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約翰斯圖亞特穆勒論文
關於約翰斯圖亞特穆勒論文
約翰·斯圖亞特·穆勒沒有接受過正規的學校教育，在父親的教育下完成全部知識學習和訓練，最終成長為傑出的經濟學家、哲學家和政治學家。穆勒的成長過程，反映了一代思想家對知識和精神進步的執著追求。一個思想家的成長，也留下了那個風雲際會、波瀾壯闊的時代的痕跡。
（一）早期教育
約翰·穆勒是著名歷史學家、哲學家和經濟學家詹姆斯·穆勒的六個孩子中的長子。當時的詹姆斯·穆勒是一個自由撰稿人，靠給雜誌寫文章獲得不穩定的稿酬養家活口。在艱苦的條件下，詹姆斯·穆勒一邊寫作《印度史》，一邊親自教育小穆勒。對小穆勒的親自教育實際上是老穆勒在實踐邊沁的功利主義哲學， “他是其父按照邊沁的教育法培養出來的。”①
在父親的指導下，穆勒童年就學會希臘文和拉丁文，讀了古希臘和古羅馬的不少古典歷史名著。8歲起攻讀幾何和代數，12歲開始系統學習經院派邏輯學。13歲時小穆勒開始學習政治經濟學。先後學習了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和亞當·斯密的《國富論》。14歲時，小穆勒完成了他具有傳奇色彩的早期教育。他的知識水平達到了一個在正規教育環境接受了全部高等教育的人所達到的水平。“他正像他父親所希望的那樣——一個才華橫溢的年輕人，他的學識就像40歲的人那樣。”②
（二）功利主義思想的形成
1821年，小穆勒開始學習法律。當小穆勒開啟邊沁的《立法論》，一個新的思想世界向他開啟了視窗。邊沁的功利主義思想——從行為的效用來判斷人的行為的道德性，以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來判斷立法的正義性——給他提供了思想和行動的指南。此前，經過長期的艱苦學習，穆勒已經積累了豐富的知識。但是，由於缺乏系統的整理，他所繼承的人類知識仍然象一盤散落的珍珠，他需要一根紅線將它串成一條精美的項鍊。 “當我讀完《立法論》的最後一卷時，我的思想完全改變了。……象邊沁在三卷《立法論》中那種方式運用的‘功利原則’，確實成為把我分散零碎的知識和信仰融合一起的基本原理，使我對事物的概念統一起來。”③
自此，穆勒成為邊沁功利主義的信奉者和傳播者。1822年冬，穆勒組織成立了功利主義學會，宣揚邊沁的思想。1824年，邊沁創辦了宣揚功利主義思想的《威斯敏斯特評論》，穆勒在創刊號上發表了自己的第一篇正式的學術論文。1824年底1825年初，穆勒在工作之餘協助邊沁編輯出版了《司法證據的基礎理論》。一個有遠大前途的青年學者已經嶄露頭角。
（三）精神危機：生命的意義和情感的陶冶
穆勒面前呈現的是燦爛的學術前景。有著學術界權威的鼎力支援、有著無與倫比的豐富的人類知識、有著一個蓬勃向上的充滿友愛的學術圈子，這一切將為穆勒鑄就成功之路。但是，學術上的成功甚至功利主義意義上的人生的輝煌又意味著什麼？如果說幸福的意義在於人生目標的實現，那麼，生命的意義又是什麼？ 1826年秋天，這些問題以排山倒海之勢向穆勒襲來。
穆勒陷入精神危機之中。“自從1821年冬天我第一次讀到邊沁的著作起，……我對生活可以說有了真正目標，就是做一個世界的改造者。我把這個目標看作個人幸福的所在。……但是到1826年秋天，那樣的時刻終於來到，我猶如從夢中醒來。……我不禁自問：‘假如生活中的所有目標完全實現，假如你所想望的全部制度和思想的改變就在這個時候完全實現，你會覺得非常快樂和幸福嗎？’一種不可遏制的自我意識明確地回答‘不’！至此，我的心下沉，我生活所寄託的整個基礎崩潰。我全部幸福原是對這個目標的不斷追求，現在這個目標已失去吸引人的力量，追求目標的手段還有什麼意義可言呢？生活對我似乎是一片空虛。”④功利主義強調行為的結果是行為評價的唯一依據，在否定動機的評價意義的同時也否定了過程即行為本身的意義。於是，生命本身的意義受到懷疑甚至否定。這是穆勒精神危機產生的關鍵。其實，作為一個生命體驗的過程，生活本身就是意義所在。但是，在穆勒所接受的教育中，這重意義被父親粗暴地否定了。
對於一個以學術為志向的人來說，穆勒早年所接受的教育是成功的`。但是，即使是一個學者也不可能成為一臺學術機器。尤其是在以人為物件的人文科學研究中，研究者對人的關懷必然以自身的人文情懷為前提。因此，自然的情感陶冶是人的成長的一個必要的過程。在老穆勒對小穆勒的早期教育中，他否認並刻意貶低了情感的價值，代之以生硬的邏輯和分析。 “分析的習慣會磨滅人的情感；……分析的習慣對深謀遠慮和洞察力來說是有利的，但對熱情和德行來說卻永久是根部的蛀蟲；更重要的是，分析的習慣可怕地破壞由聯想引起的所有希望和所有喜悅。……我所受的教育未能建立起具有足夠力量以抵抗因分析帶來的瓦解感情的影響，……我的人生航程就這樣在剛開始時就擱淺了，因為我駕駛的裝備良好的船有舵無帆。”⑤正是情感陶冶的缺失使穆勒陷入精神危機之中，最終懷疑生命的意義。穆勒精神危機的結果是對邊沁功利主義的懷疑。穆勒對邊沁不再盲從。他將從自己的體驗出發，給功利主義注入了更有人性化的內容。
（四）思想的發展（I）：穆勒與聖西門學派
對邊沁功利主義的懷疑使穆勒急於尋找新的理論基礎。聖西門學派的理論不僅為穆勒提供了整理其豐富而複雜的人類知識的有效工具，也成為指引其走出精神苦海的燈塔。1829到1830年間，穆勒先後讀到聖西門學派的幾本著作，對他們的新穎思想產生了濃厚興趣。聖西門學派對穆勒思想發展的影響首先表現其歷史主義的方法論上。“當他們第一次向我提出人類進步自然秩序的那個與我有關的觀點時，我感到大為驚訝，尤其是他們把全部歷史劃分為建制時期和批判時期更使我興奮。”⑥建制時期和批判時期理論揭示的是科學發展的規律性問題。建制時期人們接受某種政治綱領或思想理念，隨著實踐和人類認識的發展，既有的綱領和理念失去對現實的解釋和指導能力，於是進入批判時期。人類的認識就這樣週期性螺旋推進。 “這一套理論與我的思想十分合拍，它使我的思想更具有科學性。”⑦
聖西門學派對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批判及其空想社會主義綱領對穆勒政治經濟學體系的建立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他們對自由主義一般理論的批評，在我看來充滿著重要的真理；我看清楚舊政治經濟學價值的侷限性和短暫性，部分也是受他們著作的影響。”⑧在《政治經濟學原理》中，沿著聖西門學派的思路，穆勒將資本主義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歸結為生產資料佔有的不公平，並對資本主義私有制存在的可能性提出懷疑。“如果要在具有一切可能性的共產主義和具有各種苦難和不公的現今的社會狀態之間作出選擇；如果私有制必定會帶來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後果，即勞動產品的分配幾乎同勞動成果成反比——根本不幹的人拿得最多，只在名義上乾點工作的人居其次，工作越艱苦和越討厭報酬就越低；而最勞累、消耗體力最多的勞動甚至無法肯定能掙到足以餬口的收入；如果要在這種狀況和共產主義之間作出抉擇，則共產主義的一切大小困難在天平上都將輕如鴻毛。”⑨
（五）思想的發展（II）：穆勒與哈麗特·泰勒
穆勒精神危機的直接原因一方面是其理論支點的動搖，另一方面是由於其早期教育中情感陶冶的缺失而導致的感情空虛。前一個方面，穆勒從聖西門學派那裡得到了支援；而後一方面的支援則來自哈麗特·泰勒（哈迪）的友誼。穆勒家族與泰勒家族是世交。處於精神危機中的穆勒認識哈迪時，她已經是泰勒夫人。 “就在我達到心智發展的這一時期，我得到一位女士的友誼，它是我一生的榮譽和主要幸福，也是我為人類進步所奮鬥或希望今後實現的大部分事業的力量源泉。”⑩在穆勒灰暗的生命中，出現了一縷亮麗的色彩。穆勒在與哈迪的
思想交流中體味者生命的價值，豐富著人生的意義。泰勒先生去世後，1851年，穆勒與哈迪結婚。1857年哈迪去世於法國阿維尼翁並葬於此。此後穆勒長期生活在阿維尼翁直到去世。
哈迪給予穆勒的，決不僅僅是情感的慰籍。在穆勒看來，哈迪不僅是他思想上的同行者，甚至是他思想的啟迪者。認識哈迪後，“我的思想在廣度和深度上都比以前有進步，懂得更多事物，過去懂的東西，現在理解得更透徹”⑾。認識哈迪前，穆勒的理論偏重於思辯而對現實的關照不足，正視在哈迪的影響下，穆勒此後的著作具有了明顯的現實性。“人們認為我的著作比大多數同樣善於大量概括的思想家的著作有較多的實用性，因而我常常受到稱讚，其實我應得的稱讚只有一部分。那些被稱讚的有實用性的著作不是我一個人思考的產物，而是兩人合作的結果，其中一個人對當前事物的判斷和認識是非常切於實際的，對預測遙遠未來是高瞻遠矚和大膽無畏的。”⑿
（六）成就和評價
自1824年發表了第一篇學術論文後，穆勒就走上了學術研究之路。1936年，穆勒擔任急進派刊物《倫敦和威斯敏斯特評論》主編併成為主要撰稿人。穆勒1843年的《邏輯學體系》一書長期以來一直是這一課題的主要著作；1848年的《政治經濟學原理及其在社會哲學上的若干應用》被奉為經濟理論的聖經，政治經濟學必讀的教科書，一直到1890年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問世其壟斷地位才被取代；1859年的《論自由》一書迄今還是關於人類權利的經典著作； 1863年的《功利主義》是功利主義學派最好的代表作之一。穆勒的其他重要著作還有：《論政治經濟學中幾個未解決的問題》（1844年）、《論述和討論》四卷（1859——1875年）、《代議政治論》（1861年）、《漢密爾頓哲學探討》（1865年）、《孔德與實證哲學》（1865年）、《在聖安德魯大學的就職演說》（1867年）、《英格蘭和愛爾蘭》（1868年）、《論婦女的從屬地位》（1869年）、《自傳》等等。
對穆勒對人類思想文化的卓越貢獻，思想家們給於了高度的評價。
“自從穆勒去世後過去的五十年中，還沒有出現一位學者，對同代人的思想的影響有象他那樣深遠。……對於變革，除了達爾文外，他比任何其他思想家發揮了更大的影響。……沒有人能懷疑，穆勒提高了與他同時一代人的精神境界，這是同代人中沒有其他人能做到的。”⒀
“約翰·斯圖亞特·穆勒的《政治經濟學原理》在學術界享有的持久地位，穩如磐石，能做到這一點的科學著作為數甚少。固然，亞當·斯密更具有啟發性，馬爾薩斯更富於獨創性，李嘉圖更有條理性，可事實依然是，穆勒知道如何總結這三個人的發現，知道如何把這些發現首尾一致地聯結在一起，使普通人對其有所瞭解。他的偉大不在於為後人發現了真理，而在於充分表達出了當時人們所信賴的那些真理。……不管整個經濟理論發生什麼樣的變化，穆勒的著作都將永遠具有不朽的重要意義。”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