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忍的胡適和不饒恕的魯迅閱讀答案

　　胡適和魯迅兩位知識分子的精神風貌，而“容忍”的胡適和“不寬恕”的魯迅成為兩種不同文化的精神標誌。以下是小編為你整理的，希望能幫到你。

　　《容忍的胡適和不饒恕的魯迅》閱讀材料

　　胡適和魯迅兩位知識分子的精神風貌，用他們自己的語言概括，魯迅不妨是甚或也只能是他自己臨終前的格言“一個都不寬恕”;相反，胡適晚年，孜孜無怠，力倡“容忍與自由”。因此，胡魯之間橫亙著一道寬容的分水嶺，它使“容忍”的胡適和“不寬恕”的魯迅最終成為兩種不同文化的精神標誌。

　　把寬容與否論為兩種性質不同的文化，是因為在中國文化語境中，寬容從來僅被視為一個“度量”問題。誠然，度量與寬容有關，但僅是度量則無法度量出寬容那豐富深厚的文化內涵。因為，寬容在這裡，不是別的，而是一種理念——價值理念。胡魯作為從五四新文化出離的兩位知識分子，事實上代表了兩種性質不同的文化。“胡文化”便是一種以寬容理念為價值取向的自由主義文化，“魯文化”則相反，它是公開拒絕寬容並帶有其獨斷性的刀筆文化。

　　這對比可以用十個字概括：“明確的是非”和“正義的火氣”。前者是魯迅的提倡，後者卻是胡適的警惕。

　　什麼是“明確的是非”?1935年的上海文壇，依然混戰無已。魯迅認為：“文人們的互相評論，各各‘指其所短，揚其所長’固可，即‘掩其所短，稱其所長’亦無不可。然而，那一面一定得有‘所長’，這一面一定得有明確的是非，有熱烈的好惡”。魯迅的意思重在句末，即：文人在論爭時，是則好之，非則惡之，是非不但要“明確”，好惡更得要“熱烈”。這一原則，不用說，魯迅在他自己的歷次論戰中，都堅定不移、以身作則了。

　　胡適的“正義的火氣”源於1959年他自己寫的第一篇《容忍與自由》。在這篇文章中，胡適說：“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沒有容忍，就沒有自由。”為了說明這一點，胡適甚至舉了自己年輕時的一個例子。年輕的胡適是一個無神論者，他痛恨迷信。在一篇文章中，胡適不惜借《禮記·王制》中的話表明自己的態度：“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亦即殺掉那些借鬼神以疑眾的人。在這裡，胡適是斬釘截鐵的，因為他是在反迷信。反迷信還不對嗎?這裡正有著“明確的是非”，所以胡適不憚以“熱烈的好惡”顯示自己的決絕。此時，胡適方才十七歲。可是，十幾年後，胡適在北大，北大的一些“衛道士”卻要“殺”胡適了，理由也是《禮記·王制》中的話，所謂：“學非而博……以疑眾，殺”。什麼叫“學非而博”?此“非”即“是非”之非。既然，你所學的東西是不對的，且又以此惑眾，那就該“殺”。這裡，“明確的是非”和“熱烈的好惡”也是一點都不含糊。於是，晚年的胡適把這己對人和人對己的兩件往事並作一類，說：無論“當年我要‘殺’人，後來人要‘殺’我，動機是一樣的：都只因為動了點‘正義的火氣’，就都失掉容忍的度量了。”正是有過這樣的經歷、體驗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認知，堅持了一輩子自由主義的胡適，越至老境，越強調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比較之下，胡適從年輕至老年有過上述這樣的精神蛻變，魯迅則沒有。魯迅以本身就很熱烈的口吻說：“像熱烈地主張著所是一樣，熱烈地攻擊著所非，像熱烈地擁抱著所愛一樣，更熱烈地擁抱著所憎——恰如赫爾庫萊斯的緊抱了巨人安太烏斯一樣，因為要折斷他的肋骨。”原來，魯迅對於所憎者的“熱烈地擁抱”，就是胡適十七歲所引《王制》那句話的最後一個字：“殺”。

　　***選自《開放時代》2014年1月15日，有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