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心泉

[拼音]：Tongguangti

近代學古詩派之一。“同光”指清代“同治”、“光緒”兩個年號。光緒九年（1883）至十二年間，鄭孝胥、陳衍開始標榜此詩派之名，說是指“同、光以來詩人不墨守盛唐者”。但“同光體”的一些開派作者，在同治末年(1874)，沈曾植才年24，陳三立年23，陳衍年19，鄭孝胥年15，都尚未成名，詩亦尚未能自成一體。儲存在他們詩集裡的作品，是光緒中期以後所寫，陳三立詩集編年則始於光緒二十七年(1901)。所以“同光體”之稱，並非完全確切。

清代詩人“不墨守盛唐”的，不始於同光體。同光體的特點是，主要學宋；也學唐，是趨向在中唐的韓愈、孟郊、柳宗元，而不是盛唐的李白、杜甫。同光體詩，分閩派、贛派、浙派三大支。三派都學宋，而宗尚也有不同。閩派陳衍主張詩有開元、元和、元祐“三元”之說，謂“宋人皆推本唐人詩法，力破餘地”(《石遺室詩話》)，重點在宋，他自己學楊萬里;鄭孝胥學孟郊、柳宗元、王安石、陳與義、姜夔；陳寶琛學王安石；沈瑜慶學蘇軾；後一輩林旭學陳師道;如李宣龔等則又是“直效海藏(鄭孝胥)，未必效海藏之所自出也”(《石遺室詩話》)。贛派代表陳三立，學韓愈、黃庭堅，直接繼承宋代江西派，後繼者夏敬觀、華焯、胡朝樑、王瀣、王易、王浩等，或出入於梅堯臣、陳師道諸家。浙派代表沈曾植、袁昶，都是學謝靈運、韓愈、孟郊、黃庭堅的，沈氏提出詩有元嘉、元和、元祐“三元”之說。這派上承清中葉秀水派的錢載，影響不大。沈氏詩弟子金蓉鏡，具體而微。範當世學黃庭堅，陳曾壽學韓愈、李商隱、黃庭堅，俞明震學陳與義。不屬於此三支，而一般也認為是“同光體”的詩人，“同光體”詩人的詩，早期還有些主張變法圖強、反對外國侵略的較好內容，而較多的則是寫個人身世、山水詠物。清亡以後，大都表現復辟思想。

同光體主要學宋的詩風，所以能在清末氾濫起來，原因是清代神韻、性靈、格調等詩派，到道光以後，已經極敝。“夫口饜樑肉，則苦筍生味；耳惓箏笛，斯蘆吹亦韻”（金天翮《答樊山老人論詩書》）。所以同光體易於轉移人們的耳目。而這一派詩人的自我標榜與廣泛宣傳，也起了一定的作用。關鍵人物是陳衍。他在清亡後發表《石遺室詩話》，選《近代詩鈔》，更有不少朋友和學生奔走其門，同光體因此風靡一時。其鄉人林庚白早年學同光體，後來終於擺脫。他深有感慨地說：“民國詩濫觴所謂‘同光體’，變本加厲，自清之達官遺老扇其風，民國之為詩者資以標榜，展轉相沿，父詔其子，師勖其弟，莫不以清末老輩為目蝦，而自為其水母。門戶既然，於是此百數十人之私言，淺者盜以為一國之公言，負之而趨。其尤不肖者，且沾沾自喜，以為得古人之真，其實不惟不善學古人，其視清之江湜、鄭珍、範當世、鄭孝胥、陳三立，雖囿於古人之樊籬，猶能屹然自成一家之詩，蓋又下焉。”（《今詩選自序》）這是同光體詩人的反戈一擊。

早在陳衍標榜同光體的光緒年代，其同鄉友人林紓也已加以非議。他在《旅行述異·文家生活》識語中指出：“至於今日，則又昌言宋詩，搜取枯瘠無華者，用以矜其識力，張其壇坫，……揭麾舉纛，令人望景而趨，是身以齊人，屈天下均齊語，身為楚產，屈天下皆楚語，此勢之必不至者也。”民國初年，“同光體”詩風，又侵入了革命文學團體“南社”，掀起了一場贊成者與反對者的鬥爭。柳亞子為此把“同光體”的追隨者朱璽驅逐出社。然朱璽輩是不在陳衍諸人話下的人，打擊朱璽，並不能使“同光體”退出詩壇。加以“南社諸子，倡導革命，而什九詩才苦薄。詩功甚淺，亦無能轉移風氣”（林庚白《今詩選自序》）。直到陳衍的32卷《石遺室詩話》出版的次年(1930)，持有詩界革命觀點的金天翮，在《五言樓詩草序》中，進一步指斥同光體詩人“標舉一二家以自張其壁壘，師古而不能馭古。……又其甚者，舉一行省十數縉紳，風氣相囿，結為宗派，類似封建節度，欲以左右天下能文章之士，抑高唱而使之喑，摧盛氣而使之絀，纖靡委隨，而後得列我之壇坫，卒之儇薄者得引為口實，而一抉其樊籬，詩教由是而隳焉。”這是對同光體最後的有力的抨擊。到1937年秋日本帝國主義者全面入侵的時候，陳衍病死於南，陳三立病死於北，次年，鄭孝胥死於偽滿洲國，同光體詩派至此而告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