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文化傳播的歷史探索

  茶文化的出現,把人類的精神和智慧帶到了更高的境界。下面是小編精心為你整理的,一起來看看。

  

  一、種植技術、製作工藝持續創新:茶產業成長和茶文化傳播的技術基礎

  泉州茶產業和茶文化是在種植技術、製作工藝持續、交替創新中互為推動的。種植技術創新擴大茶葉供給,為茶產業形成發展和茶文化廣為傳播提供可能。製作工藝創新提升茶葉品質,擴大茶葉市場需求。

  ***一***種植技術創新在茶葉種植方面,明代崇禎年間***1628—1644***安溪茶農發現了“茶樹整株壓條繁殖法”,這是茶葉種植技藝上一次重大創新,簡化了茶樹繁殖技術,大大提高了茶葉產量,為茶產業形成和茶文化由貴族士族推向平民提供了可能。其具體做法是:在小滿前後,選擇新梢長勢旺盛、芽葉性狀較好的茶樹,先在茶樹周圍挖一圈環狀溝,翻鬆其表土,去除雜草根,將母樹枝條向四周逐枝扭傷彎壓固定於溝底,再把枝條上的小分枝扭傷朝上豎直緊埋土中,讓新梢露出1~3葉。每株母樹可以壓條5~20枝,經過0.5~1年的施肥管理,每個小分枝長成茶苗後,即可移植至茶園。這種茶樹無性繁殖法的發明,雖然繁殖係數較低,但克服了先前因採用種子繁殖致使種性退化、茶葉品質易變的狀況,開創了中國茶樹科學繁殖的先河,在中國茶發展史上是一次科學創新,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和科學價值。在此基礎上,民國年間安溪茶農進一步試驗出“長穗扦插繁殖法”。

  ***二***製作工藝創新泉州民間數百年來流傳著“蘇良與烏龍茶”的傳說。據說,明末清初有一位名叫蘇良的採茶、打獵能手,因長得健壯黝黑,鄉親們親切喚他“烏龍”***閩南方言“烏”即“黑”,“良”與“龍”諧音***。一次採茶返回途中,蘇良揹著茶簍一路追趕並擊傷山獐,抓獲回家又忙於宰殺品嚐,竟把茶葉擱置一旁。翌日清早炒製茶葉時,發現茶葉已經枯萎,葉緣出現如血絲般的紅邊,聞之卻有一股奇特的香味,炒制後香氣撲鼻。沖泡品飲,全無平常的苦澀,且香氣更足,味更甘醇,眾人品後嘖嘖稱奇。蘇良細細琢磨,終於悟出了其中緣由:茶青在茶簍中經過抖動,葉緣互相碰擦,從而形成紅邊,這樣製出來的茶葉最終形成天然的花果香味。經過反覆實踐,蘇良將摸索出的一整套新的製作技藝傳給了父老鄉親,大大提高了茶葉品質。蘇良死後,人們為紀念他,將依照此法制作的茶葉稱為“烏龍茶”。雖然民間傳說不能等同史料,但傳說往往來源於勞動人民的生活和勞動實踐。在勞作中逐漸產生一種特定性新技術並世代相傳,是符合人類發展規律的。“安溪在歷史上選育和繁殖了不少適制烏龍茶的優良品種,並在製造技術上精益求精,雖然缺乏較早的有關歷史文獻,但也不能就此認為安溪與烏龍茶的創制無緣。”這是茶研究泰斗張天福先生在《福建烏龍茶》中的評說。烏龍茶採製技藝是中國傳統制茶工藝的一大創新,對於提高茶葉品質,促進茶產業成長,傳播茶文化具有重大意義。

  ***三***新種植技術及製作工藝的傳播泉州茶農還善於吸收武夷茗茶等其他茶類的種植製作經驗,融入提升鐵觀音種、採、制水平,推動泉州茶產業與茶文化發展繁榮。清初入武夷山天心寺出家為茶僧的同安人釋超全***俗名阮旻錫***,寫了《安溪茶歌》,為後人講述了17—18世紀安溪人種茶、採茶、茶價、茶名、茶質以及外銷的情況,還反映了安溪茶農仿效武夷茶採製方法制作鐵觀音的景象。其詩云:安溪之山鬱嵯峨,其陰長溼生叢茶。居人清明採嫩葉,為價甚賤供萬家。邇來武夷漳人制,紫白二毫粟粒芽。西洋番舶歲來買,王錢不論憑官牙。溪茶遂仿巖茶樣,先炒後焙不爭差。真偽混雜人瞶瞶,世道如此良可嗟。安溪茶農向武夷“漳人”茶農學習製作技藝,反過來也為武夷山茶產業的發展作出了貢獻,據郭柏蒼《閩產錄異》載:“武夷寺僧多晉江人,以茶坪為生,每寺訂泉州人為茶師,清明後穀雨前,江右採茶者萬餘人。”在這,“泉州人”主要來自安溪。

  泉州特別是安溪的茶農在長期實踐中,先後發明的“茶樹整株壓條繁殖法”、“茶樹長穗扦插繁殖法”,以及烏龍茶製作工藝得到大面積普及和推廣。至明中葉,安溪茶葉生產迅速發展,已遍佈西部山區的大部分割槽域以及東部的不少地方,茶葉步入商品化時代。明嘉靖《安溪縣誌》載:“茶,龍涓、崇信出者多。”“安溪茶產常樂、崇善等裡,貨賣甚多。”時人陳懋仁《泉南雜誌》亦云:“茶,晉出者曰清源,南安出者曰英山,安溪出者曰清水、曰留山。”清雍乾年間,安溪西坪人發現並命名了鐵觀音茶樹,以鐵觀音作為品牌,開啟了泉州茶產業的嶄新時代。乾隆《安溪縣誌》載:“耕于山者,若地瓜,若茶,若桐,若鬆杉,若竹,凡可供日用者,不憚陟巖,闢草莽,陂者平之,罅者塞之,歲計所居入,以助衣食之不足。”安溪烏龍茶***“鐵觀音”***傳統制作技藝,清初主要分佈在西坪、虎邱、大坪、蘆田、龍涓、長坑、藍田、祥華、感德、劍鬥等鄉鎮;清末已傳遍全縣各鄉鎮和閩南永春、南安、長泰、漳平、漳州等縣市,並且輻射到閩北各產茶縣及廣東茶區。清末著名茶商兼詩人林鶴年目睹了安溪山村“生意動林濟,衫茶遍戶栽”,“千里賤栽花,千村學種茶”的繁忙景象。

  二、政府扶持、僧侶倡導、士人熱衷:茶產業成長和茶文化傳播的制度基礎

  唐末以來,泉州種茶、製茶與飲茶發展,與朝廷官府重視扶持以及文人隱士、佛道僧侶的提倡推動有著密切的關係。

  ***一***政府扶持宋時,茶樹種植已經普及泉州各縣,從沿海丘陵到內陸山地,都有不少茶園,所產茶葉既多且佳。安溪是主要的產茶區,無論是寺廟或農家都已普遍產茶。宋初,黃夷簡***935—1011***在《山居》詩中盛讚安溪茶葉“宿雨一番蔬甲嫩,春山幾焙茗旗香”,說明宋代泉州安溪茶葉品質良好,製茶飲茶已有了一定水平。宋代泉州茶葉種植規模不斷擴大,政府扶持鼓勵十分重要。這體現於:一是朝廷稅收需要。當時,茶葉是重要的經濟作物,茶利是稅收的重要來源,政府從種植、加工到流通各個環節干預茶產業發展。宋代,泉州植茶麵積比陸羽記載的唐代植茶麵積擴大了2~3倍,政府對茶區實行民營官榷,即官府設有買茶場,負責向茶戶買茶,然後將茶運到指定的榷貨務交貨。茶戶生產的茶葉除一部分當作茶園的租稅***折稅茶***繳納朝廷外,其餘部分也悉數賣給榷貨務,不得私自出售或藏匿不賣。這一度影響了茶戶生產積極性,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改行通商法,朝廷退出對茶葉經營的一切干預,規定茶戶交了“租錢”就可以自由買賣。宋徽宗年間***1101—1125***,為了擴大朝廷財政收入,又陸續變更茶法,政和二年***1112年***確定新的茶法:“茶法自政和以來,官不置場,收賣亦不定價,止許茶商赴官買引,就園戶從便交易,依引內合販之數,赴合同場秤發。至於今不易,公私便之。”其核心是在加強對茶戶產茶監督的基礎上,允許茶商與茶農直接交易,但茶商事先需到官方指定的機構出錢購買批發和零售茶葉的准許證。

  這一購買費用稱作“茶引”,它是國家以壟斷者的身份對於茶葉批發經營徵收的、介於壟斷利潤和手續費之間的一種費用。政府對茶利的高度重視,客觀上促進了泉州地區茶葉生產和貿易的發展,同時也是促使海上茶瓷之路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元清以後,茶葉生產和茶法均承襲南宋格局並有所發展,泉州對外貿易步入巔峰時期,茶葉生產和出口增加。二是嗜茶成為統治階層的一種時尚。從宋代開始風行的鬥茶將一種近乎遊戲的飲茶方式推升至全民性的飲茶習慣,上行下效,愈演愈烈。徽宗皇帝為此還撰寫了一本極具專業水準的茶書《大觀茶論》,可見宋代茶文化的興盛。趙宋南外宗子的遷入泉州,大批皇親國戚定居於此,帶來了包括鬥茶消遣在內的奢侈娛樂方式。為適應當時人們的飲茶風氣,安溪桂瑤鄉的桂窯以及鄰近各縣的窯場生產了大量具有地方特色的供鬥茶或日常品飲使用的青釉瓷、青白瓷茶盞和茶壺,它們與閩北建陽鬥茶用的黑釉瓷茶盞形成鮮明對比,一起成為宋代福建南北兩地鬥茶的典型代表。據歷次考古調查,從安溪縣境內50多處宋元時期的古遺址、古窯址和古墓葬中,出土了一批與茶有關的器物造型,其中有泡茶、飲茶用的茶壺、茶盞等,反映出當時當地飲茶的流行。宋代蔚然成風的飲茶,極大地促進了安溪茶產業的初步形成。

  ***二***僧侶倡導寺僧學禪打坐,晚間不食不睡,茶既能解渴又能破睡,因此特別受到僧人的歡迎。中國自古就有“名山有名寺,名寺駐名僧,名僧植名茶”,“寺僧人人善品茶”之說,古時寺廟都有一定數量的地產,僧人種植、生產、研製、品飲茶葉,其行為對民間影響深遠。例如安溪清水巖和聖泉巖所產的茶葉品質優良,成為不可多得的名茶。據《清水巖志》載,該巖“鬼崆口有宋植二三株,其味尤香,其功益大,飲之,不覺兩腋風生。倘遇陸羽,將以補《茶經》焉”。《清水巖志》載:“清水峰高,出雲吐霧,寺僧植茶,飽山嵐之氣,沐日月之精,得煙霧之靄,食之能療百病。老寮等屬人家,清香之味不及也。”又載:“杏仁茶產巖前及林中,嫩葉赤碧色,形比黃梔較大,若似山茶葉,其質脆。採而揉之,汁沾手掌,絕似杏仁氣味,蟻喜食之。巖僧嘗採製為茶,泡時一杯止用一葉,或一葉雜他茶泡之亦可。多則味太濃。”除了巖茶、杏仁茶外,清水巖還產有一種“甜茶”,是由灌木似荊得嫩芽製成的茶,其味甘甜,有止渴消暑之功效,相傳為清水祖師親手培植。而位於安溪駟馬山的聖泉巖,當時有一俗姓裴的高僧廣為植茶,並向鄉人傳授植茶技藝,因此史志有“茶名於清水,又名於聖泉”之記載。

  ***三***士人熱衷同樣,由於茶有提神助思的功效,唐代科舉制度的施行也對飲茶風尚起到一定的推動作用。一些隱士也熱衷以茶會友、吟詩作對,安溪開先縣令詹敦仁在一次接受龍安巖長老惠茶時留下一首詩:“潑乳浮華滿盞傾,餘香繞齒襲人清。宿醒未解驚窗午,戰退降魔不用兵。”他還與名僧釋巨集道***號介庵***共同賞月品茶。相傳宋末元初,江西弋陽謝枋得為避出仕,隱姓埋名,潛居安溪感德佐槐教書,竭力倡導墾荒植茶。種茶使村民改善了生活,民眾感恩戴德,尊其為“茶神”、“茶王公”,作為本地境主崇祀,這一民間信仰延續至今。煎茶是古代烏龍團茶的泡飲做法,在泉州官宦詩人的筆下已描述了烏龍茶的身影。特別是宋代貢茶制度和種茶技術、製茶工藝的不斷髮展以及帝王和上流階層的投入,漸漸取代了唐代由文士茶人與僧人主導茶文化的局面,民間茶風更加普及,茶坊、茶肆的大量出現使茶開始走向世俗,形成了有關茶的禮儀。宋末元初,阿拉伯後裔蒲壽宬《心泉學詩稿》中有多首詠茶贊泉詩,如有《登北山真武觀試泉》、《西巖》、《約趙委順北山試泉》以及《贈老溪孚上人》,其中不乏佳句,如“蹇驢破帽出近郭,裹茶汲井手自煎。泉鮮水活別無法,甌中沸出酥雪妍”,“野茗春深苦,山泉雨後甘”,“煮茶與客早歸去,落日前山路更多”等等,可見元代泉州地區種茶、煎茶、飲茶之流行。這種具有精神上象徵意義的禮儀,隨後在上層人家的婚嫁中也引入茶儀,且流入民間婚俗,也說明了泉州茶文化已經相當普及。

  三、專業化、集貿市場、行商坐商:茶產業成長和茶文化傳播的組織基礎

  唐宋以來特別是兩宋時期,泉州社會經濟發展迅速,各種手工業蓬勃發展,造船技術日益進步,泉州港是國內外進出口商品最大的集散中心和中國對外貿易最重要的港口之一,泉州對外貿易步入繁榮發展時期。最遲在北宋,泉州茶葉便開始外銷,如皇祐時***1049—1054***晉江縣南部的大宅諸村廣植茶圃,產品曾運銷兩粵及交趾***即廣東、越南一帶***。《宋會要輯稿》記載:“國家置市舶司於泉、廣,招徠島夷,阜通貨賄,彼之所闕者,絲、瓷、茗、醴之屬,皆所願得。”至南宋,泉州茶葉與瓷器、絲綢、酒等,同為海外各國渴望獲得的重要出口商品,其中以茶瓷最為大宗。元代茶葉生產和茶法均承襲南宋格局並有所發展。清代,由於茶葉外銷市場的大量需求,泉州製茶業的發展進入繁盛期,康熙初年,中國茶葉外銷迅速增加,“以此***茶***與番夷互市,由是商賈雲集,窮崖僻徑,人跡絡繹,鬨然成市矣”,並一直延續到同治、光緒年間。此外,泉州茶文化還隨著泉州人入墾臺灣而傳入寶島,隨泉州人移民海外而傳播到東南亞以及世界各地。

  ***一***專業化專業化種植、製作,專注於茶葉生產和製作,有助於提高茶品質量和市場化水平。17世紀始,中國茶葉大量外銷,直到19世紀末,中國的茶葉一直獨佔國際市場,各個階層的人紛紛加入茶葉的營銷隊伍,其中有商人、權貴、文人、茶農、寺僧等。在諸如安溪這樣的茶葉主產區,一些富裕的茶農擁有較大的茶園,每年管理茶園、製作茶葉佔用較多時間和人力,遂採取季節性僱工經營,這一部分人已經漸漸擺脫副業性質,主要轉向以製茶業為生。據記載,清時安溪烏龍茶價廉質優,“茶亦曰茗,及荈也。龍涓、崇信出者多,惟鳳山、清水巖得名,然少鬻於市。”也就是說鳳山、清水巖所產的茶葉品質好,是不可多得的,而龍涓、崇信的茶葉產量大,佔有市場優勢。同時,清代的寺院、地主、商人蔘與製茶業頗深,比如寺院,自古以來寺僧除參禪唸經外,從事植茶、製茶的很多,前述《閩產錄異》“武夷寺僧多晉江人,以茶坪為生”即為一例,而安溪清水巖的寺僧也不例外。

  ***二***集貿市場集鎮集市是茶產業形成和茶文化傳播的樞扭和集散地。為適應茶葉生產與外銷的發展,許多茶農和茶商自發在一些水陸交通便利的地方彙集交易,逐漸形成了一些以茶葉加工和茶葉轉運貿易為中心的城鎮。這些城鎮中商賈雲集,茶行、茶棧眾多,大量人口從事茶葉種植、加工或與之相關的行業,如包裝箱製作、竹編生產,以及挑夫、搬運工、船工等等,茶葉的產業鏈已初具規模,它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使成千上萬人得以維生。

  ***三***行商坐商商人是茶產業形成和茶文化傳播的主要推動者。明末清初,泉州茶產業界開始出現一些行商,類似現代的風險投資者,他們不僅從事商業活動,還直接投資茶園、加工,進入生產領域,或者放貸給茶農,採取預買制,坐收茶利,商業資本在茶葉經營中已經相當活躍,並且通過這種途徑控制了一部分小生產者。更多的坐商開始出現,泉州一些茶農特別是安溪的茶農開始從生產領域進入銷售領域,創辦茶號***亦稱茶行、茶莊***,專門從事茶葉營銷,並逐步積累資本,擴大經營規模,在閩南的廈門、泉州、漳州,以及廣東的潮州、汕頭、廣州等城市,都有安溪人在銷售安溪茶。據估計,清末民初,安溪人在本地和外地設立的茶號已達120多家,部分以外銷為主。據廈門口岸海關資料記載:咸豐八年至同治三年間***1858—1864***,英國每年從廈門口岸輸入的烏龍茶達1800~3000噸,由於當時閩北、閩東的茶葉大多從福州出口,故一般認為,廈門輸出的茶葉主要產自安溪。僅光緒三年***1877年***一年,英國從廈門口岸輸入的烏龍茶就高達4500噸,其中安溪烏龍茶約佔40%~60%。英商胡夏米在鴉片戰爭前曾對福建貿易貨物進行調查,並採購了兩種安溪茶,在他的記錄中寫道:“安溪茶,廣州售價是十八兩或二十兩”,“合豐牌,一大箱安溪茶,廣州市價約十六兩。”據英商記錄:1838—1939年,在廣州採購安溪茶為10.6萬磅,約合9萬多斤。從1865—1881年廈門海關逐年編制的《海關十年報告》及1882—1941年編制的《海關十年報告》***共60年***的資料分析可以得出,廈門口岸以出口烏龍茶為主,其中安溪茶佔據主要部分,常駐廈門的茶商根據市場行情頻繁往來於口岸和茶產區之間。

  隨著泉州人移民海外特別是東南亞的人數不斷增加,除了在國內設立茶號營銷外,泉州茶商也遠涉重洋開闢茶葉市場。如乾隆年間***1736—1795***,安溪西坪堯陽茶商王冬在越南創設“冬記茶行”,咸豐年間***1851—1862***新康裡羅巖鄉***今虎邱鎮羅巖村***林巨集德製作“金泰茶”交新加坡“榮泰號”經銷,光緒年間***1875—1908***西坪堯陽茶農王量、王稱兄弟等6人將茶葉運往印度尼西亞雅加達、泗水、井裡汶等地開設“珍春茶行”。此外,茶商王定安、張佔魁在臺灣合辦“建成號”茶廠,經營烏龍茶,盛極一時。五口通商後,葡萄牙商人開始插手歐洲茶葉貿易,推動澳門茶葉市場發展,安溪茶商直接從安溪販運茶葉到澳門出售。據安溪縣崇信裡嶢陽鄉***今西坪鎮南巖村***王氏族譜記載:王三言,字永信,生於道光十六年***1836年***,早年植茶製茶,至不惑之年棄農習商,最初在漳州、潮州兩地販運茶葉行銷,風霜雨雪,益增淬勵。後來創辦“梅記茶行”,梅記茶行之鬥茶,競訂若鶩。並由此拓展海外業務,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遣季子金玉在臺北創辦“泰山茶行”;遣孫炳炎增設“梅記茶行”於吧城***印尼***。行商坐商在海外拓展,推動泉州茶文化在海外廣泛流行。

  茶文化的起源

  從古代和現代專家學者的研究結果來看,大都認為中唐以前表示“茶”的是“茶”字,雖然,在那時己在個別場合,或見有茶字的字形,或讀有茶字的字音,但作為一個完整的茶字,字形、字音和字義三者同時被確定下來,乃是中唐及以後的事茶字雖從中唐開始被普遍採用,但由於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加之地域遼闊,方言各異,因此,同樣一個茶字,發音亦有差異,如廣州發音為" chà",福州發音為“ta "廈門、汕頭等地發音為“tè”,長江流域及華北各地發音為“chái”、“zhou”或“chà"。至於兄弟民族,發音差別更大,如雲南傣族發音為“La",貴州 苗族發音為“chǜ tā”,等等。由於茶葉最先是由中國輸出到世界各地的,所以,時軍今日,各國對茶的稱謂,大多是由中國人,特別是由中國茶葉輸出口地區人民對茶的稱謂直譯過去的,如日語的“chà”,印度語的“chā"都為茶字原音。俄文的“yaǚ”,與我國北方對茶葉的發音相近似。英文的“tea”、法文的“thè”、德文的“thee”、拉丁文的“thea”,都是照我國廣東、福建沿海地區人民的發音轉譯的。此外,如奧利亞語、印地語、烏爾都語等的茶字的發音,也都是我國漢語茶字的音譯。大致說來,各國對茶的發音可以歸納為兩種情況:茶葉由我國海路傳播去的西歐等國,茶的語音大多近似我國福建等沿海地區的“te”音和“ti”音,如英國的tea、法國的the、荷蘭的thee、義大利的te、德意志的tee、南印度的tey、斯里蘭卡的they等;茶葉由我國陸路向北、向西傳播去的國家,茶的語音近似我國華北的“cha”音,如蘇聯的“yaǚ”、土耳其的chay、蒙古的chai、伊朗的chay、波蘭的chai阿爾巴尼亞的chi等,還有朝鮮的sa、希臘的tsai、阿拉伯的chay等,也與我國華北的茶語音相近。

  通過茶字的演變與確立,它從一個側面告訴人們:“茶”字的形、音、義,最早是由中國確立的,至今已成了世界各國人民對茶的稱謂,只是按各國語種變其字形而已;它還告訴人們:茶出自中國,源於中國,中國是茶的原產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