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漢邊塞

[拼音]：Wang Tao

中國近代的早期資產階級改良派思想家。原名利賓，江蘇長洲（今吳縣）人。23歲起受僱於上海的英國傳教士，逐漸受到資本主義的一些影響。1862年因涉化名“黃畹”向太平軍將領獻策的“通賊”之嫌，被清政府緝拿，經英領事庇護，逃往香港，從此改名韜，字仲弢，別字弢園老民。1867～1870年隨英國傳教士理雅各（1814～1897）赴英譯書，並遊歷了法、俄等國。1874年他任《迴圈日報》主編，大力鼓吹效法西方“富強之術”以“變法自強”。1884年回上海定居。他的經濟思想主要體現在其著作《弢園文錄外編》、《弢園尺牘》等書中。

主張變法自強

王韜從傳統的“變易”觀念中尋找他主張的“變法自強”，以抵禦外侮的理論根據，確認人類社會是不斷變化發展的，中國更面臨著“古今之創事，天地之變局”（《弢園文錄外編·變法上》）。他認為只有“以歐洲諸大國為富強之綱領”，方能“成一變之道”（《變法中》）。但是，他同馮桂芬一樣，主張維持封建的綱常名教，主張“器則取諸西國，道則備自當躬”，“器”可變而“道”不可變（《杞憂生易言跋》）。

在實現“變法自強”的方法步驟方面，王韜認為富是強的前提和基礎，強調必須著重求富，“先富而後強”（《中外合力防俄》）。他指出，中國之所以貧弱，就在於清政府“不能自握其利權”和不能多方為民“興利”（《興利》）。而要“自握其利權”，就必須收回外國侵略者從中國所攫取的協定關稅等“額外利權”；要為民“興利”，就應該效法西方，“恃商為國本”（《代上廣州府馮太守書》），以“廣貿易”為中心，“開煤鐵”、“制機器”、“興織紝”、“造輪船”、“建鐵路”、“設保險”，全面發展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他著重駁斥地主階級頑固派所宣揚的“重本抑末論”，揭露其實質是“徒知丈田徵賦，催科取租”（《興利》），藉以維護自己的剝削利益。

提倡發展新式工商業

王韜明確提出採用西方資本主義經營方式來發展新式工商業。他建議清政府“許民間自立公司”，“要令富民出其資，貧民殫其力”（《重民中》），反對清政府對新式工商業實行壟斷政策。但他對當時輪船招商局的官督商辦制度也表示贊成，認為“其名雖歸商辦，其實則官為之維持保護”（《代上廣州府馮太守書》）。這反映了19世紀70～80年代一部分地主、官僚、商人力圖投資興辦新式工商業，而又幻想得到封建國家政權扶植保護的心理狀況。

王韜對外國資本主義的經濟侵略深感憂慮，他在分析經濟侵略方式時著重指出，英國侵略別國總是“以商為本，以兵為輔”，“二者並行”（《弢園尺牘·上丁中丞書》）。他特別強調“商力”即經濟侵略的危害性，認為西方國家侵略總是由“通商”開始，繼以軍事佔領，把別國變為殖民地。因此，認為中國對抗西方資本主義侵略也應“兵力商力二者並用”（《弢園文錄外編·英重通商》）。王韜對外國資本主義的“商力”的見解，實際上是後來薛福成、尤其是鄭觀應所明確提出的“商戰論”的張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