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字結構的發展方向

漢字的結構是朝著什麼方向發展的?對這個問題,有兩種截然相反的回答:一是音化,一是意化。〔1〕所謂“音化”, 是指在漢字體系裡音符數量由少到多,逐漸佔優勢;而“意化”,則是意符數量由少到多,漸次成為主流。

在討論音化或意化時,要注意以下兩點:

第一,應著眼於作為漢字構成成分的字元。一個字元若要成為某語素的書寫形式或書寫形式的一部分,就要實現字元與語素的結合。結合的道路主要有兩條:一是用字元所示的意義與語素的意義溝通,這叫表意,這種字元增多就叫意化;二是用字元所示的聲音與語素的聲音溝通,這叫表音,這種字元增多就叫音化。由此看來,所謂表音表意,所謂音化意化,是就字元與語素結合的方式來說的,是著眼於字元的。字元與語素的結合,有“初婚”和“再婚”兩種情況。例如甲骨文中的 “日”與語素“日”的結合是“初婚”,而“晴”“馬日”中的“日”與語素“晴”“馬日”的結合都是“再婚”。“初婚”時字元只有形體意義,它與語素只能沿著意義這條道路走到一起;“再婚”時的字元,已有了它最初記錄的語素的音和義,它與新語素結合的途徑就可以有意義和聲音這兩條了。

一個漢字,不論它有幾個字元,也不管這些字元是通過什麼途徑與相應語素結合的,一旦成了語素的書寫形式,它就成為一個整體。這個整體是“能指”,而相應的語素是“所指”。作為“能指”的字,是既有音,又有義的,因為語素是音義結合體。因此,說到音化意化時,不能著眼於作為語素書寫符號的漢字。在這一點上,中西文是一樣的。例如我們不能說英文“sun”這個字只有音,而中文“尖”這個字只有義,但可以說“sun”字所使用的字元“s”“u”“n”只表音,而“尖”字所使用的字元“小”“大”只表意。

第二,應著眼於漢字字元的實際運用。我們知道,在記錄語言時,一個漢字有時記錄這個語素,有時記錄那個語素;有時表示本義、引申義,有時表示假借義。漢字記錄的語素不同,所表示的意義不同,漢字所使用的字元表音表意的情況就有所不同。所謂表音、表意,實際上是指在漢字實際運用過程中字元與相應語素的結合方式,而不是指在創造漢字之時字元與相應語素的結合方式。例如古文字中的“來”,就其來源而言,是表意的;而就其運用講,是表音的。當然,這兩者有時是統一的。例如古文字中的“日”,當它表示本義時,是表意的;而就其來源說,也是表意的。

縱觀幾千年來漢字發展的歷史,我們發現,漢字的結構依次有三個不盡相同的發展方向,換句話說,漢字結構發展的方向是因時而異的。

一、在完整的漢字體系形成的過程中以及這種體系形成的初期,漢字結構發展的方向是音化。

完整的漢字體系是在原始文字的基礎上形成的,而原始文字(包括文字畫和圖畫字)都是表意的。漢字的文字畫材料,至今還未發現。而圖畫字的材料卻有一些。例如《金文編》843號,是一幅畫,像手裡拿著刀殺豬,它的意思應該是殺豬祭祀祖先。從這類材料來看,圖畫字中已有可以反覆使用的單體符號。這些符號,或者是代表有形事物的,或者是代表概念的。

當漢字完整的體系開始形成時,圖畫字中的許多單體符號被吸收進來;此外人們還仿此創造了許多類似的符號。然而光憑這些表意符號,還不能做到按照詞序無遺漏地記錄語言,這是因為,語言中的許多詞(如虛詞)是無法以形表義的。要想全面地記錄語言,只有走假借的道路。完整的漢字體系形成的過程,就是假借字不斷增加的過程。

漢字完整的體系形成的時間,大約是在夏商之際。殷代距離夏商之際相當近。在殷代的甲骨文裡,假借字佔了74%左右。〔2 〕屬於西周早期的《利簋》銘文,假借字的比重也大抵如此。

這時文字裡假借字的比重如此之大,超出了一般人的想像。在原始漢字裡,可能也有一些假借字,但是其比重肯定很小。與原始漢字比較起來,殷商時代和西周早期文字裡的假借字急劇增加。假借字是由音符構成的,這種字佔大多數,那就是音符佔大多數。這就是說,從原始漢字到殷代甲骨文、西周早期金文,是音化。

二、從西周時代起,是音意化。

從用字這個角度來看,自西周時代起,假借字逐漸減少:

西周前期的《大盂鼎》銘文,共有291個字,假借字約70個,約佔總數的24%;西周中期的《史牆盤》銘文,共有284個字,假借字約 60個,約佔20%;西周晚期的《毛公鼎》銘文,有497個字,假借字約有70個,佔16%;〔3〕春秋時代的《欒書缶》銘文,共有40個字,假借字5個,佔12%強;戰國時的《鄂君啟節》,總字數164個,假借字3 個,僅佔2%;秦漢時的帛書《老子》乙本共有5500個字,假借字320個,佔6%;帛書《經法》約5000字,假借字320個,也佔6%;現有的《老子》假借字30多個,不足1%;現有的《荀子》首三篇,共有5700 多個字,假借字54個,佔1%弱。

上述統計說明,時代愈晚,假借字越少。

若從造字角度來看,自西周時代起,形聲字迅速增加。甲骨文中的形聲字,僅佔20%左右。自西周時代起,形聲字大量增多。到了春秋時代,形聲字的數量已超過了表意字。秦國的小篆,依據許慎的《說文解字》,共有9353字,形聲字有8057個,佔82%。南宋鄭樵分析過23000多個漢字的結構,結論是形聲字已超過90%。清代的《康熙字典》,形聲字也佔90%。與形聲字在全部漢字中的比重逐漸增大相伴隨,漢字的數量也逐漸上升。漢字的數量和形聲字的比重成正比地增加,說明西周以後增加的新字主要是形聲字。

前面講過,自西周時代起,假借字在全部漢字中的比重逐漸減少,這就是說,西周以後形聲字在運用過程中,基本上是用來表示本義或引申義的。一般說來,當表示本義或引申義時,形聲字中的音符有表音作用,意符有表意作用。

形聲字是由意符和音符構成的,這種字數量逐步增多,也就是音符和意符逐漸增加。這種現象,既不能說是音化,也不能說是意化,而應稱為音意化。

所謂音意化,並不是說音化和意化平列,而是有主有從的。應該說,音化是主要的,而意化是輔助的。為什麼這樣說呢?

首先,形聲字的最主要來源是在假借字上加意符。這樣做的目的,是區別同形同音的字。例如,“闢”的本義是法,但是被借來表示躲避、開闢、邪僻等意義。當多義的“闢”在語句中出現時,有時就分不清它是什麼意思。為此,當表示躲避這種意思時,就在“闢”上加“走”旁;當表示開闢義時,就加上意符“門 ”(繁體);當表示邪僻義時,就加上“亻”旁。這樣就不容易混淆了。由此看來,意化是在音化遇到困難時的補救措施,它是為音化服務的。

其次,形聲字中的意符所表示的,一般只是相應語素的意義類別,而不能確切地指出其意義;而音符則通過表示語素的音,確切地表示出語素的意義。

認識到音意化中音化的主導地位,就可以把後期的音意化與前期的音化聯絡起來,籠統地稱為音化,但在這樣概括的時候,要意識到漢字前期的音化和後期的音化是有差別的。

三、現代漢字結構的發展有記號化趨勢。

所謂記號,是指跟文字所代表的語素在語音和意義上都沒有聯絡的字元。記號化就是指記號這種字元在漢字體系裡逐漸增多。

漢字體系裡的記號,有一些是原來就有的。例如甲骨文中的“五”“六”“七”“八”等等。但絕大多數是在漢字演變過程中產生的。時代愈後,記號越多。

有些記號原是意符。意符都是表示意義的,其意義大別有二:一是形體意義,即用圖形所顯示出來的意義,所謂圖形,是指實物之形或抽象、象徵之形;二是語素意義,這是字元最初所記錄的那個語素的意義。意符憑其意義與語素的意義溝通。具有形體意義的意符,當漢字變得不象形以後,它的意義喪失了,它跟相應語素的意義溝通被阻斷了,變成了記號。這種變化過程,其實自殷商時代起就已經開始了。例如甲骨文中的“有”為什麼寫成“ㄓ”,“亡”為什麼要寫成“?”?對這樣的問題,不用說一般人,就是古文字學家也回答不好。到了隸楷階段,漢字形體筆畫化了,具有形體意義的意符絕大多數變成了記號。有語素意義的字元,當它的意義與語素意義的聯絡被切斷時,也就變成了記號。這種聯絡為什麼會被切斷呢?主要原因有三條:一是字元形體發生訛變,二是字元獨立成字時的意義發生變遷,三是相應語素的意義有了改變。

有些記號原是音符。音符跟相應語素的結合都是“再婚”,它的聲音就是它最初所記錄的那個語素的聲音。音符憑它的聲音與相應語素的聲音溝通。當這種聲音聯絡的橋樑被拆掉時,音符也就變成了記號。聲音的聯絡為什麼會被阻斷呢?主要原因有四條:一是字元形體發生訛變,二是字元原來所記錄的語素已被人遺忘,三是字元獨立成字時的聲音有了改變,四是相應語素的聲音發生變遷。

由於在漢字體系裡記號大量增加,所以現代漢字裡的記號字和半記號字所佔的比重已經很大。

我們曾對2500個常用漢字的結構做過分析,分析時所用的字形是現代楷書規範字形,所用的音義,是現代漢語普通話中的音義。當這些漢字表示相應語素的本義或基本義時,它們結構型別的情況如下:

第一,單意符字,共19個,佔總數的0.76%;第二,多意符字,167個,佔6.68%;第三,變體音符字2個,佔0.08%;第四,多音符字,有3個,佔0.12%;第五,意音字,有1321個,佔總數的52.84%;音符有義的意音字有30個,佔1.2%;第六,記號意音字,5個,佔0.2 %;第七,記號意符字,286個,佔11.44%;第八,記號音符字,131 個,佔5.24%;第九,記號字,有536個,佔21.44%。

記號意音字、記號意符字和記號音符字,都可以稱為半記號字。如果把記號字、半記號字統計到一塊,則佔總數的38.32%, 數量僅次於意音字(形聲字)。

有人曾以《新華字典》(1987年重排本)中的“又、冫、刂、魚”四部字作過抽樣測查,結果如下:〔4〕


部首   總字數   理據字   半理據字    無理據字

又      27     6      4       17

冫      24     7      8       9

刂        64     29     25       10

魚      88     68     16       4

總計     203    110     53       40


上表中的半理據字相當於半記號字,無理據字相當於記號字。如果把表中半理據字和無理據字合起來,則有93個,佔總數的45.8%。

應該著重指出的是,上面的統計都是站在一個文化水平比較高的漢族人的立場上進行的,而且是依據相應語素的本義或基本義而進行的。誰都知道,漢字除了表示本義或基本義外,還表示為數眾多的引申義。若據其表示的引申義進行統計,含有記號的漢字比重會更大(當漢字表示假借義而其本義或基本義又被一般人所瞭解時,它就是假借字。這種字在漢字運用過程中佔有一定數量)。

上面的統計說明,現代漢字的結構正朝著記號化的方向發展。目前,在漢字體系裡記號雖然不佔優勢,但是數量已相當可觀。估計在不久的將來,含有記號的字很可能趕超意音字,成為漢字的主流。

早在40年代,唐蘭先生就指出:“圖畫文字和記號文字本是銜接起來的,圖畫演化得過於簡單,就只是一個記號。”但是,他認為“截至目前為止,中國文字還不能算是記號文字……還是形聲文字。”在這兩段話裡,唐蘭把記號文字看作是文字的一個獨立發展階段,認為它與圖畫文字、形聲文字是相銜接的,這都是正確的。

我們的漢字已經走完了原始文字、假借文字和形聲文字三個發展階段,如果不被廢棄,它將邁進記號文字(在文字體系裡記號這種字元佔大多數)的大門,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註釋:

〔1〕自建國以來,許多學者持“音化”說, 例如樑東漢(《漢字的結構及其流變》,上海教育出版社1959年)、蔣善國(《漢字學》,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黃伯榮等(《現代漢語》,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近年來,一些學者持“意化” 說,例如申小龍(《文化的語言視界》,上海三聯書店1991年)、萬業馨(《略論形聲字與漢字表意性》,載《徐州師院學報》1992年4期)、蘇瑞(《論漢字的義化》,載(香港)《語文建設通訊》1992年12月)。

〔2〕參看姚孝遂《古漢字的形體結構及其發展階段》, 載《古文字研究》第4輯。

〔3〕參看錢玄《秦漢帛書簡牘中的通借字》, 載《南京師院學報》1980年第3期。

〔4〕蘇培成《現代漢字構字的理據性》, 載(香港)《語文建設通訊》第43期(1994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