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作品在酒樓上中的呂緯甫的形象分析

　　你瞭解魯迅先生的作品《在酒樓上》嗎?這篇文章裡描述了一個怎麼樣的故事呢?讓我們來一起賞析一下吧!現在請欣賞小編帶來的《在酒樓上》中的呂緯甫的形象分析。

　　《在酒樓上》的寫作背景

　　“五四”時期，以知識分子生活為題材的小說甚多，其中尤以描寫他們因婚戀不能自主的痛苦者為眾，也有不少是反映他們失學、失業以及在社會上處處碰壁和苦悶的;魯迅的知識分子題材小說，主要卻是著眼於他們和封建制度的關係來展示社會生活的,幷包蘊著對知識分子的歷史作用的深邃思考,在以初具民主主義思想意識的知識分子為描寫物件的那些篇章中,這個特點尤為鮮明、突出。讀《在酒樓上》、《孤獨者》和《傷逝》等作品，我們都能強烈的感受到魯迅是多麼熱情地肯定了知識分子在反封建鬥爭中的勇敢精神，而對於他們的妥協、消沉、落荒則深為惋惜、感嘆，並作出了嚴肅的鍼砭。

　　《在酒樓上》的主人公呂緯甫，當初曾以戰士的英姿現身，但在屢遭挫折後卻變得一蹶不振了。小說對呂緯甫的命運遭際，一方面寄予深切的同情，另一方面又尖銳地批評了他以“敷敷衍衍”、“模模糊糊”的態度對待現實的消極情緒。魯迅是將他的這種人生態度作為徹底反封建的對立物來加以鍼砭的。在這種鍼砭中，正寄託著魯迅對於知識分子作為一種革命力量的殷切期待。1925年，也就是《在酒樓上》發表後的第二年，魯迅在一封信中對友人說：雖然辛亥之後已多年，但民眾還在關心著“皇帝何在，太妃安否”，在這種情況下，要談改革“只好從知識階級……一面先行設法，民眾俟將來再談”***《華蓋集·通訊》***。顯然，他是把知識分子視為革命的重要力量。從《在酒樓上》的藝術描寫中，我們也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他從徹底的革命民主主義要求出發的對於知識分子的熱望。在魯迅看來，呂緯甫在新舊之爭中，不再堅持鮮明的反封建立場，人生態度變得頹唐，那實在太令人失望，也實在太不足為訓了。

　　《在酒樓上》作者魯迅簡介

　　魯迅[1]***1881.9.25～1936.10.19***，浙江紹興人，原名周樟壽，後改名周樹人，字豫才、豫亭，浙江紹興人，出身於封建官僚家庭。筆名魯迅***Lution***源於革命revolution。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1904年初，入仙台醫科專門學醫，後從事文藝創作，希望以此改變國民被麻木的精神。辛亥革命後，曾任南京臨時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員、僉事等職，兼在北京大學、女子師範大學等校授課。1918年5月，首次用“魯迅”的筆名，發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奠定了新文學的基石，後與《阿Q正傳》、《藥》、《故鄉》等小說名篇一同收入小說集《吶喊》。毛澤東主席評價魯迅為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評論家、作家，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中華民族精神的發揚人。

　　　《在酒樓上》中的呂緯甫的形象分析

　　研究者們在分析《在酒樓上》中的呂緯甫的形象時,對他身份的界定往往出乎意料的明確,大多認定他是一位前“五四時代反封建激進的戰士”或民國初年的一位對辛亥革命失望的頹唐者。關於呂緯甫頹唐情緒的由來,有不能抵擋新文化運動落潮後封建勢力“捲土重來”和“對辛亥革命失望”兩種解釋。

　　與此相應,在小說情節發生的歷史背景問題上,便有了“五四高潮至落潮期”和“辛亥革命之後”的不同意見。兩種結論雖相距甚遠,卻都不免有脫離作品實際之嫌———它們並不能

　　從對小說的文字解讀中得出。實際上, 《在酒樓上》中情節發生的歷史背景是模糊的,小說文字並未向我們透露任何導致呂緯甫消沉、頹唐的具體歷史事件的端倪。之所以得出迥然相異的兩種結論,癥結在於對外部社會印證式解讀模式進行的粗糙操作。把這些結論強加給小說中的人物,作下確定不二的“解”,不僅有膠柱鼓瑟之嫌,也大違作者本意。

　　而這種粗糙的社會印證,只能妨礙對呂緯甫形象的精神實質的準確把握。

　　呂緯甫無疑曾扮演過中國近現代啟蒙知識分子的角色,又從感情熾熱、鬥志昂揚的改革中國的激進者變為“敷敷衍衍”、“模模胡胡”的沉靜的頹唐者。他表面的“敷敷衍衍”、

　　“模模胡胡”下面,包容著一顆絕望而以虛無為實有的心靈。這種絕望、虛無的精神狀態,被烙下深凹的魯迅的人格印記,維繫著魯迅個體獨特而充滿悲劇性的精神體驗。呂緯甫

　　形象實際涵蓋了此時期魯迅思想態度的一個側面。眾所周知,“新生”雜誌的流產曾給青年魯迅以巨大的打擊,使其感覺“如置身毫無邊際的荒原”而無可措手;在寂寞、悲哀中他又自省不是“振臂一呼應者雲集的英雄”, ②他擺脫不了鐵屋中人的身份,而只能在清醒中與別人一起等待死滅命運的到來。此種給

　　定性使魯迅頓感自己的啟蒙意志和行為的無意義,在幽暗的現實生存的映襯下,他的理想和報負顯出了虛無。這樣,在對自身存在和行動的無意義進行的觀照當中,“虛無”在魯

　　迅的個體經驗中顯得異常真實而可把握,它是對現實和自身感到絕望的必然產物。“新生”事件後的所見所聞如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復辟事件等更只能加重魯迅這種“惟‘黑暗與虛無’乃是‘實有’”③的感覺。雖然“有時故意地填以沒奈何的自欺的希望”, ④但直到二十年代中期絕望、虛無始終是他生存實感中的重要一面。它構成了呂緯甫形象的精神底蘊。

　　“我”所遇見的呂緯甫,已不復“敏捷精悍”,不再有昂揚奮發的勇猛意氣,其精神世界是取消了是非愛憎的意義和界限的虛無的荒原。“無非做了些無聊的事情,等於什麼也沒有做。”他的話正是對存在和行動意義的“無”之認識的表達。呂緯甫詳細敘述的遷葬和送絨花兩件“無聊的事”,富有象徵意味地揭示了其以“無”為“有”的精神核心。在中國傳統社會裡孝敬、順從父母是無條件的、不可選擇的道德義務。蜷伏在母親的愛和意志之下仍是呂緯甫不可改變的道德生存方式,但他的孝敬、順從已經轉化為“騙騙”母親的意向。他遵母命遷葬、送花的行為實質便是以“無”為“有”。去遷連模樣都記不清楚的小兄

　　弟的墳時,他決然發出“掘開來”的命令,結果是:

　　……然而出乎意外! 被褥,衣服,骨骼,什麼也沒有。我想,這些都消盡了,向來聽說最難爛的是頭髮,也許還有罷。我便伏下去,在該是枕頭所在的泥土裡仔仔細細的看,也沒有。蹤影全無!

　　“蹤影全無!”這既是小兄弟屍體的“無”,同時也象徵著呂緯甫的行為意義的“無”、虛空,充滿荒謬、諷刺的意味。雖則如此,他仍以虛無為實有,鄭重完成遷葬的一切程式,以便“足夠”去“騙騙”母親。他又依母命買了剪絨花要送給阿順,輾轉來到故鄉,而阿順早已死去,送花的意義已經蕩然無存,亦即是無”。

　　他還是將剪絨花托人塞給了阿順的妹妹,雖然並不願將花送她。“對母親只要說阿順見了喜歡的了不得就是”,呂緯甫又將虛空裝飾成實有。同小兄弟屍體的“蹤影全無”一樣, 阿順的死也具有象徵意義,指向和對應著對存在和行動意義的否定———虛無。魯迅是有意以遷葬和送花兩個事例來象徵呂緯甫以虛無為實有的精神狀態的。為小兄弟遷葬是魯迅1919 年實有經歷;送花一節的後半也有生活中“事實的根據”, ⑤而小說中它們又包含了虛構的成份,同生活原型有了距離。魯迅四弟椿壽夭於6 歲,魯迅把這個細節在小說中處理成3 歲,用意正如周作人所言“是為的說墳裡什麼也沒有了的便利”; ⑥是為以小兄弟屍體的“蹤影全無”作為呂緯甫虛無、絕望的內心真實的象徵標識設定依據。魯迅又通過兩朵剪絨花把呂緯甫和生活中一點“事實的根據”嫁結起來,屬於“事實”的鄰家少女的

　　死在小說中同樣象徵了存在和行動意義的 “無”。

　　小說中呂緯甫說:“我在少年時,看見蜂子或蠅子停在一個地方,給什麼來一嚇,即刻飛去了,但是飛了一個小圈子,便又回來停在原地點,便以為這實在很可笑,也可憐。可不料現在我自己也飛回來了,不過繞了一點小圈子。”他離開故鄉,到濟南、太原,又輾轉到故鄉,這段歷程被比作蜂子蠅子之類繞了個“小圈子”。“小圈子”還有另一重意義,它是呂緯甫懷著希望追尋人生理想和存在意義而又在絕望、虛無中迴繞的心靈歷程的象徵。

　　“小圈子”是一個從尋“夢”到心死的過程。關於作為“改革中國”的尋夢者、激進者的呂緯甫,研究者們往往引稱他的“敏捷精悍”、“到城隍廟裡去拔掉神像的鬍子”、“連日議論些

　　《在酒樓上》中的呂維甫在學生時代曾經是一名革命的闖將，他曾經“到城隍廟裡去拔神像的鬍子”，並且，“連日議論改革中國的方法以至於打起來”，他曾勇敢地站出來向封建神權挑戰，是一個“敏捷精悍”、英姿勃勃的青年。

　　然而在辛亥革命失敗後，隨著時代風雲的變化，歷史的逆轉，使他失去了方向，逐步磨光了稜角，蛻變為封建教育的傳聲筒。他千里迢迢從山西太原回到江南S城，不過是為了給早就死掉爛掉並且蹤跡全無的小弟“遷葬”，以騙騙母親，安慰自己。他自己在辦完這些無聊的事情之後，仍然要去教什麼“子曰詩云”，用《孟子》、《女兒經》中的封建思想去毒害青年。他就這樣敷衍者過日子，混著日子，“連明天怎樣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