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富豪的勵志創業史
隨著大學生就業形勢的日益嚴峻，越來越多的有志青年走上了創業的道路，為了能夠給創業者提供更好的就業環境，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也加大支援力度。下面小編就為大家解開，希望能幫到你。
篇一
1987年，徘徊在深圳街頭的任正非沒有想到，好運氣即將降臨到自己和這個國家身上。任正非只佔華為1%的股份，段永基曾經擔心有一天他會不會因此而被人趕下臺，而任正非的回答是，如果這一天到來了，說明華為成熟了。
1987年，徘徊在深圳街頭的任正非沒有想到，好運氣即將降臨到自己和這個國家身上。
一
改革開放已近10年，全國的經濟狀況明顯好轉。就在那一年，中國政府的經濟建設目標變得十分明確，提出了中國經濟建設分三步走的總體戰略部署：第一步目標，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第二步目標，到二十世紀末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兩番;第三步目標，到二十一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民過上比較富裕的生活。
這是一個很振奮人心的計劃，但是似乎和任正非還沒有太大的關係。那一年他43歲，從部隊以團副的身份轉業，來到成為改革試驗田的深圳。在這裡，先他而來的妻子成為南油集團的高管，卻最終結束了兩人的婚姻關係。任正非自己還只是南油集團下屬的一個電子公司的經理，對於已過不惑之年的任正非而言，接下來的人生似乎只有可以想見的平淡無波。然而和所有始於那個年代的創業故事一樣，機會從天而降，任正非的人生道路從此走上了一個完全不同的方向，而他也以自己的方式給1987這個本來相對平淡的年份，加上了一點重量。
故事的開始方式很深圳。一個“很偶然”的機會，一個做程控交換機產品的朋友讓任正非幫他賣些裝置，任正非以2.4萬元資本註冊了深圳華為公司，成為香港康力公司的HAX模擬交換機的代理。憑藉特區一些資訊方面的優勢，從香港進口產品到內地，以賺取差價——這是最常見的商業模式，對於身處深圳的公司而言，背靠香港就是最大的優勢，至於是代理交換機還是代理飼料，都是一樣的。更何況任正非本人也是通訊技術的門外漢，他的爺爺是一個做火腿的，父母是普通教師，他在重慶建築工程學院的專業是暖供，十幾年的軍旅生涯可能使他成為中國比較早用上電話的人，卻遠不足以令他對這個產業有深入瞭解。
有時候事情就是這樣，天上掉下一塊東西，人們覺得只要是餡餅就已經喜出望外了，實際上天上掉下的是塊金子。原郵電部電信科學技術研究院院長熊秉群先生在總結中國電信產業30年曆程的時候曾經說過，中國的電信產業發展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在上世紀80年代，在這個階段裡各個企業以購買國外的裝置或者是建立合資企業的方式進行發展。正是有了這些合資企業，才使國內的製造企業數量有了一定的增加。第二個階段是在上世紀90年代，最主要的就是在程控交換機方面的突破。“雖然程控交換機在上世紀80年代就有，當時的郵電部郵電科學研究院，通過六五計劃、七五計劃研發出了中小容量的程控交換機，但是當時這樣的一些成果，要轉化為產業，特別是成為商用化的裝置，還是有很大的距離。”第三階段，就是進入21世紀的通訊產業突飛猛進發展的10年。
43歲拉起旗幟單幹的任正非，在這個時候突然表現出了他的商業天才。在賣裝置的過程中，他看到了中國電信對程控交換機的渴望，同時他也看到整個市場被跨國公司所把持。當時國內使用的幾乎所有的通訊裝置都依賴進口，也就是“七國八制”，即美國AT&T、加拿大北電、瑞典愛立信、德國西門子、比利時貝爾、法國阿爾卡特，以及日本NEC和富士通。民族企業在其中完全沒有立足之地，任正非決定要自己開始做研發。
二
任正非後來解釋自己早期的這一次轉型的原因的時候說：“外國人到中國是為賺錢來的，他們不會把核心技術教給中國人，而指望我們引進、引進、再引進，企業始終也沒能獨立。以市場換技術，市場丟光了，卻沒有哪樣技術被真正掌握了。而企業最核心的競爭力，其實就是技術。”軍人出身的任正非似乎天生具有比一般人更加強烈的愛國熱情和保衛領土的敏感和決心，而他在那個時候能夠認識到“技術是企業的根本”，便從此和“代理商”這個身份告別，踏上了企業家的道路。
1991年9月，華為租下了深圳寶安縣蠔業村工業大廈三樓，最初有50多人，開始研製程控交換機。這裡既是生產車間、庫房，又是廚房和臥室。十幾張床挨著牆邊排開，床不夠，用泡沫板上加床墊代替。所有人吃住都在裡面，不管是領導還是員工，做得累了就睡一會兒，醒來再接著幹。這是創業公司所常見的景象，只不過後來在華為成為了傳統，被稱為“床墊文化”，直到華為漂洋出海與國外公司直接競爭的時候，華為的員工在歐洲也打起地鋪，令外國企業歎為觀止。12 月，首批3臺BH-03交換機包裝發貨。事後員工獲悉，公司已經沒有現金，再不出貨，即面臨破產。可是到1992年，華為的交換機批量進入市場，當年產值即達到1.2億元，利潤則過千萬，而當時華為的員工，還只有100人而已。這樣的成長速度，是屬於那個時代的。
從此，華為像一匹來自深圳的狼，撲進了這個正在高歌猛進的行業。事實上，最初抓住交換機機遇的不僅僅是華為，當時通訊製造領域勢頭最好的四家企業，巨龍通訊、大唐電信、中興通訊、深圳華為被並稱為“巨大中華”。1998年，華為銷售收入89億元，規模最小的大唐也達到了9億元。這其中除了華為之外，其他三家全部都是國有企業。
華為能夠在跨國企業和國有企業之中異軍突起，有人說華為靠的是客戶關係和價格優勢。有趣的是，1994年任正非在內部講話中曾經提到，“在當前產品良莠不分的情況下，我們承受了較大的價格壓力，但我們真誠為使用者服務的心一定會感動上帝，一定會讓上帝理解物有所值，逐步地緩解我們的困難。”所以，如果當時讓任正非來總結華為能夠突圍的原因，他一定會說是因為華為身上的狼性文化——敏銳的嗅覺、不屈不撓、奮不顧身的進攻精神、群體奮鬥。
這一說法在華為內部員工之間的認同度也很高。事實上這三點是狼在廝殺中成功的特性，轉用到企業的競爭中，的確形成了一種不可思議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華為在初創時期的成功和發展。然而狼性文化的另一方面，卻是咄咄逼人不擇手段，這些在初創時期能夠被看作是激情和生機的粗糙的東西，等企業發展到一定階段，就會凸顯成為不和諧的聲音。2000年以後，任正非就很少提狼性這個詞。在此之前，他做了兩件事，從這兩件事可以看到，當華為站到“巨大中華”的首位的時候，任正非想的就不僅僅是企業的生存和賺錢問題了，他心裡的規劃開始變得巨集大。為此他不惜親自動手磨礪自己曾經摯愛的“狼性”。
三
任正非首先定下的是國際化策略。在國內市場依靠“從農村包圍城市”的傳統軍事戰略而站穩腳跟之後，任正非卻很快認識到，將來不會有僅僅依靠區域市場生存的電信裝置商，所有的電信裝置商都必須是國際標準化的。從1996年，華為就開始了國際化佈局。起初，這是一個無異於痴人說夢的計劃，民族通訊企業華為擁有什麼優勢?資金、品牌還是技術?在國內市場還沒有能夠搶下一線城市的山頭，如何去敵人的勢力範圍搶飯碗?任正非說這是出於一種軍人天生對於危險的警惕和危機意識，讓他做出了這個決定。他也知道在那個時候，華為在國際市場上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nobody***無名小卒***，一切都要從零開始，而從艱難生活走過來的任正非，在這件事情上願意大手筆地投入。從1996年到2000年，華為以瘋狂參加國際電信展的方式來給自己製造品牌和知名度。它還推出“東方絲綢之路”、“東方快車”等品牌計劃讓國際客戶來熟悉陌生的華為。
另一件事，是1997年任正非參觀美國IBM之後，意識到華為與國際一流企業在管理上的差距，決定要向IBM學習。他的學習不是掛在嘴上或者買幾本《大象為什麼會跳舞》這麼簡單。1998年，華為與IBM合作專案“IT策略與規劃”正式啟動，內容是規劃和設計華為未來3-5年需要開展的業務流程和所需的IT支援系統，包括整合產品開發、整合供應鏈、IT系統重整和財務四統一等八個專案。為此，僅顧問費一項，華為的投入每年就在5000萬美元，再加上其他費用，據統計華為為了業務流程變革所付出的代價，高達10億元。
但是，這成為了華為後來在國際化道路上能夠走得順利的基礎。《華為的世界》一書中提到，摩托羅拉中國區總裁高瑞彬曾經判斷華為依靠小米加步槍的競爭優勢不可能維持下去。讓華為人自己津津樂道的快速反應——哪裡出問題就第一時間趕到現場並想辦法解決的情況，在跨國公司看來卻是企業管理和製造不規範的體現。“改來改去，各地的版本差異越來越大，將來裝置升級的時候可能一團糟。現在華為反應迅速是因為接觸面小，將來在全球市場發展，現在的這套適合中國情況的機制，還能保證華為同樣反應迅速嗎?”
任正非以高昂的學費請入IBM，就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在企業發展勢頭極好，一切看起來正昂首闊步走在正軌上的時候，讓一群穿著背心短褲和片兒鞋跑得飛快的土狼們穿上西裝革履邁起整齊劃一的步子，是一件讓人憋氣的事。任正非強大的個人意志力在這件事上發揮了極大的作用，他幾乎是用一種不分青紅皁白的命令方式將整合化流程變革強推下去。到現在，華為對這一次變革的評價是，因為有了整合產品開發和整合供應鏈，華為才能夠與世界頂級的電信運營商以同一種語言進行溝通。
做了品牌國際化和管理國際化兩手準備之後，華為的國際化擴張道路才算真正進入跑道，而這一起跑，就是加速度的。到2008年，華為取得了233億美元的合同銷售額，其中海外銷售佔比達75%，與此同時，華為2008年全年納稅總額高達120億元。2004-2008年，華為合同銷售額從56億美元快速上升至233億美元，海外銷售佔比從43%上升至75%，年均增速高於40%。1994年，站在國境之南的任正非說了一句志懷高遠的話，他說：“將來電信裝置市場將會三分天下，西門子、阿爾卡特和華為。”他沒有說將來有多遠，不過到2009年，華為在愛立信、諾基亞-西門子和阿爾卡特-朗訊之後，名列世界第四大電信裝置製造商。而曾經創造輝煌業績的北電已經申請破產保護，摩托羅拉也岌岌可危，市場份額下滑到只有4%。
四
華為在任正非每隔三五年就階段性地宣佈冬天到來的警示中，頻頻取得接近50%的業績增長，並把2009年的銷售目標，定在了300億美元。對於華為來說，值得慶幸的是從成立第一天開始，它就緊守著這個在中國具有高度成長性的行業，從未離開。隨著3G的啟動，可以想象這個市場還將繼續延續它的繁榮。或許更值得慶幸的是，企業創始人任正非一直像一個軍人一樣，保持著高度的警惕和對市場的敏銳。儘管他脾氣暴躁，對企業進行一種高壓式的軍事化管理;儘管他個性低調，從內部流傳出來的講話充滿了屬於上一個時代的軍事術語;儘管他被人指責所謂的國際化管理只是深圳總部一小撮人的事，一線員工仍然似餓狼一般，頻頻以地獄式報價來擾亂市場……是的，任正非是一個充滿缺點的企業家，低調平添他的神祕，不愛出鏡不妨礙他成為被提及概率最高的企業家。華為或許也是一個充滿缺點的企業，因為狼性而樹敵眾多，因為任正非說自己不是上市公司只需要對政府負責而使得公眾對這家企業充滿了種種揣測和猜疑。
充滿矛盾的企業和企業家，是中國民營企業發展道路上必不可少的元素，或許矛盾的不是他們，而是這塊讓他們生長的土地。任正非只佔華為1%的股份，段永基曾經擔心有一天他會不會因此而被人趕下臺，而任正非的回答是，如果這一天到來了，說明華為成熟了。
篇二
俞敏洪是國內英語培訓的頭牌學校新東方的創始人。對俞敏洪的創業經歷，中國青年報記者盧躍剛在《東方馬車——從北大到新東方的傳奇》中，有詳細記錄。其中令人印象尤深的是對俞敏洪一次醉酒經歷的描述，令人不禁地想落淚。 俞敏洪那次醉酒，緣起於新東方的一位員工貼招生廣告時被競爭對手用刀子捅傷。俞敏洪意識到自己在社會上混，應該結識幾個警察，但又沒有這樣的門道。最後通過報案時僅有一面之緣的那個警察，將刑警大隊的一個政委約出來“坐一坐”。盧躍剛是這樣描述的： “他兜裡揣了3000塊錢，走進香港美食城。在中關村十幾年，他第一次走進這麼好的飯店。他在這種場面交流有問題，一是他那口江陰普通話，彆彆扭扭，跟北京警察對不上牙口;二是找不著話說。為了掩蓋自己內心的尷尬和恐懼，勸別人喝，自己先喝。不會說話，只會喝酒。因為不從容，光喝酒不吃菜，喝著喝著，俞敏洪失去了知覺，鑽到桌子底下去了。
“老師和警察把他送到醫院，搶救了兩個半小時才活過來。醫生說，換一般人，喝成這樣，回不來了。俞敏洪喝了一瓶半的高度‘五糧液’，差點喝死。 “他醒過來喊的第一句話是：‘我不幹了!’學校的人揹他回家的路上，一個多小時，他一邊哭，一邊撕心裂肺地喊著：‘我不幹了!——再也不幹了!——把學校關了!——把學校關了!——我不幹了!......’ “他說：‘那時，我感到特別痛苦，特別無助，四面漏風的破辦公室，沒有生源，沒有老師，沒有能力應付社會上的事情，同學都在國外，自己正在幹著一個沒有希望的事業.....’ “他不停地喊，喊得周圍的人發怵。 “哭夠了，喊累了，睡著了，睡醒了，酒醒了，晚上7點還有課，又像往常一樣，背上書包上課去了。”
實際上，酒醉了是很好對付的，但是精神上的痛苦就不那麼容易忍了。當年“戊戌六君子”譚嗣同變法失敗以後，被押到菜市口去砍頭的前一夜，說自己乃“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有幾個人能體會其中深沉的痛苦。醉了、哭了、喊了、不幹了……可是第二天醒來仍舊要硬著頭皮接著幹，仍舊要硬著頭皮挾起皮包給學生上課去，眼角的淚痕可以不幹，該乾的事卻不能不幹。按盧躍剛的話說：“不辦學校，幹嘛去?”
俞敏洪還有一件下跪的事，在新東方學校也是盡人皆知。那是當著幾十口子人，當著自己的同學、同事，當著在飯店吃飯的不相干的外人，俞敏洪“撲嗵”一聲就給母親跪下了。起因是，俞母將俞敏洪的姐夫招來新東方幹事，先管食堂財務，後管發行部，但有人不願意，不知誰偷偷把俞敏洪姐夫的辦公裝置搬走了。俞母大怒，也不管俞敏洪正和王強、徐小平兩個新東方骨幹在飯店包間裡商量事，搬把凳子便堵在包間門口破口大罵。王強和徐小平看見俞敏洪站起來“大義凜然”向門外走去，還以為他是要去跟母親做堅決的鬥爭呢，誰知這位新東方學校的校長，萬人景仰的中國留學“教父”，“撲嗵”一聲，當著大夥兒的面，給母親跪下了。弄得王強和徐小平面面相覷，目瞪口呆。 王強事後回憶說：“我們期待著俞敏洪能堂堂正正從母親面前走過去，可是他跪下了。頓時讓我崩潰了!人性崩潰了!尊嚴崩潰了!非常痛苦!”一個外人看見這樣的場景尚且覺得“崩潰”，覺得“非常痛苦”，那麼，作為當事人和下跪者的俞敏洪會是什麼樣的感覺呢?! 現在大家都知道俞敏洪是千萬富豪、億萬富翁，誰知道俞敏洪這樣一類創業者是怎樣成為千萬富翁、億萬富翁的呢?他們在成為千萬富翁、億萬富翁的道路上，付出了怎樣的代價，付出了怎樣的努力，忍受了多少別人不能夠忍受的屈辱、憋悶、痛苦，有多少人願意付出與他們一樣的代價，獲取與他們今天一樣的財富?
篇三
鄭裕彤，全球華人十大富豪之一，珠寶大王。香港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及周大福珠寶金行有限公司榮譽主席 ，恆生銀行有限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Cheng Yu Tung Family ***Holdings*** Limited及Centennial Success Limited董事。亦為信德集團有限公司非執行董事及利福國際集團有限公司非執行主席。同時被譽為香港地產界“四大天王”之一。2008年和李國能、胡鴻烈、陳瑞球一同獲頒授最高榮譽大紫荊勳章。
從有富豪榜以來，鄭裕彤就一直排名前茅，無論在香港，還是在大中華，乃至全球富豪榜。從一箇中學未畢業的打雜小弟，到千億級的超級富豪，做出「周大福」、「新世界」兩大龍頭企業。他的成功不可複製，但他追求成功的方法，值得學習。
一起來看鄭裕彤從打雜小弟奮鬥到千億富豪的勵志創業故事
做老闆，不要成天埋頭苦幹
鄭裕彤從在一家金鋪做打雜小弟開始學做事情，這個金鋪就是周大福的前身——周大福金店。金鋪老闆周至元則在後來成為他的岳父。
只用兩三年，鄭裕彤就熟悉了店內店外的經營，十七、八歲時就已代行老闆的職責，20歲那年就前往香港成立了周大福分號做起了真正的掌櫃。
在通常人眼中，鄭裕彤當掌櫃，顯得有些“不務正業”。他常常只在店裡呆四、五個小時，就讓夥計負責看店，自己跑到外面去了，直到關門打烊才會回來。而且，到澳門之前他就已經養成這樣的習慣了，岳父還一度責備他，怪他偷懶。
但這卻是鄭裕彤做好掌櫃的一個成功法寶。“我不喜歡一直坐在店裡，我喜歡到外面去了解生意。老闆不要總坐在家裡埋頭苦幹，要到外面去看。我就是去看市場，去看別的店了。做得好的，要看人家成功的因素是什麼?做得不好的，要看人家為什麼會做不好，從其他人的經驗中去學習，我們要怎樣做得更好。”他說。
這種愛到外面瞭解、學習，然後思考、總結的習慣，讓鄭裕彤看到很多別人看不到的機會。1955年，鄭裕彤看到到珠寶業很有前途，讓周大福也開始經營珠寶。香港市場競爭激烈，他從市場普遍賣99金，而且還有商家還把94、95的黃金都當成99金來賣的局面中，看到做9999金的機會，並且首創了這個後來成為黃金業行業標準的公司標準。看到外資公司怎樣搞管理，他也學習過來。他看到鑽石是個新生意，毅然經營起鑽石業務，後來成為了南非最大的鑽石廠商。進入地產業、酒店業後，他也是一路看別人，做自己，始終未曾停止過了解和學習。
贏得人心才能贏到利
鄭裕彤說，當老闆一定要有人才來幫助你，但有人才還不夠，你還要贏得他們的人心。人跟著你，心是不是跟著你，這個很關鍵。
鄭裕彤是贏得人心的高手，這不光是因為他知道人的重要性，更因為他捨得為人去花錢，去投入。1960年，他將周大福改革為香港金飾珠寶業最早的有限公司機構——“周大福有限公司”，並且派出不少股份給對自己忠誠又能幹的職員。
這個改革的效果很快顯現出來。改革前，公司一年的盈利是200多萬港幣，到改革後的第二年，每年的利潤就已突破500萬港幣。
“個人力量的是很有限的，所以要考慮怎樣集中大家的力量。怎麼樣調動大家，我認為分錢分利第一重要。”鄭裕彤開心地回憶：“改革後，公司的業績一倍一倍地翻，我就一年接一年地給員工分。他好，我也好，大家都好。”
後來，進入到其他領域後，鄭裕彤也把這種辦法不斷複製。帶大家賺更多錢的，然後分更多的錢。有時遇到一些好專案，他還單獨拿出來給員工們入股，讓大家一起做老闆。因為這樣好的分配和激勵政策，很多員工在周大福一做就是幾十年，不少人從做事開始，一輩子就跟著鄭裕彤。
不花錢的好事要努力做
除了分錢分利，鄭裕彤也很注重用精神和情感獎勵來激勵員工。周大福改成有限公司的時候，他就打破當時華資企業的傳統，學習外資企業，重新給公司人員定了名銜。比如，“分行掌管”改為“經理”;改“賬房”改為“財務人員”。
當時，很多華資公司的人都羨慕外資企業的人，包括他們的職務聽上去都那麼洋氣。鄭裕彤這個投其所好，因而深得人心，而且一箭雙鵰。既提高員工的認同感和滿足感，也提高公司在市場上的檔次。
前些年，很多企業家，尤其創始人開始感到，管理員工時，除了金錢、物質、股權等激勵手段之外，還必須面對另外一個問題：要學會讓名給員工，並因此引起一些管理學的討論。而幾十年前，鄭裕彤就已這樣想，而且這樣做了。
從經營上說，鄭裕彤這一招還有一個厲害之處。這麼做是不用花錢的。“你叫他掌櫃還是經理，是不用花錢的。他喜歡叫經理，你就改為經理，這樣他很開心，大家也都開心。”他說。
做一個老闆，需要花錢的地方要捨得花錢去做。但不花錢又有意義的事情，也同樣要去努力做好。這是鄭裕彤對自己，對公司的一個要求。
不花錢又有意義的事情，初初一聽，好像不多。但往細一想，比比皆是。“比如，你把玻璃擦乾淨一點這個不要錢吧。遇到人，給個笑臉不要錢吧。”鄭裕彤解釋說，但就是這麼簡單的事，很多人卻不懂得或者不能夠堅持去做，因此他也就不能從這些裡面建立自己的福氣和財富。
放眼長遠，用時間換空間
鄭裕彤創立的新世界是香港四大地產商之一，而且一度是香港發展勢頭最猛的地產企業。談到為什麼在當時大舉進入地產業，鄭裕彤說，他看準了需求，香港的地方小，人口卻越來越多，即使短期有波動，只要撐得住，從長遠看，做地產一定不會有錯。所以，敢於很大手筆地把地買下來蓋房。
踩對了香港地產業最黃金的時代重拳出擊，而且從長計議，用時間換空間，這也是鄭裕彤以及其他幾位地產天王獲得成功的最重要原因。
在地產業，除了小打小鬧，所有大專案，鄭裕彤都是放眼長遠，每個專案一做都是幾年上十年，很多物業更是隻租不售。即使遇到蕭條，他也等得起，熬得住。“我不喜歡立刻就能賺錢，而且賺得很多的專案。越賺得快的錢，風險越大，這是一定的。我做每一件事都是從長遠去看，看透了才去做，不是急功近利的。”鄭裕彤解釋，“以香港會展中心為例，我做的時候，別人說我很大膽，其實我已經看透了，中國最終一定要收回香港，我對香港的前途，對國家的前途有信心。”
放眼長遠，投資長期事業的策略，令鄭裕彤把時間化為制勝籌碼，在經濟長期向好的大趨勢下，成為分享香港與內地經濟發展紅利的大贏家。
在成就社會中成就自己
跟隨社會的趨勢，民生的需求發展事業，是鄭裕彤基業長青，而且事業越做越大的基礎。對於投資，甚至投機炒作，有機會他不放過。但他真正專注的，從來都是有實實在在需求，對社會民生有實實在在價值的事情。
鄭裕彤的長子鄭家純曾公開講，大家好像都不喜歡把官商放在一起，但事實上，官商結合，才能推動社會的前進。因而，無論在香港，還是在內地，他們都非常注重與政府合作。在北京，他們做的崇文區新世界，是舊城改造的樣板。在武漢，他們與政府合作，蓋了大量經濟適用房，也可以說是行業標杆。
主動配合政府參與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程序，這讓新世界成為政府眼中能承擔社會責任的地產商，當政府有了好的事情，自然也首先想到能夠與自己更好配合的人。
鄭裕彤也非常注重承擔社會責任，多年來為香港、內地的教育、醫療、賑災等公益慈善事業，累計捐款數十億元人民幣。
勤勞和真誠，是往上爬的根基
訪問鄭裕彤時，我們請他總結出兩個最重要的成功因素。跟大家分享。
他回答，就同一個人而言，要想更成功，第一是勤勞，第二是做好人，結善緣，而做好人，結善緣，最重要的是真誠：真實，誠信。
“勤勞肯定是要的，沒有勤勞，你的學習，你的經驗，你的智慧，你的行動力，一切都會打折扣。但若要想有比較大的成就，就需要有朋友們來幫助你，這個最主要的是要真實、誠信，善待他人。我有很多的朋友，我對他們很真誠，他們對我也很真誠，朋友多，可以給你很多的幫助，比你自己能幹甚至更重要。”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