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析休漠的政治哲學及其人性基礎

論文關健詞：正義　政治正義　自我利益　共同利益感　同情 
　　論文摘要：休談從自我利益的角度論證了所謂政治正義的形成過程。他認為政治的自然義務並不產生於許諾，而是產生於協議，協議就是共同利益感。種觀點使休談的政治哲學區別於社會契約論。休談認為政治的道德義務生於正義道德感，而正義道德感又以同情原則為基礎。這種觀.點使休談的政治哲學區別於功利主義。休談實際上試圖表明人類的共同利益感和正道德感的進展付人類政治社會的形成具有基礎性作用。休謹是西方古典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他的政治哲學在當代西方仍具有深刻的影響。 
　　在近現代西方自由主義發展的歷史程序中，休漠的協議主義政治哲學表現出了極具原創性的理論特徵。羅爾斯把休漠看成是一個社會契約論者，更多的學者把休漠的政治哲學歸人功利主義陣營，這些看法都沒有把握休漠政治哲學的實質。哈耶克說:“休漠的理論乃是一種有關秩序生成和發展的理論”，這種看法是值得重視的，但是如果我們忽視了休漠對人性的一般看法，就沒法理解他提出的這種“有關秩序生成和發展的理論”。本文擬從休漠關於人性的兩個基本觀點出發，闡述他的政治哲學的主要思想，在此基礎上，形成我們對休漠政治哲學的一般看法。 

    一、自我利益—休謹政治哲學的自然基礎 
    從廣義上說，休漠的正義理論包含他的政治哲學，後者要解釋的也就是所謂政治正義的問題，因而，我們的探討必須從休漠的正義起源理論開始。休漠認為自然賦予人以無限的慾望，但每個人滿足這些慾望的自然能力是非常低下的。人類只有依賴社會才能解決這對矛盾，協作、分工和互助給人們以力量、能力和安全。在人類最早由於兩性的結合而形成的家庭中人們就覺察到了社會的利益，並試圖組成社會以期獲得社會帶來的利益，但人類自然性情中的自私和外物佔有的不穩定及其稀少對社會的形成總是造成威脅。外物的稀少刺激起了人類的自私，未受教化的道德觀念甚至是投合人類的自私的。“因為每個人既然愛自己甚於愛其他任何一個人，而且在他對其他人的愛中間，對於自己的親戚和相識又有最大的愛，所以這就必然要產生各種情感的對立，因而也就產生了各種行為的對立;這對於新建立起來的結合不能不是有危險的。 
    補救的辦法來自於所謂協議。協議並不是許諾，而是一種在社會交往中逐漸形成的對社會利益的共同感覺。這種共同利益感覺誘導人們去發現和遵守正義規則。使每個人穩定佔有他憑幸運和勤勞獲得的財物、依據同意而進行財產轉移和履行許諾構成三條基本的正義規則。發現正義規則並不困難，人們早在自然形成的家庭中就發現了這些規則的作用。正義規則發生效力雖然要通過一個緩慢的程序，但在政府產生之前就產生了由正義規則維持的小規模社會。休漠把在政府產生之前就已存在的正義稱為自然正義。共同利益作為所謂自然約束力使人們感覺到有行使正義的自然義務。在一個較小規模的社會，人們能夠直接地覺察到正義規則所帶來的共同利益，自然約束力具有較強的力量，足以誘導人們去行使正義。 
    建立正義規則的目標是為了保證個人利益，正義規則帶來的共同利益並不違揹人類的利己心。共同利益感實際上是一種利己性情感，它是人類的利己心在知性和判斷的協助下為適應社會而在實踐中逐漸形成的。“因此，原來使人類彼此不便的那種利己心，在採取了一個新的和較方便的方向之後，就產生了正義的規則，並且成了遵守這些規則的最初動機。 
    隨著社會規模的擴大和社會財富的增加，遵守正義規則帶來的共同利益顯得比較遙遠和抽象。在對情感產生的影響力方面，共同利益往往不如一些直接的現實利益，這是人性在情感方面舍遠圖近傾向的具體表現。因為這種傾向，人類總是自然地容易做出非義的行為，而這會直接危害社會的存在。人類的這種天性是無法改變的，所以必須找到補救這個缺點的方法。幾個不同社會之間的爭端或戰爭使得權威成為必要。這種權威把政府的優點意外地教給了人們。於是政府作為補救人類舍遠圖近天性的措施被人類所採納，人類從無政府狀態走向了有政府狀態。對於執政官和政府文武官員來說，執行正義會給他們帶來直接的利益.違反正義一般只會帶來遙遠的利益。官員們的天性並沒有因為他們地位的改變而發生改變，恰恰相反，政府的設立正是利用了官員們舍遠圖近的天性。這樣，政府官員們在追求他們的直接利益的過程中卻給全社會帶來了共同的利益。休漠還認為，因為政府官員和社會的大多數人往往是沒有私親關係的，在主持正義時一般就比較公道。政府除了執行正義外，還可以給社會帶來其他的好處。對於政府官員們來說，臣民們的一切重大利益都和他們的直接利益相關，“這樣，橋樑就建築了，海港就開闢了，城牆就修築了，運河就挖掘了，艦隊就裝備了，軍隊就訓練了;所有這些都是由於政府的關懷，個政府雖然也是由人類所有的缺點所支配的一些人所組成的，可是它卻藉著最精微的、最巧妙的一種發明，成為在某種程度上免去了所有這些缺點的一個組織。 
    在論及臣民為什麼會忠於政府時，休漠提出了與社會契約論者不同的看法。後者一般認為臣民之所以服從政府是因為臣民對政府有一種許諾。休漠認為，在最初建立政府時，許諾也許是人們服從政府的一個理由，但是要說一切政治義務的產生都是因為許諾則是不可信的。實際上，自然正義中的許諾義務和政治義務的產生都來自於人類的協議，也就是來自於人類對正義規則所帶來的利益的追求。“我們的政治義務的目的雖然是在於執行我們自然的義務，可是這個發明的第一動機，以及履行這兩種義務的最初動機，都只是私利。人們服從政府只是因為政府能夠給臣民提供互利、安全、和平和自由等利益。如果政府不能提供這種利益，臣民也就沒有服從的義務了。政府所能夠提供的共同利益從根本上講是服從於私人的自我利益的。如果人們相互間感受到了這種共同利益，也就能夠形成所謂協議。休漠把這種以共同利益感為基礎的政治義務稱為政治正義的自然義務，以區別於政府產生之前就已經存在的自然正義的自然義務。這兩種義務都可以還原到自然的約束力，即利益。 

    以自我利益為出發點來解釋政治制度的形成幾乎是西方自由主義政治哲學的一個共同特點。從文化淵源來看，這種觀點和西方基督教的原罪論密切相關。文藝復興時期的馬基雅維利從人性惡劣的前提出發，提出了君主應如何取得和保持權力的理論。雖然他的政治觀點不是自由主義的，但他的人性觀對近代政治哲學的影響是深遠的。霍布斯第一次以社會契約論的思想破除了君權神授的神話。他認為在所謂自然狀態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像“狼與狼”的關係一樣，人們只是為了自保才決定通過訂立契約組成社會和政府，放棄自然狀態。霍布斯心目中的理想政府是專制政府，所以嚴格說來他的政治哲學並不是自由主義的。洛克在自由主義方向上完善了社會契約論思想。他同樣堅持人性自私的基本立場，並認為政府是約束人性的偏私和暴力的工具，政治社會是人們自願通過兩次締結契約而形成的，政府的目的是為人們提供安全和共同的利益，許諾產生了服從政府的義務。他還認為，既然人性中總存在自私的傾向，所以政府的權力就有被濫用的可能，故而立法權和執法權不能由同一個部門行使，以權力制約權力可以防止權力被濫用。 
    如上所述，休漠也以自我利益為出發點來解釋政治社會的形成，但他的觀點和洛克的社會契約論相比表現出了完全不同的特徵。首先，他認為，人性中自私的一面僅僅是政治社會形成的一個必要條件，財物的稀缺和佔有的不穩定也是政治社會形成的要條件。休漠甚至認為自私是財物的稀少刺激起來的，這是非常深刻的思想。其次，休漠認為，並不是任何政治社會的形成都存在所謂締結契約的階段。許諾並不是政治義務的基礎，利益才是政治義務的自然基礎。再次，在自私與正義行為的關係問題上，休漠的處理更加徹底和巧妙。休漠並不斷定任何人或人們在任何時候都一定完全是自私的，但在政治哲學的方法論意義上，“每個人都必須被假定成一個惡棍”，“這似乎有點奇怪:一項事實上是錯誤的原則，卻在政治學當中應當是一項為真的原則。 
　　二、同情—休漠政治哲學的道德基礎 
    休漠認為同情是人性中一個強有力的原則，它能夠使人們的情感得以交流和影響，進而產生新的情感。他說:“人性中任何性質在它的本身和它的結果兩方面都最為引人注目的，就是我們所有的同情別人的那種傾向，這種傾向使我們經過傳達而接受他們的心理傾向和情緒，不論這些心理傾向和情緒同我們的是怎樣不同，或者甚至相反。同情的產生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由於人們之間存在著各種經驗事實方面的關係。人們在身體結構和心理結構方面大體相同，在經濟關係、社會地位等方面也存在著類似的情況，這些類似情況是同情產生的基礎。接近關係、因果關係、相識關係、教育和習慣等都能夠促進同情的效果。二是由於印象和觀念在心中依靠想象可以相互轉化。情感的產生比其他任何印象更依靠我們的想象。只要我們得到了某種與情感相關的觀念，它就會由於想象的作用，自然地在我們心中引發類似的情感。同情是道德感產生的心理基礎，對政府服從的道德義務據說也來自於同情原則。 
    如上文所述，休漠認為，以利己心為動力所形成的共同利益感是自然正義和政治正義產生的基礎，也是人們能夠行使正義的一般動機，產生於共同利益感的義務可統稱為自然義務。休漠還認為，人性中除了有利己的一面外，還有利他的一面。同情原則是產生利他性情感的基本原則，道德感便是由同情原則產生的。當自然的正義規則以協議***共同利益感***為基礎一經確立起來，正義道德感也會隨之產生。一方面，如果別人的非義行為損害了我們自己的利益，我們會不高興;另一方面，即使非義行為只和別人的利益相關，我們仍然會不高興，這是因為，“我們通過同情感到他們所感到的不快;而且在一般觀察之下，人類行為中令人不快的每樣事情都被稱為惡，而凡產生快樂的任何事情同樣也被稱為德;所以道德的善惡的感覺就隨著正義和非義而發生。由同情所產生的正義道德感是人們對正義或非義行為進行道德評價的直接依據由於正義道德感總會使人們產生行使正義的道德義務，所以正義道德感不但具有評價功能，而.巨還有意動功能。也就是說，正義道德感不但可以通過道德評價影響別人的行為，而且對評價者自己的行為也具有約束作用，這是正義道德感的道德約束力的具體表現。正義道德感的產生雖然是自然的，但在形成的過程中也受到了政治家們的人為措施和教育力量的促進，輿論和教導使正義道德感和榮譽感、名譽緊密聯絡起來。“感動我們最深切的就是我們的名譽，而我們的名譽在最大程度上是決定於我們對他人財產的行為。

當政府作為補救人類舍遠圖近傾向的措施而建立後，政治正義產生了，由於共同利益感人們也會感到對政府應履行自然義務。建立政府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在全社會維持正義，從而給人們帶來共同利益，因而，一般地說，服從政府的行為也就是對人們有利的行為。出於對公益的同情，對政府的忠誠行為能夠給人們帶來快樂的情緒;由於同樣的原因，對於不忠的行為，人們會自然地產生一種不快樂的情緒。這類道德感不但是人們讚許忠誠行為或譴責不忠行為的直接依據，而且具有道德約束力使人們產生對政府忠誠的道德義務。當一個政府不能給人們提供安和保障時，人們忠誠於政府的自然義務便終止了，可是道德義務具有相對獨立性，它會較長時間地使人們服從於一個即使是暴虐的政府，但忍耐總是有一定的限度，“因此，在我們的全部道德概念中，我們確實不會抱有像消極服從的那樣一種荒謬的主張，而都一定承認在罪惡昭彰的專制和壓迫的情況下可以進行抵抗。 
    休漠的道德學說從總體上講是情感主義的，同情是“一個高貴源泉由同情所產生的正義道德感是一種利他性情感，正因為如此，同情才能夠成為正義行為的道德源泉。休漠的政治哲學實際上體現出了兩種看待問題的角度。從法律的角度講，必須假設人性是自私的，才能制定出良好的法律，法律的目的就是要防止人性中自私的一面不正當地擴張;從道德的角度看，必須承認人性中還有利他的一面，道德的目的就是要弘揚人類的利他主義精神。因為有了這兩種角度的不同，於是就有了法律上的正當和道德上的善良的區分，前者以自我利益為基礎，後者以同情為基礎。姑且不論這種區分是否恰當，重要的是休漠為後來的討論者提供了一個進一步探討的平臺。亞當·斯密無疑是休漠這種思想的直接繼承者，他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和《道德情操論》就分別是從這兩種角度出發的。功利主義者試圖把道德歸結為利益，並把功利原則從私人道德推廣到政治道德領域，在近現代招致了廣泛的批評。休漠雖然承認政治正義所依據的自然約束力***利益***與道德約束力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係，但他並沒有把道德歸結為利益，所以並不能認為休漠是一個功利主義者。 

　　三、休漠政治哲學的理論實質和當代意義 
    根據哈耶克的說法，“‘休模達致的成就，最重要的就是他提出的有關人類制度生成發展的理論”，“在這種文化進化的過程中，那些被證明有助益於人們做出更有效努力的規則存續了下來，而那些被證明只有助於人們做出較為低效努力的規則則被其他的規則取代了或淘汰了。”少我們認為，哈耶克的這種看法是值得重視的，但是他只注意到休漠這種“有關秩序生成和發展的理論”的一個層面，即制度的層面，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層面，即情感的層面，他並沒有注意到。如上所述，休漠在談到政治的利益基礎時，論述了人類從原始的自私情感到共同利益感再到自然義務感的過渡;在談到政治的道德基礎時，論述了人類從共同利益感到正義道德感再到道德義務感的過渡。休漠認為一種政治秩序的形成必須以有關情感的形成為條件。共同利益感應當說是休漠政治哲學的一個核心感念，它是產生政治的自然義務的基礎，也就是說，一種政治的正義秩序的形成必須以共同利益感的形成為基礎。實際上，發現正義的規則並不困難，困難的是要使全體社會成員都擁有共同利益的感覺，因為”協議只是一般的共同利益感覺;這種感覺是社會全體成員互相表示出來的，並且誘導他們以某些規則來調整他們的行為。共同利益感的形成過程實際上就是正義規則發生效力的過程，人們只有在實踐中一再經驗到違反止義規則產生的不便之後，共同利益感才逐漸建立起來，正義規則才逐漸地發生效力;共同利益感的形成過程實際上也就是人們彼此之間對對方能夠遵守正義規則產生信心的過程。正義道德感的發展也有一個形成的過程。“這個情緒發展的過程雖然是自然的，甚至是必然的，可是它在這裡確是又受到了政治家們的人為措施的促進;政治家們為了更容易統治人們起見，為了在人類社會中維持安寧起見，曾經努力產生對於正義的一種尊重，和對於非義的一種憎惡。輿論和教育也促進了正義道德感的形成。道德感藉助榮譽感和名譽感的形成產生了更為強大的道德約束力，誘導人們形成信義和忠誠的習慣。理性是情感的“奴隸”，習慣是人生的指南，政治秩序的形成和發展過程實際上也就是人類情感和習慣的形成和發展過程。 
    休漠是西方早期自由主義政治哲學的代表人物。他的政治哲學是適應早期資本主義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的產物，主題是所謂分配公正的問題，主旨是論證個人財產權利和其他經濟自由權利的合法性。休漠系統地論證了法律和自由的關係。在休漠看來，正義規則就是社會的法律，既包括調整財產權的自然法.也包括決定權力機構之組織形式的法律。法治的政府才是自由的政府，自由政府“是一種允許在幾個成員群體當中進行權力分配的政府;這種政府聯合形成的權威絕不亞於君主制政府的權威，或者在通常意義要比君主制政府的權威高得多;但是這種政府在日常的治理過程中卻必須根據一般且平等的法律行事，當然這些法律必須在此之前就已經為這些成員群體以及它們治理的所有臣民所知曉。在這個意義上講，我們必須承認，自由就是市民社會的完善”。轉引自經濟上的自由是休漠關注的中心，但經濟上的平等幾乎完全在他的視閡之外。在休漠的政治哲學中，同情並不是指對弱勢群體的同情，而是指人們以同情為途徑對正義或非義行為產生了讚許或譴責之情。在這方面，功利主義的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的原則要比休漠先進得多。不過，功利主義的政治哲學招致的批評似乎更多，功利主義的一個突出的困難是不能保證少數人的權利不受侵犯。羅爾斯的政治哲學明顯受到了休漠的影響。羅爾斯認為人的自利性與物質有限性的假設是“公正問題發生的境況”，他引入“元知之幕”的概念試圖解決休漠沒有解決的平等問題，但並不怎麼成功。英國學者拉斐爾認為，羅爾斯沒有使他的無知之幕能夠遮蓋他自己文化的心理學效應”。拉斐爾提出所謂“想象性同情心”試圖解決平等問題戶休漠的同情概念被賦予了現代意義，但對弱勢群體的同情很難被論證為弱勢群體的一種權利。羅爾斯後期又提出了所謂“交疊共識”，這個概念和休漠的共同利益感概念存在著明顯的關聯。 
    整體來說，近代以來西方自由主義的思維方式並沒有發生大的改變。古典自由主義並沒有在根本上被突破，在經濟理論領域甚至還有復興的趨勢。只要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沒有改變，作為這種生產方式的意識形態就不可能有質的改變。麥金太爾說，.休漠認定為普遍人性的觀點，結果事實上是漢諾威統治精英的偏見。休漠的道德哲學廣義地應包括他的政治哲學一一引者注***，如同亞里士多德的道德哲學，是以效忠一個特定的社會結構為先決條件的，不過是效忠於一種高度意識形態化的社會結構罷了。”我們認為.麥金太爾對休漠的這個評價可以適用於所有的西方自由主義政治行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