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唐飲食文化有哪些

　　漢唐時期是中國古代經濟達到繁盛的時期，這時的飲食也獨特特色！那麼，漢唐飲食究竟有什麼樣的內涵所在呢？下面小編整理了漢唐飲食文化的相關知識，歡迎大家的閱讀！

　　漢唐飲食文化特點

　　漢唐時期也是中國傳統飲食方式逐漸發生變化的時期。東漢以後，胡床從西域傳入中原地區，它作為一種坐具，漸被普遍使用。由於坐胡床必須兩腳垂地，這就改變了漢族傳統跪坐的姿式。從魏晉南北朝開始的傢俱新變化，到隋唐時期也走向高潮。這一方面表現為傳統的床榻几案的高度繼續增高;另一方面是新式的高足傢俱品種增多，椅子、桌子等都已開始使用。目前所知紀年明確的椅子形象，發現於西安唐玄宗時高力士哥哥高元王圭墓的墓室壁畫中，時間為唐天寶十五年***756年***。在敦煌的唐代壁畫中，還發現了四足直立的桌子，壁畫形象地刻畫了人們在桌上切割食物。到五代時，這些新出現的傢俱日趨定型，在《韓熙載夜宴圖》中，可以看到各種桌、椅、屏風和大床等室內陳設，圖中人物完全擺脫了席地而食的舊俗。桌椅出現以後，人們圍坐一桌進餐也就是自然之事了，這對中原人席地跪坐的傳統進食方式產生了根本性的衝擊。

　　一般而言，飲食習俗是在長時期的歷史發展程序中逐漸形成的，因而具有相對的穩定性。但是，任何事物都處在不斷的發展變化中，任何一個民族的飲食習俗也是這樣，隨著時代的變遷，總會不斷出現緩慢、漸進的變化。在這裡，新的飲食原料和烹飪方式就成為一種新變數，而新變數的出現既與社會經濟的發展相關，又與對外文化的交流相聯。唐代的飲食文化變遷就充分地說明瞭這一點。唐代外來飲食最多的是“胡食”，“胡食”是出自漢代人對從西域傳入的食品的一種說法。胡食在漢魏通過絲綢之路傳入中國後，至唐最盛。《新唐書·輿服志》說：“貴人御饌，盡供胡食。”唐代的胡食品種很多，麵食有餢飳、畢羅、胡餅等。餢飳是用油煎的麵餅，慧琳《一切經音義》中說：“此餅本是胡食，中國效之，微有改變，所以近代亦有此名。”畢羅一語源自波斯語，一般認為它是指一種以麵粉作皮、包有餡心、經蒸或烤制而成的食品。唐代長安有許多經營畢羅的食店，有蟹黃畢羅、豬肝畢羅、羊腎畢羅等。胡餅即芝麻燒餅，中間夾以肉餡。賣胡餅的店攤十分普遍，據《資治通鑑·玄宗紀》記載，安史之亂，唐玄宗西逃至咸陽集賢宮時，正值中午，“上猶未食，楊國忠自市胡餅以獻。”西域的名酒及其製作方法也在唐代傳入中國，據《冊府元龜》卷九百七十記載，唐初就已將高昌的馬乳葡萄及其釀酒法引入長安，唐太宗親自監製，釀出八種色澤的葡萄酒，“芳辛酷烈，味兼緹盎。既頒賜群臣，京師始識其味”，並由此產生了許多歌詠葡萄酒的唐詩。唐代還從西域引進了蔗糖及其製糖工藝，使得中國古代飲食又平添了幾分甜蜜，其意義不亞於葡萄酒釀法的引進。

　　唐朝與域外飲食文化的交流，一時間激起了巨大波瀾，在長安和洛陽等都市內，人們的物質生活都有一種崇尚西域的風氣。飲食風味、服飾裝束都以西域各國為美，崇外成為一股不小的潮流。當時的長安，胡人開的酒店也較多，並伴有花枝招展的胡姬相陪，李白等文人學士常入這些酒店，唐詩中有不少詩篇提到這些酒店和胡姬。酒家胡與胡姬已成為唐代飲食文化的一個重要特徵。域外文化使者們帶來的各地飲食文化，如一股股清流，匯進了大唐飲食的海洋，正因為如此，唐代的飲食文化才能表現出比以往任何一個歷史時期都要絢麗的色彩。飲食生活的開放，反過來也促進了社會的開放，唐代的長安就是當時世界文化的中心。這說明，一個國家可依靠先進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形態同化異質文化，而不會被異質文化所同化，文化的民族性也會得到不斷的豐富與發展。< /p>

　　漢唐飲食文化知識

　　隨著中國統一局面的完全誕生，強大的漢王室在飲食方面比秦朝更進一步了。漢朝皇帝擁有當時全國最為完備的食物管理系統。負責皇帝日常事物的少府所屬職官中，與飲食活動有關的有太官，湯官和導官，它們分別“主膳食”、“主餅餌”和“主擇米”。這是一個人員龐大的官吏系統。太官令下設有七丞，包括負責各地進獻食物的太官獻丞、管理日常飲食的大官丞和大官中丞等。太官和湯官各擁有奴婢3000人，為皇帝和後宮膳食開支一年達二萬萬錢。這筆開支相等於漢代中等水平百姓二萬戶的家產。每天開支達54. 8萬錢，相當於2700多石上好的樑米，或是91000多斤好肉。漢朝禮制規定：天子“飲食之餚，必有八珍之味。”他們“甘肥飲美，殫天下之味。”

　　時節的變化對漢代普通人的生活狀況有著不小的影響。如漢末人徐幹說：“在炎氣酷烈”的夏季，即使是貴族也感到“身若點漆，水若流泉，粉扇靡效，宴戲鮮歡。”然而季節對飲食生活的限制在皇帝和其後妃那裡卻被降至當時的最低程度。在冬天，皇帝可以享用春季才生成的蔥，韭黃等蔬菜，而這些蔬菜是耗費大量錢財，太官“覆以屋廡，晝夜蘊火，待溫而生。”在炎熱的夏季，皇帝與后妃則是“堅冰常奠，寒饌代敘。

　　在此時期中國飲食文化的對外傳播加劇了。據《史記》、《漢書》等記載，西漢張騫出使西域時，就通過絲綢之路同中亞各國開展了經濟和文化的交流活動。張騫等人除了從西域引進了胡瓜、胡桃、胡荽、胡麻、胡蘿蔔、石榴等物產外，也把中原的桃、李、杏、梨、姜、茶葉等物產以及飲食文化傳到了西域。今天在原西域地區的漢墓出土文物中，就有來自中原的木製筷子。我國傳統燒烤技術中有一種啖炙法，也很早通過絲綢之路傳到了中亞和西亞，最終在當地形成了人們喜歡吃的烤羊肉串。

　　比西北絲綢之路還要早一些的西南絲綢之路，北起西南重鎮成都，途經雲南到達中南半島緬甸和印度。這條絲綢之路在漢代同樣發揮著對外傳播飲食文化的作用。例如，東漢建武年間，漢光武帝劉秀派伏波將軍馬援南征，到達交趾***今越南***一帶。當時，大批的漢朝官兵在交趾等地築城居住，將中國農曆五月初五端午節吃粽子等食俗帶到了交趾等地。所以，至今越南和東南亞各國仍然保留著吃粽子的習俗。

　　同一時期，中國人衛滿曾一度在朝鮮稱王，此時中國的飲食文化對朝鮮的影響最深。朝鮮習慣使用筷子吃飯，朝鮮人使用的烹飪原料、朝鮮人在飯菜的搭配上，都明顯地帶有中國的特色。甚至在烹飪理論上，朝鮮也講究中國的“五味”、“五色”等說法。

　　唐代的長安就是當時世界文化的中心，中國逐漸形成為一個民族眾多的國家，這就為各民族飲食文化的交流與融合提供了便利。西域的特產先後傳入內地，大大豐富了內地民族的飲食文化生活;而內地民族精美的餚饌和烹飪技藝也逐漸西傳，為當地人民所喜歡。

　　各民族在相互交流的過程中，不斷創新中華民族的飲食文化。這一時期，西部和西北部少數民族還在和漢族雜居中慢慢習慣並接受耕作農業這一生產與生活方式，開始過上定居的農業生活，而內地的畜牧業也有較快的發展，得益於胡漢民族的頻繁交流。這種變化也使胡族和漢族傳統的飲食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食肉飲酪”開始成為漢唐時期整個北方和西北地區胡漢各族的共同飲食特色。

　　今天我們日常吃的蔬菜，大約有160多種。但在比較常見的百餘種蔬菜中，漢地原產和從域外引入的大約各佔一半。在漢唐時期，中原內地通過與西北少數民族交流，引入了許多蔬菜和水果品種，如蔬菜有苜蓿、菠菜、蕓薹、胡瓜、胡豆、胡蒜、胡荽等，水果有葡萄、扁桃、西瓜、安石榴等，調味品有胡椒、沙糖等。與此同時，西域的烹飪方法也傳入中原，如乳酪、胡餅、羌煮貊炙、胡燒肉、胡羹、羊盤腸雌解法等都是從西域傳入中原地區的。

　　在漢代傳入的諸種胡族食品到魏晉南北朝時，已逐漸在黃河流域普及開來，受到廣大漢族人民的青睞，其中尤以“ 羌煮貊炙”的烹飪方法最為典型。所謂“ 羌煮”即為煮或涮羊、鹿肉;“ 貊炙”類似於烤全羊，《釋名》卷四“釋飲食”中說：“貊炙，全體炙之，各自以刀割，出於胡貊之為也。”正是由於“ 羌煮貊炙”鮮嫩味美，受到廣大漢族人民的青睞，因而逐漸成為胡漢飲食文化交流的代名詞。另一方面，漢族也不斷向西域、周邊少數民族輸出中原的飲食文明。這其中既有產於中原的蔬菜、水果、茶葉，也有食品製作方法等。

　　漢唐時期也是中國傳統飲食方式逐漸發生變化的時期。東漢以後，胡床作為一種坐具從西域傳入中原地區，漸被普遍使用。由於坐胡床必須兩腳垂地，這就改變了漢族傳統跪坐的姿式。從魏晉南北朝開始的傢俱新變化，到隋唐時期也走向高潮。這一方面表現為傳統的床榻几案的高度繼續增高;另一方面是新式的高足傢俱品種增多，椅子、桌子等都已開始使用。桌椅出現以後，人們圍坐一桌進餐也就是自然之事了，這對中原人席地跪坐的傳統進食方式產生了根本性的衝擊。

　　一般而言，飲食習俗是在長時期的歷史發展程序中逐漸形成的，因而具有相對的穩定性。但是，任何事物都處在不斷的發展變化中，任何一個民族的飲食習俗也是這樣，隨著時代的變遷，總會不斷出現緩慢、漸進的變化。在這裡，新的飲食原料和烹飪方式就成為一種新變數，而新變數的出現既與社會經濟的發展相關，又與對外文化的交流相聯。唐代的飲食文化變遷就充分地說明了這一點。唐代外來飲食最多的是“ 胡食”，“胡食”是出自漢代人對從西域傳入的食品的一種說法。胡食在漢魏通過絲綢之路傳入中國後，至唐最盛。《新唐書·輿服志》說：“貴人御饌，盡供胡食。”唐代的胡食品種很多，麵食有餢飳、畢羅、胡餅等。餢飳是用油煎的麵餅，慧琳《一切經音義》中說：“此餅本是胡食，中國效之，微有改變，所以近代亦有此名。”畢羅一語源自波斯語，一般認為它是指一種以麵粉作皮、包有餡心、經蒸或烤制而成的食品。唐代長安有許多經營畢羅的食店，有蟹黃畢羅、豬肝畢羅、羊腎畢羅等。胡餅即芝麻燒餅，中間夾以肉餡。賣胡餅的店攤十分普遍，據《資治通鑑·玄宗紀》記載，安史之亂，唐玄宗西逃至咸陽集賢宮時，正值中午，“上猶未食，楊國忠自市胡餅以獻。”西域的名酒及其製作方法也在唐代傳入中國，據《冊府元龜》卷九百七十記載，唐初就已將高昌的馬乳葡萄及其釀酒法引入長安，唐太宗親自監製，釀出八種色澤的葡萄酒，“芳辛酷烈，味兼緹盎。既頒賜群臣，京師始識其味”，並由此產生了許多歌詠葡萄酒的唐詩。唐代還從西域引進了蔗糖及其製糖工藝，使得中國古代飲食又平添了幾分甜蜜，其意義不亞於葡萄酒釀法的引進。

　　在東方，鑑真東渡還把中國的飲食文化帶到了日本，日本人吃飯時使用筷子就是受中國的影響。唐代時，在中國的日本留學生還幾乎把中國的全套歲時食俗帶回了本國，如元旦飲屠蘇酒，正月初七吃七種菜，三月上巳擺曲水宴，五月初五飲菖蒲酒，九月初九飲菊花酒等等。其中，端午節的粽子在引入日本後，日本人又根據自己的飲食習慣作了一些改進，並發展出若干品種，如道喜粽、飴粽、葛粽、朝比奈粽等等。唐代時，日本還從中國傳入了麵條、饅頭、餃子、餛飩和制醬法等等。日本人調味時經常使用的醬油、醋、豆豉、紅曲以及日本人經常食用的豆腐、酸飯糰、梅乾、清酒等等，都來源於中國。饒有趣味的是，日本人稱豆醬為唐醬，蠶豆為唐豇，辣椒為唐辛子，蘿蔔為唐物，花生為南京豆，豆腐皮為湯皮等等。

　　盛唐在美食方面亦是一大盛世，燒尾宴正是此中的最高代表。何謂“ 燒尾宴”?據《舊唐書·蘇環傳》：“公卿大臣初拜官者，例許獻食，名曰燒尾。”這就是說，大臣初上任時，為了感恩，向皇帝進獻盛饌，叫做“燒尾”。

　　燒尾宴奢侈到什麼程度呢?

　　《清異錄》中記載了韋巨源設燒尾宴時留下的一份不完全的食單。食單中共列菜點58種，糕點有20餘種。菜餚有32種，從取材上看，有北方的熊、鹿、驢，南方的狸、蝦、蟹、青蛙、鱉，還有魚、雞、鴨、鵪鶉、豬、牛、羊、兔等等。

　　例如宴席上有一種看菜，即工藝菜，主要是用來裝飾和觀賞的，其中有一道看菜叫“素蒸音聲部”，用素菜和蒸麵做成一群蓬萊仙子般的歌女舞女，共有70件。你看，一個工藝菜，就得花費多少時間與精力。如一糕點名為“金銀夾花平截”，是把蟹黃，蟹肉剔出來，夾在蒸卷裡面，然後切成大小相等的小段。又如其中一個叫“通花軟牛腸”的菜，是用羊骨髓加上其他輔料灌入牛腸，做成香腸一類的食品。燒尾宴中的羹湯也是非常精緻的，如“冷蟾兒羹”，即蛤蠣羹，但要冷卻後涼食，如清涼臛碎，是用狸肉做成羹，冷卻後切碎涼食，類似肉凍。

　　這58種菜點，還不是“ 燒尾宴”的全部食單，只是其中的奇異者。由於年代久遠，記載簡略，燒尾宴確切的整體規模和奢華程度是我們今天所無法真正確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