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日報副刊（重慶）

[拼音]：Hanlü

漢代法律的總稱。劉邦(見漢高祖劉邦)入關後，認為秦法煩苛，曾約法三章。後因三章之律太簡略，難以適應統治的需要，蕭何便在秦律的盜、賊、囚、捕、雜、具六篇外，又增戶、興、廄三篇，形成《九章律》。現從雲夢秦律得知：秦本有《廄苑律》，則蕭何所增也非新作，仍是採秦律舊文編訂而成。惠帝時，叔孫通定漢諸儀法，作《傍章》十八篇。到武帝時，對包括法律在內的各種典章制度都有過較大的變革，曾有張湯制定的《越宮律》和趙禹的《朝律》。當時法網益密，律文繁多，據說律令三百五十九章，屬於死罪者四百多條，可見刑法之嚴酷性。由於法令文書充滿幾閣，連主管者也不易遍睹，奸吏往往利用令文煩冗而營私舞弊。到成帝時，死罪有千餘條，律文及其有關部分多至百餘萬字。到東漢和帝時，廷尉陳寵說當時死罪六百一十條，耐罪一千六百九十八條，贖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條。從西漢到東漢，儘管有人一再提出刪削律令條文的建議，但都未能實現，而且令文日益繁密。據《晉書·刑法志》記載，東漢末年，漢律包括蕭何的《九章律》，叔孫通《傍章》十八篇，張湯《越宮律》二十七篇，趙禹《朝律》七篇，又有《令甲》三百餘篇，以及鮑昱關於嫁娶辭訟的《法比都目》，總共九百零六卷。

東漢滅亡以後，漢律開始散失。《隋書·經籍志》中已不著錄晉以前的法律，可見漢律到隋已全部亡佚。但在目前尚存的一些古籍中還保留著個別漢律引文，這是研究漢律的主要依據。

漢代法律條文有律、令之分。律為主幹部分，除盜、賊等律外，還有尉律、左官律等。令多為新增者，其中包括一部分皇帝的詔令。漢代因令文繁多，故又分為《令甲》、《令乙》、《令丙》。令的名稱甚多，有《功令》、《金布令》、《秩祿令》、《廷尉挈令》等。除律、令外，還有程、科、品、條，這些應為律令的旁支，是對律令的補充。律令中除刑法外，也包括若干行政或民事法規。斷獄時因缺乏適合的律令條文，所以還須藉助於所謂“比”或“例”。比是比附有關的律條以定罪，例是案例。史稱武帝以後，僅死罪決事比就有三千四百七十餘事。東漢時陳寵作《詞訟比》，後為司徒府所遵用。比和例在漢代和律令具有同樣的法律效力。漢代用比、例定罪，這為官吏隨意解釋法律和專橫獨斷開了方便之門。

漢代律令條文由丞相、御史、廷尉掌管，他們還負有整理或修訂令文的職責。東漢時這類職能轉歸尚書。

漢代刑罰主要有死刑、耐刑。死刑分為斬首、腰斬。西漢初承秦制，肉刑的宮、劓、黥、刖尚有遺留。文帝除肉刑，代以髡髮和戴鐵頸鉗、腳或笞刑。較死刑為輕的為徒刑，也稱為耐刑，其中又分髡鉗城旦、完城旦、鬼薪、白粲、隸臣、司寇數等。東漢衛巨集以為髡鉗城旦是拘役五年之刑，其餘為四年到二年刑。拘役的犯人稱徒，後世徒刑之名即源於此。較司寇為輕的是罰作，拘役三月到一年。

法律對於官吏富人的偏護極為明顯。貴族或有的官吏有罪可以先請，在判刑時即可輕免。法律規定，罪人若向國家交納一定數量的粟、縑、錢幣就可減輕刑罰。武帝時犯死罪者，交五十萬錢便可免死，正如後來蕭望之所說，法律使富者得生而貧者獨死。

儒學在漢代取得獨尊地位後，儒家思想也滲入到法律之中。武帝時董仲舒以春秋決獄，以後，不斷有人以經文來干預刑獄之事。東漢後期，名儒馬融、鄭玄甚至還為漢律作詳細的註釋，每家都各有數十萬字。

南宋時王應麟開始從古書中輯出漢律遺文二十條。從清到民國，輯錄者尤多，有孫傳鳳、杜貴墀、王仁俊、沈家本、程樹德等家，輯出的漢律、令殘文，多至三百餘條。近幾十年，甘肅、內蒙古、青海、湖北等地出土不少漢簡，簡文中也保留了若干前所未見的漢律的零星資料，其中湖北江陵張家山漢墓出土的漢簡千餘枚，包括西漢初期的律令尤多，尚有待於整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