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巴和加麻札

[拼音]：shenquanfa sixiang

一般指利用宗教迷信進行統治的階級，為了取得人們的擁護，把他們的權力說成是神所授予的，把體現他們意志的法律說成是神意的體現的一種法律思想。在由宗教領袖直接掌握政權、實行神權政治的國家或地區，神權法也就是教會法（或稱寺院法、宗規法）。西歐中世紀基督教神權法思想曾佔統治地位，為封建統治階級效勞（見西歐中世紀神學法律思想）。

中國古代的神權法思想

在中國，從未出現過凌駕於世俗政權之上的教會和教權。中國古代的神權法思想是從屬與服務於奴隸制王權和封建皇權的，目的在於使王權和皇權神化。它最早盛行於夏、商、西周奴隸制時期。

君“受命於天”

當時以國王為首的奴隸主貴族極力宣揚他們是秉承“皇天”的旨意來統治人民的。如說：“有夏服天命”，“有殷受天命”，“先王有服，恪謹天命”，“丕顯文王，受天有大命”等。這種“受命於天”的君權神授思想，有利於使他們的統治合法化，並賦予他們以神聖不可侵犯的絕對權威。

占卜用刑

中國的神權法思想形成於夏代，發展到殷商進入高峰。殷商的奴隸主以迷信鬼神著稱。《禮記·表記》載：“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隨著殷王權力的加強，當時的宗教迷信中出現了一個主宰一切的至上神──“帝”或“上帝”。所有國家大事，甚至是否用刑，都要通過占卜向上帝鬼神祈禱和請示。中國的甲骨文主要就是殷王及其代理人（專職史官）向上帝和祖先進行占卜而刻在龜甲或獸骨上的卜辭。如“貞（卜問）：王聞不惟闢，貞:王聞惟闢”；“茲人井（刑）不”。表面看來，似乎殷王完全是遵照上帝旨意進行統治，實際上只不過是給殷王的命令塗上一層神意的油彩。

殷商的神權法思想有一特點，即往往強調殷商貴族的祖先和上帝關係密切，能夠經常“在帝左右”;甚至宣稱他們的祖先就是上帝的子孫。《詩經·商頌》的《長髮》載：“有娀（殷先妣簡狄）方將（成長），帝立子生商”;《玄鳥》也載:“天命玄鳥(即燕，商族圖騰，相傳簡狄吞食玄鳥卵生商先王契)降而生商”。這樣，他們便從血緣上找到了充當上帝代理人的合法依據，併為壟斷神權提供了藉口。

“以德配天”

神權法思想在西周發生了一次較大變化。以周公等為代表的西周貴族，吸取了夏、商對人民過於殘暴而被滅亡的教訓，提出了一種新的君權神授說，認為“天”或“上帝”不是哪一族的祖先神，而是天下各族所共有的神。“天命”誰屬，就看誰有能使人民歸順的“德”。所以他們大肆宣傳“惟命不於常”、“天命靡常”和“皇天無親，惟德是輔”。過去，殷的先王有”德”，“克配上帝”，但後來的殷王“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而周王有德，故“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而大命文王。因此“天命”歸周，周王成了天之元子。

中國古代神權法思想的衰落及影響

西周提出這種“以德配天”的君權神授說，顯然旨在為西周取代殷商製造輿論，同時也意味著神權的動搖。統治者感到單靠神權不足以維繫其統治，還必須兼顧人事，重視民心向背，注意“懷保小民”，並決定採取“明德慎罰”的政策，開始重視道德教化的作用。後來儒家繼承這一傳統，進一步提出“德主刑輔”的主張。與此同時，周代法律也因講求策略而日益縝密，開始注意區分故意與過失、一貫與偶犯，主張“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反對“亂罰無罪、殺無辜”等；但周初的“明德慎罰”政策並沒有維持多久，隨著奴隸制的逐步腐朽和各種社會矛盾的日益尖銳，統治者法網也日益嚴酷。“以德配天”的神權法思想逐漸失去人們的信任。

神權法思想在春秋戰國時期，由於封建制取代奴隸制的社會大變革和相應而來的思想解放，受到了較大的衝擊，代之而起的是百家爭鳴。中國古代的法律思想也從奴隸主的政權和神權桎梏下解脫出來，一度欣欣向榮。但殷周時期的神權法思想又為後來的封建統治者所襲用，並與儒家經學、封建倫理道德、陰陽五行說、讖緯迷信等結合起來，成為整個封建宗法思想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長期起著維護封建君主專制制度重要精神支柱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