勵志成長的名人故事手抄報素材

　　我們在準備做勵志成長的名人故事手抄報之前，總會需要一些名人勵志故事來作為素材，那麼都有哪些呢?一起來看看吧。

　　：宇野千代的人生幸福論

　　宇野千代是個幸福的女人。

　　年輕時千代只有一件和服，晚上打工回家後，將那件和服撐起來去除汗味，好第二天接著穿。窮得買不起鞋，又捨不得花錢買電車票，於是每天光腳步行去東京市區打工。大冬天穿一件單衣和服，光著一雙腳沿著鐵軌迎著早晨的太陽朝前走，地面上的沙礫有些硌腳，不過千代不在乎。她朝呼嘯而過的電車興奮地揮手，感覺很幸福——在她的家鄉巖國，可是看不到電車的。

　　後來千代結婚了，和做銀行小職員的丈夫一起生活在札幌的一間出租房裡。千代沒日沒夜地縫製和服，用賺來的錢購置了一幢二十年的舊房——光禿禿的地面上長出了雜草，連一張榻榻米也沒有。不過千代依舊感覺好幸福：哎呀!總算擁有屬於自己的家了!千代繼續縫和服賺錢，賺到一點就去購置一張榻榻米，然後自己動手鋪上。慢慢地，有兩個房間鋪上了嶄新的榻榻米草蓆，千代將其中一間租了出去，感覺好幸福。

　　不過，這樣賺錢的方法實在太慢了，怎樣可以賺得多一點呢?千代無意中在報紙上看到一則徵文啟事，獲得一等獎就可得到鉅額獎金，興奮得當即擱下正在縫製的和服，鋪開紙筆動手寫小說。千代的第一篇小說《脂粉之顏》就這樣粉墨登場，獲得《時事新報》小說徵文一等獎。拿到鉅額獎金的千代，第一件事就是抓著大把鈔票去以前經常典當物品的當鋪炫耀：“看到了嗎!我現在是有錢人了，再也不必來這兒典當東西了!”

　　成為新人作家的千代在東京遇到了另一位新人作家尾崎士郎，四目相對，共墜愛河。於是千代將札幌那幢榻榻米還沒鋪完的舊房子和銀行小職員丈夫，一股腦兒全拋棄了。在東京郊外的馬達村，千代和士郎買下了一塊蘿蔔菜地中間的一間舊雜屋，將它改建成兩個人的愛巢。馬達村又稱“文士村”，聚居著許多文人和藝術家，貧窮是他們共同的氣質。千代在文士村的家，就在川端康成家隔壁，一到做飯時，要麼是川端太太到千代家借醬油，要麼是千代到川端家借米。這樣幸福地貧窮了一段日子之後，尾崎士郎在某日離家後一去不返。失戀的千代一個人關起門在家哭得捶胸頓足，哭得翻江倒海——千代將這種哭稱為“失戀體操”。

　　千代不久就遇到殉情未遂的畫家東鄉青兒。第一次見面，千代便在東鄉青兒家裡住下。兩個人在東鄉青兒與戀人殉情自殺的床上做愛，在殘留著血跡的床單上相擁而眠。後來，東鄉青兒與前戀人重歸於好，千代再次失戀了。不過這次千代沒再做“失戀體操”，因為她遇到了比自己小十歲的記者北原武夫。千代每天去報社給北原武夫送飯，她做飯的手藝，可不是吹的，為了能每天吃到她做的飯，北原武夫和她結婚了。兩個人在東京帝國飯店舉行盛大婚禮後，千代辦了日本第一本女性時尚雜誌《STYLE》。那段時間千代的事業真是風生水起，光是數數錢都數得雙手失去知覺——實在是太有錢了!千代幸福得連死的心情都有了。

　　不過千代很快就從幸福得要死的心情裡活了過來——丈夫北原武夫出軌，《STYLE》因偷稅漏稅被查並宣告破產。一夜之間，千代變得一無所有債臺高築，直到67歲那年才悉數還清債務。債務還清那天，她收到了57歲的北原武夫送來的離婚協議書。千代一筆一畫仔細地在離婚協議上籤了字，然後在自己的專欄撰文《分手也很幸福》。

　　“分手也很幸福”的千代，60歲之後開始步入人生收穫期：60歲那年，她的經典愛情名作《阿嫻》獲得第十屆野間文藝獎;75歲，獲得第28屆藝術院大獎;77歲，獲得天皇親自授予的勳三等瑞寶文化勳章;85歲，獲得第30屆菊池寬文學獎;86歲，出版《活著的我》，連登人氣暢銷書排行榜首;93歲，獲得日本文部科學大臣評定的“日本文化功勞者”稱號。千代98歲去世，日本政府為她追授勳二等瑞寶文化勳章。

　　從1897年到1996年，宇野千代在這個星球上度過了98年的幸福人生。在東京南青山梅窗院，後人為宇野千代建了一座紀念碑，紀念碑上刻著她的人生幸福論：“用幸福呼喚幸福”。

　　：饒宗頤自述家學經歷

　　家學是做學問的方便法門

　　我家以前開有四家錢莊，在潮州是首富，家人很會做生意，積攢了大量的錢財。家庭條件非常好，可以玩兒的東西很多，按理似乎可以造就出一個玩物喪志的公子哥兒，但命裡註定我要去做學問，我終於成了一個學者。我小時候十分“孤獨”，母親在我二歲時因病去世，從此我跟祖母住在一起。父親一直生活在沉悶之中，但他對我的影響很大，我有五個基礎來自家學：一是家裡訓練我寫詩、填詞，還有寫駢文、散文;二是寫字畫畫;三是目錄學;四是儒、釋、道;五是乾嘉學派的治學方法。

　　除了家學，少年時對我影響很深的還有兩個人：一是孫詒讓，另一個是顧炎武。我治甲骨文的動機來自孫氏，他是我學問最早也是恆久的指路人;而我肯鑽進去，肯走艱辛的學術之路，顧氏對我的影響最大。

　　我認為，家學是做學問的方便法門。要做成學問，“開竅”十分重要，要讓小孩心裡天地寬廣，讓他們充滿幻想，營造自己的世界，同時要注意引導他們少走彎路。

　　“宗頤”名說“選堂”字說

　　父親為我取名“宗頤”，是期望我師法宋五子之首周敦頤。因緣巧合，後來在山西華嚴寺、日本大德寺均有過一主持叫“宗頤”，我想或許他們就是我的前身。至於“選堂”，主要是我讀書喜歡《文選》，繪畫喜歡錢選，還有道教的創世紀遺說“選擢種民留伏羲”裡講到“選民”，也是對我的一個發現作個紀念。

　　我作書畫和題詞，落款最常見的用號是“選堂”，有時也用父親為我起的這個名——宗頤。我的兄弟排宗字輩，我二弟名叫宗械，為什麼叫宗械，因中國宋朝有位理學家叫張械，父親希望二弟能師其見識高，踐履實。除了乳名之外，我還有兩個大家少知的別號，一個叫伯濂，一個叫伯子。濂是濂溪的濂字，父親是希望我像周敦頤一樣;伯是大，我是長子，所以叫伯子，我作的書畫曾題饒伯子。

　　治學格局應開闊軒昂

　　我王國維***靜安***的書受到他的影響。我從他的治學規模與識見中，懂得治學的格局應該是開闊軒昂的。只有這樣才使學問做得圓融、有通識，才能開拓學術之區，補前修之未逮。對我影響最大的還有一位印度人，印度漢學家白春暉的父親白老教授。在印度見到他的時候，他已經90歲了，他治學的精神和方法，令我震動。他著了一本印度文化史，裡面每個概念都窮追到底，追到源頭，給人非常透徹的感覺。後來我做學問也這樣“溯源”不已，然後再“緣流”而下。

　　我11歲時寫了《後封神榜》，很可惜這本書不知散落何處，至今還沒辦法找到。我七八歲時讀《封神榜》，最引我入勝的是一個“神”的問題，這樣我就寫了一部小說叫《後封神榜》。

　　學問起步於編著鄉邦文獻

　　我自少年時代就留心鄉邦文獻，弱冠嘗著手輯《韓山志》，訪耆老，徵遺文，連類及之，又為潮州廣濟橋撰志，以一橋之細，勒成志書，其例罕觀，而廣濟橋以浮舟作“活動橋”，成為橋樑史上之特例，茅以升先生評定該橋為全國五大古橋之一。1936年前後，我考證廣濟橋史料，成《廣濟橋志》，刊於中山大學文科研究所語言文學專刊上，所撰《韓山志》，惜稿已軼。

　　16歲編撰父親未完成的《潮州藝文志》，使其成為潮州歷代文獻的里程碑著作。18歲完成該志的續寫，因《潮州藝文志》見重士林，19歲時受聘為中山大學《廣東通志》館專任纂修，治古代地理即植基於此時。

　　我父親饒寶璇，又名饒鍔，早年畢業於上海法政學院，曾任《南粵報》主筆，也是南社4成員之一。他平生致力考據之學，一生殫精竭力，集鄉先哲遺籍，上溯唐宋，下迄清季，凡所蒐括，不下千種，迨至纂輯《清人別集》，竟以勞而致疾。彌留時，深以屬稿未成為憾。他對平生著作俱不之惜，而獨倦倦《潮州藝文志》。父親為的是表彰先賢，故十分心切。我經過三年時間的奮心尋檢，對全書20卷訂訛補遺，終於補訂成編。初刊於《嶺南學報》1935年的第四卷和1936年的第五六卷。

　　在我成長過程中，有一位叫王韓的老師對我影響較大。我上中學第一年時，他是我的老師。他原名是思愈，意思是學韓愈。他原來是反對佛教的，後來日本密宗大僧“權田雷斧”給他灌頂，他開始參修佛法，成為佛法大師，稱王弘願。他家裡購有一部小印刷機，他自己的講道很快就能印出來，這可以說是他成功的原因之一。香港的佛教受他影響很深。

　　從幼年起，我朝夕浸泡在天嘯樓讀書，家藏十萬部書，我究竟讀了多少，現在無法想起。這樣一來，上正規學校反成為“副業”，我總覺得學校里老師講的，我早已知道。還有我喜歡無拘無束的學習環境，家學正適應我的學習特點，不上學也變成順其自然之事，父親也同意了。但是，我的古文老師王慕韓有一個主張對我影響極大，就是做古文要從韓文入手，先應其大，養足其氣，然後由韓入古文，化百鍊鋼為繞指柔，這是作文正途。

　　中山大學給了我許多學問

　　我的許多學問是中山大學給的。1935年因續編《潮州藝文志》而知名，中山大學校長鄒魯聘請我擔任《廣東通志·藝文志》的專任編輯，時年19歲;同年，加入顧頡剛創辦的禹貢學會。23歲受聘為中山大學研究員，30歲任華南大學中文系教授、系主任，32歲被聘為廣東省文獻委員會委員、副主任委員。這些歷程，都從中山大學開始，中山大學是我做學問起步的地方。

　　我的學問確實是中山大學濡染出來的，我十分感謝中山大學。我還要感謝我最早的知己——顧頡剛先生，他非常了不起，不拘一格，任人唯才。我是他第一個提拔的人，他在《禹貢》看到我發表的文章，不知道我多大，其實我當時18歲。這是我最早發表的論文，此前我同顧先生都還沒見過面。在大名鼎鼎的嶺南才俊中，我是晚輩後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