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野（1916～1994）
[拼音]：li
中國古代哲學，特別是宋明哲學的重要範疇。在唯物主義哲學中一般指事物發展的規律、 條理； 在唯心主義哲學中， 主要指抽象觀念、精神實體。“理”這個詞作為哲學概念出現於戰國時期。《管子·心術》說：“理也者，明分以諭義之意也”。《四時篇》以陰陽為“天地之大理”。孟子以為理是人心所具有的道德觀念。《告子上》說：“心子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莊子》中有“天理”、“萬物之理”等概念，“天理”指自然之理，“萬物之理”指事物變化之理。《善性篇》提出“道、理也”的命題，把理和道直接聯絡起來。荀子提出了“事理”、“物理”等概念，他所謂的理，既有社會方面的內容，也有自然方面的內容，他強呼叫天地之理治理天地萬物的思想，具有認識自然規律，改造自然界的意義。韓非明確提出，理是事物的具體規律，是“成物之交”，即事物的條理、法則，認為“萬物各異理”， 即不同事物具有不同規律。 他還提出理就是方圓、短長、粗細、堅脆、大小、輕重、白黑等等的分別。《呂氏春秋》進一步提出“理也者，是非之宗也”，把理視作判斷是非的根據。
兩漢時期，董仲舒認為，理由天授，故稱“天理”。王充則講“物氣之理”，批判天人感應論是“失道理之實”。
魏晉時期，有“辨名析理”之風，王弼說：“不能辨名則不可與言理”，又說：“物無妄然，必由其理”，承認事物是有規律的;但他認為，“事有歸，理有會”，如能總其會，理雖眾多，“可以至約窮也”。至約就是“無”，也就是可以抽象概括為“無”。裴認為理以“有”為體，它是客觀事物的真實規律，包括社會倫理。歐陽建認為，理是客觀事物的規律，不依人們的稱謂為轉移，但人可以認識理，語言可以表達理，“誠以理得於心，非言不暢”，“名逐物而遷，言因理而變”，即認識必須隨客觀事物及其規律而變化。郭象認為，理是必然性，“不得已者，理之必然者也”。但必然也就是自然，故又稱“自然之理”。
唐代佛教華嚴宗提出理、事範疇，認為事是“心緣色”而起，理是“平等真如”，即本體世界。“事顯而理隱”。為了把二者調和起來，又提出理即事、事即理，理事相融而無礙的理論。
北宋以後，隨著理學思潮的出現，理成為程朱理學的最高哲學範疇。周敦頤提出“理性命”的問題，但未作進一步發揮。張載強調理的客觀性，他說“理不在人，皆在物，人但物中之一物耳”。他認為“萬物皆有理”，因此主張窮理。他從氣本論學說出發，提出“天地之氣，雖聚散，攻取百塗，然其為理也順而不妄”，把理看作是氣化運動的規律。程顥、程頤第一次把理作為最高本體，建立了理本論哲學。他們認為，理是“形而上者”，是事物之“所以然者”，是永恆不變的宇宙本體，萬事萬物都是從理派生出來的。朱熹進一步發展了二程思想，提出理先於天地萬物而存在，又是天地萬物的“主宰”，是萬事萬物運動變化的推動者；一事一物各有其理，而太極則是眾理的總名，又是真理和道德的標準。這個理也有自然界具體規律的含義，他說“陰陽五行錯綜不失條緒，便是理”。但他所謂的理主要是以社會倫理道德為核心的精神本體。
陸九淵以為天下之“理”是人所共由而不能違抗的，他提出了 “心即理”的命題。王守仁更強調“心外無理”。這就把主觀精神和客觀精神完全合一了。
明代中期以後，一些唯物主義者繼承張載的學說，強調理在氣中。從程朱理學中分化出來的羅欽順，反對朱熹理主宰氣的思想，提出理是物質之氣的運動規律，“理只是氣之理，當於氣之轉折處觀之”；氣之動靜、往來、闔闢、升降，產生了自然界和社會的一切現象，“千條萬緒，紛紜，而卒不可亂，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即所謂理也”。他把理解釋成氣所固有的客觀規律。王廷相也反對在元氣之上有一個主宰者，反對理先於天地而存在，認為理是氣之理，合一則理一，氣萬則理萬，理隨物而變。
明清之際的王夫之，全面批判了程朱的理本論，論證了“理者氣之理”的學說，認為理是“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理雖不可見，但“氣之條緒節文，乃理之了見者也”。王夫之所謂理，有兩方面意義，一是指“天地萬物已然之條理”，即自然規律；一是指“健順五常，天以命人而人受為性之至理”，即道德的準則。二者都是氣之理，氣外更無虛託孤立之理。戴震在此基礎上，提出“分理”的思想，強調理是具體的，是“察之而幾微必區以別之名也”，即標誌事物互相區別的本質屬性。他認為有物必有則，物是實體實事，是自然，理是必然，必然不離自然，批判了以理為“如有物焉”的理學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