勵志名人的故事有哪些

  最近有很多小夥伴都在問小編?看來大家都很喜歡看那些勵志名人的故事,那麼勵志名人的故事都有哪些呢?一起來看看吧。

  勵志名人的故事:劉國樑的“折磨說”

  2010莫斯科世乒賽,中國男子乒乓球隊勇奪冠軍,實現了五連冠的壯舉。凱旋後,劉國樑帶領他的“五虎上將”做客中央電視臺《成長》節目。當主持人要他用簡單的一句話談成長的體會時,他再次深情地說:“我要感謝折磨我的人和被我折磨的人。”在場的聽眾立刻報以掌聲和笑聲。人們知道,他說的折磨他的人就是他的恩師蔡振華,中國乒乓球協會主席,原中國乒乓球男隊主教練。被他折磨的人是中國乒乓球男隊隊員。

  劉國樑第一次說這話的時候是在2010年的1月,他榮獲2009CCTV年度風雲人物最佳教練,發表了感言。

  是的,蔡振華“折磨”了他。無論是當乒乓球隊員還是當主教練,他都被置於蔡振華的嚴格監管之下,使他兢兢業業,不敢有一絲一毫的懈怠。誠如劉國樑所說:正是有了師傅的折磨、敲打、修理,我才有了今天。他在各類賽事中取得一個又一個的成就,成為中國第一個乒壇大滿貫得主,獲得最佳教練的殊榮。

  同樣,劉國樑折磨了他的隊員。就說這次莫斯科世乒賽,馬琳在中國隊對德國隊的決賽中,在先失一局的情況下臨危上陣,力克奧恰羅夫、波爾兩位名將,為中國乒乓球男隊最終奪取冠軍拿下了至關重要的兩分。但這位功勳人物當初在直通莫斯科選拔賽中並不順利。劉國樑明言:在中國乒乓球隊誰也不能吃老本。馬琳雖然是奧運冠軍,雖然是歷經種種大賽,戰績輝煌的一位30歲的老將,卻必須和普通隊員在一條起跑線上平等競爭。第一次選拔賽,馬琳失利了,第二次失利了,第三次又失利了,直到第五次他才搭上了末班車。

  可以說,正是這樣的磨礪,才使馬琳寶刀不老,並且具備了特別能戰鬥的抗壓能力,在關鍵時刻表現出大將風範,既鑄就了中國乒乓球男隊集體的榮耀,也續寫了他個人職業生涯中極為精彩的一章。

  “自古英雄多磨難,從來紈絝少偉男”。在人生的路上沒有什麼捷徑可走,也沒有什麼便宜可佔,只有實實在在付出自己的辛勞、汗水,才會有沉甸甸的收穫。從一定意義上說:經受折磨,其實是一個人的福分。

  勵志名人的故事:杜潤生——繞著繞著破了局

  這個一生低調,從不大聲說話的老人,大概從沒想到,他走後,會是海嘯般的紀念。

  “農村改革之父”、“農村改革參謀長”、“杜潤生走了,一個時代結束了”……各種各樣的論述,聚光燈一樣將他籠罩其中,推向臺前。事實上,“杜潤生”三個字從未在媒體上這樣頻繁出現過。

  “我們欠農民太多”

  如今在廣大農村再普遍不過的“包產到戶”,在被視為改革開放起點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仍是“不許”。包產到戶作為改革的發端,推動了農村乃至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少不了這個乾瘦的老頭,被眾人稱作破局者。

  晚年的杜潤生,已不願過多回顧自己的貢獻——他把那歸結為農民自己的發明。他更強調面對複雜性和多樣性國情,“尊重農民選擇”和“調查先行”的重要性。

  ,農村政策研究室撤銷。76歲的杜潤生正式離休。逝世前,他掛念的也是“農口”那些事。

  直到2009年他住進醫院,二十多年間,他幾乎每天早上都要走進磚塔衚衕那間為他存留的辦公室,即使在2003年“非典”時,他也沒間斷過。“整幢辦公樓,就他辦公室開著”。

  在那間光線昏暗,白天也需要開燈的辦公室,他寫下了“當時我們認識到,中國的農村改革,一切‘便宜’的方法已經用盡;如果不觸動深層機構,就很難再前進一步”。

  辦公室冬天極冷,要靠電取暖烤手,而在轉型中的中國讓他停不下來。他戴著茶色的眼睛,弓著身子趴在堆滿書的書桌上,乾瘦的手一筆筆寫下一個又一個議題:免農業稅、破除製造二元體制的戶籍制度,警惕因徵地而造成農民流離失所,警惕權貴資本主義,保護生態環境……

  “我們欠農民太多”,這個乾瘦的老頭用力寫道。

  他不止一次地,向跟他請教的門生強調,解決三農問題涉及中國深層的政治經濟體制問題,是個系統工程,不能指望畢其功於一役。

  杜老90歲壽辰時,經濟學家周其仁那句“我想不到今生今世還會有哪個稱號像這個徒子徒孫稱號,能讓我們引以自豪”引起在場人一片掌聲。那天到會的“徒子徒孫”很多,周其仁之外,還有陳錫文、林毅夫、張木生、翁永曦等。

  杜老有著“縱橫折衡”的智慧,“溝通說服”的能力,有人以“大祕書長”、“八級泥瓦匠”來稱讚他的平和實際。然而熟知他的門生舊故都明白,這個生於清皇庭崩潰之際,見證了中國一個世紀浩浩蕩蕩的老人,他的聰慧、堅持與隱忍,全緣於他作為老派知識分子、老派共產黨人的赤子之心。

  “可以可以也可以”

  很難將這個戴著一頂灰不溜秋的帽子,常繞著小區走步的乾瘦老頭,與掌握“重權”的他聯絡起來。這個“繞”字正是他破局的精義。

  “”結束後的1979年,杜潤生重回農口,出任剛剛成立的國家農業委員會副主任,主管農村政策研究。那一年,杜潤生已66歲。

  1979年冬天,安徽鳳陽縣小崗村的18戶農民暗中搞起了後來名留青史的“大包乾”,他們託付了自己的妻小,在“生死狀”上按下了手印。然而,當時在中共黨內領導層中,大多數人還在反對包產到戶。

  在一次討論包產到戶的省市區第一書記座談會上,因分歧太大,會議已無法繼續。杜潤生突然撇開了包產到戶的話題,講起了溫飽問題應該如何解決。事到最後,竟然扭轉乾坤,形成了著名的1980年“75號檔案”,肯定包產到戶是一種解決溫飽問題的必要措施。

  這個有名的75號檔案,被後來人們概括成了“可以可以也可以”:在一般地區,集體經濟比較穩定,“可以使群眾滿意的,就不要搞包產到戶”,對於邊遠山區和貧困落後的地區,“可以包產到戶,也可以包乾到戶”。這便是有名的“杜氏公式”。

  人們說,只有他想得出這種鬼使神差的詞語組合,不只決策層達成了共識,檔案發下去,農民也都看懂了,他們記住了“可以……可以……也可以……”,於是興高采烈地選擇了最後那個“可以”。

  “他把黨內幹部隊伍關於包產到戶、包乾到戶引起的關於道路和方向的爭論高度簡化為‘責任制’三個字。”已近70歲的翁永曦用手指敲著桌子,木桌嗡嗡作響。“他把‘責任制’三個字作為一個支點,居然幾年之內很平穩地撬翻了1949年以來農村的經濟制度和社會制度,還成功啟動了中國整個經濟領域的改革。這是大手筆,大智慧!”

  中央檔案對包產到戶的提法從原來的“不許”到“不要”、從“可以可以也可以”到“長期不變”,重大的改革就在字裡行間發生。

  制度經濟學家諾斯曾經指出,一旦路徑被鎖定,除非經過大的社會震盪,就很難退出。已經被鎖定的中國土地制度在那個時代看來已經是天經地義、不容質疑的原則。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局面就像是一場拔河比賽,“一邊是千軍萬馬的農民,一邊是幹部”。這場爭論終是以尊重農民、尊重常識而結束。

  把“農村改革之父”刪掉

  1955年,杜潤生作為中央農村工作部祕書長,他和部長鄧子恢不配合毛澤東過於急切的農村合作化,被斥為“小腳女人”。此後,鄧子恢飽經摺磨死去,杜潤生跌入政治生涯谷底,沒過幾年,農工部因“十年沒做過一件好事”被撤銷,與此同時,人民公社則浩浩蕩蕩地展開了。

  在眾多文章濃墨重彩地展示杜潤生“”平反後的十年農村改革成就時,他離開農工部,被調往中國科學院做祕書長的十年、“”被批鬥的十年似乎被抽走了一般。

  在反右鬥爭中,為了保護知識分子,他煞費苦心地提出了“初步紅”的概念。

  什麼是“初步紅”?就是絕大多數知識分子是熱愛祖國的、擁護社會主義的,他們已經初步紅了,所以不是資產階級。

  在當時非左即右、非共產主義即資本主義的定式思維下,這個概念保護了一些知識分子。

  即便“”中在批鬥時,他還在研讀馬列主義,研究農村改革。“你都被打入十八層地獄了,你還替他們瞎操什麼心。”他的夫人忍不住抱怨。

  杜潤生幾乎沒有疾言厲色過,從不批評人,也很少表揚人,卻常愛唱“反調”。面對贊成,他會提反對意見,如果反對,他又說贊成;他總是從另外一個方向推敲,尋找反對意見中的合理成分,之後揉合各種意見,形成最大公約數。

  “中國的事,不在於你想要幹什麼,而在於只能幹什麼。”這是他後來常說的一句話。

  在他這種做事風格的薰染下,1982年設立的常被稱作“九號院”的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大小不分,爭論常有,一派生機。

  那些年,老的小的,中央的地方的,部門條條塊塊的,都常到杜潤生那裡暢所欲言。

  80年代的九號院裡,常能碰到一些黨的高階領導幹部,比如國務院副紀登奎、中央宣傳部部長朱厚澤,他們在調動職務詢問意見時,都說“去老杜那兒”。

  其實,杜潤生的機構和編制在中央、國務院各部委中,屈居最末;但整個80年代,它在改革決策中的作用和影響力,實際成為中央經濟改革決策研究中樞。

  杜潤生的辦公室在九號院偏西的一個平房小院,院子很小,窗外種有海棠樹。春季繁花盛開時,院裡的年輕人已被他散在各地的田間鄉頭調研,等秋天海棠果滿樹時,帶著調研結果回來的年輕人,在他的帶領下總結、呈文,成為一個又一個的“1號檔案”。

  “如何把千百萬農民的呼聲,轉化為黨中央的政策,這是一門極高的藝術。”翁永曦忍不住用指關節敲著桌子,“杜老不是國家最高層的領導人,但是稱他為‘中國農村改革參謀長’、‘中國農村改革之父’,名副其實,毫不為過!”

  “農村改革之父”這樣的提法,杜潤生從不放在心上。他一直強調,自己的思想從來是在農民的自發行為、地方的選擇和歷史經驗的教育下逐步形成和變化的,絕非先知先覺的“一貫正確”。

  他的門生寫道,在出版《杜潤生自述:中國農村體制變革重大決策紀實》時,封底清樣的介紹曾包括“人稱‘中國農村改革之父’”,杜潤生看後,把這句一筆劃掉。

  雖然幾番勸說,杜潤生只有兩個字:“不行”。

  2008年,因為“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理論”,杜潤生獲得了首屆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

  95歲的杜潤生顫巍巍地站在頒獎典禮上,“家庭聯產承包制是農民的發明,我們只是進行了調查研究理論化”,聲音生澀、蒼老,卻字字分明。

  因為,這不過是他“尊重農民,讓農民真正解放”原則的踐行而已。

  北京的10月,已是深秋,西黃城根九號院大門緊閉,門口警衛森嚴。衚衕裡的風過,隱有嗚咽之聲。“一盞溫暖的燈熄滅了”,一位多年受教於杜潤生的學生悲哀地說,“他曾照亮了那個激盪著創造與夢想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