧爽、緩急、成敗”。這些詞往往在原有的字義上有所引申，如“爪牙”指黨羽，“昧爽”指黎明。少數詞有偏義現象，如“緩急”指急，“成敗”指敗。近義組合的方式現代還在應用，反義組合的方式現代很少用了。
（2）偏正式， 如“匹夫、門人、生民、附庸、燕居”。在古漢語裡，偏正式組合多半是名詞，動詞不多。現代漢語裡除名詞外，動詞也不少，如“回憶、後悔、迷信、誤會 ”。古代有一些偏正式名詞是大名加小名的組合，如“帝嚳、城濮、祖乙、母辛、鳥烏、蟲蟻”，這種特殊的偏正結構，漢代以後就少見了。
（3）動賓式，如“司寇、牽牛、驚蟄、知音”。這一類詞在先秦時代多數屬專有名詞，如官名、星宿名，漢代以後逐漸多了起來。近代並且不限於名詞，如“起草、效勞、出席、擔心”。
（4）主謂式，如“冬至、秋分、地震、耳鳴、膽怯”，這一類詞為數極少，在先秦語言中更屬罕見。有些雙音形式，原來是由兩個單音片語成的短語，到後來逐漸變成雙音詞。如《孟子·公孫丑上》：“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這裡的“具體”指具備大體，即大體相似。現代漢語的“具體” 是一個詞，與“抽象”相對。又如《漢書·蘇武傳》: “女為人臣子， 不顧恩義，畔主背親。”這裡的“臣”對“主”而言，“子”對“親”而言，“臣子”是並列的兩個詞。現代漢語的“臣子”只是一個詞。
漢語裡很少構詞性質的字首、字尾。秦代以前，少數詞帶有類似詞綴的標記。有些名詞前邊帶“有”，如《尚書·湯誓》:“有夏多罪，天命殛之。”《詩經·小雅·巷伯》：“豺虎不食，投畀有北。”在《詩經》中，有些動詞前邊帶“言曰、聿、於”，它們在語音上有密切聯絡，可能屬於同一來源。如《周南·葛覃》:“言告師氏，言告言歸。”《小雅·采薇》:“曰歸曰歸，歲亦莫止。”《大雅·文王》:“無念爾祖，聿脩厥德。” 《邶風·燕燕》:“之子于歸，遠於將之。”但這些標誌用得並不普遍，而且在秦漢以後大部分消失了。使用時間較長的是“有”，多用於朝代名，如“有唐、有宋”之類。形容詞和副詞後邊有帶“然、爾、而、若、如”的。如《列子·湯問》:“雜然相許。”《論語·陽貨》:“夫子莞爾而笑。” 《詩經·齊風·猗嗟》:“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論語·鄉黨》:“誾誾如也。”這裡邊只有“然”字的應用一直延續到現代，如“井然、 茫然、枉然、猛然”等。漢代開始出現的名詞字首“阿” 也一直沿用至今，古代有“阿母、阿兄”，現代方言裡有“阿爸、阿哥”。
現代漢語裡最常見的是名詞字尾“子、兒、頭”。這些原來都是一般的語素，在構詞過程中逐漸虛化，位置趨於固定，意義逐漸抽象，語音也變成輕聲，在普通話和某些方言裡“兒”已經不成為一個獨立的音節了。我們可以比較“菜子、蓮子”和“桌子、刀子”，“女兒、健兒”和“花兒、亮兒”，“額頭、蔥頭”和“舌頭、看頭”，“和”字前面的例子裡的“子、兒、頭”是一般語素，“和”字後面的例子裡的“子、兒、頭”是構詞的字尾。這種虛化現象是長期歷史演變的結果。詞綴 “子”在上古已經出現了，例如《禮記·檀弓下》:“使吾二婢子夾我。”“兒”在唐代開始產生，例如金昌緒詩:“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頭”的出現比“兒”略早一些，可能產生於六朝。例如《水經注》：“沔水有物如三四歲小兒……常沒水中，出膝頭，小兒不知，欲取弄戲， 便殺人。” 現在也還有一些語素正在虛化的過程之中，如“教員、議員、演員”的“員”， “公家、作家、行家”的“家”，“博士、志士、名士”的“士”，“對手、獵手、能手”的“手”，“懦夫、腳伕、屠夫”的“夫”。這些可以稱為類字尾。
現代漢語以雙音詞佔優勢，不過在最常用的詞中單音詞仍佔相當大的比重，特別是動詞。古代雙音詞中的聯綿字，有一部分已經逐漸淘汰，如“侘傺、觳觫、栗烈”之類。現代沿用的聯綿字有的是上古遺留下來的，如“從容、參差、磅礴”等，有的是中古及近代才出現的，數量不很多。
漢語詞彙中有一部分是藉詞，其中有些很早就出現了，如“葡萄”是西漢時借自西域的詞。佛教傳入中國，東漢魏晉時代流行很快，從此漢語中出現許多來自梵語的藉詞，如“菩薩、羅漢、比丘、剎那、伽藍”等。近百年來，由於翻譯歐美書籍，又增添了不少藉詞，如“沙發、可可、芭蕾、坦克、尼龍、幽默、蘇維埃”之類。同時，還引進了好些日語詞，如“主觀、動機、義務、企業、有機、手續”等。
詞類
漢語的詞可分為名詞、動詞、形容詞、數詞、量詞、代詞、副詞、介詞、連詞、助詞、語氣詞、嘆詞、象聲詞等類。
現代漢語同古漢語相比，各類詞都有部分成員新陳代謝，這是語言中常見的現象。但介詞和語氣詞幾乎全部更換，這一現象值得注意。上古漢語介詞常見的有“於(於)、以、為、與”，由於數目少，往往一詞多用，有時不免表意含混。在現代漢語裡，代替“於”的有“ 在、向、給”等;代替“以”的有“用、把”等;代替“為”的有“被、對、替”等；代替“與”的有“和、跟、同”等。現代漢語裡出現的“於、以、為、與”，多半是在成語或者帶點文言色彩的語句裡。介詞的不斷豐富，在中古已經明顯地表現出來了，現代漢語的介詞都是由動詞演變而來。如“被”，在先秦兩漢時用作動詞，表示“遭受”的意思，後邊接名詞賓語。如《史記·高帝紀》:“高祖被酒。”後來出現了“被”與動詞組合的形式，如“被殺、被誅”之類。到了南北朝時期，“被”常用來引進施事名詞，如《世說新語·方正》:“亮子被蘇峻害。”這裡的“被”已經是介詞了。這種“被”字句逐漸廣泛運用，在近代和現代漢語中，動詞用法的“被”基本上已經消失。又如“把”，原來也是個動詞，是“握”的意思。如《戰國策·燕策》：“左手把其袖。”一直到唐宋還有動詞的用法。如韋應物詩“把酒看花想諸弟”，蘇軾詞“把酒問青天”。後來才逐漸演變為介詞。現代漢語裡有些介詞還兼屬動詞，如“在、對、給、比、到”等。
語氣詞或稱助字、助詞。古代表示陳述語氣常用“也、矣、焉、耳”，表示疑問語氣常用“乎、邪（耶）、哉、與（歟）”，表示感嘆語氣常用“哉、夫”，有時也用“也”，表示祈使語氣常用“矣、也、乎”。有時連用兩個語氣詞，如“也夫、也哉、也耶、也歟、乎哉、矣乎、焉耳、焉哉”，有時連用三個語氣詞，如“焉耳矣、也乎哉、也歟哉”。大都是在陳述語氣之後加上疑問或感嘆語氣，而重點在疑問或感嘆。語氣詞一般用於句末，有時也用於句中，表示停頓。現代漢語普通話常用的語氣詞有“的、了、嗎（麼）、呢、吧、啊”。“的”表示事情確實如此，“了”表示出現新的情況，多用於陳述句。“嗎”表示可疑，多用於是非疑問句。“呢”有兩個，一個用於特指疑問句和選擇疑問句，一個用於非疑問句表示確認事實。“吧” 表示半信半疑，常用於疑問句，有時也用於祈使句。“啊”用來增加感情色彩，它的變體有“呀、哇”等。這些語氣詞也可以連用，如“的麼、的呢、的吧、的啊、了麼、了呢、了吧”。“呢”和“啊”疊用寫作“哪”，“了”和“啊”疊用寫作“啦”，“嗎”原來也是由“麼”和“啊”合成的，現在“麼”已經很少單用了。
代詞由繁而簡，這又是古今漢語演變的一個方面。上古第一人稱代詞有“吾、我、餘、予、朕、臺、卬”等。第二人稱代詞有“汝（女）、若、爾、而、乃、戎”等。第三人稱代詞有“彼、夫、其、之”等。指示代詞，近指用“此、茲、斯、是、若、之、時”等，遠指用“彼、夫、其、爾”等。疑問代詞中，“誰、孰”主要是問人，“何、曷、奚、胡”主要是問事物，“惡、安、焉”主要是問處所和事理。中古以後逐漸淘汰了一些，如“臺、卬、戎、時”等，同時又增加了一些，如“身、儂”（第一人稱）、“渠、伊”（第三人稱）、“底” (疑問代詞)等。形式的多樣或者由於書寫異形，或者由於方言異讀。隨著時間的推移，語言日趨於規範化，現代漢語（普通話）的代詞在數量上明顯減少，讀音和書寫形式也統一了。人稱代詞主要是“我、你、他、咱”，指示代詞主要是“這、那”以及由它們派生的“這兒、那兒、這麼、那麼”等。疑問代詞主要是“誰、什麼、哪、哪兒、怎麼、 怎（麼）樣”。這些疑問代詞除了表示疑問之外，還可以用來泛指或虛指，如“誰也沒有來過”、“誰先到，誰買票”、“我什麼也不知道”、“什麼好就買什麼”。
古漢語有詞類活用現象。最常見的是形容詞、名詞、數詞活用作動詞。這種活用的標誌是帶上了賓語。如《史記·留侯世家》：“然上高此四人。”“高”，形容詞，用作動詞，意思是說皇帝尊重這四個人。《史記·項羽本紀》：“范增數目項王。”“目”，名詞，用作動詞，是“看”的意思。《詩經·衛風·氓》：“士也罔極， 二三其德。”“二三”， 數詞，用作動詞，是“改變”的意思。形容詞、名詞用作動詞，有時含使動(致動)的意義。如《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能富貴將軍者，上也。”“富貴將軍”是“使將軍富貴”的意思。《史記·項羽本記》:“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王我”是“使我為王”的意思。不及物動詞用作及物動詞，也可以表示使動的意義。如《史記·項羽本記》：“項伯殺人，臣活之。”“活之”是“救活”的意思。形容詞、名詞用作動詞，有時含有意動的意義，就是以為如何如何。如晁錯《論貴粟疏》:“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貴五穀”即“以五穀為貴”，“賤金玉”即“以金玉為賤”。《戰國策·齊策》:“孟嘗君客我。”“客我”即“把我當客人看待”。
現代漢語同古代漢語的差異，表現在詞類上還有以下兩個方面：一是量詞的普遍化，二是動詞時態範疇的出現。
在上古漢語裡，數詞多與名詞直接組合，或在名詞之前， 如“五犬、十羊”； 或在名詞之後，如“弓一、矢百”。也有在名詞後邊用上數詞再帶上原來的名詞或表示事物單位的詞的，如“牛十牛、馬五匹”，但比較少見。中古以來，表示事物單位的詞逐漸豐富，它們與名詞有特定的選擇關係，而且作為數詞與名詞的中介而存在。於是普遍出現“五隻狗、三朵花、十匹馬、幾封信”之類的用法。這樣，一種區別於名詞的語法範疇──量詞就形成了。同時，表示動量的詞，如“番、遍、次、下、回、頓”等也廣為運用。
現代漢語動詞的時態，是用附加時態助詞表示的。時態助詞“了、著、過”原來都是實詞。“著（著）”在先秦文獻中是個動詞，意思是“附著”，如《左傳·莊公二十二年》:“風行而著於土。”漢代開始，“著”也用在別的動詞後邊作為補語，但沒有改變詞性。如王充《論衡·雷虛篇》：“今鐘鼓無所懸著。”南北朝以後，動詞後邊的“著”逐漸虛化，出現了新的用法。如《敦煌變文·維摩詰經講經文》：“初聞道著我名時，心裡不妨懷喜慶，”“道著”是“說到”的意思，“著”的詞性近似助詞。再往後，到了元明時代，就完全變成時態助詞了，如《水滸·第二十五回》：“只見武大挑著炊餅擔兒，正從那條街上來。”由於有了“著”、“挑”和“來”在時間上發生了“同時”的聯絡。“了”原來也是動詞，是“完結”的意思。如《晉書·傅鹹傳》:“官事未易了也。”後來出現“了”的虛化用法。如《敦煌變文·歡喜國王緣》：“夫人聞了，又自悲傷。”又如《水滸·第四回》：“行了幾步，又望見一家酒旗兒，直挑出在門前。”由於用上“了”、“聞”和“悲傷”，“行”和“望見”，在時間上發生了“先後”的聯絡。“過”出現比較晚，到宋代才多起來，如《朱子語類》：“而今只是那一般合看過底文字也未看，何況其他。”除了上述“了”表示完成態，“著”表示持續態(進行態)，“過”表示經驗態之外，現代漢語動詞還有短時態（嘗試態），如“你說說，我聽聽”;可能態，如“說得清，聽不懂”。
現代漢語的詞可以分為實詞和虛詞兩大類：能夠單獨充當句法成分的是實詞，不能單獨充當句法成分的是虛詞。實詞和虛詞各包括若干次類，如表。
實詞裡邊有幾個附類值得注意。方位詞是比較特殊的名詞，它雖然有一般名詞的某些特點，但是經常附著在別的詞語後邊，組成表示處所或時間的名詞或短語，如“屋裡、國外、開會前、假期當中”。非謂形容詞跟一般形容詞一樣，能充當名詞的修飾語（大型螢幕、初級中學），但是不能做謂語。趨向動詞除了有一般動詞的特點之外，還經常用在別的動詞或形容詞後邊充當補語，如“拿來、寄出、說下去、熱起來”。動詞“是”在意義上表示判斷，在功能上起著聯絡主語和謂語裡主要成分的作用。助動詞從一個方面看，有點象副詞，用來修飾動詞或形容詞，從另一個方面看，又象是主要動詞，拿後面的動詞做它的賓語。有時候能單獨充當謂語，如:“我會”，“誰敢？”
虛詞的作用表現在“ 連線”和 “附著”兩個方面。連詞的作用是連線，有的連線詞或短語，有的連線分句。列表如：
A、B兩組跟C、D兩組之間的區別，在於連線的單位不同；A、C兩組跟B、D兩組的區別，在於表示的關係不同。
介詞的作用是附著在別的詞語（主要是名詞或名詞短語）上邊，組成介詞短語，用在句中表示施事（“被他”）、受事（“把他”）、範圍（“關於這件事”）、時間或處所（“在昨天晚上、在桌上”）、根據（“憑這個” ）、 比較（“比他”）、目的（“為工作”）、起點（“從此”）、方向（“朝前”）等。
結構助詞裡邊，“得”的作用是引進表示結果或程度的補語。“的”的作用是附在別的詞或短語後邊，組成“的”字短語，如“我的、教書的、從前方回來的”，在句子裡的功能與名詞相當。“地”的作用與“的”相似，組成“地”字短語，如“慢慢地”、“輕易地”，在句子裡的功能與副詞相當（“的”和“地”是書面上的區別，語音相同）。
嘆詞和象聲詞是特殊的詞類。一般習慣把它們劃歸虛詞，其實它們並無連線或附著的作用，不跟句子裡別的詞語發生關係。
句法
漢語的基本句型是主語在前，謂語在後。感嘆句有時候改變這種次序。古代的例子如：《尚書·牧誓》：狘a href='http://www.baiven.com/baike/220/255137.html' target='_blank' >板岩櫻魍林耍薄堵塾鎩ぷ勇貳罰骸耙霸眨梢玻畢執睦尤紓骸闇昧稅桑悖薄昂媚鴨。閼饢豢瞥ぃ幣晌示湟燦欣嗨頻睦印９糯娜紆《禮記·檀弓上》：“誰與，哭者？”現代的例子如：“吵什麼呀，你們？”“跟誰學的，這是？”
在有賓語的動詞謂語句裡，一般次序是動詞在前，賓語在後。但是在古代漢語裡，如果賓語是代詞而句子是疑問句或否定句，賓語在動詞之前。如《論語·里仁》：“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之”是“見”的賓語，前置。《論語·子罕》：“吾誰欺？欺天乎？”“誰”是“欺”的賓語，前置。在現代漢語裡，如果賓語表示周遍性的事物，位置在動詞之前，並且動詞之前常有副詞“都”或“也”。例如:“不用說了，我什麼都知道了。”“他忙了一天，一件事兒也沒辦成。”
動詞性謂語是說明事實的過程的，事情的過程往往同施事、受事有關。古漢語的主語表示施事或受事，用的動詞相同，一般沒有虛詞作標誌。如《莊子·胠篋》：“魯酒薄而邯鄲圍。”這裡的“圍”是“被圍”的意思。《史記·春申君傳》:“而呂不韋廢。”這裡的“廢”是“被廢”的意思。表示被動意義的句式是逐漸形成的。
（1）用“為”或“為……所”加在動詞前邊，如《莊子·天下》：“道術將為天下裂。”《漢書·霍光傳》:“衛太子為江充所敗。”②動詞後邊用“於”，如《論語·公冶長》：“御人以口給，屢憎於人。”③動詞前邊加“見”，如《孟子·梁惠王上》:“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④最後產生的是用“被”的句式，已經是漢代以後了，如《世說新語·言語》：“禰衡被魏武謫為鼓吏。”這種句式一直保留到現代。
在動詞謂語句裡，如果不止一個動詞，動詞可以有多種關係。以古代漢語為例，有並列關係，如《論語·子張》:“君子尊賢而容眾。”有修飾關係，如陶潛《歸去來辭》：“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有動賓關係，如《左傳·莊公十年》：“懼有伏焉。”有連動關係，如《史記·項羽本紀》：“項莊拔劍起舞。”有遞系關係，即兼語式，如《木蘭詩》:“送兒還故鄉。”現代漢語的動詞謂語裡同樣有這種情況。但現代的動詞謂語句裡最值得注意的是動詞常有多種連帶成分，形成多層次的動詞短語，形式比古漢語繁複。試以結果補語為例，先秦時期動詞很少帶結果補語，漢代才比較多見，以後廣泛流行，沿用到現代，所表達的意義更加多樣，形式也更為靈活。補語可以是說明主語的，如“我吃飽了” ；可以是說明賓語的，如“ 我已經看完了上冊”；可以是說明動詞的，如“看準了方向”;可以是說明動作的次數或時間的，如“讀了兩遍”、“讀了三天”。用結構助詞“得”連線的補語，始見於唐宋之際的白話，現代漢語裡廣泛運用。連動句和兼語句在現代漢語裡也得到進一步發展，並且往往互相套疊。連動中套兼語，如“我馬上發電報催他回來”；兼語中套連動，如“他讓我留下來整理記錄”。
現代漢語裡有一種廣泛運用的動詞謂語句，就是用“把”字把代表受事的詞語引到動詞前邊去。這種句式開始出現在唐代，除用“把”外還用“將”。在唐詩裡有時一聯之中一句用“將”，一句用“把”。例如：“如將月窟寫（瀉），似把天河撲”（皮日休詩）。後來用“將”的越來越少，現代只用“把”了。這種句式原來只是連動式，“把”和“將”的意義比較實在，後來逐漸虛化，變成了介詞。這種句式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受補語發展的影響，因為補語和賓語都需要靠近動詞，如果動補結構比較複雜，後邊再帶賓語就不方便了。
名詞謂語句，如果是肯定句，在古代是不用系詞的（否定句用“非”）。古漢語裡典型的結構是在主語後邊用“者”，句末用“也”。如《莊子·逍遙遊》：“南冥者，天池也。”也可以單用“者”或“也”，如晁錯《論貴粟疏》:“粟者，民之所種。”《莊子·德充符》:“夫子，聖人也。”“者”、“也”都不用的，如《資治通鑑·漢紀》:“劉備，天下梟雄。”加進系詞“是”字的句式，大概在戰國後期已經產生。馬王堆出土的帛書中有一幅根據天象判斷吉凶的佔書，當中有“是是帚彗”、“是是竹彗”、“是是蒿彗”等句子，這些句子裡的第二個“是”字顯然是系詞。這幅佔書是漢初人抄錄的，原書為戰國後期楚人所著。現代漢語使用“是”字就十分普遍了。“是”字後面的名詞對主語的語義關係多種多樣。首先是認同和歸類，前者如“魯迅是周樹人的筆名”，後者如“熊貓是熊，不是貓”。這是漢語和別的語言相同的，但是象下面的例子就比較特殊了：“初中一是算術，初中二是代數”，“人家是豐年，我們是歉年”，“人是衣裳馬是鞍”，“山坡上全是栗子樹”。
主謂謂語句古代漢語裡就已經有了，例如《論語·公冶長》：“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史記·老子韓非列傳》:“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遊；獸，吾知其能走”;《孟子·告子》:“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這裡的“之”、“其”、“所”都可以視為這種句式的標記。現代漢語裡的主謂謂語句，固然有有標記的，例如：“老張，他肯幫助人，人也願意幫助他”；“事不過夜，這是我們公約的第八條”；“可我有我的工作呀，整天這麼著，那算怎麼回事！”可是沒有標記的也很多，例如：“二華這傢伙，人不錯”；“她跟爹媽一樣，小事心粗，大事心細”。
以上略述漢語的基本句式，也就是所謂單句的結構。句子分單復，來源於西方的語法學傳統。印歐語系語言靠詞語形態的幫助，分別單句和複句比較容易。拿書面語來看，漢語則議論文字還不難分別單句和複句，因為複句的幾個分句常常用連詞銜接。日常談話裡邊很少用連詞，因而往往難於決定某一語段是一個複句還是幾個單句。關於斷句，中國有中國的傳統，古人所說的“句”，用現在的標準來衡量，可能是複句裡的一個分句，也可能是一個單句，還可能只是一個單句的一個部分。中國舊時的斷句，主要依據詞語的長短，也就是誦讀的方便。這可以用黃侃的話做代表：“文以載言，故文中句讀，亦有時據詞氣之便而為節奏，不盡關於文義。”黃侃曾經拿《馬氏文通》裡引來做區別句和讀的例子的一段《孔子世家》加上他自己的斷句，斷得較長；《馬氏文通》的劃分句讀也跟現在分別句和分句有出入。這就說明區別句子的大小繁簡，中國和西方的傳統很不一樣。
漢語語法特點
拿漢語同印歐語系語言作比較，它顯示出一些特點。首先是沒有詞形變化。有人認為漢語裡的“們、著、了、過”等，沒有獨立的詞彙意義，在句子裡不能獨立運用，總是附著在實詞後邊表示某種語法意義，它們也有詞形變化的語尾性質。儘管如此，它們同印歐語言中的語尾有相當大的差別。拿“們”同英語裡表示名詞複數的“-s”比較，①“們”不但可以附著在單詞的後邊，而且可以附著在並列的幾個成分後邊。如“子女們”、“大哥哥大姐姐們”。
（2）漢語中名詞沒有單數和複數的對立，“學生們”是複數，但“學生”並不一定是單數。“們”的使用沒有強迫性，“工人們和農民們”、“工人和農民們”、“工人和農民”表示的都是不止一個工人、不止一個農民的意思。
（3）“們”字的使用也沒有普遍性，一般只能加在人稱代詞和指人的名詞後邊（指物名詞後邊加“們”是修辭的用法）。此外，帶“們”的名詞的句法功能也受到限制，比如可以說“學生們”，不能說“三個學生們”；可以說“我們是學生”，不能說“我們是學生們”。“著、了、過”同“們”的性質相似，它們都可以附著在短語後邊，如“打掃乾淨了大客廳”、“正在研究和討論著的問題”、“無論試驗或未試驗過的方法”。它們的使用有一定的靈活性，有的場合一定要用；有的場合可用可不用，如“你看見（了）沒有？”以上事例足以說明漢語缺少象印歐語言那樣的嚴格意義的形態變化。缺少嚴格意義的形態變化，這是漢語同印歐語言的根本差別，由此產生一系列其他特點。
（1）語序是漢語裡的重要語法手段。a.同樣的語素，次序不同，構成不同的詞，如“前門”和“門前”，“上邊”和“邊上”。b.同樣的詞，次序不同，組成不同的短語和句子，如“經濟計劃”不同於“計劃經濟”，“方便群眾”不同於“群眾方便”，“一噸煤用不了一個月”不同於“一個月用不了一噸煤”。c.句法成分的次序一般是固定的，即主語在前，謂語在後；動詞在前，賓語在後，如此等等。為了適應語用上的需要，有時可以改變語序，如“我沒有什麼印象”和“我什麼印象也沒有”。
（2）漢語詞類和句法成分的關係是錯綜複雜的。在印歐語言裡，詞類和句法成分之間有一種簡單的對應關係。大致說來，動詞跟謂語對應，名詞跟主語、賓語對應，形容詞跟定語對應，副詞跟狀語對應。動詞和形容詞只有通過構詞手段或句法手段轉化成為名詞性成分之後，才能在主語、賓語位置上出現。漢語則不然，動詞和形容詞無論是做謂語還是做主語、賓語，都是一個樣子。漢語的名詞，除了充當主語、賓語之外，還可以做定語和狀語，在一定條件之下，也可以做謂語。名詞做謂語，古代很普通，如：“孔子，魯人也。”現代一般是表示日子、天氣之類，如:“今天中秋。”“昨天陰天。”如果名詞前邊帶有修飾語，就不限於表示日子和天氣了，如“魯迅浙江人”，“那個人大眼睛，黃頭髮”等等。名詞直接修飾動詞，在古漢語裡是常見的現象。如《左傳·莊公八年》:“豕人立而啼。”《史記·項羽本紀》:“吾得兄事之。”現代漢語裡最常見的是時間名詞、處所名詞直接修飾動詞，如：“我明天動身”、“您屋裡坐”。其次是表示某種方式，如“要禮貌待人”；有時表示使用的工具或材料，如:“電話聯絡”、“冷水洗澡”。以上事實表明:漢語里名詞、動詞、形容詞是多功能的，這與印歐語言不一樣。
（3）在現代漢語裡，音節多寡影響語法形式。a.有些單音節詞不能單說，比如稱呼姓張的人，可以叫他“老張”或“小張”，但不能叫他“張”。b.有些雙音節詞要求後邊也是一個雙音節詞，如“進行調查”、“加以整頓”、“互相埋怨”、“共同使用”，不說成“進行查”、“加以整”、“互相怨”、“共同用”。c.雙音節詞常常聯合起來造成一個短語，如“先進經驗、寶貴意見、圖書儀器、輕鬆愉快”等。這樣，漢語裡就有大量的四字語存在。
（4）簡稱是很多語言中都有的現象，但是現代漢語裡的簡稱不但數目多，並且有它的特點。a.常常是兩個平列的修飾語合用一箇中心語，如“中小學”、“動植物”、“進出口”（早先已經有過少量例子，如“南北朝”、“新舊唐書”）。b.用數字概括平列的幾項，如“四化”(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科學技術現代化）。c.簡稱的地位介乎詞和短語之間。一方面簡稱代表全稱，是一種特殊形式的短語，另一方面，簡稱比全稱更加凝固，更象一個詞。實際上簡稱是一種過渡形式，用得多，用得久，往往就變成一個詞，以致很多人都忘了它原來是一個簡稱了。例如：“語文、科技、療效、外貿”等等。
（5）漢語裡有豐富的量詞和語氣詞。
漢語語法研究
1919年“五四”運動以前的語法研究1898年的《馬氏文通》是中國第一部系統的文言語法著作。在這部書出版之前，語法研究沒有成為獨立的學科。古代關於語法的論述散見於兩類著作，一類是文字訓詁學家的著作，一類是文藝理論家的著作。訓詁學研究古書的詞義，在隨文釋義的時候，必然要注意到詞義與上下文的關係，往往涉及語法現象。如《詩經·小雅·常棣》：“原隰裒矣，兄弟求矣。”《毛傳》加以註釋：“求矣，言求兄弟也。”這裡說明，“兄弟”是“求”的受事，而非施事。又如《詩經·大雅·常武》：“王命卿士，南仲大祖。”《毛傳》加以註釋：“王命南仲於大祖。”這裡說明：
（1）原詩兩句實為一句； ②“命”的物件是南仲；
（3）“大祖”（太廟）是“命”的處所，原詩省略了表示處所的“於”。訓詁的另一種方式是逐字為訓。《說文解字》（東漢許慎著）把9000多字分部首排列，逐個地加以解釋。即使是虛詞，也從詞義上加以說明。如：“矣，語已詞也。”“乎，語之餘也。”後來出現了專門解釋虛詞的著作，如元代盧以緯的《語助》，清代劉淇的《助字辨略》、王引之的《經傳釋詞》。特別是《經傳釋詞》，例證多，可信的程度高，對語法研究很有啟發。因為虛詞同語句結構的關係密切，所以說明它們的作用須尋求出現的語境。如《助字辨略》解釋“而”:“而，承上轉下，語助之辭。《論語》‘本立而道生’是也。又如《論語》‘敬事而信’，此而字，但為語助，無所承轉，去‘而’字則不可以句也。”這樣就把逐字為訓與隨文釋義結合在一起了。
然而文字訓詁學家從古籍中抽出詞語，分類編次，並未能從用法上加以概括。開創這一工作的是幾位文藝理論家和文學家。他們根據自己使用虛詞的經驗來歸納其用法，把作用相同或相近的概括成類。南朝梁代的劉勰在《文心雕龍·章句篇》中說：“至於夫、惟、蓋、故者，發端之首唱；之、而、於、以者，乃劄句之舊體，乎、 哉、矣、也者，亦送末之常科。” 唐代柳宗元在《復杜溫夫書》 中說：“所謂乎、歟、耶、 哉、夫者，疑辭也，矣、耳、焉、也者，決辭也。”劉勰按照虛詞在句中的位置分為句首、句中、句末三類，柳宗元按照虛詞的表意作用分為疑辭和決辭兩類，都給後世的研究以深遠的影響。此外，作家在創作實踐中，也注意到詞在功能上的異同。如從唐代開始的格律詩，講求對仗，上下句相應的詞語大體上有相似的功能。如杜甫《春望》：“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宿府》：“永夜角聲悲自語，中天月色好誰看。”名詞對名詞，動詞對動詞，可以想見作家心目中已經意識到詞的功能類別。在宋代，文學家重視虛實的劃分，更重視虛詞的使用。南宋張炎在《詞源》中說：“詞與詩不同，詞之句語有二字、三字、四至六字、七八字者，若堆疊實字，讀且不通，況付之雪兒乎？合用虛字呼喚，單字如正、但、甚、任之類，兩字如莫是、還又、那堪之類，……此等虛字卻要用之得其所。”諸如此類的論述和實踐，多少都涉及語法現象，但是並沒有發展成為獨立的語法科學。講虛詞的專著，有虛詞詞典的性質，但並非語法書。文學家和文藝理論家的論述，著眼點是詩文的創作，並不打算總結語言結構的規律。因此，《馬氏文通》以前的漢語語法研究只是漢語語法學的萌芽。
《馬氏文通》的寫作目的，在幫助人們閱讀古書和使用文言。作者馬建忠在序言中說:“愚故罔揣固陋，取四書、三傳、史、漢、韓文為歷代文詞升降之宗，兼及諸子、語、策，為之字櫛句比，繁稱博引，比例而同之，觸類而長之，窮古今之簡篇，字裡行間，渙然冰釋，皆有以得其會通，輯為一書，名曰文通。”全書引證古書達七八千句，可以說已經集文言句式的大成了。至於研究方法，一方面模仿印歐語法建立體系，同時也注重漢語的特點，不少地方突破了西方語法的框架。在漢語語法研究上，馬建忠的開創之功是不可磨滅的。《馬氏文通》給後來的漢語語法研究以深遠的影響，主要有幾方面。第一，重視句法。在馬建忠的時代，西方的一般語法書多詳於詞法而略於句法。漢語缺少詞形變化，不可能象印歐語法那樣敘述各類詞的形式特點。因此《馬氏文通》儘管全書10卷中有8卷講字類，但莫不聯絡句法來論述。第二，劃分詞類著重意義標準。書中說:“義不同而其類亦別焉，故字類者亦類其義焉耳。”又說:“字無定義，故無定類，而欲知其類，當先知上下之文義何如耳。”第三，列助字一類。拿漢語和印歐語言相比，助字（語氣詞）確是一大特點。馬建忠認為助字是“華文所獨”，所以單獨列為一類。
此後陸續有語法著作問世，大都以《馬氏文通》為範本，或多或少加以修補。章士釗的《中等國文典》(1907)，注重字和詞的區別，較為合理，在術語上也作了一些改變。(見彩圖)
1919年“五四”運動至1949年的語法研究
從“五四”時期開始，漢語語法研究者漸漸對《馬氏文通》不滿， 企圖有所改革。劉復的《中國文法通論》（1920，(見彩圖)）頗受英國語言學家H.斯維特的《新英語語法》的影響。金兆梓的《國文法之研究》(1922)參照劉復的書而又有所變通。陳承澤的《國文法草創》（1922）在詞類區分上分別本用和活用，這在辨識詞性方面有所改進。稍後有楊樹達的《詞詮》(1928)和《高等國文法》(1930)，兩書內容大部分相同，只是編排方式兩樣。《高等國文法》的語法體系與《馬氏文通》相近，但在細節上有所修正。
以白話文為研究物件的語法，以黎錦熙的《新著國語文法》(1924)最為著名。這本書首創“句本位”語法體系，在詞類問題上主張“依句辨品，離句無品”。在句子分析方面，採取以主語和述語為中心的分析法，拿J.C.納斯菲爾德的《英語語法》(1910)作參考來確定句子成分。同時還採用A.裡德等人的圖解法來表示句子分析的結果。這本書多次重印，對語法學界，特別是在大中學校的語法教學上，影響很大。
如何根據漢語自身的特點來研究漢語語法，這是許多學者想解決的問題。劉復、陳承澤等人對此發表過原則性的意見。30年代末開展的文法革新問題討論，主張“根據中國文法事實，借鏡外來新知，參照前人成說，以科學的方法、謹嚴的態度締造中國文法體系。”(《中國文法革新論叢》序言）這次討論，為擺脫語法研究中的機械模仿、為革新漢語語法研究作了思想上、理論上的準備。
40年代初，一些語言學者既借鑑國外語言學理論，又重視漢語的實際，撰寫了一批新著。呂叔湘的《中國文法要略》(3卷，1942～1944)和王力的《中國現代語法》(上冊1943，下冊1944)是這一時期的碩果。《中國文法要略》拿文言和白話對照，著重語法現象的描寫。“詞句論”探討了句子和片語之間的變換關係，細緻深入。“表達論”以語義範疇為綱描寫漢語句法，是迄今為止對漢語句法進行全面語義分析的唯一著作。《中國現代語法》十分重視漢語的特點，特別是在句法的描寫方面，對推動漢語語法研究有重大影響。這本書在句型上提出“能願式”、“使成式”、“遞系式”、“處置式”、“被動式”、“緊縮式”等，對於後來的研究起了引導和啟發的作用。在40年代，學者們開始重視近代漢語的研究，但大都偏重詞彙方面，在語法方面引人注目的是呂叔湘所作的一些專題研究。
1949年以來的語法研究
無論從規模看，從成果看，從培養人才看，都取得很大成績。這一時期的語法研究有下列特點：
（1）注重社會實踐的效用。1951年《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號召全國人民正確地使用祖國語言，同時連載呂叔湘、朱德熙合著的《語法修辭講話》，幫助讀者掌握語法修辭知識，用來指導語言的運用。於是，掀起學習語法的高潮。研究工作者都十分重視語法知識的普及工作，包括在中學開展語法教學。與此同時，語法知識也成為高等學校“現代漢語”課的重要內容。
（2）開展了全國性的專題討論。影響最大的有3次：詞類問題的討論、主語和賓語問題的討論、析句問題的討論。詞類問題的討論是1953年開始的，延續了一年多，討論的主要問題是：a.根據什麼標準劃分詞類？b.如何理解形態和功能?主語和賓語問題的討論是1955年7月開始的，延續了一年左右。討論的中心問題是:漢語的主語和賓語的判定是根據意義（施受關係）還是依據形式（語序）？句法成分的標誌是什麼？析句問題的討論，可以說是前兩次討論的繼續，因為詞類問題和主賓語問題都與析句問題密切相關。從整個語法體系來看，析句的目的、方法以及有關的理論，是更根本的問題。討論從1981年開始，歷時一年多。討論的主要問題是成分分析法（中心詞分析法）和層次分析法（直接成分分析法）孰優孰劣？它們各自的適應性和侷限性怎樣？兩種方法是否矛盾？能否結合？不屬於這幾次討論的產物之列，但對於漢語語法裡種種問題作了系統論述的，有呂叔湘的《漢語語法分析問題》(1979)。
（3）借鑑和吸收現代語法學理論。美國結構主義學派的學說在50年代初引進中國，由李榮摘譯趙元任的《國語入門》的序論開始，接著是在《中國語文》上連載的《語法講話》，這個《講話》在一定程度上運用了直接成分分析法，在全國範圍內產生了影響。60年代出現若干篇立足於漢語而借鑑現代語言學理論的論文，如呂叔湘的《說“自由”和“黏著”》(1962)、《關於“語言單位的同一性”等等》(1962)，朱德熙的《說“的”》(1961)和《句法結構》(1962)。同時，國外一些語法學者，採取現代語言學的方法分析漢語語法，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績。
參考書目
馬建忠：《馬氏文通》，商務印書館，北京，1983。
王力:《中國語言學史》，山西人民出版社，太原，1981。
王力:《漢語史稿》(中冊)，科學出版社，北京，1958。
呂叔湘:《漢語語法論文集》（增訂本），商務印書館，北京，1984。
丁聲樹等：《現代漢語語法講話》，商務印書館，北京，1961。
朱德熙：《語法講義》，商務印書館，北京，1982。
趙元任著，呂叔湘譯：《漢語口語語法》，商務印書館，北京，1979。(YuenRenChao， AGrɑmmɑr ofSpokenChines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Berkeley，Los Angeles，London，1968.)
林玉山：《漢語語法學史》，湖南教育出版社，長沙，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