琵琶

[拼音]：Shenbao Ziyoutan

《申報》的主要副刊之一。《申報》是中國創辦最早、歷史最久的報紙。1872年4月30日由英人安納斯脫·美查等在上海創辦，1907年5月30日開始由華商經營，中經敵偽和國民黨政府接管，至1949年5月26日停刊，共歷77年。

《自由談》專欄闢於1911年8月24日，經王鈍銀、吳覺迷、姚鵷雛、陳蝶仙、周瘦鵑等人主編後，至1932年12月，總經理史量才意欲改革，起用黎烈文為主編。黎烈文參加過文學研究會，1932年從法國留學回國，思想傾向民主進步。他主編《自由談》後，一反前任的作法，多采用魯迅、茅盾等左翼作家的雜文，使《自由談》從“茶餘飯後的消遣之資”變為進步輿論的陣地，面目由是一新。

黎烈文主持的《自由談》在擇稿的文體方面側重發表雜文。他多次刊出《投稿簡章》和《編輯室啟事》，一再呼籲投稿者惠寄“描寫實際生活之文字，或含有深意之隨筆雜感等”。《自由談》在發表雜文時，幾乎都用花邊圍起，因而這些議論性雜文被人們稱之為“花邊文學”。由於雜文反應時事迅速，提出問題及時，社會作用大，“花邊文學”的做法也為當時和後來一些報紙副刊所仿效。

《自由談》的革新，很快引起舊派文人和國民黨反動派的忌恨。《社會新聞》和《微言》週刊造謠汙衊，攻擊魯迅等左翼作家包辦《自由談》，壟斷文壇。在強大的壓力下，黎烈文在1933年5月25日的《自由談》上刊出《編輯室啟事》，“籲請海內文豪，從茲多談風月，少發牢騷”。從表面看來，《自由談》屈從和後退了，版面出現較多政治色彩不強的文字。但是，魯迅等革命作家並未因此停止戰鬥。魯迅針對反對派的言論壓迫指出：“想從一個題目限制了作家，其實是不能夠的”，“談風雲的人，風月也談得”，“同是涉及風月的‘月黑殺人夜，風高放火天’呢，這不明明是一聯古詩麼？”（《準風月談·前記》）所以，魯迅和其他左翼作家、進步作家的文稿仍不斷地寄給《自由談》，只是為了適應新的形勢，變換了鬥爭的策略，在隱晦曲折的話裡巧藏著匕首和投槍。

在黎烈文主持《自由談》的一年半時間裡，《自由談》開展了許多問題的討論和論爭，如關於兒童教育的論爭，關於小品文與“方巾氣”的論爭，關於翻譯的論爭，關於批評與謾罵的論爭，有關於舊戲鑼鼓的討論，關於《二十四史》和《四庫全書》珍本問題的討論，也有關於“藝術論”、“諷刺與幽默”、寫實主義與第一人稱的討論，以及關於“文人相輕”、“京派與海派”、“別字與簡字”的駁難。文壇的許多情況都在《自由談》上有所反映。它包羅永珍，感應敏銳，一時成為30年代最為活躍的報紙副刊。

由於反動勢力加緊對《自由談》的壓迫，1934年5月黎烈文不得不辭去主編職務，《自由談》改由張梓生主編。張梓生基本上繼續了黎烈文的辦刊方針，照常刊登魯迅等作家的雜文；1934年夏關於大眾語的討論就是以《自由談》為主要陣地開展的，發表了魯迅的《門外文談》。只是為了對付檢查，魯迅等經常更換筆名。自然，由於客觀條件的限制，張梓生主編的《自由談》在擇稿方面就不能不拓寬範圍，相對說來色彩也不如過去鮮明強烈。

由於反動派迫害的加劇，1934年11月，《申報》總經理史量才被特務暗殺，《自由談》的處境更加艱難，大量的文藝短論代替了明快的社會批評，鋒芒日見減退。1935年下半年，白色恐怖愈加嚴重，張梓生也終於在10月31日登出《自由談》停刊啟事，辭去主編職務。《自由談》自此一度中斷，到1938年10月復刊後，雖經個別人努力，總未能再恢復黎烈文、張梓生主編時的面貌。

給《自由談》投稿最多、影響最大的左翼作家是魯迅。他從1933年1月起用“何家幹”、“丁萌”、“幹”、“遊光”等許多筆名為《自由談》寫稿；《偽自由書》、《準風月談》集中的全部雜文和《花邊文學》中的大部分雜文都是在《自由談》上發表的。正因為魯迅，《自由談》在現代文化史、文學史、報刊史上才有著重要的地位。魯迅之外，茅盾也經常給《自由談》投稿，他用的筆名是“玄”、“珠”、“郎損”、“仲方”等。郁達夫、徐懋庸也給《自由談》寫了不少雜文。在《自由談》上發表文章較多的還有陳望道、夏丐尊、葉聖陶、鄭振鐸、老舍、巴金、風子（唐弢）、陳子展、臧克家、田間、張天翼、靳以、柯靈、李輝英、鄭伯奇等。瞿秋白在上海時，也曾借用魯迅的筆名，在《自由談》上發表了十餘篇雜文。一些在政界有影響的文人如柳亞子、章太炎、吳稚暉、林語堂，也先後在《自由談》上發表過短文。

《自由談》在培養青年作家方面也是作出了成績的。葉紫、何谷天（周文）、草明等在《自由談》上發表過速寫和小說，蒲風、廖沫沙、胡風、曹聚仁、周揚等也寫過文章。周揚後來在《自由談》繼續用“企”、“企影”、“左企”等筆名介紹外國文學。白戈（任白戈）、辛人、張香山、王任叔、梅雨、林林、立波等在《自由談》上用短論形式對文藝問題作了較多闡述。一批文學新人如蘆焚、歐陽山、姚雪垠、劉白羽、周而復、林娜（司馬文森）、黑丁、荒煤等，都在這裡發表過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