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操和課間操

[拼音]：gewu zhizhi

中國宋明理學認識論學說。始見於《禮記·大學》。原是作為誠意、正心、修身等道德修養方法的命題，從宋代理學家程頤開始，把格物致知作為認識論的重要問題對待。

程朱觀點

程頤認為，“格，至也，如‘祖考來格’之格”，“格猶窮也，物猶理也，猶曰窮其理而已也”。他所說的物指一切事物，包括精神現象或物質現象。認為格物就是就物而窮其理，格物的途徑主要是讀書討論，應事接物之類。做法“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這個從逐漸積習到豁然貫通的過程，包含了關於人類認識的一些合理觀點。程頤又認為：“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則不能得之，而致知必有道，故曰‘致知在格物’。”他認為格物致知的過程，是一個體認吾所固有的理的過程。

朱熹在程頤思想基礎上，通過為《大學》作格物致知補傳，提出了系統的認識論及其方法，他以人心之靈，莫不有知為認識主體，以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為認識客體。他說知在我，理在物，此我、物之別，就是其“主賓之辨”。他認為連結認識主體和認識客體的方法，就是“格物致知”。朱熹訓格為至為盡。至，謂究至事物之理;盡，有窮盡之意。他訓物為事，“物，猶事也”。其範圍極廣，既包括一切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亦包括心理現象和道德行為規範。“格物”就是窮盡事物之理。他強調格物，就事物中窮其理，批判了格物即捍衛外物或反身而誠等說法。認為格物的途徑有多端，上至無極、太極，下至微小的一草一木、一昆蟲，都有理，都要去格，一事不窮，便闕了一事的道理，一物不格，便闕了一物的道理。朱熹還強調格物須要有緩急先後的次序，重要的是窮天理，明人倫，講聖言，通世故。認為格物的目的是窮理，由具體事物而窮盡其理，不能脫離具體事物。朱熹解釋致知說：“致，推極也。知猶識也。”認為致知就是推致其知以至其極。人心本來全體虛明，萬理皆具，只因被物慾所蔽，不能自明，經格物而後推極已知之理，以達到萬物之表裡精粗無不到，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朱熹認為，“致知格物只是一事”，是認識的兩個方面。

陸王觀點

陸九淵從“心即理”說出發，認為格物的下手處，就是體認本心。因為萬物皆備於我，所以，只要體認本心，萬物之理便都明白了。朱、陸宗旨雖有異，但陸九淵對格物的訓釋，則有承襲程朱之處。陸九淵說：“格，至也，與窮字、究字同義。”王守仁不滿意陸九淵的解釋，他說：象山之學，“其學問思辨，致知格物之語，雖亦未免沿襲之累”。他反對朱熹在事事物物上窮理的方法，訓格為正，“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謂也。正其不正者，去惡之謂也。歸於正者，為善之謂也，夫是之謂格”。他認為去不正以歸正，去惡從善，就是格。又訓物為事，說“物者，事也，凡意之所發必有其事，意之所在之事謂之物”。王守仁強調物只是意之所在，不能離心而存在。因此，格物就是正心，正心就是去掉惡念即私念，以便恢復固有的良知。因此，格物也就是致良知的工夫。他訓致知的致為“至”，“致者，至也”。知為良知。致知，並非後儒所說的充廣其知識，而只是致吾心之良知。

明清唯物論者的觀點

明清時的唯物主義者，對程朱陸王的格物說作了批判。羅欽順認為，王守仁以格物在致知，不符合《大學》“致知在格物”的原意，以為心外無物，心外無理，而把格物看作格心，都是不對的。他說：“人之有心，固然亦是一物。然專以格物為格此心，則不可”；把窮理看作窮此心，亦不可。批評陸王的格物窮理與禪宗的明心見性相類。王夫之出入理學，對理學作了批判性的總結。他認為“格物”就是人們對於外界事物的認識，是以“學問為主，而思辨輔之”。“致知”，就是人們進行思辨的理性活動，以“思辨為主，而學問輔之”。學問所得的資料，是思辨活動所依循的基礎。如果沒有格物，不接觸外界事物，就會使認識陷入空想，沒有致知，就會被各種事物的現象所迷惑，因而兩者必須相濟。所謂致知在格物，就是“以耳目資心之用而使有所循也，非耳目全操心之權而心可廢也”。應以格物為先，才能對事物的規律有所瞭解，以便啟發心思。如離開格物，而去冥思苦想，便不可能致知。這是對認識過程的辯證說明。但羅欽順、王夫之論致知，亦有受朱熹影響的一面，認為致知是盡吾心中之理。顏元對格物致知作了新解，他釋“格”字為“手格猛獸之格，手格殺之之格，乃犯手捶打搓弄之義”，賦予“格”以行的意義，即親自動手去做，犯手實作其事。因此，他說的格物致知就是手格其物，而後知至，要知蔬菜是否可食，味道如何，必須親自嘗一嘗。強調認識和習行的結合，包含有知識來源於實際活動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