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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音]：Sui-Tang dushi
隋唐時期，伴隨著封建經濟的繼續發展和統一國家的重建，都市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作為全國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中心的長安和東都洛陽，較前代更加繁榮；過去一些地方性的政治軍事中心，成為較大的工商業城市；在沿海市鎮及內地水陸要衝，也出現了若干國內外貿易的都會。隋唐時期比較著名的都市有長安、洛陽、開封、成都、揚州、廣州、明州、泉州等，其中洛陽和開封，五代時曾是不同政權的都城。
長安
隋唐兩代首都。隋文帝開皇二年(582)命高熲、宇文愷等在漢代長安故城東南二十里，龍首原之南規劃建立新都，次年遷入。因文帝曾被封為大興郡公，遂定名大興城。唐初長安稱京城，天寶元年(742)改稱西京。這個時期的長安也是隋前期的雍州、煬帝時的京兆郡、唐初的雍州和開元以後京兆府的治所。
全城分宮城、皇城、外郭城三部分。宮城居北，為皇宮所在；皇城居宮城南，為各官衙所在；外郭城居宮城、皇城的東、南、西三面，為官民住宅及工商市肆所在。全城呈規整長方形，周長三萬六千七百米，南北長八千六百米，東西寬九千七百米，面積約為八十四平方公里。
隋代興修大興城是先建宮城和皇城，後建外郭城。因土城易崩塌，隋煬帝大業九年(613)、唐高宗永徽五年(654)及玄宗開元十八年(730)都曾修築外郭城。唐代除增建大明宮、興慶宮外，對大興城規制無大改動。
外郭城即京師城，共設十三門，東、西、南各三門，均建高大門樓。南面正門明德門最為巨集偉，有五個門道，兩旁門道為平時官民出入通道，中間三門道僅供皇帝通行。其餘各門均為三門道。北面四門，三個在宮城之西，只有興安門在宮城以東，本是通禁苑的北門，唐建大明宮後，則成為大明宮南面五門之一。
宮城居都城北部正中，為規整長方形，周長八千六百米，面積約四點四平方公里。太極宮(隋名大興宮)居宮城中央，宮城東部為太子的東宮，西部為宮女居住的掖庭宮，掖庭宮的北部為太倉所在，南部為內侍省所在。宮城南面五門，正中為承天門，南臨橫街，寬三百步（四百四十一米），是元正、冬至、設宴、赦罪等舉行“外朝”的地方。太極宮前殿太極殿是皇帝日常接見群臣的“中朝”所在，兩側分設中書省、門下省等機構。北面的兩儀殿（隋名中華殿）是皇帝和少數大臣議政的“內朝”處所，兩側為皇帝寢宮。宮城北面三門，玄武門居中，駐重兵保護皇宮。武德九年(626)六月，李世民與兄李建成爭奪皇位的“玄武門之變”即發生於此。
皇城位於宮城南面，平面亦成規整長方形，周圍九千二百米，面積五點二平方公里。北面無牆，與宮城以橫街相隔。城內南北七街、東西五街，其間分列中央衙署及太廟、社稷。南面正門朱雀門與承天門及外郭城的明德門在一線上(見彩圖)。
長安城中最重要的朱雀大街即因此門得名，因起於承天門，亦名“天街”。
全城有南北向大街十一條，東西向大街十四條，其中貫穿於城門間的幹道各三條，號稱六街，街面寬廣，兩側均有整齊水溝。二十五條大街將全城分為一百零八個坊（隋稱裡，大明宮、興慶宮建後為一百零九坊）及兩個市，形成棋盤式網形方格，如白居易所稱：“百千家似圍棋局，十二街如種菜畦。”以朱雀大街為界，東半五十四坊及東市屬萬年縣，西半五十五坊及西市屬長安縣。
坊（裡）是居民住宅區，各坊均有名稱，成正方或長方形。宮城、皇城兩側的坊面積較大，皇城以南的坊面積較小。坊四面有牆，除朱雀大街兩側的坊僅東西兩門、坊中僅一條東西向街以外，其餘各坊均四面各開一門。坊門開關有定時。坊內街巷縱橫，分為十六個小區。坊內除官民住宅外，還有官衙、寺觀。寺觀分佈尤廣，天寶前城內有僧寺六十四、尼寺二十七、道觀十六、胡祆寺四、波斯寺二，天寶後續有增加。寺觀佔地甚廣，如興善寺和昊天觀等都各佔一坊之地。宮城、皇城及大明宮、興慶宮附近各坊多為王公大臣和宦官所居，十分繁華。南郭近南城門一帶各坊居民稀少，頗多空地。
東市（隋稱都會市）和西市（隋稱利人市）為工商區，分設於皇城東南和西南，各佔兩坊之地，面積約一平方公里。兩市均呈方形，四周築牆各開兩門，內設寬十六米的南北向、東西向街各兩條，交叉成井字形，將市分為九區。區內店鋪（肆）密佈，臨街而設，有兩百二十（一說一百二十）行之多，有飲食店、珠寶店和手工業作坊等。街兩側均有磚砌水溝。管理兩市的衙署分別設在市正中一區內。
貞觀八年(634)唐太宗李世民在宮城東北龍首原上建永安宮，供太上皇（唐高祖李淵）避暑使用。次年改名大明宮。高宗以太極宮湫溼，於龍朔二年(662)加以擴建，又稱蓬萊宮，次年即遷入。從此，大明宮取代太極宮，成為唐朝主要宮廷，除玄宗外，諸帝都在此居住聽政。因在皇城內，又稱東內，太極宮則稱西內。大明宮周圍七千六百米，面積約三點二平方公里。宮城南面五門，以居中丹鳳門為正門，皇帝常在此宣佈改元、大赦等重大政事，門南有丹鳳門大街，寬一百二十步（約一百七十六米）。北面居中為玄武門，與夾城重玄門相對。東一門稱左銀臺門，西兩門，南為右銀臺門，北為九仙門，東西門外分別駐有左右三軍，他們是禁衛宮廷的禁軍，即六軍。重玄門內有統領禁軍的北衙。中唐後，北衙為宦官掌握，他們干預朝政，甚至廢立皇帝，十分囂張。
大明宮正殿為含元殿，是舉行重大慶典和朝會之地，建於丹鳳門正北龍首原南沿上，殿基高出平地十五米，由此可俯視長安城。殿前向南伸出三條平行的階道，長七十八米，稱為“龍尾道”。殿北為宣政殿和紫宸殿，分別為常朝之處及內朝正殿，三殿在同一中軸線上。宮西部的麟德殿是舉行宴會和接見外國使節之處。宮的北部中央，龍首原北坡下有著名的太液池，環池有遊廊四百間，從池北至玄武門，有殿堂樓閣多處，是宮內園林風景區。
興慶宮在東郭。開元二年，唐玄宗李隆基於舊居興慶坊置宮，因名興慶宮。十四年又取永嘉、勝業兩坊之半擴建。玄宗於此起居聽政。因在大明、太極宮之南，又稱南內。平面呈長方形，周圍四千六百米。四面設門，以西面興慶門為正門。主要建築有勤政務本樓、花萼相輝樓等。玄宗為便於往來，沿長安城外郭東牆築夾城，北通大明宮，南通芙蓉園。皇帝及其侍從潛行夾城中，外人不知。
芙蓉園在外郭城東南隅牆外，周圍有牆，長約七千米。曲江在園西部，周長約四千米。這裡園林明媚，風景秀麗，是著名的遊覽勝地。
為城市和宮苑的用水和美化，隋初鑿龍首、永安、清明三渠，分別引滻、交、泬水入城。唐武德六年顏旭又開渠引南山水入京城。天寶初又鑿漕渠，分潏水入金光門，注西市，後又引入宮城，以流輸南山木材、薪炭。
隋唐長安城不僅是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又是當時世界聞名的大都會，東西文化交流的中心。亞洲各國的使節、商人、僧侶經常往來於長安，國內各族及鄰國常派子弟來留學。長安城的建築規制也為國內少數族地方政權及外國所仿效，如渤海的上京、日本的平安京即系仿長安建造。
長安自安史之亂以後迭遭兵燹破壞，往往在亂定後又基本恢復。但是到了昭宗天祐元年(904)，朱溫迫昭宗遷都洛陽，拆毀長安宮室百司及民間廬舍，取其材木浮渭沿河而下，因而遭到了毀滅性的徹底破壞。此後歷朝不再在此建都，未再謀求恢復。在昭宗東遷的同年，朱溫移佑國軍於長安，以韓建為節度使，韓另築一大大縮小了的新城於原皇城及部分宮城舊址，基本上即今西安城。自宋以後，城南的隋唐遺蹟一直成為人們的遊覽勝地。
洛陽
隋唐時僅次於長安的全國政治中心。隋煬帝和武周時，並曾取代長安成為首都。五代後梁、後唐也曾建都於此。
這個時期洛陽城是河南、洛陽兩縣的治所，又是隋前期的洛州、大業(605～618)初的豫州、大業三年後的河南郡、唐初的洛州、開元(713～741)以後的河南府的治所。
隋開皇元年(581)因北周舊制置洛州總管府於此，改東京六府為東京尚書省。其年，罷東京。二年，置河南道行臺省。三年，罷行臺。仁壽四年(604)隋煬帝楊廣即位，詔以洛陽為東京；大業二年移都於此。此後長安雖仍居京師之名，朝廷百司常駐東京，成為實際上的首都。五年，東京改稱東都。十四年，煬帝被殺於江都，東都官員奉越王侗（煬帝孫）即帝位；次年，王世充廢楊侗自立，建號鄭，改洛州為司州。
唐武德四年(621)平王世充，復為洛州，置總管府。其年，罷府，置陝東道大行臺。九年，罷臺，置洛州都督府；貞觀十八年(644)罷府。顯慶二年(657)，置東都於此，官司準長安。此後高宗常往來於長安、洛陽間， 以此兩處為他的“東西二宅”。武則天稱制，光宅元年(684)改東都為神都，遂定為首都。神龍元年(705)中宗即位，複稱東都，次年才遷回長安。玄宗在開元二十四年前曾五次居洛陽，合計將近十年。此後乃定居長安。天寶元年(742)，改東都為東京。安史之亂時，安祿山父子、史思明父子建號為燕，都曾以洛陽為都城。平亂後，唐仍以洛陽為陪都，稱東都。天祐元年，(904)朱溫迫昭宗遷都洛陽，但其時中原的實際政治中心已在宣武軍節度使樑王朱溫的駐所汴州（今河南開封），洛陽只作了三年名義上的首都。
洛陽在五代後梁時稱為西都，後晉、後漢、後周時稱為西京，其時的首都是東都（京）開封，洛陽是陪都。後梁開平三年(909)初至乾化三年(913)初曾遷都洛陽四年，後晉天福二年(937)也曾因後唐之舊都洛幾個月。
隋初，建於漢晉的洛陽城已頹毀，煬帝下詔營東京，因於舊城西十八里另擇新址：北倚邙山，南對伊闕，跨洛水南北、瀍水東西。設計者仍為設計大興城(隋長安)的宇文愷。大業元年三月開工，二年正月建成。宇文愷揣測煬帝心存巨集侈，故洛陽城闕宮室的壯麗，有過於長安。為了充實這個新都，煬帝下令移來了“豫州郭下”（即舊洛陽城）居民和天下富商大賈數萬家，又徵集天下鷹師萬餘人，魏、齊、周、陳各朝的樂人等等，畢集於此。又以此為中心，開鑿了一個東南經河淮、江淮間平原通向太湖、浙江，東北經河北平原達於涿郡（今北京），西通關中的巨大運河系統。因而洛陽作為隋的首都歷時雖短暫，卻曾極一時之盛。隋唐之際，經大業十三年李密攻東都和唐武德四年李世民攻王世充兩次兵燹，宮殿於城破時多被焚燬，居民於圍城中多餓死，都市繁榮受到了巨大摧殘。
唐代自貞觀至開元天寶間，城郭宮闕經太宗、高宗、武則天的修繕增築而日益壯麗。由於武則天“徙關內雍、同等七州戶數十萬以實洛陽”（這數十萬戶多數應被安插在洛陽郊區，移入城內的不多），又因仕宦或從事工商業而陸續自動移來的人口很多，居民迅速大量增加。居民中還雜有為數可觀的外國商人。所以延載元年(694)蕃客商胡竟能“聚錢百萬億”為武則天鑄銅鐵“天樞”銘紀功德。
盛唐洛陽的繁盛遭到安史之亂的毀滅性破壞，特別在至德二載(757)、寶應元年(762)兩次收復洛陽時，軍士大肆焚掠；後一次“死者萬計，火累旬不滅，所過虜掠，三月乃已。比屋蕩盡，士民皆衣紙”，“宮室焚燒，十不存一。百曹荒廢，曾無尺椽，中間畿內，不滿千戶”。亂後雖然經歷了百多年的承平，洛陽終未能再現盛唐的景況。到了唐末，又遭到一次極大破壞。光啟元年（885）秦宗權部將孫儒攻入洛陽， 大燒大掠， 至“城中寂無雞犬”、“四野俱無耕者”。後經河南尹張全義招懷流散，逐漸有所恢復。天祐元年朱全忠命張全義修繕宮室，迫昭宗遷都於此，這些宮室的規模甚至還不如全盛時的公卿第舍。後唐同光(923～926)中乃別有營建。
隋建洛陽城並未採用長安那樣以宮城、皇城居中軸北部，街坊左右對稱的格局，而是宮城皇城位於全城西北隅地勢較高處，佈列街坊於其東南，大部分在洛南，一部分在洛北，格局不規整。入唐雖有區域性改建，基本格局不變。唐洛陽城由宮城、皇城、東城、都城(外郭城)等幾個城組成，周迴六十餘里（近年勘測為兩萬七千五百一十六米）。宮城居西北，東西四里餘，南北二里餘，四周十三裡餘（勘測遺址實為五千六百五十五米），高四丈八尺。皇城從東、南、西三面環繞宮城，東西五里餘，南北三裡餘，三面共長十三裡餘，高三丈七尺。東城在宮城皇城之東，東牆長四里餘，南北各一里餘，高三丈五尺。宮城正門為應天門，正殿為含元殿，另有殿、臺、堂、院數十處和中書省、門下省、巨集文館、史館等廨署。皇城和東城內列置社、廟及省、寺、監、府、衛、坊、局等百司。皇城的西牆即外郭城的洛北部分。宮城之北又有曜儀城、圓壁城以居妃嬪。東城之北是積貯糧食的含嘉倉城。圓壁城、含嘉城的北牆亦即外郭城北牆的西段。
含嘉倉城經發掘實測，東西長六百一十二米，南北長七百五十二米，面積四十六萬多平方米。倉窯約四百餘座。據記載，天寶中貯糧共五百八十餘萬石，將近全國主要糧倉貯糧總數的一半。
都城即外郭城的南牆、東牆和含嘉城以東的北牆、皇城以南的西牆，隋時僅有短垣，武周長壽二年(693)築城，長約五十里，高一丈八尺，號稱金城。城內縱橫各十街。自皇城的正門(端門)向南過洛水上的天津橋，抵都城的正門（定鼎門）的定鼎街，或稱天門街、天街，寬一百步，長七裡一百三十七步，是全城的主幹大街。東西向幹道是洛北自東城宣仁門抵都城上東門和洛南都城建春門內的大街，各寬七十五步。此外各街或寬六十二步，或寬三十五步。每兩條直街和兩條橫街之間一般就是一個坊，也有分割成為二坊的。全城共一百一十三坊，大坊縱橫各三百步，內開十字街，四面開門出入。小坊則只設一街兩門。坊內皆第宅、寺觀、祠廟、園亭，雜以廨署。又有南、北、西三市，市內店肆駢列，貨物山積。除洛水、伊水、瀍水外，城內又有通濟、通津、運、漕等渠，故給水便利，航運通暢。漕渠東連汴河，為天下舟船所集，常萬餘艘，填滿河路，商旅貿易，車馬填塞。
都城之西為禁苑，西至孝水，北背邙山，南距非山，週一百二十里，中有離宮亭觀十四所。苑東有上陽宮，東接皇城，南臨洛水，西距穀水，上元(674～676)中造，高宗晚年常居此聽政。上陽之西隔穀水有西上陽宮。水上架虹樑以通往來。
開封
北周時名汴州。隋初因之，大業初州廢。唐武德四年(621)復置，天寶元年(742)改稱陳留郡，乾元元年(758)復為汴州。後梁開平元年(907)升為東都開封府，是為都城。其後雖一度遷都洛陽，開封改為陪都，但都、府名稱不廢。後唐都洛陽，同光元年(923)罷東京開封府，降為汴州。後晉天福三年(938)復都汴州，又建為東京開封府。自此歷後漢、後周入宋，因襲不變。唐廷和元年(712)始，以浚儀、開封兩縣為附郭，故址在今河南開封市。
自隋開通濟渠，汴州因“北控燕趙、南通江淮”，扼漕運要衝，而逐步發展成為聯絡南北漕運的樞紐，成為資用富饒的水陸都會。唐載初元年(694)在開封縣境開湛渠，引汴渠注白溝，“以通曹、兗賦租”。中唐以後，朝廷財賦多仰給江南，汴渠成了唐廷的生命線，其地位更加重要。為確保江南漕運暢通和備禦強藩作亂，唐廷從天寶十四載起，先後以河南、淮西、永平、宣武軍節度使駐此，汴州遂又成為中原的重要軍鎮。建中四年(783)十二月，叛藩李希烈陷汴州，次年正月以汴州為大梁府，稱楚帝。時漕路被切斷，關中饑饉，朝野震恐（見運河）。唐末，宣武軍節度使朱溫以汴州為根據地，稱雄中原，後篡唐稱帝，建都於此。自此終五代，汴州長期為都置府，成為中原朝廷的政治中心。
五代時，後梁、後晉、後漢、後周建都於此。開封雖長期為中原地區的水運樞紐和政治中心，但由於戰火頻仍，發展緩慢；賴以發達的汴渠，也因唐末戰亂，長期失修而壅塞、淤淺。這種局面至五代末才出現轉機。
唐時汴州城僅週五裡，為節度使的牙城。建中二年(781)永平軍節度使李勉增築羅城，週二十餘里。周世宗勵精圖治，顯德二年(955)因京城迫隘，“詔展外城”。規定先立標幟，等冬末春初農閒時施工。又規定，今後凡墓葬、窯灶、草市，須遷於標幟七裡之外，標幟內先由官府劃定軍營、街巷、倉場、諸司公廨院，爾後聽任百姓營造；街道改直放寬，主幹道達三十步以上。三年正月，發十餘萬民正式動工興建，週四十八里。由京城都巡檢韓通總其事。至此，開封府有三重：宮城即唐牙城，內城即唐建中二年後羅城，外城即此次新築。此外，又修復了以開封為中心的水道網。顯德二年疏通汴水自埇橋至泗州的汙澤。四年疏汴水，北入五丈河，又東北達於濟，“自是齊、魯之舟楫，皆至京”。五年浚汴口，導黃入淮，“於是江、淮舟楫始通”。六年，疏汴水入蔡河，又浚五丈河。水道網的修復和都城的拓建，為宋都開封的高度繁榮創造了條件。
揚州
隋唐時東南水利交通樞紐，也是重要的國內外貿易都會。隋開皇九年(589)平陳，改吳州為揚州；大業初改為江都郡。唐武德時復為揚州，天寶元年(742)改為廣陵郡，乾元元年(758)復為揚州。五代吳、南唐時為江都府；周世宗取淮南，復為揚州。長期轄有今江蘇揚州市及南通市部分地區，附郭為江都、江陽兩縣，故址即今揚州市區。
隋統一全國以後，因揚州居長江與運河的交會處，江淮物資皆在此集儲北運，從而促使城市迅速繁榮。隋煬帝曾三次巡幸至此，營建江都宮等宮苑，並定製江都太守品秩與長安、洛陽兩都的京兆尹、河南尹相同。
隋唐的揚州代替了六朝建康（今江蘇南京）的地位，成為長江下游最大的政治中心。隋置總管府，唐置都督府、大都督府於此。開元二十一年(733)又以為淮南道採訪使治所。至德以後，置淮南節度使治此，領淮南江北諸州。既為財賦所聚，鎮此者多一代名臣，如杜佑、李吉甫、裴度、牛僧孺、李德裕等。唐末為楊行密所據，封吳王，入五代，吳盡有淮南及江南東西道之地，而權歸徐溫、徐知誥父子。天祚三年(937)李昪（徐知誥）代吳稱帝（南唐），定都江寧（今江蘇南京），長江下游的政治中心又回覆六朝之舊；但江都仍稱東都。
安史之亂後政府的財政收入主要依靠江南地區，而江南的糧鹽都先在揚州集中，然後起運北上或轉輸各地。大曆以後鹽鐵轉運使置巡院（揚子院）於此，督理漕運和鹽鐵催稅事務。
揚州在唐代既是全國最大的物資轉運站和集散地，又是工商業最發達的城市。《容齋隨筆》載：“唐世鹽鐵轉運使在揚州，盡斡利權，判官多至數十人，商賈如織。故諺稱'揚一益（成都）二'，謂天下之盛，揚為一而蜀次之也。”手工業產品以銅器，特別是銅鏡最負盛名，絲織業、造船業也很發達。商賈不僅來自國內各地，又多蕃商。安史之亂後期，州城遭受了一次兵禍，被殺大食、波斯賈胡多至數千人。都市生活極度繁華，十里長街，市井相連，笙簫歌舞，通宵達旦。但至昭宗時經連續六年之久的兵火，“江淮之間，東西千里，掃地盡矣”，這個“富庶甲天下”的城市遭到了慘酷的破壞，一度“廬舍焚蕩，民戶喪亡”。景福元年(892)以後，在楊行密較穩定而寬緩的統治之下，不久又漸復舊觀。
唐代揚州有大小兩城：小城即牙（衙）城，在今揚州市西北蜀岡上，為官署所在；大城即羅城，在蜀岡之下，是市肆民居所在。據近年考古調查，牙、羅二城遺址南北總長六千五百米，東西最長處約三千五百米，與日僧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所截南北十一里，東西七裡，週三十里，基本吻合。
成都
隋唐五代時期西南地區經濟文化最發達的都會。隋文帝時稱益州，煬帝大業三年(607)改稱蜀郡，唐武德元年(618)稱益州，天寶元年(742)又稱蜀郡，至德二載 (757)因系“上皇”（玄宗）“南巡”之地（避安祿山叛軍逃奔至此），升為成都府，建號南京；上元元年(760)罷南京。長期轄有今四川成都平原大部分地區；附郭在隋為成都一縣，唐分置華陽縣（初名蜀縣），即今成都市區。
成都城既是腴美的成都平原，也是整個“天府之國”的巴蜀盆地的經濟、政治、文化中心，歷代如此。隋唐五代時由於巴蜀遭受戰亂較其他地區少，故唐代關中遇戰亂，君臣往往逃奔至此，如安史之亂中的唐玄宗、黃巢入關後的僖宗和詩人杜甫。
隋曾置西南道行臺或總管府於此。唐初先後置總管府、西南道行臺、都督府、大都督府於此。開元十五道採訪使中的劍南道使治此。開元八節度及天寶十節度使中劍南節度使治此，領兵三萬零九百人，其中一萬四千人駐成都城內，西抗吐蕃，南撫蠻僚。至德後劍南分為東西兩川節度，西川治此。唐末王建以西川節度使兼併東川、山南西二道，成都遂為“三川”首府，入五代為前蜀、後蜀都城。
史載隋朝蜀郡一帶是“水陸所湊，貨殖所萃”；“人多工巧，綾錦雕鏤之妙，殆侔於上國”。唐代以絲麻織物為主要貢品，又產蔗糖、金銀器、瓷器，傳統的蜀錦尤負盛譽。成都的繁榮在全國城市中可與揚州媲美，故有“揚一益二”之說；商人中並雜有波斯胡。文學藝術高度發達，五代時成為全國重要的文化中心。唐末市上已流行刻本書籍。五代時遍刻九經、文選及私家詩文集。後蜀又將九經和注刻石於成都學宮。
舊城相傳築於戰國時張儀，隋文帝封子秀為蜀王，楊秀附舊城增筑西南二隅，通廣十里。唐乾符三年(876)西川節度使高駢築羅城，週二十五里，開十門。後唐天成二年(927)孟知祥又展築至四十二里。後蜀孟昶時在城上遍植芙蓉，此後成都城遂有芙蓉城之稱，簡稱為蓉。
太原
唐五代時北方的政治、軍事重鎮。唐開元以後的太原府，原為隋文帝時的幷州，煬帝大業三年(607)改為太原郡，唐武德元年(618)復為幷州。 轄有相當今山西中部地區十餘縣之地，附郭為晉陽、太原兩縣，故址在今山西太原市西南晉源鎮一帶。
太原據汾水上游，山川險固，本東魏北齊別都。隋文帝時或置幷州總管，或置河北道行臺於此。隋煬帝鑿太行山自河北開馳道抵此，營晉陽宮，置留守，太原與涿郡（今北京）並稱北邊近塞的“一都之會”。隋末李淵即以太原留守乘隋亂起兵渡河入長安，撫定關隴，建立唐朝。
唐初置總管府或大總管、大都督府於此。武周長壽元年(692)因幷州為武氏故里，置為北都。中宗復國號為唐，罷北都。開元十一年(723)玄宗巡遊至此，以州為王業所興，復置北都，升幷州為太原府。二十一年又以為河東道採訪使治所。天寶元年(742)改北都為北京，上元二年(761)停京號，次年又稱北都。
開元十一年，設太原以北諸軍節度使。十八年定製以太原尹、北都留守兼河東節度使，與朔方掎角以備突厥，為開元八節度及天寶十節度使之一，領兵五萬五千人，在太原城內的天兵軍兵三萬人。
天寶末安祿山為范陽、平盧、河東三鎮節度使，但他未能實際控制太原，故他發動叛亂時唐朝即分朔方兵，以李光弼為河東節度使入太原，這是唐朝終於能平定叛亂的一個重要因素。此後太原一直是左右中原大局的雄鎮。唐末二十餘年間，李克用據之與朱全忠相抗衡。五代時，李存勗、石敬瑭、劉知遠先後以河東節度使起兵奪取汴、洛，建立後唐、後晉、後漢政權。後周代後漢時，後漢河東節度使劉崇又在此建北漢政權達二十九年，直到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979)時才被削平。
唐太原城由西、東、中三城組成:汾水西為府城，是太原府、晉陽縣的治所。城週二十七裡，傳說系西晉幷州刺史劉琨所築。城內又有大明城、新城、倉城三個小城。東城在汾水東，貞觀十一年(637)李勣築，是太原縣的治所。中城武周時築，連線東西二城，汾水貫城南流。三城都在宋平北漢時被毀。今晉源鎮周圍尚有城北村、古城營、東關村、東城角、南城角等村名，當為其遺址。
府境饒銅鐵礦，冶鑄業發達。銅鏡、鐵鏡為主要貢品。所產剪刀以鋒利著稱，杜甫有“焉得幷州快剪刀”之句。地近邊塞，突厥、沙陀常以馬在此互市。
廣州
唐五代時中國對外貿易主要口岸之一。隋唐時期的廣州，隋仁壽元年(601)曾改名番州，隋大業三年(607)、唐天寶元年(742)曾兩度改名南海郡；五代南漢時改名興王府。長期轄有今廣東珠江三角洲及東、西、北三江下游地區；附郭南海、番禺兩縣，即今廣州市區珠江北岸中部。
廣州城是珠江三角洲乃至整個嶺南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秦漢以來即如此，隋唐五代時又有所發展。
隋曾置總管府，唐初置總管府、大都督府於此，習稱廣府。唐永徽以後，廣州都督除本管外兼轄桂、容、邕、交四都督所管，稱嶺南五府（或五管）經略使，統攝今廣東、廣西兩省區和越南河靜省以北等地。開元二十一年(733)置嶺南節度經略使，為八節度及天寶時十節度之一，又為開元所置十五道中的嶺南道治所。至德元載(756)改稱嶺南節度使，鹹通三年(862)嶺南分東西兩節度，東道節度使治廣州。唐末為劉隱所據，五代時為南漢都城。
據史書記載，當時此地“多犀象玳瑁珠璣，奇異珍瑋，故商賈至者，多取富焉”。唐代的廣州造船、紡織、陶瓷、造紙等手工業很發達。王建《送鄭權尚書南海》詩云：“白家家織，紅蕉處處栽”，形象地描述了棉紡諸手工業的盛況。
這一時期海上對外貿易空前繁榮。江面上停泊來自師子國（今斯里蘭卡）、婆羅門(指古印度)、波斯（今伊朗）、崑崙（今中印半島南部及南洋諸島一帶）等處的“南海舶”，不知其數。運來的是象牙、犀角、香料、銅錠、海貝和各種寶物，換去的是綾、絹、絲、綿、瓷器之類。史載每日抵港的外國商船有時多達十餘艘。貞元年間宰相賈耽所記廣州通海夷航路，南至佛逝（今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島南部）、訶陵（今印度尼西亞爪哇島），西至師子國、婆羅門，達於大食各地。實際上當時的航線應不止於大食，20世紀以來在東非、北非多處發現的古文化遺址中有晚唐陶瓷，其中當有不少是由廣州起運的。唐曾在廣州設定市舶司，專管對外貿易，徵收舶腳稅。外商多集中居住，設蕃長主領其事，協助政府解決有關糾紛。據 8世紀時到過唐朝的日本真人元開《唐大和上東征傳》載：廣府有“師子國、大石國、骨唐國、白蠻、赤蠻等往來居住，種類極多”。又據10世紀初阿拉伯人阿布·賽義德（Abū Zaid)的記載， 9世紀後期廣州的伊斯蘭教、猶太教、景教、拜火教（見摩尼教）等教徒多達十二萬，此數雖不可盡信，但外商人數很多是可以肯定的。
唐代州城有三重，乾符六年(879)毀於戰火。天祐(904～907)中劉隱更築，較前有所擴充套件。
泉州
唐五代時中國對外貿易主要口岸之一。隋開皇九年(589)改豐州為泉州，時州治閩縣（今福建福州），大致轄有今福建全省。唐聖歷二年(699)分泉州南部置武榮州。景雲二年(711)又改泉州為閩州，武榮州為泉州，因州北主山清源山（一名泉山）有孔泉而得名。天寶元年(742)曾改稱清源郡。乾元元年(758)復為泉州。初治南安(今福建南安豐州)，開元八年(720)移治今泉州市，並置晉江為附郭縣。
唐代泉州城周圍地區的湖、塘、陂、埭、淮(圍)等農田水利工程相繼出現，農業生產有顯著發展。制瓷業十分發達，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僅晉江磁灶附近就發現了數處唐代窯址，其產品可與越窯青瓷媲美。屬全國造船中心之一，又生產絹、紵、綿、絲、蕉、葛是該州的貢品。
為了發展對外貿易，開元二十九年別駕趙頤貞整治港口，鑿溝通舟楫，使海船可直達泉州城下。9世紀中葉阿拉伯著名地理學者伊本·胡爾達德比赫(Ibn-Khurd╣d-hbih)在《道里與諸國志》中指出，那時泉州和交州、廣州、揚州同為中國對外四大貿易港，與阿拉伯、波斯和東南亞各國往來頻繁。
隋唐時代僑居泉州的外國人很多。傳說武德(618～626)中阿拉伯伊斯蘭教創始人穆罕默德的門徒四人來中國傳教，其中兩人便住在泉州，死後葬於東門外靈山，至今墓址猶存。中唐以後阿拉伯商人來居者更多，出現了“船到城添外國人”、“市井十洲人”的盛況。那些來泉州的外國人有使臣、商人和傳教士，他們帶來了香料和珠寶諸物，而販回絲織品和瓷器等。
五代閩政權時，泉州的農業、手工業和海外貿易等又有較大的發展。王審知的侄兒王延彬任泉州刺史“凡三十年，仍歲豐稔，每發蠻舶，無失墜者，人因謂之招寶侍郎”。其時“陶器、銅鐵，遠泛蕃國，取金貝而返，民甚稱便”。南唐滅閩後，留從效據有泉、漳二州，為了適應對外貿易的需要，擴建了泉州城。唐的泉州城（即子城）周僅三裡，設四門，擴建後有七門，周長二十里，並且在城周環植刺桐樹，此後，刺桐城和桐城成了泉州的別稱。宋元時代外國商人、旅行家東來，常以刺桐一名載入其旅行日記，刺桐城自此馳名於世界。
明州
唐五代時中國對外貿易主要口岸之一。唐開元二十六年(738)於縣（今浙江寧波東南三十里）置明州，因境內有四明山得名。天寶元年(742)改稱餘姚郡，乾元元年(758)復為明州。長期轄有今寧波市市區及其轄縣和舟山地區。大曆六年(771)移縣治於三江口（今寧波市區），長慶元年(821)，又移州治於此。五代吳越改縣為鄞縣。
州城位於浙江寧紹平原東端，奉化、餘姚、甬三江匯合處，可由甬江東出大海，又可沿餘姚江往西，渡浙江與大運河航道連線。海港條件優越，腹地經濟發達。自開元至大和（8世紀20年代至9世紀40年代）境內相繼開置了溉田面積分別達八百頃、五百頃、四百頃的小江湖、西湖（即東錢湖）、廣德湖，又修建了溉田數千頃的仲夏堰等水利工程，大大提高了當地的農業生產。造船等手工業有一定規模，可造“長二十丈，載六七百人”的大船。骨木鑲嵌工藝馳名國內外。五代時城郊郭家畤一帶發展成為著名的青瓷主要產地。
海上交通以與日本來往為最多，自明州放洋，到九州北部，如遇順風，一般只需一週至十天左右，為中日間最短航線。對日往來以開成(836～840)為斷，劃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前期以政治來往與文化交流為主，日本遣唐使和宗教界、文化界人士常由此登陸或歸國，如李白好友阿倍仲麻呂（晁衡）、名僧最澄法師、空海和尚均是。後期以貨物貿易為主，唐末近七十年(839～907)內，中日間往來船舶確知在中國港口始發和登陸的有十六批，其中取道明州的佔七批，居首位。輸出品以瓷器為多，還有佛經、書籍、絲綢、藥材等，輸入有砂金、水銀、綿等。五代十國時除了對日貿易繼續發展外，又開始與高麗(今朝鮮)、東南亞、西亞等二十餘國來往。唐五代明州港的繁榮，為宋元時期明州海上交通進一步發展打下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