釣魚城之戰

[拼音]：Sui-Tang-Wudai wenxue

隋唐五代在中國歷史上，屬於封建社會中期。這是由長期的南北分裂進入統一，達到空前強盛，而最後又陷於大分裂的時期，也是封建經濟和文化獲得高度發展的時期。

隋朝統一中國以後，採取了一些加強中央集權和恢復生產的措施，在政治、經濟上，為繼之出現的唐帝國打下了初步基礎。隋代文學，基本上承六朝餘緒，成就不高，但也提出了改革浮靡文風的要求，這一時期為由六朝文學向唐代文學的過渡時期。

唐朝前期，經過太宗貞觀年間到玄宗開元年間100多年的發展，對封建的政治、經濟關係作了一系列調整變革，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人民的負擔和勞動者對封建主的人身依附，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唐王朝達到了國力強大、經濟高漲的全盛階段。同時，唐代文化在繼承的基礎上，也出現了全面高漲的形勢。唐代的經學、史學、書法、繪畫、建築、音樂、舞蹈等都取得了相當的成就，文學更放射出絢爛的異彩。特別是唐代詩歌。經過“初唐四傑”、陳子昂等人對齊樑餘波的掃蕩，以及發展其韻律、藝術表現手法方面的新形式，出現了後世所稱道的“唐音”，體現了唐代新的精神和新的風格。在盛唐詩壇上，還產生了李白、杜甫以及王維、孟浩然、高適、岑參等大詩人，形成了中國古代詩歌發展史上的高峰。清代學者沈曾植指出：“開元文盛，百家皆有跨晉、宋追兩漢之思。”（《菌閣瑣談》）這種“凌跨六代”的壯志，正是盛唐時代精神的特徵，是封建政治、經濟高度發展在文化、文學上的反映。

“安史之亂”是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轉折點。這以後，中央政權削弱，藩鎮割據形成，社會矛盾日益加劇。唐德宗貞元年間到憲宗元和年間，遭戰亂破壞的社會經濟有所恢復，朝廷也曾一度振作，希圖中興。在這種情況下，一些有識之士發出了革除弊端、裨補時闕、挽回頹勢的呼聲。反映在文學領域，便出現了韓愈、柳宗元等人倡導的古文運動和白居易、元稹等人倡導的新樂府運動，產生了大量反映社會現實、有為而作的詩文，形成了唐代文學開元、天寶以後又一個高潮。同時，由於城市經濟的發達，市民階層的興起，傳奇小說、曲子詞、變文等適應城市生活需要的文學樣式也興盛起來，較之唐前期，文學創作有了更多方面的發展。貞元、元和時期文學的顯著特徵是思想內容上謀求改革，藝術形式上追求創新。詩人作家大都懷抱壯志，自覺繼承盛唐文學精神，而以復古為口號。所以沈曾植說：開元、元寶以後，“經大曆、貞元、元和，而唐之為唐也，六藝九流，遂成滿一代之大業”（同前）。

但是，唐憲宗元和中興的局面並未能持續很久。自唐文宗以後，隨著唐王朝無可挽回地走向沒落，社會危機愈演愈劇，終於爆發了黃巢領導的農民大起義，敲響了唐王朝的喪鐘。晚唐杜牧、李商隱的詩歌，雖在藝術上有一定成就，但已不免抹有衰亡感傷的色彩。唐末皮日休、陸龜蒙等人的詩文，繼承了新樂府運動和古文運動的傳統，批判現實也較多地顯露出憤激的情緒。與此同時，新興的傳奇、曲子詞卻更趨活躍。傳奇的俠義神怪色彩更濃；溫庭筠、韋莊大量創作曲子詞，促進詞的發展。進入五代十國以後，戰亂頻仍，社會動盪，文學趨於萎縮。只有西蜀和南唐相對說來較為安定，詞在晚唐的基礎上繼續得到發展，為宋詞的興盛開闢了道路。

唐代文學，除受上述封建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基本制約外，還有一些唐王朝制訂的制度、政策方針及社會風氣的因素，對它的發展繁榮也有著顯著影響。

唐代選拔人才，承襲並擴大了隋代的科舉制度。其中最受重視的進士科以詩賦取士，以致寫詩成了當時士人的必修科目。伴隨科舉而來的“行卷”風尚，也有助於鍛鍊士子的寫作技能。只要詩文寫得好，便可獲得賞識，謀取官職，這對於中小地主階層出身的士人從事文學創作，無疑是具有刺激作用的。正是他們，構成了當時作家隊伍的主要力量。同時，唐代統治者大都愛好文藝，有的本身就會寫詩作文，影響所及，從宮廷、官邸到酒樓、妓館，吟詩唱曲成了普遍的風氣。這也為文學創作的發展提供了有利的環境。唐代作家作品數量之多，範圍之廣，大大超越了前代。僅《全唐詩》所收，就有詩人2200餘家，詩作48900餘首。《全唐文》所收，則有作家3000餘人，文章18400餘篇。而且各種藝術風格紛呈，各種文學流派爭勝，使得整個唐代文學園地呈現出了繁榮景象。

唐代統治者對意識形態採取比較開放的政策。歷朝除武后隆佛外，都以儒家思想為統治思想，但同時提倡、扶植佛、道。這也有助於人們思想的活躍和文學創作的活躍。唐太宗曾命孔穎達等修《五經正義》，以指導士子學習、理解儒家經義，並頒佈天下，規定為科試經義的依據。當時科舉中的明經科，以儒家經典為主要考試內容。在文學上，杜甫、韓愈、白居易等人的詩文及文學主張，都體現了儒家思想的深刻影響。佛教在唐代極盛。玄奘、義淨等高僧曾先後遊歷天竺(今印度)，帶回上千部佛經，大量翻譯傳播。除純粹取自天竺佛學的法相宗外，當時還出現了結閤中國特點的天台宗、華嚴宗、禪宗、淨土宗等佛教宗派。道教在唐代視如國教，老子李耳被認作皇室的祖宗，尊為太上玄元皇帝。李林甫、賀知章、顏真卿、李泌、元載等著名官員，都是道教信徒。當時佛道兩教的寺院，成為遍佈全國的大小莊園，影響及於社會的各個方面。在文人中，王勃、王維、樑肅、白居易、柳宗元、李商隱等，都與佛教發生過密切的關係。在他們的集子裡，有不少為佛教寺院而寫的碑、記一類文章。王維、孟浩然等人的山水詩，往往將寫景與禪趣結合在一起。即使是反對佛教的韓愈，其名篇《南山詩》連用51“或”字的句式，也是從《華嚴經·入法界晶》、《佛所行贊》學來。王梵志、寒山、拾得一派的詩，則擅長用通俗的語言闡說佛理。佛教故事，對唐人小說也有影響。如《酉陽雜俎》引述顧守績令人守丹灶的故事，出自《大唐西域記》；《續玄怪錄》中杜子春的故事，襲自天竺。傳奇中的劍俠故事，與密宗經典記載的“成就劍法”和種種神通也不無關係。變文更是由佛經直接演變而來的，它那種講唱合體的形式，又影響了《長恨歌》和《長恨歌傳》一類詩文的寫作。佛都談神悟境界，談象外之說，還影響到文學批評，導致了皎然《詩式》、司空圖《詩品》這一派詩論的出現。道教與當時文學的關係，也並不亞於佛教，李白就是深受道教影響的大詩人。《枕中記》等傳奇小說，便明顯地帶有道教神異色彩。五代杜光庭的傳奇集《神仙感遇傳》、《墉城集仙錄》和沈汾的《續仙傳》等作品，都輯錄了大量的神仙傳說。還有為數不少的遊仙詩和道觀的碑記等，內容也與道教有關。但這些作品中消極成分往往佔有很大比重。儒、釋、道三家對唐代文學的影響，都既有積極的方面，又有消極的方面。

唐代中外文化和國內各民族文化的廣泛交流，音樂、舞蹈、繪畫等各種藝術的普遍繁榮，也給文學增添了絢麗的光彩。當時與唐帝國通商的有高麗、日本、天竺、大食以及東南亞、中亞等地的40餘國。除上述佛教文化對唐代文學具有重要影響外，還有從波斯傳入的景教、祆教、摩尼教，從大食傳入的回教等，也都對唐代文學發生過程度不同的影響。少數民族和外國的音樂、舞蹈傳入中土，不僅給文學創作提供了新的題材，而且促成了新的文學體裁的產生，如曲子詞是配合燕樂樂調演唱的，而燕樂則大多采用或融合了少數民族和西域的音樂。另一方面，唐代文學也給了少數民族和外國以很大的影響。如古文家蕭穎士，當時日本國人願以為師；張志和的《漁父》詞流傳到日本，嵯峨天皇即有和作，成為日本詞學的開山；白居易的詩集，也曾傳到新羅和日本，為嵯峨天皇所愛賞，併為管原道真等人所仿作。在新疆，回族人坎曼爾不僅抄讀白詩，學習其批判現實的精神，而且還會用漢文寫詩。這種文化的大交流，無疑對中外各民族文化的發展繁榮，都是具有促進作用的。

唐代豐富多采的文學創作實踐，還為文學理論的發展提供了基礎。唐代的文學理論家，既有重視作品現實內容和社會作用的一派，如陳子昂、韓愈、柳宗元、白居易、元稹、皮日休等；又有側重於探討作品藝術形式和藝術風格的一派，如皎然、司空圖等。他們的文學理論和文學主張，都是從創作實踐的經驗中總結出來的，反過來又指導、推動了創作實踐。其中有些理論如“文以載道”說、諷喻說、象外說等，對唐代文學和後世文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隋唐五代文學，主要是唐代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它標誌著中國封建社會的文學已發展到成熟的階段。詩歌、散文、小說、戲曲等各種基本的文學形式在唐代都已出現，詩和文的創作更取得了高度的成就。

參考書目

沈曾植：《海日樓札叢》，中華書局，北京，1962。

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1979。

岑仲勉：《隋唐史》(新一版)，中華書局，北京，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