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的人物風格

范仲淹的人物風格

  范仲淹是蘇州吳縣人,北宋傑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一起來看看范仲淹的人物風格,僅供大家參考!謝謝!

  岳陽樓記;范仲淹;名臣碩儒

  “讀《岳陽樓記》時,我們可能會被裡面氣象開闔的語言,無意足工的對仗所吸引。煙波浩渺,橫無際涯的洞庭湖四時之景不同,每度過一個晴冬雪月,樓閣裡的詩賦記刻都或有增減,最著名便屬一聯。“一樓何奇:杜少陵五言絕唱,範希文兩字關情,滕子京百廢俱興,呂純陽三過必醉。詩耶?儒耶?吏耶?仙耶?前不見古人,使我愴然涕下……”此聯太過著名,故僅節選上聯為讀者一觀。此中有一問甚妙,正如岳陽樓是渚是流者,是峙者,是鎮者,透過岳陽樓記,我們欲透視的,正是范仲淹“詩、儒、吏、仙”的形象。下文中,我將從四個方面簡要評述范仲淹的透過《岳陽樓記》展示給我們的四種形象。”

  忠臣形象

  唐末五代,士風敗壞。宋代帝王“與士大夫治天下”,從君王到士大夫都致力於士風的建設,最終形成了宋代知識分子新的精神風貌。宋代“重文輕武”的基本國策,演化為宋人“以文為貴”的思想意識,為宋代士大夫營造了新的生存環境,成為宋代士風轉變的時代文化大背景。范仲淹注重個人品德的自我修養和完善,並在一生的仕宦經歷中身體力行,最終歸納為“先憂後樂”的精神風貌。

  范仲淹憂患意識的來源主要來源於孔孟思想。

  范仲淹在憂樂這對矛盾中,提出了“先憂後樂”的思想。這種憂樂意識是在吸收儒學的基礎上,弘揚發展後所作出的總結。范仲淹是這麼說的,也是這麼做的。“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明道二年(1033),范仲淹在京城任右司諫。這年7月,江淮、京東一帶旱災嚴重。范仲淹奏請朝廷遣使救災,仁宗皇帝置之不理,范仲淹憤然質問:“宮掖中半日不食,當如何?”仁宗皇帝便派他安撫江淮,范仲淹所到之處開倉賑濟、減免鹽茶稅、禁民淫祀,回朝時還將百姓吃的烏味草帶回京城,請仁宗傳示六宮貴戚以戒侈心。其憂民愛民之情可見一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他在被貶抑時,不以自身沉浮為意,仍不忘其憂國憂民之“痴心”。“既去職任,而尚懷國家之憂”,《宋史·范仲淹傳》言:范仲淹“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仲淹倡之”。正是這種意識的最好佐證。

  范仲淹則是從士人角度講不管個人處境如何,都要憂國憂民,以國家人民利益為重,這可以說是中國史上對士人承擔社會責任的首次明確闡述,是士人高揚主體精神的充分表現,是宋代知識分子積極參政、勇擔責任的典型體現。這也標誌著士人徹底從政治、經學附庸中解放出來,找回了個體的人生尊嚴和價值,可以看做是對孔孟儒學的超越和發展。錢穆先生認為“宋代士大夫矯厲尚風節,既自希文啟之”,將范仲淹看做是開啟宋學的先驅人物。

  諍友形象

  《岳陽樓記》是范仲淹應摯友之請寫成的。范仲淹和滕宗諒是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的同科進士。范仲淹《滕待制宗諒墓誌銘》中提到“與予同護海堰之役......君獨神色不變,緩談其利害,眾意乃定。予始知君必非常之才而心愛焉。”兩人在泰州時一同參加守護海堤的差使,定民心。在西北守邊疆時,滕君知涇州,范仲淹當時擔任環慶路經略部署,聽說葛懷敏打了敗仗,率領外族、漢族隊伍分為三路來援助涇原的兵備之虛。由此可見,兩人的關係是相當親密友好的--“忠孝相勖 悔吝相懲”。

  “予時待罪政府,嘗力辯之。(滕子京)降一官,仍充天章閣待制、知虢州,又徙知嶽州。”備受讒言詆譭的滕宗諒被貶到嶽州後,他勤於公務,僅用一年多時間,便使嶽州“政通人和,百廢待興”,重新修繕了殘存不堪的江南名勝岳陽樓。兩人關係很好,范仲淹也很愛惜他的才華,害怕他以後遭受迫害。正值范仲淹得滕子京邀請為岳陽樓題記,於是利用這個機會勸勉滕宗諒效仿古仁人做法“進亦憂,退亦憂”。南宋范公偁《過庭錄》有云:“然滕豪邁自負,罕受人言,正(文正)患無隙以規之。”故記中雲:“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才子形象

  (一)藝術結構

  我國作家歷來重視文章章法,追求不落俗套層轉層折。《岳陽樓記》篇幅短小,作者避開普通的亭臺樓記寫法,不從增修說起,寫盡樓之景物;而寫與樓相關的湖。湖景有實景有虛景,寫法、角度均有不同。

  本文行文結構嚴謹。起--“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交代岳陽樓重修背景,“謫守”奠定全文基調。承--“越明年......屬予作文以記之”承上文寫滕子京政績,文意稍轉,雖遷謫卻政績可觀。轉--“予觀夫巴陵勝狀......前人之述備矣。”削淨套語,不去寫樓,轉而寫湖景大觀。“然則北通巫峽......其喜洋洋者矣。”前人已述備,毋庸多說,轉而寫虛擬遷客騷人口吻寫登樓覽物之景。“嗟夫......後天下之樂而樂乎!”以古仁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憂後樂”否定遷客騷人以遷謫為意,文意再轉。合--文意微轉,由古仁人胸懷轉到“吾”“誰”,含蓄勸勉友人一起共勉,結束全文。

  (二)寫作手法

  《岳陽樓記》寫作上的顯著特點是記事、寫景、議論的有機結合。借寫景之名行抒情之實。在文中大量採用繪畫手法進行寫景,如“浩浩湯湯”“浮光躍金”等句。將一幅時間、空間、動靜與聲色俱全的圖卷展現在我們眼前。以“餘觀夫巴陵盛狀”為起,氣勢捭闔而來,若畫卷之首;分述大觀與地理位置,若濃墨滾於紙上,著意滃染,托墨為底;其後說淫雨霏霏與春和景明,“靜影沉璧”“長煙一空”寥寥數語便可入畫,似畫卷展到最中央,正是才情恣肆的時候。而文中敘事,就已經飽含了作者的憂樂觀。可以畫傳情,又可以畫達意,範希文的憂樂在優美的語言中被完美融合,敘議毫不割裂。

  在議論方面,《岳陽樓記》表現了作者博大的思想境界,鞭策自身,進諫朝廷,批評遷客騷人,對朋友進行了婉言規勸。范仲淹的寫作目的應該綜合地來看:倡導、頌揚滕子京的'精神與作為,自勵並策勵政治同仁,為“以天下為己任”奮鬥到底。

  藝術成就方面,全文既成功將駢文與散文的寫作技巧融為一爐,又成功將"賦"與"諷"兩種創作方法融為一體,透過隱喻、諷喻等藝術手法的巧妙使用,達到了"精喻"的完美藝術效果。《岳陽樓記》在亭臺記的大框架下打破了亭臺記原有的傳統,增加抒情、議論的比重,融賦與駢文手法入文,為亭臺記的創作增添了活力,同時開創有宋一代亭臺記創作的新路。

  (三)語言特色

  范仲淹是“慶曆新政”和詩文的革新運動的大力推動者。他反對西昆體,要求文章內容要實際,情感要激昂,語言要淺白。《岳陽樓記》很好地反映了這一文風。這篇文章有一個特徵很明顯,便是“記顯賦隱”。范仲淹雖名此文為“記”,而縱覽全篇,卻是賦的成分相當之重。而這部分賦,卻作得風格清新——寄景言情,結合敘議,更甚者,聲律合於情思,這也是賦體的一個特點了。范仲淹的寫作手法,正如韓琦曾在祭文中這樣稱讚他“前無愧於古人,後可師於來者”這無疑是對范仲淹一生最好的評價。

  廉吏形象

  吳小如在《范仲淹<岳陽樓記>考析》中寫道:“范仲淹寫作《岳陽樓記》……這是自勉,實亦勉滕。……這是作者在政治上失意後對自己的同志發出的策勵宣言,也是對那些戰勝自己的保守派官僚們的一次信心百倍的反抗。”

  慶曆新政失敗後,推行新政的同仁們相繼遭受貶謫,范仲淹自己也變成了“遷客騷人”,且到鄧州之後,曾一度出現消沉心態。但是范仲淹畢竟是擁有強烈憂患意識,以天下為己任、粉身碎骨亦無怨無悔的知識分子,在經過短暫的沉迷之後,嚴峻的現實必然促使他深入思考這個重大的政治問題。此時范仲淹正需要在相同政治路上堅守的夥伴,滕子京無疑是其中之一。

  與《岳陽樓記》中所寫的兩種情形一樣,在現實中范仲淹曾也在消沉與曠達中迷惘。他的《剔銀燈與歐陽公席上分題》中就有“屈指細尋思,爭如共、劉伶一醉?”之句,而《定風波》裡的蘆花春暮,也正是他悲歡無緒的寫照。

  但正如文中淫雨之在春明前,范仲淹因著他的憂患意識,在出任泰州,出知蘇州時,都做出了相當的政績。無論新政前後,無論廟堂江湖,心懷天下的范仲淹,都以其身踐行著他筆下的“古仁人之心”——豈不得稱廉吏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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