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蘭經

[拼音]：Xianqin dang’an guanli

[英文]：archival management in Pre-Qin Period

中國在建立統一的秦帝國前，先後建立了夏、商、周等國，那時檔案管理作為國家行政管理工作之一就已逐漸形成。

夏代（公元前21～前16世紀）檔案在古文獻中稱為“書”和“契”。唐人張懷瓘《書斷》載：“大道衰而有書，利害萌而有契。”《左傳》也多處提到“夏書”，具體實物未見發現。其具體管理方法，文獻很少記述。據《呂氏春秋·先識覽》記載：夏桀時太史令終古，見桀驕奢淫逸，人民怨恨，國家危亡，以其管理的“圖法”(檔案)向夏桀哭諫，桀不聽勸告，暴虐尤甚，終古遂攜檔案投奔了商。說明夏代已由史官管理檔案並利用檔案。

繼夏而起的商代(公元前16～前11世紀)是奴隸制大國，文化有顯著發展。商王活動主要記錄在龜甲獸骨、青銅鑄器和竹木簡牘上。青銅器發現的實物很多，其中不少鑄有銘文，一般只有2、3字，標明器主的族氏與祭祀物件和器物用途，如著名的司母戊鼎；多者有幾十字，記載商王活動及對器主的恩賜，如商末年的小臣艅犀尊，銘有27字，記載了商王徵夷方事(見金文件案)。簡牘檔案只見於文獻記載，《尚書·多士》中載：“殷先人有冊有典”，甲骨文字中也有“冊”、“典”二字，有的學者認為即系書於木竹片的簡牘文書、檔案。商代以甲骨檔案著稱於世，自1899年於殷墟發現以來，出土總數達15萬片以上。從考古發掘可知，商代的甲骨檔案集中儲存在殷都宗廟地區的窖竇中，這些窖竇即是商代的檔案庫。庫中的檔案經過一定的集中歸檔管理，存放有序，有朝代可循，由操縱王朝政務、宗教大權的巫史記錄並保管。

西周(公元前11世紀～前771年)國家機關龐大，檔案檔案增多。王朝中央儲存的檔案主要有圖版 (地圖與戶籍)、盟約(盟書和約劑)、譜牒(王室世系記錄和貴族族譜與家譜)，史官保管的有誥、 誓、政典、記注等檔案。上述檔案大多制有副本多份，正本存於天府，藏於金縢之匱(見石室金匱)，副本則分存於太史、內史、司會及六官處。

西周王朝的命、誥、誓等檔案書於竹木，《禮記·中庸》篇載:“文武之政，佈於方策。”“方”者板也，“策”同冊、即簡牘檔案，但原物無發現。鑄於青銅器的銘文較商代發展，銘文字數增多，敘事詳盡，範圍廣泛，書史性強，甚至出現為勒銘而鑄器的現象，如《毛公鼎銘》、《夨人盤銘》、《曶鼎銘》、《虢季子白盤銘》，內容主要記述王命、功烈、戰爭、盟約、世系、祭祀和法律訴訟等重要活動，周王室與諸侯視為“寶物”、“重器”，珍藏於至高神聖的宗廟裡，作為承天命而統治的證物，以期神祖的庇佑和賜福，子孫世代永遠儲存相傳。

西周用甲骨占卜的習俗依然存在，1977年在陝西岐山周原地區發現西周早期有文字的甲骨，記述武王克商，周王對商王祭祀的內容，說明西周也有甲骨檔案。

周平王東遷以後，王室衰微，群雄並起，諸侯國紛紛脫離周天子統治，中國歷史進入春秋戰國時期(公元前770～前221 )。其時各國檔案管理基本沿襲西周舊制。各國設祝、宗、卜、史等官職管理檔案，記注本國大事，保管頒發的冊命、文書。這些官職仍是世襲，地位較高。到了春秋後期，隨著世卿制度的日趨瓦解，這些官員地位逐漸下降。由於頻繁的兼併戰爭以及周王室“天下共主”權勢的喪失，使原保存於王室中央的檔案外流。許多諸侯國也因國破宗廟被毀，世卿貴族失去原有的政治權力和地位，他們世守的檔案也流散於社會。檔案的流散一方面導致檔案被毀，另一方面也使檔案廣泛傳播利用，一些貴族、士人乘機收集檔案，從檔案中吸取歷史知識，並利用檔案編史著述。孔子周遊列國，收集了魯、周、宋、杞等故國的檔案典籍，還派弟子子夏等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晚年致力於檔案典籍的整理，合若干篇而彙集成《尚書》，還依據魯史舊文“約其辭文，去其煩重而撰《春秋》”，同時以檔案為教材，設館講學，創儒家學說。墨子也見過“百國春秋”，搜求傳播了檔案典籍，教授弟子。各國的史官為適應政治鬥爭和文化學術發展的需要，收集、利用檔案進行著述。魯國的太史左丘明利用大量的檔案材料編著《左傳》和《國語》。《國語》是一部春秋戰國時期各國史官記錄的彙編。魏國史官石申和齊國史官甘德參閱了史官儲存的天文曆法和天象觀察記錄等古代科學技術檔案，撰述了中國古代天文學名著《天文》和《天文星佔》。春秋戰國開創了中國古代利用檔案私人修史、著述、彙編檔案史料的先例。

春秋戰國時期的檔案以書於竹帛為主，有的則銘於金石。據戰國時著作《墨子·魯問》記載，每征戰後，則將戰果“書之於竹帛，鏤之於金石，以為銘於鐘鼎，傳遺後世子孫”。

先秦的檔案管理具有以下特點：

（1）檔案材料以竹木為主，兼有甲骨、金石和縑帛，珍藏於石室金匱，以示鄭重；

（2）檔案由史官管理；

（3）檔案管理尚無成法，只有簡單的整理與保管；

（4）檔案只供統治者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