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中國現代文學的現代性內涵
論文關鍵詞：魯迅 沈從文 現代性 內涵
論文摘要：在中國社會激進的現代性浪潮的格局下，魯迅和沈從文以不同方式參與到對中國現代文學的現代性內涵的完善中去。魯迅站在現代文明知識體系的立場上來批判傳統，要求該“改造國民性”和精神解放；沈從文則一種“反現代文明的現代性”的姿態，希望以自然人性來實現民族精神重造。儘管關注視角不同，但殊途同歸地為豐富中國現代文學的現代性內涵做出了巨大貢獻，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發軔於啟蒙時代的現代性，因其優越的現代化文化，對中國近代及以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現代性從西方到東方，從近代到當代，它是一個‘家族相似的’開放概念，它是現代程序中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諸層面的矛盾和衝突的焦點。”[1]（P4）中國文學也從那一時期，順應時代發展變化的律動，開始了現代轉型。但是，由於現代性自身內涵的模糊和不確定性，故而現代性在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中也呈現出來了不同的正規化。本文試以魯迅的《故鄉》和沈從文的《丈夫》為例進行比較，來探討現代性在中國現代文學中的體現樣式。
“中國現代文學精神的核心是啟蒙，反對封建文化和儒教綱常，批判專制制度，維護和張揚人的個性以及世俗生活的快樂，呼喚人的解放，構成了是中國現代文學主導性啟蒙潮流。”[2]（P2）魯迅的文學創作呼應了這一歷史要求，他開始了終其一生的關於中國國民性的思索和“改造國民性”的探索實踐之路，從而也使國民性話語成為“一個現代性神話”。《祝福》正是這一思潮下的產物。
常年在外生活的“我” 與遵循中國封建思想和傳統禮教的魯四老爺自然毫無共同話題，所以魯四老爺一見到我，除了寒暄就是“大罵其新黨”。魯四老爺對新事物——或者說是非傳統事物的敵對情緒，還有魯四老爺書房中的陳摶老祖寫的“壽”字、《近思錄集》、《四書襯》等，讓“我”看到了一個國民性的非現代存在——一個沉浸於傳統文化而自得其“惡”的老者形象。
而在河邊遇見祥林嫂，無疑給了“我”更大的刺激。當“我”看見祥林嫂從一個“比勤快的男人還勤快”臉上有些白胖的女工，變成如今頭髮全白、瘦削不堪，乞丐般的形容時，大為震驚。但是，這樣的祥林嫂卻把“我”視為一個“見識得多”的出門人，神神祕祕地來問“我”“一個人死了之後，究竟有沒有魂靈的？”等問題，所以“我”才會有“詫異”、“悚然”、“疑惑”、“吃驚”等反應。形如枯槁的祥林嫂關注的並不是現實自身的溫飽問題，而只是對地獄有無深懷恐懼，封建宗法和傳統禮教制度對她的迫害程度可見一般。也因此，“我”才會從祥林嫂那“間或一輪”的“瞪著的眼睛的視線”中，看到了一個巨大的悲哀；才會在得知祥林嫂在年關之夜死後依然被四叔大罵為“謬種”時，發出“然而在現世，則無聊生者不生，即使厭見者不見，為人為己，也還都不錯”的喟嘆。
以有著現代文明價值體系背景的“我”為視角，來觀看、反思魯鎮，無論是講理學的四叔，飽受磨難的祥林嫂,夥同祥林嫂的婆婆逼祥林嫂改嫁的衛老婆子，主觀幫人但客觀是幫凶的柳媽，還是魯鎮上消遣祥林嫂的眾人……在傳統的家族倫理道德和精神文化浸淫下的中國國民的素質、精神和狀態的非現代性皆暴露無遺，中國人民在長期的封建主義統治奴役下所形成的“精神奴役的創傷”——種種“國民性”的病象和弱點也得以發掘和呈現。
如果說魯迅是在“任個人而排眾數”、“掊物質而張靈明”，以啟蒙者的姿態對中國的傳統文化進行批判，以西方現代性精神文化作為啟發國民覺悟和改造國民性的良方，那麼沈從文則開出了另外一張改造國民性的藥方，他以田園牧歌的形式走出了一條反現代性的“現代性”道路。
沈從文認為，“西方、現代和城市在腐蝕敗壞著民族的‘德性’，生成著病態的個體人格和整體的國民性格，致使民族失去活力，陷於萎靡不振，而民族固有的優美健康的品質與德性，存在於遠離現代文明和城市的鄉村邊塞和鄉民邊民身上”，[3]（P36）所以才有了沈從文筆下的那個未受現代文明浸染的、宛若世外桃源的湘西世界——那座供奉著“人性”的“希臘小廟”。在那裡，即使“出現了有如‘覺醒’、‘抗爭’之類的事情，打破了固有的寧靜平和，也不是‘階級意識’或‘階級鬥爭’使然，而是人性阻遇引起的小小波瀾”。[3]（P137）《丈夫》就是這樣的一曲人性的牧歌。
年青的丈夫把自己的妻子送進城去賣身養家的風俗，在現代文明中可能被視為奇恥大辱的事情，在古風古道的湘西似乎卻只是一件非常普通的事情。在他們看來，這既“不與道德相沖突，也並不違反健康”。 《丈夫》中的丈夫就是當時眾多送妻進城營生的“年青的丈夫”中的一員。小說通過講述他進城見妻時的所見所聞，展現了其人性從矇昧而麻木到憤然而覺醒的過程。
丈夫進城去看妻子，並未看見妻子有任何不快，反而不僅受到了大娘也就是老鴇的熱心款待，還有幸與他眼中“督撫的派頭、軍人的身份”的“偉人”——水保聊天。儘管水保是丈夫的妻子的一位重量級的 “嫖客”，但兩人的關係，不若現代人眼中尷尬和對立，反而帶了些許平靜和諧的氣味。水保一來，丈夫就學著城裡人說話，招待水保。丈夫他為水保找煙、找自來火、拿板栗，水保也並未因丈夫的身份而嘲笑丈夫，反而與丈夫閒話了半天的家常。在這裡，我們看不見階級的仇恨和對立，有的只是生命個體的平等與尊重。
論文摘要：在中國社會激進的現代性浪潮的格局下，魯迅和沈從文以不同方式參與到對中國現代文學的現代性內涵的完善中去。魯迅站在現代文明知識體系的立場上來批判傳統，要求該“改造國民性”和精神解放；沈從文則一種“反現代文明的現代性”的姿態，希望以自然人性來實現民族精神重造。儘管關注視角不同，但殊途同歸地為豐富中國現代文學的現代性內涵做出了巨大貢獻，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發軔於啟蒙時代的現代性，因其優越的現代化文化，對中國近代及以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現代性從西方到東方，從近代到當代，它是一個‘家族相似的’開放概念，它是現代程序中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諸層面的矛盾和衝突的焦點。”[1]（P4）中國文學也從那一時期，順應時代發展變化的律動，開始了現代轉型。但是，由於現代性自身內涵的模糊和不確定性，故而現代性在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中也呈現出來了不同的正規化。本文試以魯迅的《故鄉》和沈從文的《丈夫》為例進行比較，來探討現代性在中國現代文學中的體現樣式。
“中國現代文學精神的核心是啟蒙，反對封建文化和儒教綱常，批判專制制度，維護和張揚人的個性以及世俗生活的快樂，呼喚人的解放，構成了是中國現代文學主導性啟蒙潮流。”[2]（P2）魯迅的文學創作呼應了這一歷史要求，他開始了終其一生的關於中國國民性的思索和“改造國民性”的探索實踐之路，從而也使國民性話語成為“一個現代性神話”。《祝福》正是這一思潮下的產物。
常年在外生活的“我” 與遵循中國封建思想和傳統禮教的魯四老爺自然毫無共同話題，所以魯四老爺一見到我，除了寒暄就是“大罵其新黨”。魯四老爺對新事物——或者說是非傳統事物的敵對情緒，還有魯四老爺書房中的陳摶老祖寫的“壽”字、《近思錄集》、《四書襯》等，讓“我”看到了一個國民性的非現代存在——一個沉浸於傳統文化而自得其“惡”的老者形象。
而在河邊遇見祥林嫂，無疑給了“我”更大的刺激。當“我”看見祥林嫂從一個“比勤快的男人還勤快”臉上有些白胖的女工，變成如今頭髮全白、瘦削不堪，乞丐般的形容時，大為震驚。但是，這樣的祥林嫂卻把“我”視為一個“見識得多”的出門人，神神祕祕地來問“我”“一個人死了之後，究竟有沒有魂靈的？”等問題，所以“我”才會有“詫異”、“悚然”、“疑惑”、“吃驚”等反應。形如枯槁的祥林嫂關注的並不是現實自身的溫飽問題，而只是對地獄有無深懷恐懼，封建宗法和傳統禮教制度對她的迫害程度可見一般。也因此，“我”才會從祥林嫂那“間或一輪”的“瞪著的眼睛的視線”中，看到了一個巨大的悲哀；才會在得知祥林嫂在年關之夜死後依然被四叔大罵為“謬種”時，發出“然而在現世，則無聊生者不生，即使厭見者不見，為人為己，也還都不錯”的喟嘆。
以有著現代文明價值體系背景的“我”為視角，來觀看、反思魯鎮，無論是講理學的四叔，飽受磨難的祥林嫂,夥同祥林嫂的婆婆逼祥林嫂改嫁的衛老婆子，主觀幫人但客觀是幫凶的柳媽，還是魯鎮上消遣祥林嫂的眾人……在傳統的家族倫理道德和精神文化浸淫下的中國國民的素質、精神和狀態的非現代性皆暴露無遺，中國人民在長期的封建主義統治奴役下所形成的“精神奴役的創傷”——種種“國民性”的病象和弱點也得以發掘和呈現。
如果說魯迅是在“任個人而排眾數”、“掊物質而張靈明”，以啟蒙者的姿態對中國的傳統文化進行批判，以西方現代性精神文化作為啟發國民覺悟和改造國民性的良方，那麼沈從文則開出了另外一張改造國民性的藥方，他以田園牧歌的形式走出了一條反現代性的“現代性”道路。
沈從文認為，“西方、現代和城市在腐蝕敗壞著民族的‘德性’，生成著病態的個體人格和整體的國民性格，致使民族失去活力，陷於萎靡不振，而民族固有的優美健康的品質與德性，存在於遠離現代文明和城市的鄉村邊塞和鄉民邊民身上”，[3]（P36）所以才有了沈從文筆下的那個未受現代文明浸染的、宛若世外桃源的湘西世界——那座供奉著“人性”的“希臘小廟”。在那裡，即使“出現了有如‘覺醒’、‘抗爭’之類的事情，打破了固有的寧靜平和，也不是‘階級意識’或‘階級鬥爭’使然，而是人性阻遇引起的小小波瀾”。[3]（P137）《丈夫》就是這樣的一曲人性的牧歌。
年青的丈夫把自己的妻子送進城去賣身養家的風俗，在現代文明中可能被視為奇恥大辱的事情，在古風古道的湘西似乎卻只是一件非常普通的事情。在他們看來，這既“不與道德相沖突，也並不違反健康”。 《丈夫》中的丈夫就是當時眾多送妻進城營生的“年青的丈夫”中的一員。小說通過講述他進城見妻時的所見所聞，展現了其人性從矇昧而麻木到憤然而覺醒的過程。
丈夫進城去看妻子，並未看見妻子有任何不快，反而不僅受到了大娘也就是老鴇的熱心款待，還有幸與他眼中“督撫的派頭、軍人的身份”的“偉人”——水保聊天。儘管水保是丈夫的妻子的一位重量級的 “嫖客”，但兩人的關係，不若現代人眼中尷尬和對立，反而帶了些許平靜和諧的氣味。水保一來，丈夫就學著城裡人說話，招待水保。丈夫他為水保找煙、找自來火、拿板栗，水保也並未因丈夫的身份而嘲笑丈夫，反而與丈夫閒話了半天的家常。在這裡，我們看不見階級的仇恨和對立，有的只是生命個體的平等與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