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公共政策論文範文特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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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緊的貨幣政策對我國就業的影響
1引言
2007年，我國居民消費價格比上年上漲4.8%，其中食品價格上漲12.3%。商品零售價格上漲3.8%，2008年的前五月，全國消費物價指數***CPI***比上年同期上漲了8.1%，通貨膨脹率的高居不下，經濟發展過熱導致了私人財富的不公平分配或者流失，給國家帶來了極不穩定的因素。近年特別是2007年以來，國家通過頻繁上調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和提高利率的措施來減少貨幣供給，全年前後加息6次，1年期存貸款利率分別累積上調1.62個百分點和1.35個百分點。顯然，國家試圖通過從緊的貨幣政策來降低通貨膨脹率以達到穩定經濟健康發展的目的。減少貨幣供給是否能夠成功地降低通貨膨脹率，即使能夠降低通貨膨脹率，那麼是否導致失業率的上升?本文先是通過西方經濟學中的貨幣數量論和菲利普斯曲線來描述貨幣供給與就業之間的關係，再結合我國現階段所實施的從緊貨幣政策來論證這種政策對就業影響是與理論不相符合，以及分析造成理論與實際不相符合的原因。
2貨幣供給與失業之間的關係
2.1貨幣數量論
在20世紀30年代經濟出現大蕭條之前,人們對貨幣需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貨幣數量論中。而在傳統的貨幣數量論中,流傳較廣的是美國經濟學家費雪的“交易方程式”，或者是“數量方程式”。
費雪方程是由美國經濟學家歐文?費雪在 1911年出版的著作《貨幣購買力》一書中首先提出的,也稱交易方程式。早期的貨幣需求觀點是由交易方程式發展而來的。該方程式表明貨幣量***M***、貨幣流通速度***V***、物價水平***P***與商品和勞務的交易總量***T***之間的關係。可用以下公式表示：
MV=PT***1***
費雪認為,貨幣只是交易手段,因而人們對貨幣的需求不過是對這種交易手段的需求而已。這一方程式表明:購買商品與勞務的貨幣支出流量應當等於被支出流量所購買的商品的貨幣價值,即貨幣支出總額應當等於以貨幣計算的商品價值總額。顯然,費雪交易方程式表明 M、V、P、T這四個變數的邏輯關係。此外,費雪又認為,V是由技術上和制度上的結構及習慣所決定的。因而在短期內是不變的T為充分就業下所實現的交易量,亦為一常數。因此,物價水平決定於貨幣量,並強調說:“正是這個關係構成了貨幣數量理論。”[1]
正如前面費雪所認為的，V是由技術和制度上的結構及習慣所決定的，同時在短期內T是不變的，因此在從緊的貨幣政策下貨幣量M的供給減少只能對物價P產生作用，即使是有：
P=MV/T ***2***
又因為V，T都是固定的，所以P與M成正比。不妨記為：P=kM，其中k=V/T 。
所以當貨幣供給減少□M***□M>0***時，物價下跌 ，因此由價格下降所引起的消費物價指數CPI的變化為：
所以貨幣供給減少□M使得通貨膨脹率降低了 。從這裡可以看出，如果旨在降低通貨膨脹率，那麼減少貨幣供給量是一個行之有效的辦法。
貨幣數量論說明了，控制貨幣供給的中央銀行最終控制了通貨膨脹率。如果中央銀行保持貨幣供給穩定，物價水平也將穩定;如果中央銀行迅速增加或減少貨幣供給，物價水平也將迅速上升或下降。[2]在此理論下可以看出，近年來我國中央人民銀行通過頻繁上調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和提高利率的措施來控制高通貨膨脹率應該是有效的。但事實上卻沒有達到預期效果，這是因為在費雪交易方程式中，將T與V設為固定不變的引數。至於這種理論與實際上的差異將在後面具體分析。
2.2菲利普斯曲線
從總供給曲線推匯出的現代菲利普斯曲線形式說明了通貨膨脹取決於三種力量：預期的通貨膨脹πe、失業與自然率的背離即週期性失業u-un以及供給衝擊v，這三種力量可以表述為：
π=πe-β***u-un***+v其中β>0***5***
又假設人們根據最近觀察到通貨膨脹來形成他們的預期***即適應性預期***，因此人們會預期今年的物價會按去年相同的比率上升。[3]這樣預期通貨膨脹πe就等於去年的通貨膨脹率π-1 ，代入***5***式得到：
π=π-1-β***u-un***+v***6***
2.3貨幣供給與失業率的關係
將π-π-1=代入***6***式並解出 u得到失業率與貨幣供給增量□M的關係式：
由於□M<0，且α<0，所以從***9***式可以看出，在從緊的貨幣政策下，貨幣供給量減少，在短期內導致了通貨膨脹率的下降，同時也伴隨了失業率的上升***即就業率的下降***，所以失業率與貨幣供給量成負相關關係。
3我國現階段從緊的貨幣政策與失業率的關係
2007年國家多次大幅度地提高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和提高利率等從緊的貨幣政策手段以減少流通中的貨幣量，按照上面利用西方經濟學理論所推導的結論可以得到如下結論：2007年比2006年相比，***短期內***通貨膨脹率低於2006年，同時失業率上升。事實上，2007年我國的通貨膨脹率比 2006年上漲4.8%，而2007年城鎮登記失業率為 4.0%，僅比06年下降0.1%。正如上面的資料所表明的，與2006年相比，2007年的通貨膨脹率更高，失業率降低，沒有出現前面理論上所分析的：貨幣供給減少，導致通貨膨脹率下降和失業率的上升，這與前面的理論相矛盾，故在我國現階段從緊的貨幣政策並沒有降低通貨膨脹率，也沒有降低就業率。
4產生這種矛盾的主要原因
事實上，這種理論與實際之間的矛盾並不能說明從緊的貨幣政策對就業率的沒有影響。產生這種矛盾的原因主要有一下幾方面：
首先，理論上，儘管2007年國家多次上調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和利率，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貨幣供給，以達到抑制通貨膨脹的目的。但根據中國人民銀行8月10日釋出的7月份金融執行報告顯示，7月末，我國廣義貨幣供應量***M2***餘額為38.39萬億元，同比增長18.48%，增幅比上年末和上月末略有提高;狹義貨幣供應量***M1***餘額為13.62萬億元，同比增長20.94%，增幅比上年末和上月末分別高3.46個百分點和0.02個百分點;市場貨幣流通量***M0***餘額為2.73萬億元，同比增長15.05%。[4]從這些資料可以看出，儘管利率上漲、存款準備金率提高，但是M0、M1、M2均有大幅度的上漲，絕對數量增加。所以，即使利率上漲使企業貸款的成本上漲，他們也仍然能夠獲得一定數量的貸款進行正常的生產經營活動，這就保證了失業率不會有太大的變化。
其次，在資本投資市場上，2007年中國股市一路高歌猛進，上證指數一度突破6000點，中國整個股市處於大牛市狀態，資本投資市場的資金流動異常活躍，這為不少企業提供了新的融資渠道。據統計，2007年，股票市場成交量放量增加。全年累計成交460556.2億元，為2006年總成交量的5倍。[5]顯然，在投資市場上，資本的流通速度加快。這樣一來，貨幣的流通速度只要滿足：
MV
那麼在短期內不變的T為充分就業下所實現的交易量的情況下，物價指數P必然上漲，導致了通貨膨脹上漲，又進一步降低了失業率，相應地提高了就業率。
第三、由於貨幣供給量的減少，部分企業因為貸款成本過高或者不能成功在資本市場上融資，這部分企業不得不減產或者停止生產，使得社會總產品T減少***比如2007年全國豬肉供應嚴重短缺***，如果這種減少的速度快於貨幣供給的減少速度，那麼即使在貨幣流通速度不變的情況下，由
可知，物價仍然上漲，從而產生通貨膨脹，由於工資剛性和企業與職工的就業協議合同，不會使企業輕易地辭退職工，因此也同樣能夠促進就業率的上升。
最後，影響我國就業因素還包括國內生產總值，就業率與國內生產總值成正相關關係[6]，而2007年我國GDP同比增長11.4%，所以就業率理應上升。
總之，從緊的貨幣政策雖然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我國經濟發展過熱，但它並沒有在短期內達到降低通貨膨脹率的目的，也沒有在短期內顯著地影響我國的就業率。因為就業本身還要受到來自除貨幣供給的其他以上因素的衝擊，也就是受到貨幣供給與失業率方程式中的 的衝擊。因此，僅僅從西方經濟學的理論上認為從緊的貨幣政策會降低通貨膨脹率，降低了就業率來分析我國當前從緊貨幣政策對就業的影響是不夠的。還必須結合我國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來進行分析。
要降低通貨膨脹率，不能僅僅依靠提高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和利率來實現，還要藉助其他的一些財政、行政手段來防止經濟發展過快過熱，比如，通過稅收和法律手段規範證券投資市場的資金流通速度;完善和加強資產流動管理制度，打擊地下資金的非法流動。在尊重市場規律的同時，還必須加強政府對市場的引導和干預作用，使市場經濟健康有序的發展。
基於適度人口理論對我國人口政策的新思考
建國初期，我國學習蘇聯的鼓勵生育人口政策，加之傳統文化的影響，導致了我國人口的飛速增長。馬寅初1957年發表《新人口論》[1]，指出人口的過快增長引發了社會矛盾，建議採取措施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質量。但人口問題的研究很快就被政治化，提倡節制生育的學者們紛紛成為批判的物件。改革開放以後，雖然我國實行了最嚴厲的人口控制政策，但由於人口基數龐大，加之人口發展的慣性，使我國目前仍面臨著巨大的人口數量壓力。但當社會為如何控制我國的人口數量而擔憂時，我國又面臨另一個挑戰：人口老齡化問題。計劃生育政策讓我國過早地步入老齡化階段，這就使得這一政策遭到了人們的質疑。因此對於如何協調人口與經濟發展的關係以及我國應該實行什麼樣的人口政策，仍然需要進一步的研究。
1適度人口理論
馬爾薩斯是最早對人口經濟問題進行正式研究的經濟學家。他認為，人口以幾何級數增加，而生活資料只按算數級數增加，因此人口的增加要受到生活資料的限制，如果人口增長不斷超過生活資料的水平，就會陷入“馬爾薩斯陷阱”。因此，要採取措施取制約人口的增長。
英國經濟學家坎南***Edwin Cannan***是“適度人口”理論的奠基者之一。他認為，任何時候在自然資源既定的條件下，必定存在著某種數量的人口，它能夠充分利用自然資源而達到最大的生產率，這種數量的人口就是“適度人口”。[2]
人口學泰斗、法國人口經濟學家阿爾弗雷?索維在《人口通論》中指出，“適度人口”是“一個以最令人滿意的方式達到某項特定目標的人口”。在這些目標中，首先應當考慮個人福利，所以要著重考察“經濟適度人口”。索維所說的“經濟適度人口”是指在最有利的條件下達到最高生活水平的人口，也就是獲得最大經濟福利的人口。[3]
配第認為，在自然資源一定的條件下，隨著人口數量的增加，每增加一個人所創造的社會財富的邊際增量是遞減的。人既是社會財富的創造者也是社會財富的消費者。當人口的增加使得社會財富的邊際增量等於個人所消費的社會財富量時，社會中的人口就達到了適度人口。
綜上所述，適度人口理論所關注的主要是人口數量。但是，評價一個社會的人口狀況，不僅要看人口數量的大小，還要看人口質量與人口結構。在現代社會，人口的“結構性失衡”比“規模性膨脹”更加隱蔽、更加複雜，是人口問題的本質所在。
2可持續發展適度人口理論的內涵
隨著可持續發展理論的流行，學者普遍感到，研究人口經濟問題不僅要探討人口與經濟之間的內在關係，還要考慮資源環境對二者關係的制約，同時還要注重人力資本的投入和技術更新以實現人口的可持續發展。由於適度人口理論本身的侷限性以及目前我國人口問題的複雜性、緊迫性，應將研究重點放到可持續發展與人口問題的關係上。可持續發展適度人口具有以下理論內涵：
2.1適度的人口規模和人口增長率是可持續發展的前提。一般說來，隨著人口規模的增大，在人均生活水平不變甚至上升的前提下，必然會導致物質總需求的增加，進而加大對資源的需求和對環境的壓力，並最終會對在有限的資源環境基礎上進行的可持續發展構成威脅。因此，要實現可持續發展，必須使人口規模限定在一定的人口承載力範圍之內。而可持續發展將後代人與當代人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認為他們之間在佔有資源環境方面具有同等的權益。為此，在資源環境擴充套件有限的情況下，必須保持人口適度，不能過快增長;而人口過少也會造成勞動力不足，不能充分合理地開發利用資源環境，以至於不能給後代“營造”有利的發展“平臺”。可見，人口數量的多寡本身是中性的，並非是一個推動或阻礙經濟發展的絕對因素，關鍵是擁有並保持一個與經濟、環境相協調的適度人口規模及增長率。
2.2日益提高的人口素質是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可持續發展以人的全面發展為核心，“人的全面發展”既是可持續發展的中心問題，也是可持續發展的終極目標，而人的發展的基點則是人口素質的改善和提高。實際上，任何發展都不僅僅是外部世界的發展，在本質上它更是人自身的發展。以人力資源為主要驅動力，逐漸實現對自然資源的替代，努力提高人口素質，大力開發人力資源成為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關鍵。因此，人口素質問題也就成為可持續發展系統正常演化的關鍵問題，人類只有不斷提高自身素質，才能自覺地走向可持續發展道路。[4]
2.3合理的人口結構及分佈格局是可持續發展的有利條件。人口是一個具有多種規定性和關係的豐富的總體，而人口結構則是指反映人口按各種規定或關係進行分析的內部組合狀況和比例關係。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經濟條件的變化，離不開人口結構的相應調整、發展和變化，人口結構合理與否直接影響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實施，。人口的合理分佈是人口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人口系統良性演化的重要條件之一。所謂人口的合理分佈是指一地的人口數量和人口結構應與當地的資源、環境和經濟條件相匹配，或者說是與最適度的人口容量相適應。若相對於環境承載力而言，人口的過分擁擠或過分稀少都會或多或少地影響區域、甚至全球的可持續發展，當前區域性經濟發展不平衡、區域性貧困問題都多少與人口的不合理分佈有關。[5]
3我國的人口政策―適度人口目標的實現
3.1我國現行人口控制政策的弊端
我國現行人口控制政策在實施過程中，正面效應是主要的。它主要表現為有效地抑制了我國人口的過快增長，這大大有利於減輕我國人口過快增長對經濟、社會、資源和環境的壓力，為我國改革開放，建設小康社會創造了一個相對較好的人口環境。但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我國現行人口控制政策的負面效應也愈加明顯。
3.1.1嚴厲人口控制政策不利於經濟的發展。嚴厲的人口政策導致了我國的人口規模和人口結構不合理的變化，最終會影響到我國的經濟增長。首先，我國近乎無限供給的勞動力不但滿足了經濟高速增長的需要，也使得我國勞動力價格相對便宜，從而吸引大量外資的流入，這就是所謂的“人口紅利”。在人口素質沒有顯著提高的情況下，人口數量的銳減會使勞動力價格上升，增加生產成本，從而降低我國產品的競爭力。其次，人口是消費的基礎，人口規模減少也就減少了我國的內需和市場規模，這將抑制經濟的增長。最後，較高的儲蓄率也是我國高速經濟增長的原因之一，當前人口政策導致我國人口結構迅速老齡化，不但會降低總的儲蓄水平, 而且會抑制儲蓄增長率的提高，這勢必要影響資本積累和投資, 從而對經濟發展產生不利的影響。
3.1.2嚴厲人口控制政策加速了我國人口的老齡化。按照國際通行標準, 一個社會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達7%時, 這個社會即已進入人口老齡化階段。2000年, 我國65歲以上人口已達7.13%, 這標誌著我國已經進入人口老齡化社會階段。[6]2005年, 我國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數的7.7%，以此速度到2050年將增加到23%左右。我國是人口老齡化的速度史無前例。同時我國老年人口數是世界上最多的。西方人口學家得出結論：人口老齡化的決定性因家是生育率下降, 而不是死亡率下降導致的平均壽命的延長。這一結論無論是對發達國家, 還是發展我國家都是成立的。我國學者對新中國成立以來人口年齡結構變化的研究也得到了類似的結論。[7]計劃生育不是我國人口老齡化的根本原因,但我國強有力的計劃生育的開展, 使人口生育率迅速下降, 這必然使我國人口老齡化迅速展開。人口的老齡化必然造成勞動力的老齡化，同時由於老齡化人口較低的儲蓄傾向從而影響投資，不利於經濟的發展。
3.1.3嚴厲人口控制政策有違公共政策的基本要求。作為公共政策的一種,生育政策選擇要考慮兩類因素:一類是事實因素,即人口問題的實際情況,一類是價值因素,即可能的政策選擇對公民家庭權益與社會和諧發展的影響。前者要求對人口問題做出客觀準確地判斷和預測,後者需要考慮政策對微觀家庭發展的影響,以及政策的公平性和適當性等。首先,生育政策選擇不能僅考慮緩解人口數量問題本身,由於它涉及公民家庭的基本權益,適當性與適度性是它必須考慮的重要因素,不可以僅僅為了追求人口數量控制,就從嚴制定生育政策。其次,生育政策選擇要考慮橫向社會群體間和縱向代際間的公平。現行生育政策在城鄉人口群體間、在農村第一胎生育不同性別子女的人口群體間,做出不同生育數量規定,在特定的這一兩代人中實行嚴格生育控制,而在其它代卻沒有規定,這種在生育權利上的不平等限制,與公共政策的公平公正性原則相背離,而這一點是我們的生育政策選擇的根本缺陷。
3.2實現我國適度人口目標的一些思考
人口過剩與不足都不是可持續發展的人口目標,人口過剩難以確保發展的可持續性,而人口不足則不能保證發展所需要的人力資本。我國曆史乃至世界發展的歷史都反覆表明,人口迅速、大規模減少的時期,恰恰是社會經濟發展不可持續最為嚴重的時期。保羅. 斯威齊曾把人口增長作為抵消消費不足趨勢最重要的力量之一。[8]因此，我國為達到適度的人口目標，人口政策應有所調整並給予相關的配套政策措施。
3.2.1在現有生育水平下,應穩步實現人口零增長,而不是儘快實現人口零增長。我國目前的生育水平和自然增長率之低,已出乎預料。1990至2004年間,我國人口增長率由1.4%以上下降到不足0.6%。按這種趨勢推演,人口零增長的實現將比原先的預計提前20-30年。對我國中長期經濟發展來說並非好事。凱恩斯曾指出，在需求比預期低且過剩供給不容易改變時，從一個正增長的人口到人口增長下降的轉變，其後果很可能是災難性的。所謂穩步就是要把人口零增長實現建立在尊重人口發展規律基礎之上,不拔苗助長,在21世紀前十幾年內避免出現類似與日本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人口狀況,靜止人口最好出現在2040年前後,而不是在儘早出現。
3.2.2應把現行追求低生育率控制人口數量的生育政策調整為低生育率與調控結構並舉的生育政策。在穩定低生育水平的同時，我國應開始適當放寬人口生育控制。我國應在區域協調發展的基礎上有計劃地放寬人口控制，在生育率較高的地區仍要嚴格控制人口數量，在生育率較低的地區促進生育率的提高，從而實現區域之間人口結構的平衡發展。繼續大力提倡晚育的二孩晚育軟著陸方案, 具有既滿足群眾生育二孩願望, 緩解人口老齡化的衝擊, 避免老年照料困難與家庭結構畸形的嚴重問題, 又可以顯著地減少人口總數而不會造成人口失控。因此, 繼續大力提倡晚育前提下普遍允許可以選擇生育二孩, 是我國生育政策調整原則的恰當選擇。同時二孩晚育軟著陸方案實施，有利於遏制出生性別比例的失調;加上“關愛女孩”行動計劃的影響, 到2030全國城鄉出生性別比達到正常水平。[9]
3.2.3建立以社會政策和社會福利制度為基礎的新型人口政策。目前我國農村還保持相對較高的生育水平，而農村傳統的家庭養老和醫療保障功能***子女承擔父母養老、醫療支出***是其重要原因。因此要想調整人口生育政策、降低生育水平，還必須建立和完善一系列的保障措施，通過為國民尤其是農村居民提供綜合的社會福利制度，如建立健全養老保險制度、農村醫療保險制度、教育資助與保險制度，解決他們的工傷、失業、疾病、養老、基本生活保障和各種後顧之優, 確保他們基本生活需要的滿足, 從而達到降低出生率、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素質和改善生活質量等社會需要的實現，使政府強制性的政策規定轉變為公民個人的內在動機和強烈願望，使政府普遍推行“一孩化”的計劃生育政策轉變為公民個人自覺自願地共同選擇少生優生，使消極、單純、強制性的人口數量控制、計劃生育技術服務轉變為積極、靈活、務實、綜合、全面、系統和積極性的人口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