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侯乙墓
[拼音]：Hanyu
[英文]：Chinese Language
世界主要語言之一。屬漢藏語系，是這個語系裡最主要的語言。除了中國大陸和臺灣省以外，漢語還分佈在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以漢語為母語的人大約有 9.4億。漢語是聯合國的工作語言之一。
漢語的標準語是近幾百年來以北方官話為基礎逐漸形成的。它的標準音是北京音。漢語的標準語在中國大陸稱為普通話，在臺灣稱為國語，在新加坡、馬來西亞稱為華語。
語音
漢語的音節可以分析成聲母、韻母、聲調3部分。打頭的音是聲母，其餘的部分是韻母，聲調是整個音節的音高。把聲調也看成音節的組成部分，是因為漢語的聲調是辨義的。例如“湯、糖、躺、燙” 4個字的聲母都是 [t嶉]，韻母都是[a嬜]（方括弧裡是國際音標，表格裡的國際音標省去括弧），只是因為聲調不同，意義就不一樣，在語言裡分別代表 4個不同的語素（最小的有意義的語言單位），在書面上寫成 4個不同的字。
聲母都是子音。最複雜的韻母由介音、主要母音和韻尾 3部分組成。韻尾有的是子音，有的是母音。北京音的子音聲母有22個。介音有[i]、[u]、[y]3個。子音韻尾有[n]和[嬜]，母音韻尾有[i]和[u]。在組成音節的聲母、介音、主要母音和韻尾 4部分裡，只有主要母音不能沒有，其餘 3部分都不是必須出現的。這種情形可以從表 1舉的例字裡看出來。北京話的聲母見表 2，北京話的韻母見表 3。
以上說的是每個字單說時的聲調。連讀的時候，某些聲調會發生變化。例如兩個上聲字相連，前一個會從原來的 214調變成35調，變得跟陽平調一樣。此外，有些字連讀時讀得很短，並且失去了原來的聲調。這種字調叫輕聲，例如“石頭”的“頭”，“我們”的“們”。
傳統的注音方法是反切。反切用兩個字來注一個字的音。前一個字（反切上字）定被反切字的聲母，後一個字(反切下字)定被反切字的韻母和聲調。例如：“耐，奴代切”，“奴”跟“耐”的聲母相同，“代”跟“耐”的韻母和聲調相同，所以就用這兩個字來注“耐”字的音。由於語音的演變，古代字書上的反切跟今音有的相合，例如上邊舉的“耐，奴代切”([n(ú+t)ài=nài])。有的不合。例如:“東，德紅切”，“東”與反切下字“紅”的聲調不同。“蓬，薄紅切”，“蓬”與反切上字“薄”的聲母不同，與反切下字“紅”的韻母也不同。
1918年由當時的教育部頒佈的國語注音字母是利用漢字字形制定的一套拼音字母。這套字母把主要母音與韻尾合在一起用一個符號表示（例如：ㄠ＝[au]，ㄢ＝[an]，ㄤ＝[a嬜]），體現了傳統的聲母韻母兩分的精神。注音字母廣泛流傳，影響很大。臺灣省一直沿用至今。
聲調是一個音節發音時音高的高低升降的型式。北京話的聲調有陰平、陽平、上聲、去聲 4種型式。如果把音高分成五度，北京的陰平是從五度到五度的平調，陽平是從三度到五度的升調，上聲是從二度下降到一度再升到四度的曲折調，去聲是從五度到一度的降調。關於北京話的聲調見表(表4)。
1958年公佈的漢語拼音方案採用拉丁字母(表2、表3)。自1978年開始，中國人名地名一律改用漢語拼音字母拼寫，取代了威妥瑪式等各種舊拼法。
語法
漢語的語素絕大部分是單音節的（手│洗│民│失）。語素和語素可以組合成詞（馬＋路→馬路│開＋關→開關）。有的語素本身就是詞（手、洗），有的語素本身不是詞，只能跟別的語素一起組成複合詞(民→人民│失→喪失）。現代漢語裡雙音節詞佔的比重最大。大部分雙音詞都是按照上面提到的複合方式造成的。
把漢語跟印歐語系的語言相比較，可以看出漢語語法上的一些重要的特點。漢語和印歐語的一個明顯的區別是沒有形態變化。這主要指以下兩種情形。第一，印歐語的動詞和形容詞後頭可以加上一些只改變詞根的語法性質（轉化成名詞）而不改變其詞彙意義的字尾，例如英語的-ness、-ation、-ment之類。漢語沒有此類字尾。第二，印歐語的動詞有限定式和非限定式（不定式，分詞，動名詞）的區別。漢語沒有這種分別。這種差異使得漢語語法在以下兩個重要方面跟印歐語語法大異其趣。
首先，在印歐語裡，詞類的功能比較單純。例如名詞只能充任主語和賓語，形容詞只能充任定語和表語，定式動詞只能充任謂語裡的主要動詞。在漢語裡，由於動詞和形容詞不變形，無論在什麼句法位置上出現，形式都一樣。這就造成了詞類多功能的現象。例如形容詞既可以充任謂語（這兒乾淨）、定語（乾淨衣服）和補語（洗乾淨），又可以充任主語(乾淨最要緊)和賓語（他不愛乾淨）。
詞類多功能的必然的結果是相同的詞類序列有時代表不同的句法結構。例如“出租汽車”可以理解為一個名詞性片語（＝出租的汽車），也可以理解為“動詞＋賓語”的結構。由於這種現象的存在，漢語語法著作比起印歐語語法著作來，更著重句法結構關係的分析。
由於漢語詞類多功能，劃分詞類時，手續要複雜一些。過去有人認為漢語沒有詞類。這種說法是不對的。
其次，印歐語的句子和分句裡必須有定式動詞，而片語（短語）裡要是有動詞的話，只能是非限定形式，不能是限定形式。因此，句子和分句是一套構造原則，片語是另一套構造原則。漢語的動詞沒有限定式和非限定式的對立，動詞不管用在哪裡，形式都一樣，因此句子的構造原則跟片語的構造原則是一致的；句子不過是獨立的片語而已。正是因為這一點，有的漢語語法著作採用一種以片語為基點的語法體系，即在片語的基礎上描寫句法，而不是像印歐語法那樣以句子為描寫的基點。
漢語句法結構的特點還表現在主謂結構和動補結構（或稱述補結構）上。漢語的主謂結構跟印歐語的句子或分句不同，構造比較鬆散。這表現在主語後頭可以有停頓（因此書面上往往用逗號點斷），或者加上語氣詞（這個人吶，很會說話）。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口語裡常常沒有主語。
主謂結構的另一個特點是可以充當謂語。例如：
中國地方真大。
這個人我從前見過他。這兩句的謂語“地方真大”和“我從前見過他”本身都是主謂結構。這種句式不但現代漢語裡有，古漢語裡也有，《孟子·離婁下》:“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史記·蒙恬列傳》：“蒙恬者其先齊人也”，應該看成是漢語的基本句式的一種。
動補結構是現代漢語裡非常重要的一種句法構造。印歐語裡沒有跟它相對應的格式。簡單的動補結構是由兩個動詞或者一個動詞一個形容片語成的（聽懂│切碎│染紅│洗乾淨）。這種結構後頭可以帶動詞字尾“了”和“過”，語法功能相當於一個動詞。值得注意的是動詞和補語的組合極其自由。例如“洗乾淨”是常說的，因為“洗”能導致的最自然的結果是“乾淨”。可是除了“洗乾淨”之外，也能說"洗髒了│洗破了│洗丟了"，甚至還可以說“把我洗胡塗了│把他洗哭了”。
從詞序方面看，漢語一個重要的特點是所有的修飾語都必須放在被修飾成分的前邊，所以修飾語不宜太長、太複雜。把外文翻譯成中文的時候，原文後置的修飾語都得提到前邊去。如果修飾成分比較多，句子就不太容易組織。這種時候，往往得把原來的長句拆成幾個短句，使修飾語適當分散或者轉成謂語。
文字
從目前我們能看到的最早的成批的文字資料──商代甲骨文字算起，漢字已有3000年的歷史。由於甲骨文字已經是相當成熟的文字體系，我們可以推斷漢字的發生一定遠在3000年以前。漢字的發展可以劃分為兩個大階段。從甲骨文字到小篆是一個階段；從秦漢時代的隸書以下是另一個階段。前者屬於古文字的範疇，後者屬於近代文字的範疇。大體說來，從隸書到今天使用的現代漢字形體上沒有太大的變化。
從漢字跟漢語的關係看，漢字是一種語素文字。從漢字本身的構造看，漢字是由表意、表音的偏旁（形旁、聲旁）和既不表意也不表音的記號組成的文字體系。
文字是記錄語言的。就漢字跟它所要記錄的物件漢語之間的關係來看，漢字代表的是漢語裡的語素。例如[tàn k╣u]的[k╣u]、[k╣u iàu]的[k╣u]和[t嶉iàu k╣u]的[k╣u]讀音相同，意思不一樣，是3個不同的語素，分別由 3個不同的漢字“糕、膏、高”(蛋糕、膏藥、跳高)來表示。從這個角度看，漢字可以說是一種語素文字。
漢字起源於圖畫。在漢字產生的早期階段，象形字的字形跟它所代表的語素的意義直接發生聯絡。雖然每個字也都有自己固定的讀音，但是字形本身不是表音的符號，跟拼音文字的字母的性質不同。象形字的讀音是它所代表的語素轉嫁給它的。隨著字形的演變，象形字變得越來越不象形。結果是字形跟它所代表的語素在意義上也失去了原有的聯絡。這個時候，字形本身既不表音，也不表義，變成了抽象的記號。如果漢語裡所有的語素都是由這種既不表音也不表義的記號代表的，那麼漢字可以說是一種純記號文字。不過事實並非如此。漢字有獨體字與合體字的區別。只有獨體字才是純粹的記號文字。合體字是由獨體字組合造成的。從構造上說，合體字比獨體字高一個層次。因為組成合體字的獨體字本身雖然也是記號，可是當它作為合體字的組成成分時，它是以有音有義的“字”的身份參加的。合體字可以分成以下3類：
（1）形聲字。形聲字由表示意義的形旁和表示讀音的聲旁兩部分組成。拿構造最簡單的形聲字來說，形旁和聲旁都是由獨體字充當的。作為形聲字的組成部分，這些獨體字都是有音有義的字。不過形旁只取其義，不取其音，例如“鳩”字的偏旁“鳥”；聲旁則只取其音，不取其義，例如“鳩”字的偏旁“九”。
由於字義和字音的演變，有些形聲字的形旁或聲旁現在已失去了表意或表音的功能。例如“球”本來是一種玉的名稱，所以以“玉”為形旁。現在“球”字不再指玉，這個形旁就沒有作用了。再如“海”字本來以“每”為聲旁。由於字音的變化，現在“海”和“每”的讀音相去甚遠，聲旁“每”也就不起作用了。有的時候，形旁和聲旁都喪失了原來的功能，例如“給、等、短”。這一類字已經不能再作為形聲字看待了。
形聲字和非形聲字之間並沒有明確的界限。造字之初，形聲字和它的聲旁的讀音本來就不一定密合。發展到現代漢字，出入就更大了。有人拿7500多個現代合體漢字進行統計。就普通話讀音來說，合體字跟聲旁完全同音(聲母、韻母、聲調全同)的不到 5％。聲母、韻母相同而聲調不同的約佔10％。只有韻母一項相同的約佔20％。如果我們只把前兩類看作形聲字，那麼形聲字大概只佔通行漢字的15％。如果把以上三類全看作形聲字，形聲字大概會佔通行漢字35％的樣子。要是把標準再放寬或者完全根據來歷確定形聲字，那麼通行漢字中形聲字的百分比還要高得多。
（2）合體會意字。古人說“止戈為武”，“人言為信”。對於“武”、“信”兩個字來說，這種解釋是錯誤的。不過漢字體系裡確實有按照這種方式造成的字，例如“不正為歪”，“不好為孬”。這一類字的特點是會合偏旁的字義來表現整個合體字的意義。這種字為數很少，只有個別的例子。
以上兩類合體字裡的偏旁有的有表意作用，有的有表音作用。下邊一類的情形不同。
（3）合體記號字。這一類合體字的偏旁既不表意，也不表音。這主要有兩種情形。一是由於字音和字義的變化，原來的聲旁和形旁已經不再表音、表意了。例如上文舉過的“給、等、 短”一類字。另一種情形可以舉“章”字為例。按照漢代許慎《說文解字》的分析，“章”字從“音”從“十”。可是現在一般人說“立早章” (以區別於“弓長張”)的時候，是把它分析成“立”和“早”兩部分。其實從古文字看，“章”本來是一個獨體象形字，跟“音、十、立、早”都沒有關係。
漢字用來記錄漢語已經有3000年以上的歷史，一直沿用到今天，沒有中斷過。在如此長的歷史時期裡，漢字不僅為人們的現實生活服務，而且記錄下極其豐富的文化資料；甚至跨越國界，被日本、朝鮮、越南等鄰國借去記錄非漢語語言。
另一方面，長期以來也不斷有人批評漢字的缺點，主要是說漢字難認、難寫、難於機械化（印刷排版、打字等）。因此在掃盲、兒童識字教育、文化傳播等方面，都不如拼音文字效率高。
跟拼音文字比較起來，漢字有它的短處，但是也有它的長處。漢字最大的長處就是能夠超越空間和時間的限制。古今漢語字音的差別很大。但由於2000年來字形相當穩定，沒有太大變化，字義的變化比較小，所以先秦兩漢的古書今天一般人還能部分看懂。如果古書是用拼音文字寫的，現代人就根本無法理解了。有些方言語音差別也很大，彼此不能交談，可是寫成漢字，就能互相瞭解，道理也是一樣的。
近年來，有的心理學家通過實驗，指出兒童學習漢字似乎比學習拼音文字還容易些，至少不比學拼音文字難。這方面的研究剛剛開始，目前還難以得出明確的結論。不過有一點是清楚的。討論這個問題，必須把認漢字、寫漢字和用漢字三者區別開，不能混為一談。三者之中，認最容易、寫就比較難。例如繁體字“冎”和“龍”特點鮮明，很容易認識，要記住怎麼寫就難多了。用漢字比起認和寫都要難得多。所謂會用，就是要學會區別同音字，知道哪種場合下用哪個。例如“唯、惟、維” 3個字同音。“維持”“維護”只能寫“維”，不能寫“惟”，而“思維”也可以寫成“思惟”。“惟獨”、“惟恐”可以寫“惟”，也可以寫“唯”；可是“唯心論”、“唯物論”又只能寫“唯”，不能寫“惟”。
50年代開始進行簡化漢字的工作。1986年重新公佈的《簡化字總表》規定了2200多個簡化漢字（包括用簡化偏旁類推的字）。這項工作目前已告一段落，今後在一個時期內將保持穩定，不繼續簡化。因為不斷簡化會破壞文字的穩定性，而且簡化一批字以後，原來的繁體字並不能廢除。結果是漢字的總數有增無減，反而加重了學習和使用的人的負擔。
關於文字拼音化問題，長期以來一直有爭論。從理論上說，任何自然語言都可以用拼音文字記錄。但是由於漢語方言分歧，在推廣普通話的工作沒有取得廣泛、切實的成效以前，改用拼音文字會給方言區的人帶來很大的困難。此外，由於漢字歷史悠久，大量的文獻都是用漢字記錄的。一旦改弦易轍，勢必在文獻的廣泛利用上造成一定困難，在社會心理和民族感情上也可能引起波動。
方言
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方言情況複雜。下邊把漢語方言粗分為官話和非官話兩大類來說明。官話分佈在長江以北地區和長江南岸九江與鎮江之間沿江地帶以及湖北、四川、雲南、貴州4省，包括北方官話、江淮官話、西南官話幾個方言區。官話區域的面積佔全國3/4，人口占全國2/3。官話方言內部的一致程度比較高。從哈爾濱到昆明，相距3000公里，兩地的人通話沒有多大困難。非官話方言主要分佈在中國東南部，包括吳方言（江蘇南部，浙江大部）、贛方言（江西大部）、湘方言（湖南大部，廣西壯族自治區北部）、粵方言（廣東大部，廣西壯族自治區東南部）、閩方言（福建，臺灣，廣東的潮州、汕頭、海南地區）、客家方言（廣東省東部和北部，福建西部，江西南部，臺灣）。非官話區域比官話區域面積小，可是方言差別大，彼此一般不能通話，甚至在同一個方言區內部（例如浙南吳方言與蘇南吳方言之間、福州話和廈門話之間），交談都有困難。
漢語方言之間語音上的差別最大，詞彙次之，語法方面的差別最小。語音的差別在聲母的繁簡、子音韻尾的多寡以及調類的區分上表現得特別明顯。例如吳方言塞音聲母有濁塞音[b、d、g]、不送氣清塞音[p、t、k]和送氣清塞音[p‘、t嶉、k‘ ]3套，官話方言只有後2套。廣州話子音韻尾有[m、 n、嬜、p、t、k]6個，蘇州話只有[n、 嬜、妱]3個，北京話只有[n、嬜]2個。廣州話有陰平、陽平、陰上、陽上、陰去、陽去、上陰入、中陰入、陽入9個調類。北京話有陰平、陽平、上聲、去聲4個調類。煙臺話平聲不分陰陽，所以只有平聲、上聲、去聲 3個調類，是聲調系統最簡單的方言之一。
由於現代方言的調類與古調類之間有相當整齊的對應關係，所以通常就用平、上、去、入等古調類的名稱來標記現代方言調類。要注意的是方言的調類名稱相同，並不表示調值相同。例如北京話的陽平是升調(35)，天津話的陽平是高平調(55)，而漢口話的陽平則是曲折調(214) 。
上文說漢語方言語音的差別大，詞彙和語法的差別小。這是從大體上說的。從細處看，詞彙和語法上相異之處也並不少。拿詞彙來說，政治、文化、科學方面的詞是全國性的，可是日常生活裡用的詞有許多是地方性的，因方言而異。拿語法來說，方言之間在詞法方面的差異比較明顯。例如人稱代詞和指示代詞的形式、形容詞的字尾、動詞和形容詞的重疊式、象聲詞的構造以及名詞字尾“子”和“兒”的表示方式（例如“兒”杭州話用成音節的語素表示，而廣州話和溫嶺話用變調錶示)等等在不同方言裡有時有相當大的差別。
方言之間句法上的差別可以舉“把”字句和反覆問句為例。“把”字句是官話區方言裡十分重要的一種句式，可是粵方言和吳方言都沒有這種句式。例如北京話用“把”字的句子（把衣服洗乾淨），廣州話往往要用“動詞＋賓語”的說法（洗乾淨件衫）。在大部分官話方言裡，反覆問句的形式是“ V不V”（V代表動詞，例如：去不去│認得不認得）。可是在某些江淮官話和西南官話(例如昆明話)以及一部分吳方言（例如蘇州話）裡，反覆問句的形式是“可 V”（可去│可認得）。
歷史
方言反映歷史。漢語方言之間語音的差別大，語法和詞彙的差別相對說來比較小。同樣，古漢語和現代漢語之間也是語音的差別大 ， 語法和詞彙的差別小。從總體上看，從上古音（先秦時代）到中古音（隋唐時代）再演變到現代北京音，經歷了逐漸趨向簡化的過程。在先秦時代，塞音聲母和塞擦音聲母都有濁音、不送氣清音和送氣清音三套。鼻音聲母也分清濁兩套。很可能還有[kl-、 pl-、gl-、bl-、sn-、st-、sk-]等形式的複子音。所有的音節都以子音收尾，沒有開音節。子音韻尾除了見於現代方言（例如廣州話）的[m、 n、嬜、p、t、k]之外，還有[b、d、g]。到了隋唐時代，複子音聲母和清鼻音聲母早已消失，子音韻尾也只剩下了[m、 n、嬜、 p、t、k]。只是塞擦音和擦音卻按發音部位的不同分化為舌頭、舌面和捲舌三套。在現代北京音裡濁塞音和濁塞擦音都清化了，子音韻尾只有[n]和[嬜]兩個。
聲調的演變是另一種情形。隋唐時期只有平、上、去、入 4個調類。在現代方言裡，同一個古調類有時以聲母的清濁為條件分化成陰陽兩類。因此有些方言調類的數目比隋唐時期多，許多非官話區的方言就是如此。
隋唐以來，在調類的分合上發生過兩件大事。一是在許多方言裡，古全濁聲母上聲字跟古去聲字合為一類。二是官話方言的入聲韻尾消失以後，入聲字分別歸入平、上、去三聲。北京話就是如此。
分析諧聲字和經典的注音，可以發現上古漢語有過以變調和／或變化聲母的清濁作為轉變詞性（包括分別自動詞和使動詞）的手段的痕跡。在句法方面，先秦漢語的一個明顯的特點是否定句和疑問句裡的代詞賓語要提到動詞的前邊去（吾誰欺│不我欺）。
宋元時期漢語語法發生了一些重要的變化。例如動詞詞尾“了” 和“著 ”的產生、動補結構的產生等等。“了”和“著”原來都是動詞，後來意義逐漸虛化，終於演變為詞尾。動補結構〔包括不帶“得”的（染紅）和帶“得”的（染得紅）兩類〕也是在這個時期才定型的。
詞彙演變的主要趨勢是雙音節詞的不斷增長。本來在先秦漢語裡佔優勢的單音節詞逐漸雙音節化。這種趨勢近百年來尤為明顯。據統計，在 180萬字的現代文資料裡，一共出現了3萬多個不同的詞，其中70％以上是雙音節詞。
書面語和口語
書面語和口語的差別一直相當大。在“五四”時期白話文運動以前，書面語和口語的區別實際上是古今語的區別。以唐宋時代為例，當時人口裡說的是白話。筆下寫的是文言，即以先秦諸子和《左傳》、《史記》等廣泛傳誦的名篇為範本的古文文體。這種情形往上大概可以推到兩漢時期。往下一直延續到20世紀初葉。孫中山1925年立的遺囑就還是用文言寫的。不過2000年來作為書面語的文言本身也在變化。仿古終歸難以亂真，後世人模仿古語不可能不受當時口語的影響。有人指出韓愈的文章裡就有明顯的不合先秦語法的地方。清代桐城派古文家模仿先秦文和唐宋古文家的文章，結果當然更為駁雜。清末梁啟超用一種淺顯的文言文寫政論文章。由於通俗易懂，風行一時，為報章雜誌所廣泛採用。目前臺灣、香港以及海外中文報刊多數仍舊沿用這種文體。
“五四”運動時期開展的文學革命提出了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的主張。這場運動席捲全國，影響深遠。短短几年之間，白話文學就站穩了腳跟。不過這種白話文學作品的語言並不是真正的口語，而是拿北方官話做底子，又受到明清白話小說相當大的影響，還帶著不同程度的方言成分以及不少新興詞彙和歐化句法的混合的文體。魯迅的作品可以作為這種文體的典型的代表。
以上說的是文學作品 。至於新聞報道、 政府文告、公文、商業合同、甚至私人信件，往往還是用的文言。這一方面是傳統習慣使然，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文言文有簡括的優點。這種情形，就全國範圍來說，一直延續到40年代末。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文言文才完全讓位給白話文。除了打電報和有意擬古以外，沒有人再寫文言了。
上文指出，現代書面漢語是包含許多不同層次的語言成分的混合體。無論從句法上或詞彙上看都是如此。拿句法來說，書面語句式除了跟口語相同的那一部分之外，有的是從文言來的，後來漸漸融化在書面語裡，成為書面語句式的一部分。例如“進行、加以、予以、給予”是書面語用得十分頻繁的幾個動詞。這些動詞原來的意義已經虛化，主要的功能是放在雙音動詞前邊以適應句法和節奏上的要求。這種句法構造來源於文言。“進行”的前身是“行”(另行議處)，“加以”的前身是“加”(嚴加管束)，“予以”和“給予”的前身是“予”（不予追究）。在文言句法裡，“行、加、予”前邊必須跟一個單音副詞配合，造成雙音節構造，後邊的動詞也必須是雙音節的。在現代書面語裡，這幾個動詞都雙音節化了，後邊還是要求跟雙音節的動詞，語法上的制約是一脈相承的。
現代書面語開始形成的時候，曾經從舊白話小說的語言裡繼承了一些句式。這個階段現在已經結束。我們能看到的只是一些遺蹟。例如“在＋處所詞”的構造可以放在動詞前頭（“在臺上坐著”），也可以放在動詞後頭（“坐在臺上”）。在北京話裡，前置的“在”用“跟”、用[╣i] 或是 [t╤i]，後置的“在”用[·t媅]，都不用“在”。用“在”的說法是從舊白話小說裡繼承下來的。
有些書面語句式是受外國語(英語、日語、俄語等)的直接或間接（通過翻譯作品）的影響產生的。在這方面可以舉一個影響全部書面語句式的重要語法現象作為例證。上文曾經提到，漢語裡主語和謂語關係鬆散。句子的主語往往可以不說出來。有些句子甚至根本沒有主語。現代口語和古漢語都是如此。可是現代書面語要求句子在形式上都要有主語。如果沒有，就會感到結構不完整，邏輯上不周密。這顯然是受了印歐語的影響。
書面語在詞彙方面的特點是雙音詞的比重大。書面語雙音詞除了從文言裡繼承下來的一部分以外，大都是19世紀末葉以來 100多年間新出現的。其中一部分是從日文轉借過來的，另一部分是新造的。新創造的詞大都是利用原有的語素 （書面上就是漢字） 造成的複合詞。這種構詞方式是能產的，生命力很強。
漢語研究
在中國傳統的語言學領域裡，音韻學、文字學、訓詁學都有輝煌的成就。最古的按字義編排的字典《爾雅》是戰國時代編的。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是最早的按漢字偏旁編排的字典，同時也是第一部對漢字的結構作出全面、系統的分析的著作。在古代的韻書裡，隋代陸法言的《切韻》（601）地位特別重要。無論是研究現代方言，還是上推《切韻》以前的音韻系統，都是重要的資料。9世紀開始出現的韻圖(《韻鏡》、《七音略》、《切韻指掌圖》等）是一種表示整個音韻系統及聲韻調三者配合關係的表格。從現代語言學的角度看，描寫漢語的音韻系統，這種性質的表格是不可缺少的。古音的研究在清代有飛躍的進步。段玉裁首先指出諧聲字系統跟《詩經》用韻基本上相符。清代學者根據這兩種材料給上古音韻母分部，取得了顯著成績。到了王念孫、江有誥，這項工作幾乎已經達到了頂點，可以補充修改之處已經不多。在訓詁學方面，清代學者也有重大貢獻。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和王念孫《廣雅疏證》可以說是這方面的代表作品。
語法學方面，中國學者向來著重虛詞的研究。清代王引之的《經傳釋詞》是最有影響的著作。馬建忠(1845～1900)的《馬氏文通》出版於 1898年。這是第一部系統地研究漢語語法的書。
20世紀上半葉，古音研究取得了重要進展。主要的成績是對中古音和上古音的構擬。這方面工作的開創者是瑞典學者高本漢。其後李方桂在上古音研究上也作出了重要貢獻。
《馬氏文通》研究的物件是古漢語。現代漢語語法的研究是從 20世紀開始的。呂叔湘 《中國文法要略》(1942～1944)和王力《中國現代語法》（1943）兩部書反映了前半個世紀漢語語法研究達到的水平。丁聲樹等《現代漢語語法講話》(1952)雖然是通俗性著作，但是在近年來的語法研究上有一定的影響。60年代以來，漢語語法研究進步很快。趙元任《中國話的文法》(1968)是這個時期比較重要的著作。
在歷史語法學方面，呂叔湘《漢語語法論文集》(1955；增訂本，1984)裡的一部分論文開創了近代漢語語法的研究。王力的《漢語史稿》中卷（1958）和日本太田辰夫《中國語歷史文法》(1958)也是這方面有影響的著作。
趙元任《現代吳語的研究》(1928)是第一部用現代語言學方法調查方言的報告。這部書對以後的方言調查工作有重要影響。1956～1957年起在全國範圍內進行了一次方言調查。1979年創辦了專門性的方言刊物《方言》，對方言調查和方言研究起了推動的作用。
20世紀考古方面的重大發現──商代甲骨文字和戰國、秦、漢簡帛的出土，為古文字研究提供了大量珍貴的資料，促進了這一門學科的發展。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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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科學院、澳大利亞人文科學院合編：《中國語言地圖集》，第一冊，朗文出版（遠東）有限公司，香港，1988。
Fang-Kuei Li， ArchɑicChinese， in The Originsof Chinese Civiliza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Press， 1983.