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就是這樣的女漢子

　　你負責美麗妖豔，我負責努力賺錢，如果想倒過來演，我當然也不會反對。

　　剛去美國的時候我在沃爾瑪買了一輛自行車，大約是便宜貨的緣故，沒騎兩天鏈條就掉下來了。我按照大學裡的辦法去找樓下宿舍住的幾個認識的美國男生幫忙，開門的是快兩米的紅髮君，他仔細聽了我的情況，表示愛莫能助，然後他去問了他的兩個室友，大家都認為上鍊條在自己的能力範圍之外，不過作為朋友，紅髮兄表示他是夠意思的，願意幫我把自行車抗到約800米外的一家自行車行去。這一次，是我婉言謝絕了紅髮兄的好意：那家自行車行所有的自行車至少小一千刀，而我這輛車才五十幾刀，有去那裡修自行車的錢，夠我去沃爾瑪買一輛新的了。

　　但五十幾刀對當時的我來說畢竟是一筆鉅款，何況史上還沒有聽說過誰是因為自行車掉了鏈條就把它遺棄的。我於是把它死馬當活馬醫，回想著當年高中校外自行車攤老大爺大概是怎麼上鍊條的，就這麼捯飭起來。還別說，我捯飭了半個小時，在工序不詳，預計也不可重複的情況下，把鏈條給裝上了!成功的那一刻我悲喜交際：喜的是我成功地給自己省了至少50刀，悲的是我連自行車鏈條都能自己上了，那還要男朋友幹嘛呢。

　　那時候還沒有女漢子這種說法，我也還流於蘇青式的顧影自憐：“房間裡每一樣東西，連一粒釘，也是我自己買的。可是，這又有什麼快樂可言呢?”遠遠沒有料到，日後我在美國自己裝過宜家的大型傢俱，在波士頓冬天膝蓋那麼深的雪裡挖過車，還曾經自己開著17英尺的U-Haul，搬過好幾次家。其中有一次，正逢我父母來參加我法學院畢業典禮，我爸得以坐著我開的卡車招搖過市。後來我媽偷偷告訴我，我爸為這件事耿耿於懷了很久，覺得美國生活太艱苦，以至於他從小慣大的女兒“居然要自己開卡車。”

　　坦白地說，我小的時候挺嚮往那種能夠在武力值上超越我一大截的男朋友。至今我也還認為，紳士風度是男性的重要加分項。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向往的伴侶是那種比我高上20公分，對我充滿保護欲，令我肩不必抗手不必提的男性。我以為，除了少數例外，這類伴侶往往也會有意識的希望自己的女友或太太遵守傳統社會中女性柔弱顧家的角色設定，而這類角色，我覺得我演不來。

　　如果女人有能力無論在經濟上，體力上還是社交上都不依靠男人而生活，她會在婚前有更多底氣和籌碼像男人那樣問：結婚到底會給我的生活帶來何種改善?我有沒有愛這個人到要和他共度一生，把雙方所有的雞蛋都放在一個籃子裡?如果婚姻生活不如她所願，她也有更多能力離開那個人，把生活翻過篇去再重新來過。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不僅內衣和避孕套是現代女性的救星，那些付給女性員工同樣薪水的僱主，和IKEA，Home Depot這種提供解決方案令女性也可以在沒有男性的幫助下攢出一個像樣的家的企業，也同樣是幫助現代女性獲得自由的重要力量。

　　現在對我有吸引力的伴侶模式，是郭靖黃蓉那樣的：兩人一起走江湖，各有各的本事。這也許是我因為嫁給了Dududu同學而產生的內化***internalization***，也許是我按圖索驥所以才找到了Dududu，年代久遠，已不可考。

　　如果坐下來細細畫個圖，我和Dududu的確給我們的共同生活各自貢獻了不同的本領：比如說，我特別怕蛇，不管是野外遇到真的蛇還是路上碰見點影象海報什麼的，都需要捂著眼睛由Dududu做導盲犬帶我離開。他怕蜘蛛，馬蜂和一切奇怪的蟲子，我們去鄉下度假碰到有蟲子的時候總是需要我擋在前面。再比如說，Dududu完全不認路，而我恰好方向感極強，所以經常需要接他的電話來幫助迷途的羔羊。

　　有時候是我們的互補性發揮了作用，有時候又是相似性發揮了作用。有相當長的時間我們都在professional service工作，也因此以己度人，對對方時間的不可控性有更高的容忍度。我記得我們還在北京工作的時候，有一年恰逢情人節兩人都很忙，於是一通電話之下，約好7點鐘在兩個辦公室之間的金湖茶餐廳碰面。金湖既不排隊也無情人節霸王套餐條款，我倆每人一套鴨腿泡飯吃完，各自回辦公室再上班。因為都需要加班，這頓情人節晚餐還獲得了公款報銷，價效比之高令人歎為觀止。

　　黃舒駿從前給張國榮寫過一首歌，後來成為電影《金枝玉葉》的插曲，那裡面說：“你負責美麗妖豔，我負責努力賺錢，如果想倒過來演，我當然也不會反對。”

　　我猜，如果我問Dududu同樣的問題，他也會說：我願意，我一定肯。

　　這就是我想要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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