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馬布埃

[拼音]：shangban qiye

中國19世紀60年代後半期出現的、完全由私人出資創辦、僱傭工人、使用機器生產的中小型企業。

鴉片戰爭後，在外國航運業不斷入侵的情況下，到60年代中期，上海已出現機器修配工場。上海的發昌機器廠就是在1866年（同治五年）後僱傭工人、學徒，添置簡單車床，從修配作坊逐步發展成為能自造小車床的一家商辦企業。有人認為它是中國最早使用機器生產的近代企業。到中日甲午戰爭前，在上海還有建昌銅鐵機器廠等十餘家工廠，都是裝置簡單，規模狹小，資本僅在五百元左右的商辦企業。90年代以後直到20世紀初，廣州的機器修船工廠已能生產多種樣式和大小不同的輪船。

在中國民族資本企業中，機器繅絲業發展比較迅速。1873年，商人陳啟源在廣東南海創辦繼昌隆繅絲廠，是機器繅絲業中商辦企業的第一家。其後數年間，在廣州、順德、南海等地區，中小型機器繅絲廠增加到十餘家，擁有繅車約二千四百餘部。1881年（光緒七年），上海地區公和永繅絲廠的設立，成為華東地區第一家華商經營的絲廠。此後，又陸續開設了坤記、裕慎、延昌、正和、綸華及源昌等數家。這些絲廠處在上海這一生絲出口中心，而且還有江浙地區作為可靠的原料基地，儘管由於外國在滬繅絲廠的壓迫和競爭，民族資本繅絲業發展十分艱難，但從1896～1898三年中，全國仍新設機器繅絲廠二十九家，共有資本三百多萬元。其中設立在滬、杭和蘇州的八家絲廠，擁有資本二百七十萬元，平均每家近三十四萬元。它們有力量置備新型機器裝置，提高生產水平，與外國在華絲廠相抗爭。因此，甲午戰爭以後，江南繅絲業躋居全國繅絲業的中心。

在商辦企業中，棉紡織業愈到後期愈顯現出它的重要地位。甲午戰爭之前，官督商辦的上海機器織布局握有清政府給予的專利特權，在棉紡織業中限制了同類企業的興起。當時在上海的華新(1891)、裕源(1894)、裕晉（1895）和大純(1895)四家，實際上是全由商人和退職官僚出資經營的半獨立性的企業，不得不在名義上附屬於機器織布局。甲午戰爭以後，棉紡織業中“專利特權”的限制被衝破，而棉紡織業的利潤十分優厚，使民族棉紡織業得以發展。1896年以後的三年中，蘇、滬、杭地區在原有各紡織廠外，新建的民族資本紡織廠有蘇州的蘇綸(1897)、上海的裕通(1898)、南通的大生(1899)等。進入20世紀，隨著抵制外貨運動的開展，出現了新的設廠高峰。從1905到1910年，六年中分佈在蘇、浙、豫和上海等地區的新建民族資本紡織廠又增加了八家。終清之世，民族棉紡織業成為近代中國民族資本中最重要的經濟部門。

甲午戰爭前，商辦企業在食品工業和其他輕工業部門也都有所嘗試。1878年在天津設立的貽來牟機器磨坊，是中國食品工業中最先使用機器生產的商辦企業。1904～1908年，北京、天津、漢口、江蘇、吉林、上海等地，共開設二十一家新麵粉廠。在火柴、造紙、玻璃等部門這時也都有私人資本進行試探性的創業活動。進入20世紀以後，捲菸業也有長足的發展。1905～1906年間興建了十六家商辦捲菸廠。其中居中國菸草工業重要地位的南洋兄弟菸草公司，便是在1906年興建的。水電、皁、燭及機器磚瓦業等，在20世紀第一個十年中也都有不同程度的發展。

民族資本經營的礦山主要是煤礦的開發。甲午戰爭以前，稱為商辦礦山的只有1879年開始經營的湖北荊門煤礦，但成效不顯著，到1882年便以資本不繼而停辦。甲午戰爭以後，開設了二十五家商辦煤礦。規模較大的有萍鄉煤礦，它籌建於1897年，是由官督商辦企業改為商辦企業的。此外還有在路礦鬥爭中收回自辦的煤礦企業，如山東中興煤礦公司、山西保晉公司、安徽銅官山礦區、四川江北廳礦區等。

民族資本的新式航運業在甲午戰爭之後開始發展，其中經營成效顯著的有1903年成立於南通的大達內河輪船公司，1908年在滬甬之間通航的寧紹商輪公司，以及在南北洋線上行駛的政記公司（1905）、肇興輪船公司(1910)等。而商辦鐵路的情況則反映在1903～1910年收回路礦權運動中，在全國許多省份成立了商辦鐵路公司，分別招集到數量不等的股金，其中成績較著的有浙江、川漢、粵漢各鐵路公司。到1911年，總共修建了五百公里左右的商辦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