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
[拼音]：Zhongguo Kaoguxue jianshi
[英文]：Brief History of Chinese Archaeology
中國作為世界上文明發達較早的國家之一，很早就有學者注意進行古代遺蹟的考察和古代遺物的研究。具有一定學術系統的金石學，產生於1000年前的北宋，到清代更為發達，形成中國考古學的前身，留下許多可貴的研究成果。但以田野調查發掘為基礎的近代考古學，在中國卻興起較遲。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20和30年代，一些帝國主義國家派遣的探險家、考察隊，潛入中國邊疆地區活動。20年代後期，中國學術機關開始進行周口店、殷墟等遺址的發掘，標誌著中國考古學的誕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考古工作不能很好地進行，當時只有十來位掌握考古發掘技術的專門人才，作過大規模發掘的遺址很少，掌握的科學資料也很有限。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整個考古工作的面貌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考古工作的隊伍逐漸成長壯大，調查發掘遍及全國各個地區。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同時注意利用各種自然科學的方法，考古研究工作不斷開展，專題研究和綜合研究不斷深入，從而逐步建立起中國考古學的體系，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
近代考古學的傳入
19世紀末，歐洲的考古學已經日漸興盛，趨於成熟。當時已有一些中國學者對他們的業績十分注意， 曾在著作中加以介紹。 例如：1900年章太炎在《中國通史略例》中介紹西洋史學思想時提及，“今日治史，不專賴域中典籍，凡皇古異聞，種界實跡，見於洪積石層，足以補舊史所不逮者。”1901年梁啟超在《中國史敘論》中，更講到19世紀中葉以來歐洲考古學家將史前時期劃分為石器時代、銅器時代、鐵器時代3期，並將中國古史傳說與此比附。正當此時，1898年安陽小屯村再次發現有字甲骨，引起了王懿榮、劉鶚等金石學家的注意。1900年敦煌石窟又發現儲存大量古代寫本文書和其他文物的藏經洞。近代學術史上的這兩項驚人發現，成了中國考古學誕生的前兆。由於當時清王朝行將崩潰，帝國主義列強正加緊侵略和瓜分中國，考古遺蹟得不到妥善的保護，更沒有條件進行考古發掘。一些國家紛紛派遣考察隊潛入中國邊疆，以考古研究為名，有的旨在掠奪珍貴文物，有的測繪地圖，刺探情報。他們以非科學方法進行調查發掘，致使許多古代遺蹟遭到破壞，造成中國文化遺產的極大損失。最早來中國進行考古活動的是日本人和俄國人。中日甲午戰爭剛剛結束，鳥居龍藏就到被日軍強佔的旅大地區調查古代遺址，不久又去臺灣活動。俄國學士院的Д.Α.克列緬茨 (1848～1914)，則於1898年率領考察隊，在新疆吐魯番地區挖掘。1900年以後的十餘年間，僅在新疆及鄰近地區作過多次考察的就有英國的A.斯坦因，瑞典的斯文赫定，德國的A.格林韋德爾(1856～1935)、A.von勒科克，日本的大谷光瑞、桔瑞超，法國的伯希和， 俄國的П.К.科茲洛夫、C.Φ.奧爾登堡 (1863～1934)等等。被髮掘的地點主要有：民豐尼雅遺址，羅布淖爾樓蘭遺址，吐魯番的高昌古城遺址、交河古城遺址和阿斯塔那墓群，吉木薩爾的北庭都護府城址，敦煌、酒泉和額濟納河流域的漢代烽燧遺址，以及西夏到元代的黑城遺址。他們不僅竊取從這些遺址中採集的漢晉簡牘、高昌文書、漢唐絲織品和其他珍貴文物，而且劫取了克孜爾石窟、柏孜克里克石窟、庫木吐喇石窟的精美壁畫，斯坦因、伯希和、桔瑞超、奧爾登堡還從敦煌石窟騙取學術價值很高的大量寫本文書。與此同時，鳥居龍藏在日俄戰爭之後，將其調查足跡從旅大和遼東半島，逐漸擴充套件到東北三省和內蒙古東部的大部地區。濱田耕作也在這個時侯，發掘旅順刁家屯的漢莫。另外，日本的伊東忠太、關野貞和法國的E.┵.沙畹 (1865～1918)、色伽蘭等人，又在內地一些省份，進行古代建築、石窟寺和陵墓的考察。法國傳教士桑志華在天津建立的北疆博物院，開展過黃河流域及白河沿岸的考古調查，在河套地區發現了薩拉烏蘇遺址和水洞溝遺址。
從1920年前後開始，中國北洋政府開始聘請外國學者或與外國學術單位合作進行考古工作。1918年，中國政府聘任的礦政顧問、瑞典地質和考古學家安特生，與中國地質調查所負責人丁文江、翁文灝商定，共同進行古脊椎動物化石的採集工作，由瑞典方面提供經費、派遣專家，採集到的標本送瑞典研究後，分存瑞典博物館和中國地質調查所兩處。1921年，安特生和奧地利人師丹斯基在北京周口店採掘脊椎動物化石時，發現龍骨山遺址，後在瑞典整理所出動物化石，發現一枚人科動物的牙齒化石，引起學術界的關注。同年，安特生在河南澠池縣仰韶村，發現以彩陶為顯著特徵的新石器時代遺存，並進行首次發掘，提出仰韶文化的命名。隨後，他又去甘肅、青海進行史前遺址的調查發掘，將甘青地區的遠古文化分為齊家、仰韶、馬廠、辛店、寺窪、沙井6期。
第一次由中國學者主持的田野考古工作，是1926年從美國學習人類學歸來的李濟，在山西夏縣西陰村遺址進行的發掘。但這是一次國際合作性質的工作，由美國弗里爾美術館與清華學校研究院共同進行，美方提供經費。這次發掘還不是由中國學術機關獨立進行的考古工作，發掘的規模很小。
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早在1922年便成立考古學研究室，馬衡被聘為室主任兼導師。馬衡是一位金石學家，當時並不知道怎樣開展科學的考古發掘，在田野考古方面僅1923年察看了孟津、新鄭出土銅器的地點及洛陽漢魏城太學遺址。1924年，北京大學考古學研究室設立考古學會。1927年，日本東亞考古學會由濱田耕作、原田淑人等出面，約請北京大學考古學會馬衡、沈兼士等，在東京聯合組成“東方考古學會”，當年在旅大地區共同發掘貔子窩（今皮口鎮）附近的單砣子等遺址。不久中國學者陸續退出這一活動。也是在1927年，用中國學術團體協會名義與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合組的西北科學考察團成立，北京大學教授徐炳昶（旭生）被推選為中方團長，黃文弼代表北京大學考古學會參加該團去新疆進行考古工作。這次考察工作持續到1933年，活動經費由斯文赫定提供。
這段時間，金石學家繼續作出自己的貢獻。特別是孫詒讓、羅振玉、王國維三人，對甲骨文的研究有開拓之功，成績尤為卓著。
中國考古學的誕生和初步發展
1928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內設考古學組。同年10月派董作賓前往安陽小屯進行調查試掘，準備大規模地展開工作。這是中國考古學誕生的重要標誌。1929年，李濟作為當時中國唯一具有近代考古學知識和發掘經驗的學者，被聘任為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主任。同年，中國地質調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及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考古組分別成立。從此，中國有了自己的從事考古研究的學術機構。
新生代研究室的周口店發掘
早在1927年，中國地質調查所便與美國主辦的北京協和醫學院合作，開始了周口店的發掘。新生代研究室成立後，1929年在裴文中的主持下，發現第一個北京人的頭蓋骨化石。隨後，發現大批石製品和人類用火痕跡，使北京人的文化遺存得到確認（見彩圖）。1933年由裴文中和賈蘭坡發掘山頂洞人及其文化。但周口店的人類化石研究，仍是在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資助下，與北京協和醫學院解剖科合作進行的，標本由該院負責人保管，以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標本被弄得下落不明。
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殷墟等項發掘
這一時期進行考古工作最多的，還是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學組，僅殷墟一地就在1928～1937年間進行了15次發掘，累計發掘面積達 46000多平方米（見彩圖）。開始發掘小屯遺址的時侯，發掘水平不高，主要目標是有字甲骨，還缺乏分辨復雜遺蹟的能力。1930年，在國外專攻考古學專業的樑思永學成歸來，到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不久參與山東歷城縣城子崖遺址的發掘，辨識了仰韶文化以外的又一種新石器時代遺存，後被命名為龍山文化。樑思永後又進行安陽後岡遺址的發掘，從地層上解決了仰韶文化、龍山文化和商代文化的相對年代問題。他還參加小屯遺址的發掘，在發掘方法上有明顯的改進。從此，殷墟發掘走上科學的軌道，取得了較大的收穫。歷史語言研究所在小屯村一帶，先後發現50多座夯土建築基址，獲得 22000多片有字甲骨和其他珍貴文物；又在侯家莊商王陵區發掘10座規模特大的商代大墓，以及上千座“人牲”祭祀坑，從而為中國考古學和中國上古史的研究積累了極為寶貴的科學資料。與此同時，歷史語言研究所又發掘浚縣辛村西周衛國墓地、汲縣山彪鎮和輝縣琉璃閣的戰國時期的魏國墓葬，以及日照兩城鎮、永城造律臺等地的龍山文化遺址。還在很多地方作過調查工作。
北平研究院和其他單位的考古工作
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考古組除於1930年與北京大學考古學會等單位合作，對燕下都遺址進行過調查發掘外，主要是1933～1935年在陝西渭河流域活動。其中徐炳昶領導進行的寶雞鬥雞臺附近的發掘，曾發現仰韶文化遺址、周秦時期和漢代的墓葬。後由蘇秉琦將溝東區的周秦墓葬進行整理和分期研究，並且提出探索周文化淵源的線索問題。該會又對河北邯鄲附近的響堂山石窟作過比較詳細的勘查。另外，西湖博物館於1933～1936年在浙江的一些地方進行新石器時代遺址的調查，發現併發掘良渚遺址。林惠祥等學者在東南沿海各省、臺灣省和香港地區，華西大學的美國學者在四川廣漢和西康道孚附近，先後進行考古調查，還有人進行六朝陵墓和古代窯址的考察。
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的活動
1928年以前開始的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在新疆及鄰近地區的活動，持續進行到1933年。中國學者所作田野考古工作，主要有黃文弼在吐魯番附近調查發掘高昌古城、交河古城遺址及麴氏高昌墓地，在塔里木盆地周圍調查漢唐時代的城堡、寺廟、溝渠和屯戍遺址，在羅布淖爾附近調查發掘史前遺址和漢代烽燧遺址。袁復禮在吉木薩爾附近，勘察並實測唐北庭都護府遺址。 最大的一項收穫是， 瑞典學者F.貝格曼在額濟納河流域，調查發掘分佈很廣的漢代烽燧遺址，獲漢代簡牘 1萬餘支。貝格曼又在內蒙古和新疆發現一批以細石器為主要特徵的新石器時代遺存。
日本學者在東北和華北地區的活動
北京大學考古學會退出東方考古學會之後，日本“東亞考古學會”繼續單獨進行調查發掘。九·一八事變前，該會主要在旅大地區活動，發掘了牧羊城遺址及南山裡、營城子漢墓等。九·一八事變後，該會的活動擴大到東北其他地方，發掘了赤峰紅山後遺址、渤海上京龍泉府遺址及元上都遺址；同時，還有人以其他各種名義，發掘顧鄉屯地點、集安高句麗壁畫墓，並調查遼代帝陵。日本侵佔華北以後，原田淑人等又以該會和“東亞文化協會”的名義，發掘邯鄲趙王城和曲阜魯靈光殿遺址。還有水野清一等於l937～1944年間，8次前往山西大同，對雲岡石窟進行詳細的調查和實測，並在附近作過一些發掘。
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的工作
抗日戰爭期間，遷往內地的學術機關在困難的條件下，採取合作的方式進行田野工作，也有比較重要的收穫。例如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與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合作，於1939～1940年在雲南大理附近，發掘史前和南詔時期的幾處遺址；後又分別與中國營造學社、四川省立博物館、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等單位合作，先後發掘四川彭山的漢代崖墓和成都附近的前蜀王建墓，並兩次在河西走廊等地進行考古調查。1944年，夏鼐在甘肅寧定縣陽窪灣發掘齊家文化的墓葬，第一次發現齊家文化晚於仰韶文化的地層證據，糾正了安特生1925年在甘肅遠古文化分期問題上的錯誤論斷。在此以前，尹達曾於1937年根據器物形制的分析對安特生概括的仰韶文化內容和齊家文化年代問題提出過質疑。
解放戰爭時期，田野考古工作陷於停頓狀態。在東北和華北解放區，民主政府十分重視文物保護工作，對吉林西團山石棺和邯鄲附近的漢墓作過清理髮掘，又曾收集景縣封氏墓群出士的文物。在國民黨統治地區，僅裴文中於1947～1948年前往甘肅、青海進行過史前遺址的調查。
從1928～1948年，經過20年的發展，中國考古學作為一門新興的學科，已經初具規模。儘管田野考古工作不多，主要限於周口店、殷墟以及黃河流域和長江下游的史前遺址，其他地區和歷史時期的工作開展較少，存在較多的年代缺環和地區空白，未能形成比較完整的體系。但是，終歸開闢了自己的道路，摸索出一套適合中國特點的田野工作方法，積累了一批通過正規發掘獲得的科學資料，出版了《西陰村史前遺存》(李濟，1927)、《周口店洞穴層採掘記》(裴文中，1934)、《城子崖》（樑思永等，1934）、《良渚》(施更昕，1938)、《鬥雞臺溝東區墓葬》（蘇秉琦，1948）、《羅布淖爾考古記》(黃文弼，1948)等著作，以及《安陽發掘報告》和《中國考古學報》等刊物。尹達在延安期間，還用馬克思主義觀點分析考古資料，撰寫了《中國原始社會》一書(1943)。這段時間，有些學者對甲骨、金文、簡牘、墓誌等銘刻資料進行研究，取得了新的成就，其中，郭沫若旅居日本時所著《卜辭通纂》(1933)、《殷契粹編》(1937)、《兩週金文辭大系圖錄》(1934)和《兩週金文辭大系考釋》(1935)等書，為甲骨、金文的研究作出了卓越貢獻。董作賓的《甲骨文斷代研究例》(1932)，對甲骨學研究也有較大推進。
中國考古學的進一步發展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中國考古學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
考古隊伍的迅速成長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伊始，正當百廢待興的時候，人民政府就頒發了關於保護古代文物的法令，恢復周口店、殷墟兩項中斷十多年的考古發掘。隨後，在中央文化部設立文物局，主管全國的文物保護工作，在中國科學院設立考古研究所，專門從事考古研究工作。各大行政區和各省、市、自治區，也相繼成立文物管理委員會，負責當地的文物保護工作，承擔配合基本建設的清理髮掘任務。國家又明確規定，任何單位必須具備田野考古條件，經中央文化部會同中國科學院審查批准後，始得進行發掘工作。這樣，便建立了文物保護和考古發掘的工作體制，為新中國考古事業的發展作好了準備。
從1952年起，連續 4年由中央文化部、中國科學院和北京大學聯合舉辦考古工作人員訓練班，對各地文物單位參加考古工作的 300多名人員進行了短期業務培訓。同時，又在北京大學創辦了考古專業，培養考古專門人才。在考古發掘和研究的實踐中，各地的考古隊伍日益健全起來。目前在全國高等學校中，除北京大學考古專業已於1983年獨立建系外，吉林大學、南京大學、山東大學、中山大學、廈門大學、四川大學、西北大學、武漢大學、鄭州大學、山西大學也先後設立考古專業。各校歷年共畢業考古專業的大學本科生1200多人。中國社會科學院和北京大學等校的研究生院，又為各單位培養了一批考古專業的研究生。
1979年4月成立中國考古學會，是中國考古事業走向繁榮的重要標誌。截至1984年底，該會已有個人會員700 多人，絕大多數是參加田野考古工作時間較長、業務水平相當於助理研究員和講師以上的人員。在此期間，又相繼成立了安徽、湖北、青海、吉林、黑龍江、江蘇、河南、遼寧、湖南、山東、陝西、內蒙古、河北、山西14個省區的地方考古學會（或文物、博物館學會），以及古文字、古陶瓷、古外銷瓷、銅鼓、楚文化等與考古學關係密切的研究會。幾年來，以這些學會和研究會為中心，開展了各種學術問題的討論，促進了考古研究的發展。
田野考古工作的擴大和發掘水平的提高
35年來新中國考古學發展的突出特點，是田野工作擴大到全國各地，基本消除了地域上的大片空白。通過一系列重要遺址和墓地的大規模發掘，田野考古的科學水平有了顯著的提高。
50和60年代前期，工作量較大的田野考古工作集中在黃河流域的一些地方，長江流域和其他地區的調查發掘為數並不太多。開始幾年，為配合國家重點建設專案，往往由中央或行政大區的文物考古部門直接領導，調集各方面的人力協同進行調查發掘。後來，各地逐漸開展較多的田野工作，對遺址進行普查和試掘，清理不同歷史時期的大量墓葬。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黃河、長江流域的部分省級文物單位，則對史前時期的半坡遺址、北首嶺遺址、廟底溝遺址、大汶口墓地、屈家嶺遺址、北陰陽營遺址，商周時期的二里頭遺址、鄭州商代遺址、豐鎬遺址、洛陽東周城、侯馬晉城，以及漢唐兩京城址、元大都遺址和其他重要遺址，分別進行規模較大的發掘。但總的說來，這一時期大面積揭露的遺址尚不甚多，各地田野工作的發展很不平衡。
最近十多年來，各地進行的調查發掘仍以配合基本建設為主，但學術目的性更加明確，幾乎每個省都曾選擇儲存較好的史前遺址進行重點發掘。黃河流域所作重點發掘仍然較多，近年揭露面積一、兩千平方米以上的遺址不下10餘處，其中姜寨遺址和大地灣遺址已發掘一、兩萬平方米，分別發現一、二百座房基。王因遺址和陶寺遺址則發掘八、九百座墓葬，柳灣墓地多達1500座。長江流域和華南地區，也有多處遺址發掘面積在數百平方米以上，關廟山遺址、河姆渡遺址、草鞋山遺址和石峽遺址曾發掘一、兩千平方米。工作量最薄弱的西南邊疆和北方沙漠草原地帶，也都發掘過史前遺址，例如西藏昌都的卡若遺址就揭露了數十座房基。各地在此期間大面積發掘和勘察的重要遺址還有：登封王城崗城堡、淮陽平糧臺城堡、二里頭宮殿遺址、偃師屍鄉溝商城、黃陂盤龍城遺址、周原遺址、紀南城遺址、曲阜魯城遺址、鳳翔秦國宗廟遺址、居延烽燧遺址，以及漢唐兩京的某些遺址。又發掘許多結構複雜、埋葬豐富的大型墓葬，例如隨州曾侯乙墓、平山中山王墓、廣州南越王墓、馬王堆漢墓、滿城漢墓，以及範圍很大的秦兵馬俑坑等。這十多年來進行的重要考古發掘專案，數量之多，分佈之廣，工作規模之大，都是過去所無法比擬的。
在此過程中中國的田野考古更加完善，達到較高的科學水平。早在50年代初期，在輝縣琉璃閣的發掘工作中，第一次成功地剔剝出一座完整的車馬坑，曾被西方考古學家譽為考古發掘方法的新的進步。多年來，中國的細緻考古發掘，一直得到國際考古學界的廣泛好評。考古工作者進行原始聚落遺址和氏族公共墓地的發掘，力求比較全面地揭露布局情況，復原當時社會生活的全貌。進行古代城址的勘察，著重瞭解它們的整體規劃，先確定城垣範圍和城門位置，再以城門為基點探尋主幹大道和重要建築遺蹟。至於古今重合的城市，則充分利用文獻資料提供的線索，根據地面現存的古代建築和可以肯定的舊街道等遺蹟，結合以重點鑽探、發掘，也能較好地復原古城的平面佈局。在清理許多大型墓葬的過程中，妥善地處理了糟朽不堪的漆木器、絲織品、帛書、帛畫，使之較好地儲存下來;對於散亂的玉衣、鎧甲、簡牘，在清理過程中，特別注意各個零件的位置和相互關係，仔細觀察和做好記錄，以復原它們的整體。考古發掘還擴大到古代的礦場、鑄銅和冶煉作坊、燒製磚瓦和陶瓷器的窯址，以及造船工場、沉船、橋樑等等。這些情況說明，中國的田野考古已經真正成為科學化的學術研究工作。
現代自然科學方法的廣泛採用
在這方面以年代測定取得的成績最大。國際上從50年代初期開始應用放射性碳素斷代的方法，被視為史前考古學中一場劃時代的革命。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於1965年底建成中國第一個放射性碳素斷代實驗室，1972年開始公佈年代資料。後來，北京大學考古專業等單位，也相繼建立這種實驗室。各實驗室已公佈考古年代資料1000多個，其中絕大多數屬於史前時期。放射性碳素斷代已成為中國史前考古學的必要手段。這便為建立各種文化型別的年代序列，提供了更加可靠的科學根據。在探尋中國新石器時代早期的文化遺存，進行夏文化的探索和先商、先周文化的研究方面，放射性碳素斷代也有重要的推動作用。其他幾種斷代方法， 例如熱釋光斷代、古地磁斷代、鉀-氬法斷代、骨化石含氟量斷代、鈾系法斷代等，都已陸續採用。
為了鑑別各種遺物的原料、成分、產地和製造工藝，除繼續進行通常的化學分析及光譜分析、金相分析外，一些更為先進的測定方法，例如 X射線熒光分析、中子活化分析、電子探針顯微分析、X 射線衍射分析、穆斯堡爾譜分析、同位素質譜分析等，也已在中國考古學中應用。尤其是對於金屬品、陶瓷器、玻璃器和紡織品，進行較多的分析研究，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中國新石器時代居民的體質特徵和種系屬性的研究，基本上是這30多年開展起來的。對許多氏族公共墓地的人骨資料，都曾進行體質人類學的鑑定研究，目前已經積累了不少資料，開始對中國新石器時代居民的種系分佈問題提出一定的看法。通過對孢子花粉的分析考察古代的自然環境，鑑定作物標本的品種、動物骨骼的種屬，探討中國農業和家畜的起源，也有相當的進展。
中國考古學體系的逐步建立
30多年來，廣大考古工作者以歷史唯物主義為理論基礎，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詳細佔有新發現的大量考古資料，開展各種問題的深入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學術成果，從而逐步建立起中國考古學的體系，使中國古代歷史許多方面的研究得到很大的充實和改善。
舊石器時代的考古研究，全國除福建、新疆兩地尚待探尋外，包括西藏、臺灣在內的各個省、區，都已找到舊石器時代遺存，並且發現了年代早於北京人的元謀人和藍田人，提早了中國考古學的年代上限。特別是舊石器時代晚期遺址，從喜馬拉雅山下至黑龍江畔，到處都有發現。各地發現的 200多處人類化石和舊石器地點，代表了人類進化和舊石器文化發展的各個階段。目前，已經建立起比較完整的華北地區舊石器文化的年代序列，利用各種手段復原古人類的生活環境取得了可喜的成績，中國舊石器時代的文化傳統的探索已有一定成果。西南和東北地區的工作進展較快，在長期空白的大西北也找到一些線索。
新石器時代的研究，全國已發現遺址7000多處，作過發掘的有 400多處。其中一項重要的成果，是早期文化遺存的發現。1977～1978年，發現了早於仰韶文化的磁山遺址、裴李崗遺址和大地灣遺址。此後又在黃河流域發現了幾十處類似的遺存，它們分屬不同的文化系統，彼此又有一定的聯絡，年代都距今七、八千年，並且與仰韶文化有因襲發展關係。這就找到了仰韶文化的先驅，使中國考古學上最大的一段年代缺環日益銜接起來，對探討中國農業、畜牧業和製陶工藝的起源有重要的幫助。在長江流域和其他地區也曾發現年代較早的新石器時代遺址，其中河姆渡文化的幹欄式建築遺構和稻作遺存尤為引人注目，表明那些地方和黃河流域一樣，從很早的古代就有中華民族的祖先進行開發。
黃河、長江流域新石器時代文化的研究比較深入。例如，中原地區的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被詳細區分為不同型別，對黃河上游的馬家窯文化進行命名及型別劃分，在黃河下游發現了青蓮崗文化、大汶口文化，並對山東龍山文化試作型別分析，江漢地區發現有大溪文化和屈家嶺文化，在太湖附近發現了馬家浜文化，並對良渚文化進行命名；同時，判明瞭各地區不同文化與型別的年代序列和發展關係。而對幾處典型遺址和墓地進行的揭露，則為了解當時人們的生產水平、生活狀況和社會形態，提供了具體的實物資料。東南沿海地區和西南地區，東北至新疆的廣大邊遠地區，雖然未能完全弄清當地原始文化的序列和相互關係，但已開始發掘代表性遺址，提出幾種文化的命名問題，研究工作開始深入。各地的原始文化，既有不同的文化傳統，又有密切的相互關係，共同組成豐富多采的中華遠古文化。
青銅鑄造業出現和中國文明起源的研究，取得了十分明顯的進展。現有早期銅器標本的科學鑑定表明，中國至遲在4000年前的齊家文化晚期已經進入青銅時代，比過去只知道殷墟銅器提早了好幾百年。為探討中國進入文明時代的歷史程序，已把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和燦爛的殷墟文化之間的缺環連線起來。從1959年起，在同傳說中夏人活動關係密切的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圍繞夏文化問題開展了較多的調查發掘，又對二里頭文化和龍山文化進行分期和劃分型別的工作。目前雖未取得一致的意見，但研究工作已進一步深入。1983年在偃師屍鄉溝一帶發現的商代早期城址，面積達 200萬平方米，城內又有規模較大的宮殿基址，很可能是湯都西毫。這座城址的發現與研究，對夏文化問題的解決，將是一個很大的促進。
商殷時代的考古研究，過去主要限於商代後期和殷墟一地。現已上溯到商代早期，先後發現兩座當時的都城遺址──鄭州商城和偃師商城，並在二里頭遺址發掘出兩座規模較大的宮殿基址。同時，擴大了對商人活動範圍的認識，北起長城內外，南至長江中游，都曾發現商殷時期的遺蹟或遺物。其中較重要的有：黃陂盤龍城遺址、清江吳城遺址、藁城臺西遺址、銅山丘灣社祀遺址、益都蘇埠屯商墓，以及遼寧喀左、山西石樓、陝西城固、湖南寧鄉等地接連出土的銅器。對鄭州商代遺址和安陽殷墟都已進行詳細的文化分期，又分別發掘宮殿基址、鑄銅等手工業作坊、貴族和平民墓地。小屯附近還出土4000多片刻辭甲骨。對整個商殷時期的文化發展及銅器、甲骨、玉器等方面，都進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居住在臺灣省的考古學者整理過去殷墟發掘的資料，系統研究所出青銅器等重要遺物，也有很大的成績。
西周時期的田野考古工作，基本上是最近30多年發展起來的。50年代通過豐鎬地區的發掘，初步建立起西周考古的斷代標尺。70年代以來，在周原遺址先後發掘了西周早期和中期的兩處大型建築基址，並且出土一批周初的甲骨文，又曾多次發現銅器窖藏。其他地方的重要發掘則有：洛陽東郊的西周王室鑄銅遺址，北京琉璃河的燕國早期貴族墓地。各地成批出土的西周銅器，不少具有王世明確的長篇銘文，為西周銅器的斷代研究提供了新的依據。
春秋戰國時期的一系列考古發現，是中國歷史上這個社會經濟大變革時期的實證材料。現已從考古學上明確，中國至遲在公元前 6世紀的春秋晚期已掌握了冶鐵技術，並且是生鐵鑄件和塊鍊鐵鍛件同時出現。戰國時期鋼鐵生產達到相當高的水平，出現以塊鍊鐵為原料的滲碳鋼製品。集中代表當時經濟文化發展狀況的列國都城，幾乎都曾作過勘察工作，對其佈局情況已有不同程度的瞭解。各地發掘的幾千座東周墓葬，是研究當時不同地區社會經濟和禮制變化情況的寶貴資料。其中，春秋中期的淅川下寺楚墓和戰國初期的曾侯乙墓所出“失蠟法”青銅鑄件，曾侯乙墓儲存完好的整架編鐘、編磐和其他樂器，江陵楚墓出土的戰國晚期錦繡衣物，突出地反映出這個時期經濟文化發展的實際情況。銅器銘文和竹簡、盟書的大量文字資料，既對文獻記載有重要的補充，又使中國古文字學研究中的薄弱環節得到加強。
過去不被重視的秦漢及其以後時期的考古研究，30多年來有了很大的發展，年代下限延伸到明代。“古不考三代以下”的狀況早已改變。歷代都城遺址的勘察發掘已經全面展開。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進行工作的專案有：漢長安城遺址、漢魏洛陽城遺址、隋大興唐長安城遺址、隋唐洛陽城遺址、遼中京遺址、金中都遺址、元大都遺址。這些城址的佈局都已基本勘察清楚，並且分別對當時的宮殿和其他重要建築遺蹟作過大規模發掘。最近，又對中國城市發展史上具有關鍵意義的鄴城遺址進行全面勘察，並著手南宋臨安城的考古工作。還對三國時代孫吳的武昌城、六朝的建康城、北魏的平城及北宋汴梁城等遺址，作過一些實地考察。考古資料足以說明中國都城建制的演變輪廓，其中包括平面佈局、宮城位置、主幹大道和裡坊制度等，發展變化的規律非常明顯。此外，對歷代的地方城市也曾進行一定的考察。
秦漢及其以後時期的陵墓制度，是歷史考古學的重要研究課題。歷代帝陵方面的田野考古工作主要有：秦始皇陵的勘察和陪葬墓、兵馬俑坑等的發掘，西漢諸陵的調查和杜陵門址、寢殿的發掘，六朝陵墓的調查和若干帝陵的發掘，北魏方山永固陵的發掘，唐代和北宋諸陵的調查，以及南唐二陵、西夏王陵和明定陵的發掘。通過這些工作，大體明確了陵園平面佈局的變化情況。各地發掘的不同歷史時期的墓葬數以萬計，積累資料較多的地區都已分別進行了各代墓葬的編年研究。其中，既有廣州南越王墓、馬王堆漢墓、滿城漢墓、大葆臺漢墓及唐代昭陵、乾陵的陪葬墓那樣的高階貴族大墓，又有各級官吏、地主以至貧苦平民的墓葬。詳細考察各個歷史時期不同社會階層葬制的發展變化，有助於增強人們對不同時期社會生活的具體瞭解。各地墓葬所出數千方墓誌，又對文獻記載中的史實有許多補正。
手工業和科學技術方面的考古研究，是在有關的科技部門的密切配合下進行的。所做工作主要有：發掘漢代及其以後時期的冶鐵遺址，並對出土的鐵器作系統的工藝考察，揭示中國古代冶金技術的巨大成就；對歷代瓷窯遺址進行廣泛調查和重點發掘，結合工藝考察資料，研究中國瓷器的起源和發展歷史，探討不同窯系的燒製技術和產品特點，並結合各地墓葬出土的瓷器，進行瓷器器形和紋飾演變的分期斷代研究。積累資料較多、取得較好成績的還有絲織品、度量衡器、漆器、玻璃器等項研究。
邊疆和少數民族地區的調查發掘，取得很多重要的收穫。例如，東北地區的東胡等族遺存，高句麗、渤海的城址和墓葬；北方地區的匈奴、鮮卑等族遺存；新疆的漢代西域諸國和高昌、突厥等族遺存；雲、貴、川地區的西南夷系統青銅文化及南詔、大理遺蹟；西藏的吐蕃和古格王國遺蹟，等等。另外，又對額濟納河流域和敦煌附近的漢代烽燧遺址、內蒙古等地區的秦漢長城遺址、新疆吉木薩爾的唐北庭都護府城址、東北北部的金代界壕遺蹟重新進行一定規模的勘察或發掘。這一系列工作，為研究各地古代少數民族的經濟文化，闡明廣大邊疆和內地悠久的歷史關係，提供了確切的實物證據。
中外關係方面的考古研究也備受重視。對同“絲綢之路”有關的考古發現，主要是波斯薩珊朝銀幣、金銀器、織錦和東羅馬金幣、玻璃器等文物，都曾作過詳細的考察。海上航路的考古研究也有相當程度的開展，除在寧波、泉州兩地發掘宋代沉沒的海船外，著重進行古外銷瓷問題的專門研究。
作為考古學重要分支的銘刻學，以及密切相關的古文字學研究，也出現了新的局面。新出土的各種古文字資料，無論是過去已有相當積累的殷墟甲骨、商周金文、戰國秦漢簡牘、歷代石刻和璽印，還是前所未見的周原甲骨、侯馬盟書、馬王堆帛書，其數量之多，內容之豐富，都遠遠超過歷史上任何—代的發現。這方面研究的主要特點是，同考古學緊密地結合，在全面整理各方面資料的基礎上，開展更深入的研究。
考古書刊的編輯出版
最近30多年來編輯出版的中國考古學書刊，在數量與質量上，都大大超過了歷史上任何時期。
歷年出版的重要考古報告，內容多屬最新發掘資料。重要者史前時期有《山西襄汾縣丁村舊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1958)、《匼河》(1962)、《西安半坡》(1963)、《廟底溝與三裡橋》（1959）、《京山屈家嶺》(1965)、《大汶口》(1974)、《元君廟仰韶墓地》(1983)、《寶雞北首嶺》(1983)、《青海柳灣》(1984)等；商周時期有《輝縣發掘報告》(1956)、《長沙發掘報告》(1957)、《鄭州二里岡》（1959）、《洛陽中州路（西工段）》(1959)、《上村嶺虢國墓地》(1959)、《四川船棺葬發掘報告》(1962)、《殷虛婦好墓》(1980)、《曲阜魯國故城》(1982)、《江陵雨台山楚墓》(1984)等；秦漢時期有《雲夢睡虎地秦墓》（1981）、《洛陽燒溝漢墓》(1959)、《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1974)、《滿城漢墓發掘報告》(1980)、《廣州漢墓》(1981)、《沂南古畫像石墓發掘報告》(1956)、《雲南晉寧石寨山古墓群發掘報告》（1959）、《三門峽漕運遺蹟》(1959)、《鞏縣鐵生溝》（1962）等；唐宋時期有《唐長安大明宮》(1959)、《西安郊區隋唐墓》(1966)、《南唐二陵發掘報告》(1957)、《白沙宋墓》(1957)、《陝西銅川耀州窯》(1965)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的發掘材料，整理出版的有《浚縣辛襯》（1964）、《山彪鎮與琉璃閣》(1959)、《吐魯番考古記》(1958)、《塔里木盆地考古記》（1958）、《前蜀王建墓發掘報告》(1964)、《唐長安城郊隋唐墓》(1980)等。過去發掘的安陽小屯殷墟建築遺存、侯家莊西北岡商代陵墓，以及殷墟所出陶器和青銅器，則在臺灣省陸續出版報告。
新近出土和舊日傳世的各種考古資料的重要集錄，多屬古代銘刻方面。甲骨文、青銅器和其他古文字方面有《小屯南地甲骨》(1980)、《陝西出土商周青銅器》(1979起)、《河南出土商周青銅器》(1981起)、《商周青銅器紋飾》(1984)、《侯馬盟書》(1976)、《古璽彙編》(1981)等；簡牘和寫本文書有《睡虎地秦墓竹簡》(1977)、《銀雀山漢墓竹簡》（1975）、《武威漢簡》(1963)、《居延漢簡甲乙編》(1980)、《馬王堆漢墓帛書》（1974起）、《吐魯番出土文書》(1981起)等；歷代碑刻有《漢石經集存》(1957)、《漢魏南北朝墓誌集釋》(1956)、《千唐齋藏志》(1984)等。又有漢唐壁畫、畫像石、唐三彩、銅鏡、瓷器、度量衡器和石窟寺等方面的資料集錄。整合性大型資料彙編的編輯出版方面，《甲骨文合集》13冊圖版已全部出齊(1978～1983)，《殷周金文整合》和《中國石窟》也已開始出書。
考古學家個人的重要論著，論文集有《樑思永考古論文集》(1959)、尹達《中國新石器時代》(1955)、夏鼐 《考古學論文集》（1961）及 《考古學和科技史》(1979)、《蘇秉琦考古學論述選集》(1984)、《賈蘭坡舊石器時代考古論文選》（1984）、安志敏《中國新石器時代論集》（1982）、鄒衡《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1980)、馬衡《凡將齋金石叢稿》(1977)、於省吾《甲骨文字釋林》(1979)、楊樹達《積微居金文說》(1959)等；專著有北京大學考古教研室《商周考古》(1979)、李學勤《東周與秦代文明》(1984)、王仲殊《漢代考古學概說》（1984）、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1956)及《漢簡綴述》(1980)、郭寶鈞《商周銅器群綜合研究》(1981)等。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集體編著的《新中國的考古收穫》 （1961）和 《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1984)二書，以及文物編輯委員會彙編的《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79)都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中國考古學研究進行了簡要的全面總結。
考古學刊物的出版，歷史較久的《考古學報》、《考古》和《文物》合計已出刊 600期以上，70年代以來又先後創辦了《文物資料叢刊》、《考古學集刊》、《中原文物》、《考古與文物》、《江漢考古》、《史前研究》等刊物，並出版了《中國考古學年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