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樑文道常識有感
由於《常識》這本書是其近兩年來撰寫的時評文字結集，因此涉及面相當寬廣：政治、民主、民族、教育、新聞自由、公民道德……在樑文道眼裡，許多事情之所以呈現出扭曲的面目，是因為從上至下，我們都失卻了某種誠實。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收集整理的《常識》讀後感，歡迎大家閱讀。
《常識》讀後感
坦白說，我之前對於時事評論之類的文章並不十分感興趣，或許是因為我自身對於政治這類需要大量“勾心鬥角”、“爾虞我詐”的權術的行為活動並不感冒。因此對於樑文道之前我可以說是一無所知。但也正可以說該感謝我之前的一無所知，因此接觸樑文道，接觸《常識》，我也便不會有先入為主的任何個人情感，也能更好讀好《常識》，理解樑文道的常識。
樑文道，在開始讀《常識》時，我的第一反應是天下竟然還有這樣的著書人。其他人著書立作，對於自己所作的書，無不小心翼翼，逐字逐句仔細斟酌，但求留下能使自己滿意，遍尋好友名人推薦，但 樑先生卻在自序中提到只希望這本書能成為一本“小冊子”，推廣一些人人應該盡知的知識，並在同時能夠紀念之前的先輩托馬斯·潘恩的《常識》，以表敬意。樑文道在自序中說了自己的出色，得益於時代的順風以及兩岸的差異，正乃其自序所提及“江山不幸詩家幸”。
可以說《常識》的火得益於廣東的高考作文題目雖是不無道理的，但是一本書，一個作家***暫且稱樑先生為作家，雖他自己不曾確定***的相關的書籍出現大賣，我也想必有其精妙之處。果真在我第一次閱讀《常識》時，之前對於這類評論集子不感任何興趣的我對於樑文道那些辛辣的評論，竟然感到莫名的激動。如柏拉圖所說：人的靈魂其實早就認識眾理，包括最高的善，而教育就是把蒙在這知識之上的灰塵所撣去的動作。或許這就是樑所說的所期望的那些叫之為常識***common sense***的東西，在我的心中被激發了的緣故吧。讀《常識》，自己會感慨這些常識真是common sense?為何之前自己不曾想到過，有時心裡不禁默默感嘆樑先生的高妙之處，著實讓自己獲益匪淺。
然而轉念一想從樑先生的《常識》中獲得常識，真是件可喜又可悲的事情。可喜自然自己知道先前不曾料想的觀念，但可悲的便是正如樑先生所講的這些乃為常識，吾輩為何之前竟然渾然不知?又不知偌大一箇中國茫茫幾億人對於《常識》的趨之若鶩難道不正體現了我們這一代缺失常識的現象?不禁想起了海子的：“該得到的尚未得到，該喪失的早已喪失。”
一本《常識》給人的實在太多，我不敢大言不慚的說自己明瞭樑先生如何的良苦用心，抑或是對於這種種我已瞭然於胸。讀過《常識》，特別是在開始閱讀先前的幾篇短論，對於樑先生的希望國人瞭解的一個常識我卻印象頗深，這個common sense便是不要將一切簡單化，妄圖將一切都歸結為完全對立的兩方面。
樑先生在文章中說到了漢奸問題，說到了反日反X的等等問題，這些可以說都是我們國人習慣性思維中那些忠奸立辨的思維的影響，我們都習慣的把一個抑或一個群體的人釘上好或壞，黑或白的標籤。但我們都不曾細考過這黑與白之間是否有交集，對於這片灰色的區域能有這個心去考慮審視的又有幾個人呢?想到這兒，突然想起了之前閱讀過的牛大勇先生關於中美之間學生教育的不同的一篇文章。文章中提及中國的孩子們接受的大多是灌輸式的教育，孩子坐在課堂上，認認真真的接受所有老師提供的“知識”，而且從來這些知識即是真理，孩子們接受的都是真理。如今聯絡樑先生的《常識》，這兩者不是正有關係嗎?
我們國人已經習慣了接受真理，忘記了知識是如何真正得到的過程，我們都預設從這世界非黑即白，於是諸如你是好人，你是壞人，好人就該一直好到底，而壞人則是罄竹難書等等的思維便深深根植於我們的心中。曾記得先前國內有人笑話西方人只會將一切兩分，而我們國人則懂得太極陰陽調和。但如今一想國人不也成為了這幅樣子，對於我們不也只會將一切系統的簡單化，於是社會上便會出現了之前一個官員被大家讚賞，卻被檢查出大量貪贓的事實後，將其一切抹殺的奇怪現象，似乎是壞人所作的只有壞事。可笑，有時我們還常常將“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話掛在嘴邊規勸“壞人”回頭是岸，如今卻如此決絕的將一個人永久的釘於民族的恥辱柱之上，受盡世人的唾罵。
最後，我真誠的期望世上能再有些樑文道這樣的人，畢竟真話真的很重要，正如皇帝的新衣有時雖很荒唐，但你我卻都不會表示異議，只有那些勇敢的人才會說出心中的話讓這常識被大夥所瞭解普及，這很累，我知道，但我相信終會有人說出的，因為文明的進步正是這樣一步一步得來的，我們的歷史也正是如此。
《常識》書名含義
拙著取名《常識》，絕非自大，而是為了向前人致意，歸宗於這種公共知識分子的傳統。除此之外，我也很喜歡“常識”這兩個字的豐富義蘊。
首先，我以為自己所說皆不脫常識範圍，沒有什麼故作深刻的東西。並非自謙，這其實是嚴格的自我要求;因為我時常感到國人現在頗有一種凡事都要往“深處”鑽、議論總要談“本質”的傾向。於是明明在探討“毒奶粉”的問題，偏偏覺得光是信仰缺失還不夠，一定要把“靈魂”也搬出來才算功德圓滿。明明在點評志願者的救災行動，卻不滿足於民間集體動員的邏輯，硬是要扯到中西文化差異的“高度”，然後再結穴於華夏文化的“基因”“本質”。也許是上學的時候受福柯***Michel Foucault***與理查德·羅蒂***Richard Rorty***影響甚深，我對“本質”和“深度”這類字眼存有近乎本能的距離感。舉個例子，如果我現在只是想要知道一把剪刀為什麼剪不斷毛線，你實在用不著向我介紹工具與技術的“本質”，也不必在這裡花時間找出一堆很深刻的物理學解釋;你只需要告訴我這把剪子是不是太鈍了，甚或乾脆換把新的給我。在公共事務上面，種種關於“本質”和“深度”的空洞玄說不只解決不了任何實際問題，有時還會塑造出更難疏解的偶像與幻覺。比如說“中國文化的本質”，這是我最怕看到的字眼;如果現實中國的一切問題都是中國文化的錯，那麼我們就什麼都不用做了***更不消提這裡頭可能還有迴圈論證和過度簡化等種種謬論***。
當然，我也明白“常識是一種文化體系”***人類學家克利福德·格爾茨[Clifford Geertz]語***;雖然同在一國，雖然同是華人社會，一個香港人心中的常識未必是其他人所能認同的。身為港人，我似乎揹負了沉重的原罪，不時遇到讀者批摘我“不懂國情”，進而歸罪於“殖民地子民那揮之不去的洋奴意識”。因此，我常常把自己看成一個人類學家，透過文件爬梳與現實生活等田野調查的方法，力圖能用“本地人”的眼光去看周邊景物，用“本地人”的思維去考慮眼前的問題。目的不是丟棄自己的港臺背景，好徹底變成一個內地人;而是為了接下來的跳出。進入，然後跳出，於是就會產生批判的距離。理想的話，這種反覆出入的程式可以使我同時看到內地人自己不一定意識得到的內地常識，與香港人自己所不知的港人常識，在這個意義上，我的時評與雜文其實都是一種詮釋的工夫，目的是把一連串看似淺白自然、不得不如此的“常識”一一揭出，逐個指認。或許，我們接著就會發現自己不一定有自己想象得那麼“愛國”，而平常以為的“左派”也不盡然是左的……
近年來，我在兩地發表評論，恰好給了自己一個時刻反思的機會，互動省視內地與香港的諸種現象，漸漸地，本來最具公共性格的時評寫作竟然成了解自我的筆記，藉此我得以認識自身的條件與束縛、身份的認同及移置。在這個過程裡面，我切實體會到一個香港評論人的最大原罪其實不是什麼“洋奴心態”，而是相對優渥的空間。比起許多同行同道，我的環境比較寬鬆，我的資訊來源比較多元，我冒的險比較小，我怕的事也比較少;這是我最大最大的愧疚，也是推動我寫這些東西的最大力量。不管他們是什麼立場，更不管他們是什麼派別，這本書獻給中國所有的時評作者，能與你們共赴國運是我的榮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