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動與血、尿、汗

[拼音]：Woren

中國清代後期理學家。字艮峰，烏齊格里氏。蒙古正紅旗人，駐防河南。道光九年(1829)進士，歷任詹事、侍講學士、侍讀學士和副都統等職。穆宗時，任工部尚書、晉文華殿大學士。卒後諡號文端，入賢良祠。他編寫的《帝王盛軌》、《輔弼嘉謨》被賜名為《啟心金鑑》和《沃心金鑑》。其他著作還有：《為學大指》、《嘉善錄》以及詩文、雜稿、日記等，均收入《倭文端公遺書》。

倭仁哲學思想的基本概念是“理”。理的內容主要是指仁、義、禮、智等封建道德。認為人自身只有仁、義、禮、智之理，人們之間的理不異於己之理；物理又不異於人之理。宇宙萬物都統一於一個理。這是把世界歸結為精神的唯心主義。

倭仁在認識論上主張“理在心中”的先驗論。《為學大指》說：“蓋人心虛靈，天理具足，仁、義、禮、智皆吾所固有”。但心中之理不會自明，因為有“物蔽”，人們為“利祿之趨，習俗之徇，淚沒沉淪，而為人之理遂失”。因此，需要“致知”，認識天理。這對任何人都一樣，聖人也不例外，世上人人都應當學習。

倭仁認為認識天理即是認識己性、人性和物性，並把它們區分為兩個階段：

（1）“盡己性”，即認識自己的天性，按天理去約束自己的言行。要做到這點，必須克服私念。因為“念慮萌動之初，為善惡分途之始”，不去掉私念就不懂得自己的善性。去念的辦法是“端莊靜一”、“涵養本原”、“察幾慎動”、“克己復禮”等，只有這種內心修養，才使天理不受物蔽而清明昭著。

（2）“盡人性、盡物性”，即認識人們之間和物之中隱藏的天理。窮盡物理要從一物上窮理開始，“稽之聖賢，講之師友，察之事物，驗之身心，以究析其精微之極至”。更重要的是用“類推”的辦法，認為類推可認識到大至“天地之運，古今之變”，小至“一息之頃，一塵之微”的萬物都是一“理”。類推還能認識到“物我一理”，自一身，以至一家，至於萬物，都有君臣、朋友的關係，都是一個天理。這兩個階段，是相互聯絡不可分割的。他認為盡己性才能盡物性，否則就不能為“天地立心，萬物立命”。物性是己性的類推。他指出那種從萬物中尋找離開己性的“聞識”“曉會”是對窮理的曲解。另一方面，他又認為盡己性必盡物性，要推己及人，推己及物，應把盡物性看成是自己份內的事。他指出，因“物我異體”而只修己性，不及人和物，是不懂己性的真正含義。

倭仁在社會問題上主張“帝王心治天下”的唯心史觀。認為社會的治亂、興衰決定於朝廷的政治和用人，政治和用人又受帝王的心制約。《輔弼嘉謨》說，帝王的心“為萬事之主”，是“用人行政之得失”的原因，“天下之治亂安危系之此”。帝王心正，則天下事沒有不正的；心不正則不會有正的。他要求帝王之心“明白洞達，而無一毫邪曲之私”，做到“發之政事乃合於天理之正”，象堯舜禹湯文武那樣治理天下。

倭仁推崇程朱之學，說“辨學術當恪守程朱，以外皆旁蹊小徑，不可學也”。他的思想基本繼承理學的傳統，又糅雜了其他思想，包含主觀唯心主義的成分。

倭仁早年和曾國藩、何桂珍等人就學於理學家唐鑑的門下，後因其學業優長，為兩宮太后器重，成了穆宗（同治）的帝師。在洋務運動中，他站在頑固派一邊，在上疏的奏摺中提出“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反對設同文館和學習西方科學知識，成為頑固派的重要思想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